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经济风险的性状、成因和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状论文,成因论文,我国经济论文,对策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时刻，在展现其良好态势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如何客观地认识经济风险，是否正确地对待经济风险，能否有效地控制经济风险，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它不仅关系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效，而且关系社会安定和政局稳固与否。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换的关键，是政府放开或放松管制，让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实行调控，防止和克服市场失灵；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关键，是政府制定和实施政策，促使市场发挥资产重组和优化整合的作用，使生产集中和资产集聚，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济。“两个根本转变”同时涉及“前市场化”、“中市场化”和“后市场化”，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多层次转换和重组。所以，政府要控制和降低经济风险，就必须从对经济的直接管制和放弃管理，转向基于市场和依托社会，实行高水平的指导和高效率的控制。
一、我国经济风险的性状
1.投资和经营管理风险
（1）投资决策失误风险
我国大量存在投资决策的失误。其特性、表现和影响之一，是大上新投资项目。许多生产经营项目上马了，产品生产出来了，但没有市场。近几年来，工业品库存不断上升，据估计已达7000多亿元。其特性、表现和影响之二，是投资的主体工程大，但资金不到位，建设不配套，投资效果差。“八五”时期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分别由75.4%和78%下降到61.7%和74.9%。其特性、表现和影响之三，是片面扩大固定资产外延投资，缺乏技术改造投资。“八五”时期更新改造投资仅占国有单位投资的29.4%，比“七五”时期下降了2.4 个百分点，更新改造投资用于新、扩建的比重达到54.9%，增加了4 个百分点。其特性、表现和影响之四，是投资模仿和攀比，重复建设，地区内产业种类“多”和“全”，地区间生产经营项目和产业结构雷同。几乎是全国有什么，各地都有什么。于是，出现和增加了一些全行业性亏损。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严重亏损企业超过100家的行业有8个。其特性、表现和影响之五，是生产能力闲置，设备利用率低。据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资料，全国900多种工业品生产能力，有半数利用率在60 %以下，对其中的82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分析，达到满负荷运行的只有9种，即占11%，利用率在80～99%的23种，即占25%， 利用率在50～79%的32种，占40%，利用率在50%以下的18种，占22%。据调查，1979～1991年由于盲目投资和重点建设造成的资产浪费达6800多亿元，全国近300个大中型项目投产后，约1/3 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作用。
（2）资产负债失调风险
企业资本金不足，负债不断增加，资产负债的风险很大。50年代，国有企业的自有资金一般在70%以上。1983年实行银行统管流动资金时，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占55%。到1993年6月末，企业财务制度改革前， 经过几次冲销减少，国有工业企业剩下的自有流动资金只占7.6%。 国有预算内企业的负债率达到80%以上，流动资金的负债率更高达90%以上，有的企业甚至高达或超过100%，即用贷款发放工资等。 第三次工业普查表明，2234家严重亏损企业中有745家企业已资不抵债， 负债已经超过资产16.9%，资产负债率最高的企业，负债竟相当于资产的3.8倍。企业利息负担很重。1995年， 大中型亏损企业共支付贷款利息464亿元。
（3）经营管理不善风险
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效益下降，亏损增加。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百元销售收入实现利润虽比1990年稍有提高，达到3元， 但大大低于1985年12.6元的水平。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企业的销售净利润（所得税后利润）率在10%左右，大大高于我国企业的水平。1996年8月末， 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高达49.7%，比上年同期增加了6.1个百分点。 这些亏损企业1～8月累计发生的亏损额为46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4.3%。1997年1～4月，预算内国有工业实现利润25.70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2.9%，亏损企业亏损额257.7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1%。 目前有800万职工领不到足额工资，有2000万职工在亏损企业就业， 有几百万退休职工拿不到足额的退休金。国有企业资产流失情况也相当严重。据有关部门1994年对12.4万户国有企业的清产核资，全部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占资产总额的9%，占所有者权益的39.5%， 空壳企业（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大于所有者权益）占全部企业数的21.5%； 1995 年对14.8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表明，全部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占资产总额的9.5%，占所有者权益的40.9%，空壳企业占全部企业数的25.5%， 比1994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
2.市场交易和竞争风险
（1）商品和货币交易风险
商品交易具有多重风险。其一，是提供假冒伪劣商品。我国每年此项损失是几千亿元。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使商品市场不能健康发展。其二，是商品卖不出去，价值实现不了，再生产难以为继。其三，是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三角债问题严重，不仅使企业正常的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而且使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产生危机。
货币交易的风险更大。银行有大量的非法、不经济和无效益贷款，形成巨额呆账和坏账。金融风险还包括：有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直接投资，自己开办企业和投资房地产，甚至炒股和做期货；一些金融机构内部人作案问题严重，并且不断升级，从几十万，到几百万，再到几千万；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资金供应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完全靠向中央银行贷款来弥补。如1996年，农业发展银行仅粮棉油、开发、扶贫三块业务的资金需求就达1400亿元，除发行100 亿元金融债券外，资金缺口高达1300亿元。这不仅使政策性银行的经营风险非常大，而且使中央银行增加基础货币的发放，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
我国面临的商品和货币交易风险，也包括国际贸易和吸收外资等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巨大发展，国民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已达到40%左右。这一方面使中国经济发展获得很多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风险。它既包括高价进口的损失（外商对中国要进口的大宗商品抬高价格），也包括低价进口的冲击，还有以反倾销等为名实行的排斥和打击。同时，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发展基础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是，利用外资也有很大风险。这除了外商占领我国的市场和控制我们的企业外，还可能导致或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外汇储备占款成为当年基础货币增发从而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推动力），冲击国内的资本市场和影响国家的货币政策。1994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516亿美元，比1993年底增加了304亿美元，但外贸顺差只有53亿美元。同样，1996年国家外汇储备年初为736亿美元，年底超过1000亿美元。 这主要都是外资的大量流入。其中可能包含短期资本。国际短期资本也称游资或热钱。它的第一个特点，是数额大，影响范围广。据IMT 估计，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资金至少有7.2万亿美元， 大约相当于全世界年经济产出的20%。它的第二个特点，是强烈的逐利性，影响和危害大。游资不仅追逐利差和从事套利活动，而且也追逐汇差和从事套汇投机，从而使货币市场交易量骤增或骤减，使外汇市场起伏不定。同时，还会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而兴风作浪。据统计，1994年全球期货交易所的交易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是1988年4820亿美元的3倍多。另外，还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中央银行的干预，使金融危机难以防范。如1991年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时英镑和里拉先后被迫退出欧洲货币联盟，以及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无不与国际游资的活动有关。此外，外资的大量流入，在国内高储蓄的条件下，会使外资替代内资，使国内资金闲置。
（2）成本上升和供求价格波动风险
我国人均拥有的资源量很少，普遍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资源利用的效率低。1993年我国单位GDP能耗2.060吨油当量／千美元，单位GDP油耗0.4180吨／千美元，而1994年美国分别为0.360和0.150， 日本为0.152和0.0855，韩国为0.404和0.2550，印度为0.638和0.2030。如果我国的单位GDP油耗继续居高不下，那么到人均GDP1000美元时，油耗将达5亿吨以上。这是我国经济无法承受的。 我国农业生产的化肥利用率只有35%左右（发达国家一般在65～70%），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种子使用量浪费20%，饲料报酬率比发达国家低30%。因此，成本和价格上涨率比较高，我国已有一些商品的价格高于国际水平，它所产生的影响很大。1995年棉花调价，使棉纺系统增加负担202 亿元。石化系统原来有100多亿元利润，原油价格调整后，1997 年出现了全行业亏损，而原油价格还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已经基本从短缺经济中走出来，大多数产品供求基本平衡，甚至有许多产品还出现供过于求，但是供求和价格很不稳定。1980～1987年那7年，年平均价格指数约为5%，而1988～1995年这7年，平均每年物价涨幅12%， 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在成本水平很高的情况下，产品一时供过于求和价格下降，会影响生产，使供给减少，导致新的供求和价格矛盾。国际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既可能成为平衡国内供求和价格的条件，也可能更加剧国内市场供求和价格的波动，而在现阶段和目前条件下，后者是主要的。无论是钢材，或者是石油产品，还是粮食和棉花等农产品，国内市场供求和价格都受到国际市场供求和价格的强大冲击。
（3）竞争和市场结构风险
我国目前市场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部门和地方的行政分割、垄断以及封锁和保护，另一方面是不正当的和过度的竞争。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40.8%的企业经营者对“什么是当前国内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回答是“不正当竞争”，13.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严重，8.8 %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是“过度竞争”，3.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是“行业垄断”。 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市场结构的性能低劣，积极作用比较小，而消极作用却比较大。
我国面临的竞争和市场结构风险，还突出地表现为来自外商尤其是跨国公司垄断竞争的风险。世界500强已经有一半进入中国市场。 我国已经有许多企业被合资走了，许多品牌被买走后束之高阁和遭扼杀。有许多跨国公司不仅具有非常强的实力和优势，而且开始进入市场时根本不考虑赚钱，甚至是赔钱。他们赔得起，等到占领了市场后，再图赚钱。
（4）产业升级和重组风险
我国经济尤其是工业化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升级的趋势。1988～1995年，第二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最高为13.4%（但波动幅度较大，1992年高达21.1%，而最低年份1990年仅有3.2 %的增速，并且与相临年份的速度差异达1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为8.7 %（也有较明显的波动现象，最低增速仅为2.3%）， 第一产业增长最慢，仅为4.1%。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7年增加了45695.5亿元，其中第二产业的贡献为23022.7亿元，扣除价格因素， 第二产业的贡献率为75.4%。15年来，工业生产以年均12.2%的速度发展，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但是，第二产业的增长必须以第一产业的增长为基础，工业的增长必须以农业的增长为基础。根据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我国的历史总结，目前我国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合适比例应保持在2.5∶1到3∶1。进入9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加速发展，二、三产业增长加快，农业资源和生产要素大量外流，农业与工业发展比例失调现象逐年加剧。1985～1989年为4.08∶1，1992年扩大到5.6∶1，1993年为5.3∶1， 1994年为4.5∶1，连续三年维持在5∶1左右。1995年和1996年才分别缩小到3.1∶1和2.5∶1的适宜比例区间，但是不稳定。农业落后不仅会拖工业化的后退，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等。另外，一些产业在总规模过大的情况下进行产业重组，反而可能继续扩大产业总规模。
3.收入分配及其差别关系风险
（1）政府、企业、个人分配失调风险
据初步测算，GDP在政府、企业、个人之间初次分配的比例， 1978年为34∶16∶50，经过逐步演变，1995年为13∶19∶68。通过再分配而形成的最终分配的比例没有多少差别，1978年为33∶16∶51，1995年为14∶17∶69。个人收入所占比例增加了18个百分点。我国个人收入的比重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高20～30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高5个百分点。而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0.8%，1996年为10.9%，大大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1979年平均为42.84%，1989年上升到48.70%。同期， 一些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大体也由25%上升到35%。我国在财政收入所占比重下降的同时，财政支出却逐年增加。国家财力需求和供给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按不含债务的口径计算，中央财政赤字由1980年的86.9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8亿元（1996年为610亿元），扩大了6.6倍。 1996 年财政内外债余额为4941亿元，全国财政债务依存度从1991年的8.3%上升到1996年的21.3%，其中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从1991年的22.4%上升到1996年的56.9%。
（2）行业收入差别风险
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 1994 年外贸行业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为24090元，旅游服务业为10210元，电力行业为8790 元， 邮电行业为7606元，大大高于全国职工平均年收入4538元。还有金融行业职工的高工资。不同行业个人收入差别的悬殊，一些行业职工的高收入，会促使其他行业职工的收入攀比，形成一种社会性的个人收入扩张机制，使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分配更加向个人倾斜。
（3）地区收入差别风险
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突出地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和东中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别， 而且这种差别在发展过程中从缩小转向扩大。 1996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7∶1，虽然比1992年的2.33∶1、1993年的2.53∶1和1994年的2.61∶1有所缩小，但仍远远高于1988年1.7∶1的水平。东中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1980年为1.3∶1.1∶1， 扩大为1994年为1.9∶1.1∶1，再扩大到1996年的1.98∶1.34∶1。农民收入增长比较慢，城乡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拉大，制约了农村市场特别是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市场的开拓，限制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发展。1996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只有39.4%，较1985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又占全国的50%以上。
4.企业财政金融连环风险
（1）企业财政连环风险
企业资产负债率高，经济效益差，以及初次分配向职工个人倾斜，会减少上交税利，使财政增收困难。第一、二、三产业直接提供的财政收入占其增加值的比重，分别由1985年的2.8%、35.7%和17.1 %下降到1994年的2.5%、12.9%和12.4%。
国家财政收入比重下降，赤字增加，大大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在1984 年以前， 国家财政预算支出中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平均达36.5%，而现在这一比例已降低到11%。有些企业有好项目、好产品和好品牌，也由于缺乏资本和自有资金，全靠银行贷款负担太重，而难以度过开发产品和开拓市场的困难期。
（2）企业金融连环风险
企业资本金不足，资产负债率高，经济效益差，一方面增加了对银行和金融的依赖，另一方面造成银行的呆账，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和风险。
银行为了控制和降低风险而减少对资产负债率高和经济效益低的企业的贷款。这一方面使困难企业更加困难，更不可能偿还债务，使其对银行的挂账变成死账；另一方面使银行资金过多地投入垄断性行业（我国目前垄断性行业的价格和利润水平普遍比较高。某省电力系统一家就占新增贷款总规模的37%，而其贷款的30～40%是用于其他第三产业），使金融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结构不合理，增加经济和金融的潜在风险。
（3）财政金融连环风险
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提高了居民储蓄在银行负债中所占的比重。1997年5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到42000多亿元。银行资金来源中，87%是吸收的存款，存款中有62%来自于城乡居民储蓄。银行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占3.6%。存款加债券占银行资金的90%， 这是银行的硬债务。而财政收入比例下降，减少了国有银行的资本金和财政性存款。国家银行的自有资本占6%，比国际标准8%低2个百分点。1996年6月末财政性存款余额822.63亿元，只占基础货币总额21858.66亿元的3.76%。这样，也就降低了国有商业银行负债经营的能力，降低中央银行运用基础货币调控货币供应量，实现货币政策的能力。而国有银行资本金比例过低和对居民储蓄负债比例过高，经营成本高和收益率低，也就减少了对国家财政的税利贡献，使财政收入增加受限。
二、经济风险的成因
1.“前市场化”成因
我们所说的“前市场化”，主要是指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其实质是政府放开或放松管制，使企业具有独立性、自主权，使市场机制得以形成，并自发地发挥配置资源作用。
（1）“前市场化”的不足和影响
我国比较普遍地存在“前市场化”的不足，行政性计划体制的框架还继续存在，其权利关系还在产生影响，并延伸或扩展到市场经济关系中去，与市场权利交叉和混合，限制市场经济关系的发展，使市场机制难以自发地起作用。
行政等级、条块结构的存在和作用，是造成投资分散和建设重复，形不成统一和合力，达不到规模经济效益的体制原因。如据报道，上海有9家空调器厂，分别隶属于4个“婆婆”。
有些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仍按计划经济方式，运用行政性权力，指挥和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但不提供相应的经济保证，更不承担经济责任。这是造成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 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结果表明， 在2234家严重亏损企业中，政策性亏损的企业有826家，占37%， 其资产总额合计3400多亿元，占50.4%，亏损额近200亿元，占43.3%。 2234家严重亏损企业，隶属于地市政府的企业占43.5%，隶属于省和中央政府的企业大致各占20%，隶属于县政府的企业占10.3%，乡镇、街道和村办的所属企业合计占4%。
“前市场化”的不足和影响突出地体现在国有经济上。这除了表现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对国有企业的投资、生产、经营，仍普遍和大量实行直接的行政性决策、指挥和干预外，还表现为政府及各有关部门普遍和大量地向国有企业伸手要钱、要物。这是造成整个国有经济成本很高和效益低下以及亏损严重的重要原因。当然，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存方式，留恋于过去的优越地位，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还有人才和资金大量流失的国有企业，大多数一时难以适应市场，不能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市场，也是重要原因。
（2）“前市场化”的歧途和影响
我国的“前市场化”也有入歧途的。这突出地体现在政府收入分配上，即该政府控制和减少支付的没有控制和减少，该政府保证和增加支付的却不保证和增加。国家财政给政府各部门开收费的口子，以维持各部门的生计。于是，政府分配秩序混乱，预算外收入侵蚀税基现象相当严重。在国家通过税收参与GDP分配的比重逐年下降的同时， 政府其他部门以收费和基金形式直接参与收入分配的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1995年底全国有基金649项，收入2034亿元，收费项目更多。 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八五”时期预算外资金增长速度在20%以上，高于同期预算内收入的增长，预算外资金总额已超过3000亿元。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政府性收入既不在预算内管理，也不在预算外资金统计中反映。这样，就造成国家财政预算内收不抵支和收支过小，而预算外收支泛滥和膨胀，并且助长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产生。
2.“中市场化”成因
我们所说的“中市场化”，是指市场以自己的客观存在和自发作用为基础，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自然地发育和成熟，包括市场关系的扩大、市场联系的密切和市场性能的提高等，即市场的自然进化。换句话说，“中市场化”是指市场按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发展生产与交换的社会化和集约化，形成社会化资产组合、企业治理结构和规模经济以及经济一体化等。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一般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一个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一般也是这一时期形成。
（1）“中市场化”的历史和现实不足
我国比较普遍和严重地存在“中市场化”的不足。这首先表现为自然经济在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市场历史发育的不足。吉尔伯特·罗兹曼等在研究了中国的现代化后指出：“在清代中叶，中国经济曾将高度的分权化作法，与广泛使用货币、货款和契约，与处于高度竞争性的市场之内的生产和交换组织，以及很少受到约束的民户自行选择这几个方面结合到了一起。”按理说，这样一种普遍发展的商品经济会很快导致市场关系的扩大、市场联系的加强和提高，从而导致资源的集聚和生产的集中。但是，这种结果却迟迟没有发生。相反，在日本和俄国，17、18和19世纪初期其商品化导致资源集聚和生产集中的过程却得到较快的发展。所以，历史上中国的现代化落后于日本和俄国。
我国现实的“中市场化”不足，主要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所实行的工业化是排斥市场的，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程度没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提高，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后，市场机制及其性能明显不足，不能有力承载和有效运作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
（2）“中市场化”的不足和主要影响
首先，市场缺乏形成和发展规模经济的性能。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比市场经济体制更能集中社会财富，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后，却出现小型化和分散化的倾向。这一方面因为发育和成熟不足的市场机制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受市场原则所左右的行政条块分割体制更产生分散化的影响。
其次，市场缺乏形成和发展“名牌”或“拳头产品”的性能。“拳头产品”本来就只能在市场发展中形成，在市场竞争中确立，所以市场发育和成熟的不足，自然就表现为形成和发展“拳头产品”的不足。当对企业的调查问及“造成企业亏损的内部原因主要是什么”时， 有46.6%的企业把“缺乏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列为首要原因，另有12.1 %的企业把它列为第二位原因，15.4%的企业把它列为第三位原因。
再次，市场缺乏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性能和状态。市场本来是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开放的范围，逐渐在扩大的范围内实现统一，逐渐在开放和统一的市场中展开竞争，逐渐在竞争中形成和达到有序。有序化包含着稳定性。所以，市场发育不足，自然也就表现为其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以及稳定的不足。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材料，有46.4%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因素是“市场体系的完善”。
市场发育和成熟的诸多不足，其性能和状态的低劣，必然普遍和大量产生市场风险。这是不言而喻的。例如，1996年法院受理的企业破产案有6000多件，据典型调查，破产企业平均每户欠银行贷款2000多万元左右，破产后的偿债率不到10%，银行贷款损失近1000亿元。这就是由于银企关系不完善而导致的金融风险。
3.“后市场化”成因
“后市场化”，一方面是指政府针对市场发育和成熟之后市场缺陷扩大的问题，而采取措施使市场缺陷得以克服或弥补，从而使市场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是指社会主义使市场摆脱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限制，而具有更高性能和作用。
（1）“后市场化”的困难和影响之一
在“前市场化”和“中实行化”不足的前提下，“后市场化”的基础薄弱，条件欠缺，风险和代价很大。现代市场经济要求和包括宏观调控。关于“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因素的判断”，27.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是“加强宏观调控”。但是，在市场主体不到位和不成熟，市场关系及机制尤其是资本市场发育不足的情况下，一方面宏观调控往往不得不采取一些行政性的硬措施，另一方面企业缺乏调整和发展的可选择机会，因此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短缺和发展困难。
（2）“后市场化”的困难和影响之二
中国经济存在“资本主义市场化”历史不足与“社会主义市场化”目标要求之间的矛盾，以及所产生的困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形态。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发展严重不足，在这个基础上实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十分困难的。这突出地体现在国有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上。按照市场经济的自然历史进程，只有经过私人权利激励和约束的强权利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实现超越，才能实行和发展以个人权利激励和约束为基础，以共同权利的增进和提高为主导的超权利市场经济，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中国不能做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而传统的公有制形式尤其是国有制形式缺乏个人权利激励和约束，权利滥用和责任空位，导致“搭便车”和“吃大锅饭”以及效益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会产生资产流失等。
现代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在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就面临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用于职工未来的保障开支是在以后的国家预算和企业收入中安排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必须是先前预留或积累的。可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没有预留这笔钱，历史的欠债要现在来还。根据对3.4万户地方国有工业企业的初步统计， 这些企业承担办学校、办医院，以及历史累积的离退休人员经费和购建职工住房等方面的支出相当于其实现利润总额的1倍多。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减轻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负担，而且还可能增加眼前的负担。
4.“三化”混合成因
中国要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实际是要实行“系统的市场化”，其实质是政府方式向市场方式转换、政府职能转换，以及政府方式与市场方式结合的统一。“前市场化”的实质主要是政府方式向市场方式转化，“中市场化”要求政府弥补市场不足和促使市场发展。日本和俄国两国政府在历史上对资源和生产的分散向集中转化的现代化过程起到领导作用，它们利用占有大量资源和收入的庞大特权阶级，加速实现经济的集聚。中国政府更应该在20世纪90年代条件下的市场发育和成熟起领导和促进作用。“特别是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要正确有效地运用计划手段加速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桂世镛等，1994）。“后市场化”的实质更是政府弥补和克服市场缺陷。因此，我们可以说，“前市场化”与“中市场化”和“后市场化”的统一，关键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职能转化。
（1）“三化”的矛盾和影响之一
“前市场化”与“中市场化”和“后市场化”的结合，包括政府职能和权力的矛盾。“前市场化”要求政府放权，“中市场化”的不足要求政府用权，“后市场化”也要求政府用权，三者结合在一起，可能限制权力下放，扩大权力运用，甚至导致抓权和收权。
政府职权关系的矛盾，会导致政府机构及人员的“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1993年开始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机构改革，精简人员20%，而且将轻工部、纺织部、航空航天部等改为总会或经济实体，裁减国务院非常设机构56个，地方政府机关人员精简了200 万人。但是，又借“加强宏观调控”的名义而增编增人。1995年财政负担的机关事业人员达3229万人，比1992年增加了377万人， 3 年因增人增支144亿元。据统计部门的一份报告，1997 年头几个月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同比减少近128万人，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却增加了126万人，形成极大的反差。同时，政府职权关系的矛盾，也使政府官僚主义问题难以解决，甚至可能愈演愈烈。
（2）“三化”的矛盾和影响之二
“前市场化”与“中市场化”和“后市场化”的结合，也包含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政府与市场的结合，本来是为了实现凸性即优点组合，但实际上却往往形成凹性组合。其一，是政府扩大市场缺陷。我国目前存在资产难以在部门之间和地区之间流动的问题，其原因除了企业受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外，主要是部门和地方政府直接决定和影响资产流动。同时，无论是上游企业还是下游企业都想自我配套、自我延伸、自我服务和自成一体。这也是产业一体化受政府部门左右和影响的结果。其二，是市场加大政府失败。如粮食市场供求和价格波动，会加大政府实施政策的代价，甚至可能使政策遭受失败的风险。在粮食市场供过于求时，政府为保护农民的利益和稳定粮食的生产，而实行保护价和敞开收购的政策，不仅把当年多余的粮食及负担都压给政府，而且可能使农民把往年存储下来的或当年应留存的粮食也拿出来卖给你政府，每户多卖100斤粮食，政府就要增加200多亿斤粮食的负担，从而导致国家粮食系统的巨额挂账和亏损。
三、经济风险的化解
1.超拔领导：降低风险
（1）真正权威
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要控制和降低风险，政府必须具有权威和发挥强有力的作用。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它们成功地实现后起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验或法宝之一，都是政府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尤其是韩国，一个权威主义政府是其成功的关键，当然还有正确的战略和政策。中国要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双重转换”，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和任务更加艰巨，所以政府更要有权威，而且是真正的权威。
（2）高于一切
政府要确立真正的权威地位和发挥真正的权威作用，除了要集中掌握和控制必要的权力（包括把分散到各个部门的一部分该集中的权力坚决地集中起来）以外，主要是必须站得高、想得多和看得远，心胸宽、气度大和境界高，尤其因为中国政府要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邓小平同志说得好，“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同时，政府应该高于一切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制为主导，又不能只站在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的角度看问题和作决策，否则会反受其害。个体、私营和股份制经济，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应该肯定、支持和平等相待。
（3）摆脱陋习
政府要善于领导，首先是政企分开，其次是下放权力和减少干预，再次是改变干预的方式和方法。要摆脱狭隘的权利取向陋习、单纯的权力行为陋习和单向的行为方式陋习（即单纯地面向理想，一味地采取预定的措施，很少考虑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客观效果的好坏，不能及时进行调整和修正，缺乏反馈调节机制），此外，还有长官意志和主观随意等陋习。例如，政府为了控制国家粮食部门的亏损，简单地运用行政命令，立下“军令状”：1996年亏损不能超过200亿元。表面上很有效， 名义亏损197亿元，而实际不止这个数，有一部分明亏转化为暗亏， 留下很大隐患。
2.奠定基础：控制风险
（1）奠定和夯实控制风险的基础
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其控制风险的基石，是每个主体都用自己的权利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其中既包括对自己的权利负责，也包括对与自己行为相关的他人权利负责，两者联系和统一的机制是交易和竞争，其保证是市场规则和法律秩序。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缺乏个人私有权利激励和约束的历史前提，缺乏市场供求和竞争关系发展的历史基础，潜在风险特别大，所以更必须奠定和夯实控制风险的基础。这就是一切市场经济活动包括政府干预经济活动都必须用权利承担责任，对自己的行为尤其是权力行为负责，并且具有比资本主义条件下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定和限制。
（2）建立和实行责权利关系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和实行严格的责权利关系制度，首先是反映公有制的本质特性，规定以实现和增进社会共同权利为主要目标与行为导向，严格禁止和限制用公共权利为部门、单位和个人谋取私利，尤其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绝对不能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其次是反映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统一的原理，规定依据专业化分工协作原则，按责、权、利的逻辑关系授权和分享利益或“剩余”，确定产权，建立工作制度和行为规范，以解决公有制内部的“外部性”和无人负责，以及“搭便车”和“吃大锅饭”等问题。由于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的财产属劳动者共同所有，无论是政府及其部门，还是领导者和职工个人都不拥有财产的最终所有权，因此都缺乏财产最终所有权的激励和约束，缺乏控制财产风险的本能和动机，所以必须把由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原则所决定的工作职能及责任放在首位，由它决定授予什么权力和享受什么利益。
（3）实施和加强尽职负责的监控
我国现实的经济风险，有许多甚至可以说其大多数是因为有法律而不执行，有制度却不落实而产生的。法律上写着，制度上有规定，但是不执行和不落实，对违反法律和违背制度的人及事，也只是敷衍了事，说情保护，大事化小和小事化了。有人把这称为“法律虚置”和“制度欺骗”。它所产生的危害非常大，会使人们失去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和制度的信任危机，可以说是最大的风险。为真正奠定和夯实控制风险的基础，就必须保证有关法律和制度的真正贯彻落实，而关键是对尽职负责实行监督和控制，对于不尽职和不负责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坚决禁止和彻底纠正违背或超出尽职负责要求的权利行为。
3.建立依托：分散风险
（1）政府干预的社会依托原理
政府要控制和降低对经济干预的风险，除了实行超拔领导和奠定基础外，还必须建立依托。这“依托”，一方面是政府领导的主要信息源。它有利于政府制定正确的干预政策，并减少政策制定的信息成本。另一方面是政府干预的主要着力点。它有利于政府降低干预的程度，而能够提高干预的效果。再一方面是政府作用的主要传导站。它不仅有利于政府扩大和加强其干预的辐射作用，产生很大的扩散效应，而且实行及时和有力的反馈，以减少政府干预偏差而产生的不利影响。还一方面是上层与基层联系的主要桥梁。它有利于密切政府与社会或企业的关系，使政府改善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使企业提高对政府干预的理解，减少对立和抵触，从而提高干预效果。这样的依托，必须是依据市场原则，从市场关系中产生的社会性组织或社会化系统，而不是变相的政府机构。
（2）风险的社会化分散机理
社会化系统作为政府干预经济以及降低干预风险的依托，除了反映干预与依托的关系以及依托的作用原理外，还由于社会化系统具有社会化的风险分散机理。其一，是“化整为零”机理：政府依托社会化系统的干预，首先可以被社会化系统所接受，然后还能够向市场传递和扩散出去（社会化系统始终基于市场关系），因此干预可能产生的风险也就可以分散和被吸收了；其二，是“降低级次”机理：社会化系统把市场供求和价格以合同或协议等方式联系起来，使波动稳定下来，从而降低不确定性或把不确定性转化为相对的确定性，这样也就降低了风险的级次，使其成为低位风险；其三，是“内化缩小”机理：社会化系统以某种共同的利益而把各有关市场主体联系和统一起来，因而也就把市场外部性内部化，从而缩小外部性风险，并降低外部性内部化的成本。
（3）社会化的系统整合机制
社会化系统能够产生分散风险的作用，是由于它具有整合机制，即社会化耦合和系统化组织的相关作用原则及机理。其一，是范围和规模的系统整合。从空间范围相对性的角度说，社会化系统具有广泛的社会空间，在广阔的社会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形成和起作用，因此会打破行政条块分割和限制，降低或消除相应的风险。其二，是过程和趋势的系统整合。从运动和发展的角度说，社会化系统是一种连续不断发展和升级的组织，其系统整合机制有一个逐步发育和成熟的过程，因此必须从早着手，顺序渐进和因势利导。例如，对农民产供销互助合作组织和系统，应加快它的形成和发展，以密切农产品的产销关系，稳定供求和价格，提高农民的地位，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政府的负担。其三，是核心和结构的系统整合。从本质和特性的角度说，社会化系统是具有核心和层次结构的组织。我们必须支持和帮助其核心组织充分地发挥作用，扩展联系的范围，加强和密切相互关系，形成、发展和优化系统结构。
4.超拔运作：化解风险
在我国目前的基础上，要控制和化解经济风险，政府还应该实行超拔运作。这是为了把对经济的有效干预与控制干预的风险直接地统一起来。我们以建立和发展大企业集团为例，简单分析和论述超拔运作的内容与方法。
（1）明智决策和科学设计
超拔运作的首要内容和形式，是明智决策和科学设计。“明智”和“科学”体现“超拔”的特性及要求，而决策和设计是运作所需要的。明智决策和科学设计包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一，是掌握方向和趋势。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各国大企业、大集团之间的竞争。目前，世界20家跨国电脑公司几乎控制了全球的计算机市场，10大跨国化学公司、10大跨国半导体公司、20家跨国汽车公司占有的国际市场份额均在90%以上。其二，是抓住核心和关键。大企业、大集团代表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其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及其辐射能力非常大，是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和提高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主导力量，是形成和发展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核心内容和主要形式。其三，是做好规划和设计。实行大企业战略，必须对其目标，对大企业的数量、规模和能力，大企业在行业或产业内的地位和作用，由大企业所决定或影响的企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战略实施的内容、方式、步骤和措施等进行规划和设计。例如，1996年国务院确定对512家重点企业落实主办银行制度。
（2）确定标准和严格程序
政府超拔运作，必须在明智决策和科学设计的基础上确定标准和严格程序。缺乏明确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就不可能超拔运作，而往往是主观、随意和委琐运作。合理的运作标准是依据决策目标和客观条件而制定的。建立和发展大企业的标准，包括产品性能和品牌知名度标准、财产规模和资产负债比率标准、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标准、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标准、营销方式和市场潜力标准、企业素质和竞争力标准、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标准等。实行必要的程序，可以体现民主和反映实际，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和目标的实现。同时，政府不是自己按标准和程序直接运作，而是主要把标准和程序作为控制的手段，对企业和市场的具体运作实行控制。我们可以说，按标准和程序进行严格的控制，是超拔运作的关键性内容，是控制和降低风险的有力措施，也是我国目前最为缺乏的。
（3）放手放脚和引导促进
政府实行超拔运作无疑还包括大胆地放开企业和市场的手脚，让企业“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都充分地发挥作用，同时积极主动地进行引导和促进，使政府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大脑和手脚发挥必要的有效作用。
“大胆地放开”是超拔运作的必要内容和形式，是肯定企业具有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市场主体，能够充分地利用市场条件和方式迅速地发展和壮大起来，形成纵向或横向一体化的集团。如加拿大美善集团（其老板是华人企业家），1980年公司成立时，用3000加元助学金注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拥有50亿美元资产的跨国公司。它靠的就是兼并、收购、联合，而且是搞一个成一个，使资本迅速扩张。目前，我国正是一个低成本扩张的好机会。一些国内企业也取得很好的业绩。如一汽集团先后收购、合并、接收了四平专业汽车厂、青岛汽车厂、无锡柴油机厂、哈尔滨轻型车厂等企业，盘活了200 多亿元存量资产，形成了轻型卡车和轿车生产能力。1991～1996年，一汽的销售收入由62亿元增加到288亿元，增长3.65倍。
“积极地引导”也是超拔运作不可缺少的内容和形式。政府应该依据大企业和大集团的战略目标，对企业大型化和集团化进行积极引导，实行“择优扶持”，即对真正具有产品优势、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品牌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企业，进行集团化建设和发展的引导、支持和帮助。
“创造性地推进”更是超拔运作的实质性内容和形式。在各种矛盾比较集中的转换时期，按常规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有很大困难，因而必须采取综合创造的办法，大步和快速地推进改革和发展。创造性推进的内容和方式很多。例如，对企业集团跨地区和跨部门发展，除了实行收购和兼并等一般性的市场交易办法外，还可以依据转换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实行“股权交换”的办法，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企业股权相交换，用公平交易和各得其所的办法瓦解行政性条块分割体制，使计划关系转换为市场关系，形成和发展法人相互持股的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又如，目前对企业集团经营者（其责任心强不强、自身正不正、本事大不大，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成败兴衰。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小，但缺乏相应的约束和监督，他们能否正确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取决于自身的素质和外在的制度），既不能像过去计划经济中那样用行政手段来选用和管理，也不能像成熟市场经济中那样依靠法律和市场机制来选择、规范和约束，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前者的影响，不能离开后者的作用，因此应该按分工协作的原则把两者的作用结合起来，首先使党委组织部门侧重于企业经营者人格的评价和选择，政府资产管理部门侧重于企业经营者才能的评价和选择，市场则发挥绩效的评价和选择作用，然后通过一定的程序，按应负责任及拥有权力的大小来排列参与决策的顺序，最终的决策者承担最终的和主要的责任。再如，对企业资本金不足和资产负债率过高问题的解决，可以把企业与财政和金融结合起来，采取一些创造性的办法。财政把增加税源与培植税基结合起来，选择产品有销路，开拓市场有潜力，发展有后劲的企业，按分税制的原则和关系，把增加的税收用作投资，以降低企业的负债，提高企业的资产营利能力。国家把这作为衡量转换时期财政工作好坏的一条标准，促使财政进行超拔运作。同样，国家也把银行帮助企业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其获利和还贷能力作为衡量其工作好坏的一条重要标准，以促使银行对企业信贷、投资和经营实行超拔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