论“金融”:“金融”的起源探析_财政制度论文

论“金融”:“金融”的起源探析_财政制度论文

再论“财政”——“财政”渊源探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渊源论文,再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不仅在我国财政学术界,而且在财政学术界以外的其他领域内,“财政”和“公共财政”、“政府财政”等词汇常常被交替使用,其中尤以“财政”和“公共财政”两个专有词汇使用的最为频繁。这种混乱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财政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应用,影响了财政科学的学术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因此,本着对科学负责的精神,我国学术界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陆续展开了对“财政”与“公共财政”这两个专有词汇的甄别与讨论,讨论中有些学者甚至对“财政”与“公共财政”赋予了不同的含义①。实际上,对于我国来说,“财政”与“公共财政”两个词汇都是“外来语”(即由其它语言翻译成中文的),并且两者的涵义也是相同的。其中“财政”这个中文词汇早在19世纪末期在我国已经被官方和学术界广泛使用了,而“公共财政”一词在我国的使用最早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的1924年②。无独有偶,在我国学术界,不仅由于频繁交替使用“财政”和“公共财政”等词语导致了学术研究和教学以及财政政策研究方面的混乱,而且在财政理论文章和教科书中关于“财政”一词在我国开始使用的时间和历史背景的描述也极为混乱,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类财政学教科书中,关于我国学术界和政府机构何时开始使用“财政”一词及其历史背景的描述更是以讹传讹,极大地损害了财政学教科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因此,有必要对“财政”以及“公共财政”等专有词汇的内涵和来源等予以证伪,以便结束上述的混乱局面,为财政科学的研究、发展与传承开拓一个良好的局面。为此,作者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关于“财政”一词在我国的起源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史料查证与文献对比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实际上是在清朝光绪20年(即1894年)3月开始用“财政”一词的,而以“财政”这个名称设置的政府机构则始于1902年。在我国学术界还有一个似乎已经是“共识”的观点是:日本是在明治维新期间从西方国家引入了英文的PUBLIC FINANCE一词,并用汉字“财”与“政”来表述其涵义。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曾经派遣官员到英美等英语国家对其“宪政”进行了考察,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任首相伊藤博文于1882年3月受天皇派遣到英国考察英国的宪政问题,回国后担任首任首相,参照英国的内阁结构组建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实施内阁制后的首任内阁,其中负责财政事务的部门由原来的会计官改为大藏省,并且很可能就是从这个时期前后开始大量使用“财政”一词③。这表明,我国自19世纪后期开始从日本引入的“财政”一词与现代翻译自英语文献的“公共财政”一词的含义应当是相同的。因此,作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共财政”与“财政”这两个专有名词的使用问题,故本文题目定为“再论财政”。

      二、文献综述——我国财政学教科书中关于“财政”一词的起源与历史背景描述

      为了便于进行文献对比,我们对所研究的文献做了如下限定:

      1.把所要搜集的文献锁定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撰写出版的财政学教科书。

      2.尽管这些教科书的名称有所不同,如:《财政学》、《财政学教程》、《新编财政学》、《财政学大纲》、《比较财政学》、《最新财政学》、《财政学概要》、《现代财政学》、《财政学讲义》、《国家财政学》等等,但是其基本内容主要是介绍财政学的基本原理。

      3.教科书的主要读者群是大学本科生,尽管教科书的各个版本及其名称稍有不同,但基本的读者群相同。

      在上述限定范围内,最终我们共收集到了172部财政学教材(不包括再版的版本)。通过对这172部教材进行查阅和统计,我们发现在内容上涉及“财政”一词起源问题并对其进行了描述的教科书有41部。依照各个版本的教科书对我国学术界和政府官方文件中对国内使用“财政”词汇的时间点和源文件的表述不同,这41部教科书对“财政”一词的起源大体上有如下四种类型的观点。

      观点一:认为“财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朝的大臣呈送皇帝的奏折上。1898年清政府主管国家财政事务的“户部”(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呈送皇帝的奏本(相当于国家职能机构向最高统治者递送的报告)上就用了“财政折”的称谓。持相同观点的有:张馨、王曙光、盖锐等学者。

      观点二:认为“财政”一词最早出现在清朝皇帝的“诏书”上。1898年(清光绪24年),在戊戌变法“明定国是”(也有不少书将“国是”误写为“国事”)诏书中有“改革财政,实行国家预算”的条文,据说这是官方文件中最早使用“财政”一词。1903年(清光绪29年)印行的《十一朝东华录分类辑要》(清代何良栋编)中也使用了“财政”一词,同时,当时的中央还设立了财政处,各省设立了各种财政官,如正、副财政监理官等等。持这类观点的主要有:吴厚德、邰霖、马海涛、郭建国、郭北辰、陈共、孙健夫、孙文基、刘京焕、郭爱萍、赵雪恒、李齐云、《财政学基础教程》编写组编、张晓光、王福重、盖锐、孙文基、邓晓兰、郑华、林江、王曙光、朱永德、辛波、李社宁、裴育、廖家勤、许峰、白贵、朱永有、李汉文等学者。

      观点三:认为“财政”一词是我国从日本引入的,第一次在我国的使用是在严复翻译的《原富》一书中。在我国的历史上,财政称之为国计、国用、度支等,而财政一词见诸于清代光绪年间,借用日本人的译法。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引进西欧Finance词意,同时运用中国古代的“财”和“政”的词意,立“财政”一词。当时解释为财者,钱财也;政者,政治也,财政者乃管理公共钱财或财货之事也。据说,严复在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意译为)时就借用日本的译法,译为“财政”。持此观点的主要有王国清等学者。

      观点四:认为严复在翻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意译为《原富》)时并没有将Finance译为“财政”,后来,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的简称)中,才将Finance译为“财政”。这种观点的持有者这样描述他们的观点:“我国最早翻译这部著作的是严复先生(1854-1921)。他于1901年(清光绪27年)翻译出版了斯密的这部代表作,将书名译为《原富》。在译文中,严复将Finance of French译为“法国的计政”,后来,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的简称)中,才将Finance译为“财政”。

      除了上述四种观点外,针对有关“财政”一词在我国的初次使用问题,我们还查阅了我国财政史学界的前辈蔡次薛教授的两篇论文。第一篇是他于1982年在《财政》第5期上发表的名为“财政一词在我国的由来”的论文;第二篇是他在1985年第1期《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试论我国财政的起源”一文;④两文在考证财政一词的起源时,观点基本一致。前者可以看做是后者的精华版。蔡老此文对中国古代“财”的使用,对接近财政范畴或接近财政性质的一些术语都进行了探究,并指出:我们现在通用的“财政”这个词,是在清末由日本移植而来。日本则从西欧各国引进了finances[法]这个词,并吸收了我国固有的“财”与“政”两个字,合成为“财政”这个术语。在明治十四年(1882年)日本大藏大辅(大藏师)松方正义呈送日本天皇的《财政议》(即财政奏折)是在日本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财政”这个术语。而我国使用“财政”这一术语,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印行的《十一朝东华录分类辑要》(清何良栋编),其中“户政门”包括了“财政”。

      三、质疑与证伪

      在上述四种观点中以及薛先生的两篇论文所述内容中,第三和第四种观点以及薛先生的两篇论文比较明确地指出了“财政”一词实际上属于外来语,或者来自于日本,或者来自于英语国家;第一和第二种观点虽然没有指出“财政”一词的实际来源,但是从其所用的资料的时间和历史背景来看,与第三和第四种观点以及薛先生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是“省略”了对“财政”一词是否是外来语的描述。基于此,我们的研究路径就选在从外来语出发来追溯“财政”一词的实际来历和涵义。

      1.关于“财政”的英文来源:finances以及public finance。

      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英文“finances”,被认为是法国让·布丹(Jean Bodin,1530-1596年)1576年在其政治学著作《共和国六讲》中最先使用的词汇,后被译为英文。让·布丹是16世纪法国的律师、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哲学家和当时主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的最著名的、影响最大的著作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共和国六讲》(英文为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wealth,法文为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76),这部著作不仅仅是布丹本人的代表作,而且也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有关立法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⑤。

      据说法文FINANCES一词最早出现在1400年左右的法国中部地区,当时这个词的意思是“终止、归还全部债务”的意思。17世纪法国诺曼底王朝入侵英格兰后也把这个词汇传到了英国,但是在英语当中这个词汇的涵义却被拓展了,几乎包含了所有与货币有关的事务。早期英国学者的有关著作都是这样使用finance这个词汇,例如:早期英国的经济学家杰文斯(W.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著作《货币与金融调查》(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⑥,吉芬(Sir Robert Giffen KCB(1837-1910)的《金融论文集》(Essays in Finance)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对FINANCE这个词汇的误解,在18、19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法国以外的国家,学者们在论述财政问题时,往往为FINANCE一词加个前缀,例如德国在德语当中就这样定义财政的专用词汇:Finanzwissenschaft,英语在当时则使用the French Science des Finances。据说在法文当中,法文Finance的单数形式Finance只是指“财政”的意思,而复数形式La haute finance则是指一般意义的财务或者金融的意思。到了19世纪,英国的一些学者曾经直接用法文的财政一词(Finance)来表述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活动,其英文的表述方式为“Science of Finance”⑧。在美国,也有著名财政学家卡尔·普雷(Carl C.Plehn)等也曾经采用这种方式表述财政一词⑨。

      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的经济学著作《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⑩被认为开启了财政学的历史,在其生前出版的5个版本的《国富论》(1776,1778,1784,1786和1789)中,他也只是使用了finances或者finance这个词汇,而没有使用public作为修饰语。其著作第五篇被认为是专门探讨财政问题的内容,所谓的“开启财政学的历史”也是从这一篇开始。但在这一篇中,甚至连题目都没有用finance或者finances,题目是:“Of the Revenue of the Sovereign or Commonwealth”。我们对其全书进行查阅,发现斯密共使用了四次finances,并且他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个词汇,在四个地方使用finances这个词汇时都没有加上public这个修饰语。

      我国著名翻译家严复是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他从1897年开始翻译该书,1902年11月由译书院以《原富》之名首次出版,他将第五篇的标题译为:“论君主及合众国家之度支”,并加括号号进行解释(度支专以其所费用言财赋之兼积储者别)。对四次出现的finances一词,也只有一次译为“财政”(在该书第二次出现finances一词时),即:斯密在讨论法国和波西米亚对乡村劳动工资课税的状况时提到“In Bohemia,in consequence of the alteration in the system of finances which was begun in 1748,a very heavy tax is imposed upon the industry of artificers.”对应的翻译是“布西美亚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更张财政,而后大加赋于执工之民。”(11)虽然严复所译文字精练,词义准确,但由于他是以古汉语翻译该著作,现代已经较少有人阅读。

      郭大力和王亚南于1931年出版了他们共同翻译的《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文译名《国富论》。将原文四次出现的finances均译为中文“财政”:

      其一,亚当·斯密在前四篇说明大众的收入构成及性质之后,于第五篇论述了君主或国家的支出与收入。在讨论印花税的利弊时,使用了finances这个词。斯密提到“In France,the stamp-duties are not much complained of.Those of registration,which they call the Control,are.They give occasion,it is pretended,to much extortion in the officers of the farmers-general who collect the tax,which is in a great measure arbitrary and uncertain.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libels which have been written against the present system of finances in France,the abuses of the control make a principal article.”(12)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为“在法兰西,人们对印花税不曾有什么怨言,但对所称为注册税,却怨言四起。它使租税包收人手下的人员有借口大事勒索的机会,而勒索又大抵是任意的、不定的。反对法国现行财政制度的刊物,大半都是以这种注册税弊害为主题。”(13)

      其二,斯密在讨论法国和波西米亚对乡村劳动工资课税的状况时提到“In Bohemia,in consequence of the alteration in the system of finances which was begun in 1748,a very heavy tax is imposed upon the industry of artifcers.”(14)他们对应的翻译为“波希米亚于1748年开始变革财政制度的结果,对手工业者的劳动,课征一种非常重的税。”(15)

      其三,在探讨为实现无区别地对各种收入征税而开征的消费品税时,斯密对比了英国和其他国家对生活必需品所课的税:“A French author of some note has proposed to reform the finances of his country,by substituting in the room of the greater part of other taxes,this most ruinous of all taxes.”(16)他们翻译为“法国有一位略有声名的著者,曾提议改革该国财政,以这种最有破坏性的税,去代替其他各税的大部分。”(17)

      其四,在探讨消费品税时,斯密提到了法国可能在财政方面进行的改革,也用了finances。“The finances of France seem,in their present state,to admit of three very obvious reformations.”(18)他们翻译为“现在法国的财政状态,似乎可以进行三项极显明的改革。”(19)

      综合以上资料,可以认为: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使用finances一词十分谨慎,其中三处是明确讨论法国的财政问题,使用finance在当时可能不会导致异议,还有一处是明确讲波希米亚税收问题,所以用finances一词也不会引起歧义。这也印证了我国财政学术界广泛认同的一个说法:英文finance或者finances是从法文翻译而来;与此同时,由于当时使用法语单数的形式finance虽然可以用来表达财政的意思,但是,却由于英文的finance一词在当时已经被用来表达广义的财务、金融、货币等涵义,所以斯密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finance。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后来在英文中,当人们需要表达“财政”的意思时一定要加上public一词来修饰和限定它的原因。

      2.关于日本的“财政”一词。

      关于“财政”一词在中国的使用,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是从日本“移植”,或者“传入”。那么,日本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财政”一词的?目前没有查到这方面的权威记载。蔡次薛老先生指出:1882年由当时的大藏大臣松方正义向天皇提出的《财政议》,是官方开始使用“财政”一词的时间。虽然也有人说是1880年9月6日松方正义向天皇提出了《财政议》(20),但从日本银行编著的《日本银行百年史》中却可以查到:1880年5月他作为内务卿,在接受三条实美太政大臣的咨询时,为了反对大隗重信的建议书,他已经提出了以“財政管窺概略”为名的建议书。而“財政議”是1881年9月6日针对大隗、伊藤等人1881年7月提出的“新发行公债、设立银行”的提案,向太政大臣提出的奏议——仅就其本人使用“财政”一词的时间,“财政议”也稍后。至于日本从何时开始使用“财政”一词,我们目前所能够查到的资料是:在日本国立图书馆,已经馆藏了在1874年出版的由福井信編的《財政摘要》一书(亦名《会計問答》)和1878年日下寿翻译的《財政約説抄訳》。尤其是《財政約説抄訳》,是存放在“公债部”,证明其是一本财政书籍。这也说明,“财政”一词在日本使用的时间要早于松方正义提出《财政管窥概略》20多年。

      3.澄清“财政”一词在中国出现的两个时间。

      中国古代史籍中没有财政一词,这已经是定论。至于被广泛传播的两种观点,我们在此给予澄清:

      其一,1898年光绪皇帝决定进行变法,所颁布的诏书中并没有“改革财政,实行国家预算”的内容。后人所谓“明定国是”诏书在《清史稿》本纪24仅有这样的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夏四月)“乙巳,诏定国是,谕:‘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势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行省倡,尤应首先举办。军机大臣、王大臣妥速会议以闻。’”

      在《大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中的记载为: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四月)“乙巳,上还宫,谕内阁: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大门[内]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

      无疑,此谕为光绪二十四年夏四月乙巳写成,按照公历,为1898年6月11日(在《申报》刊登向全国公布时间为6月16日)。但遍搜此文,无“财政”一词。因此,长期以来教材中的这个提法属于误传。

      其二,《十一朝东华录分类辑要》(清何良栋编)中,“户政门”下包括了“财政”项目。但因为该书出版时间已经是1903年,因此不是我国使用“财政”一词的最早时间。

      四、我国使用“财政”一词的时间

      《清史稿》记载从1894年已经使用“财政”一词。

      其一,《清史稿》志133载:“(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鲜东学党乱作,乞援于中国,中国派兵前往,日本旋亦以兵往。李鸿章电驻日公使汪凤藻,与日本政府抗议,日仍陆续出兵。及事平,驻韩道员袁世凯牒日本驻韩公使大鸟圭介,援约同时撤兵。日本外务省提出三项:一,中、日两国兵协同平定韩国内乱;二,乱定后,两国各设委员于京城,监督财政及吏治;三,募集公债,以为朝鲜改革经费。总署电令汪凤藻答覆,略谓朝鲜内政,应由朝鲜自由改革,不应干预。”从此文可以看出,日本外务省提出的三项内容,开始应该是日文,由翻译译为中文,才能够让中国政府官员知晓。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是:第一,“财政”一词的确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第二,“财政”一词在1894年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文献中。

      其二,《清史稿》志89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设政务处,以军机大臣领督办事。参预大臣无定员。提调、帮提调、总办、帮总办,俱各二人,章京八人,并以本处员司兼充。二十八年(1902年),附设财政处,寻罢。”由此可见,在我国以“财政”为名的机构设置,最早时间为1902年。

      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而言,我们认为中文在表述“财政”的含义方面相比英文而言有着明显的优势。早年日本人选用“财”和“政”两个汉字组合在一起用来表述英文的PUBLIC FINANCE或者法文的FINANCES含义,十分精准,言简意赅。因此我们主张我国财政学科应当统一使用“财政”一词来表达政府或者公共部门的财政活动及其理论与学科建设问题,以免造成教学、科研与政策研究乃至国际交流中的混乱。

      “财政”一词在我国开始“使用”的时间以及国内学术界对“财政”与“公共财政”涵义的争论,虽然只是我国财政学术研究领域中的沧海一粟,但我们认为:它是完善财政学学术语言的重要学术命题。一门科学如果没有自己的语义明晰、前后一贯的学术语言,就缺乏最基本的学术研究与学科教育的工具,就无法对现实财政问题做出科学准确的分析与描述,就无法对财政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合理的、令人信服的预测与解释。我们希望以此命题的证伪和破解,唤起学术研究界专家、学者和教师们的共鸣——我们应该以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认真、严谨地进行学术研究。

      ①例如,厦门大学财政学家张馨教授的论文《论公共财政》就提出了公共财政与财政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涵义。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早地论述“公共财政”的学术论文。参见张馨:《论公共财政》,《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

      ②参见杨志勇:《1949-1992年中国大陆“公共财政”一词的用法》,《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10月3日第7版。

      ③参见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④蔡次薛:《试论我国财政的起源》,《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⑤参见: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Jean Bodin,First published Fri Mar25,2005; substantive revision Mon Jun 14,2010,USA。

      ⑥参见:W.Stanley Jevons(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Investigations in Currency and Finance,Macmilan and Co,1884,London,UK。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生于英国的利物浦,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在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价值的边际效用理论。杰文斯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瑞士的利昂·瓦尔拉斯共同开创了经济学思想的新时代。

      ⑦参见Sir Robert Giffen(吉芬爵士):Essays in Finance,G.Bell and Sons,1880,London,UK.Original from Harvard University,Digitized in Jun 2008.

      ⑧参见Bastable,Charles F.,Public Finance,Notes 1.Macmillan and Co.,London,1892.

      ⑨例如,卡尔·普雷(Carl C.Plehn)于1899年出版的《西班牙内战期间的美国财政》一书,英文名称就直接采用了Fina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panish War,而没有用Public这个修饰词。

      ⑩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亚当·斯密(Smith,A.),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5月第1版。(作者注:本文中使用的英文内容所注页号以本版为准)。

      (11)(12)(14)(15)(16)(17)(18)(19)亚当·斯密著,严复译:《原富》,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第723页,638页,640页,512页,648页,523页,671页,558页。

      (13)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中华书局,1936年4月版,第508页。(作者注:本文中使用的《国富论》中文内容所注页号以本版为准)。

      (20)湛贵成:《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的财政政策》,《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第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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