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李曦辉,陈景昭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不同的理论层次,其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更是超经济联合,由经济一体化到区域一体化,最后落脚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某种层面来讲,“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推动全球化的新范式,以经济的基本诉求为起点,建立协调合作的新框架,向着整个人类不断进步的方向迈进;倡导无暴力、非对抗、经济居先、文化一体,着眼于双方乃至多方的合理诉求,为惠及最广大的民众而勇于探索。在“利益共享”“共同命运”及“责任共担”的三维一体基础之上,“一带一路”倡议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紧紧相连,视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为本质的内在价值,不断突破樊笼,化解障碍,推进其内在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 “一带一路”;经济区域一体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研究。当前世界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只有清晰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未来的发展方向,才能守好船舵,不忘初心。追本溯源,回望起点,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再解读,有利于从学理上进一步认识其丰富内涵,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一带一路”倡议与经济一体化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亚洲、欧洲和非洲,占世界人口64%和全球GDP 30%的广大地区,旨在加强多边投资联系,促进相关地区的工业兼容性,积极促成跨国产业价值链,并在此过程中积极创造正溢出效应。“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之日起,一直专注于双边乃至多边的经济增长,这是其始终不变的基本诉求。
我国之前对外开放的重点是生产和出口廉价商品,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劳动密集型产品不再具有竞争力,与之相关的产业纷纷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由此,我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部分产业从东部转移到西部,并且使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获益,逐步增强了亚洲在世界产业链中的地位。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欧洲,通过以点为单位向前领先的方式,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实体的地位,进而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和升级。“一带一路”倡议使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利用。由于旧的运输走廊被重新激活和改善,“一带一路”倡议为最初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被大大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额外的良性刺激。
“全球化即指货物和服务的大规模全球流动。因此,既然各国皆有比较优势,且可以从贸易中获益,则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国际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并使其规模空前扩大,自然是一种产生全球性收益的过程。”[1](70)全球化的过程之中,极易造成新一轮的财富分配不均以及贫富悬殊扩大,关于这一点,多年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就曾告诫人们:“防止全球化及贸易、金融开放带来的利益被少数人独占,阻止自然资源发生不可逆转的衰退”[2](序1)。这是我们应该时刻警醒和注意的问题。“一般而言,全球的收入分配比产出分配更不平等,原因是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更可能拥有其他国家的部分资本,因而能够得到来源于人均产出更低国家的资本收入。”[2](68)由此可见,全球化带来的不平等是何其之多,这些不平等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在最基本的层面会被大大减少——“一带一路”倡议所建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会进一步促进资本流动,“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多依靠地区之间的相互合作。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前提下,逐步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的泥潭,促进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收入增长。
融资平台进行了大量资金的筹集,但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各种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国务院2010年发文对融资平台开启核实清理。江苏省政府办于2012年重点从组织领导、监督管理方面对政府债务进行详细规定。国务院于2014年10月,颁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意见》明确地方政府不得通过企事业单位进行债务融资。财政部于2017年5月,发布《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同年,财政等部门不断发文划清政府与融资平台关系,剥离融资平台的政府融资职能。
“一带一路”倡议正日益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作为公共产品而言,需要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参与和维护,绝对不能让“公地悲剧”再次上演,应最大程度发挥其积极的正外部性,鼓励搭便车的旁观者积极参与进来,共同分享“一带一路”的机会和果实。“财富分配的动态变化表明,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在交替性地推动着收入和财富的趋同和分化……趋同的主要力量是知识的扩散以及对培训和技能的资金投入。”[2](22)“一带一路”倡议在双边乃至多边国家和地区之间开展的各种合作和交流,在更大区域和范围层面加强了知识的多向流动及传播,在知识这种基础公共产品扩散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了社会趋同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促使财富分配更加公平合理,进一步减少多数利益被少数人占据的局面,让更多的人共同分享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而这种好处不局限于经济层面,更是囊括了知识、技术和文化等更深层次的认知与融合。“总之,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全球层面还是国家层面的趋同,其主要机制是知识的传播和扩散……知识的扩散并不是上天赐予的甘露:是对外开放和贸易加速了知识的扩散(闭关锁国阻碍了科技的传播)。”[2](71)“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知识传播的天然公共平台,加速了知识的多边流动,鼓励相互之间的技术合作,加速知识增值,为多边发展注入知识要素,成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装作很愤怒,打开车门,用一种受到“侮辱”的语言对他严肃地说:“谢总,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是你夫人吧?你的生活作风不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公司决定取消与贵公司的合作,我们不希望合作伙伴的负责人有着不良的恶习。”
1.3.3 免疫学指标 治疗前后抽取静脉血,检测血清免疫球蛋白G(immunoglobulin G,IgG)、血清免疫球蛋白M(immunoglobulin M,IgM)、血清免疫球蛋白A(immunoglobulin A,IgA)、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CD4+、CD8+、CD4+/CD8+)。
在晨会、少先队活动中宣传“自己的事自己做”,并举行各类小竞赛激趣,强化意识。课外,主动与部分学生家长联系,召开家长会,举行“家长开放日”活动保证了学校、家庭、社会影响的一致性。运用情感激励,榜样激励、奖励激励等手段,把自主管理渗透到各科教学、班级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多层次、全方位激发学生参与管理的动机,使学生置身于自主管理的客观环境中,产生一种参与管理的需要。
“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经验和现实状况而提出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相互学习和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已经传播了一代又一代,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繁荣和发展。现今在语言和行动上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三个维度需要予以注意:第一,21世纪的发展主题几乎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相同的,即“和平、发展、合作、互利共赢”;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形势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第三,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缓慢。“一带一路”倡议为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应对全球治理中的经济和社会挑战提出了一种路径选择。
图 1:甲和乙的合作模式
首先,教师的教学理念直接影响到其课堂教学采用的方法。如果教师固守自己的旧式教学理念,认为教师教,学生负责听就可以了。这样就会直接导致课堂沉默现象。
二、“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一体化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在其代表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写道:“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他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7](序言11);“2000多年以前,人们今日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经存在,它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了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同样还有穿越亚洲之脊的、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7](序言11)。“一带一路”倡议首先让人们想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因为两个因素:一是“一带一路”的地理覆盖范围,二是“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包含着经济领域的合作。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带一路”倡议并不仅仅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它还促使双边、区域、次区域和多边层次充分利用所有相关机制优势合作进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创新的有效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远远超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合作安排的内涵所指,它没有将成本体制结构固定,而是采取各种可用的国家、双边、区域、次区域和多边机制的优势。“一带一路”倡议所包含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其范围不限于古丝绸之路区域,而是面向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并伴有国际和区域组织的参与,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将会使更加广泛的区域获益,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绝不仅仅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的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综合的倡议,内含政策沟通、贸易畅通、金融合作及民心交流等诸多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主干通道建设,形成基础设施全网络平台,将亚洲所有次区域连接起来,并将欧洲和非洲也囊括进来。合作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在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框架内,不断促进沿线人民的友好关系和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沿线人民精神共识和合作心理。“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可以完善经济治理体系,是促进个体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桥梁和纽带。
“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时,通过分工与合作,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最终促进双赢局面的形成。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分工合作是由交换引起的,他说:“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4](28~29)。当前世界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国际分工的层面,“国际分工实际上就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国际贸易和各国经济联系的基础。这种分工形态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还跟国际格局相关。……将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参与者整体来看,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的结果是某些产业的生产能力或生产过程需要跨越一国疆域限制,变为多个国家同时提供原料和市场的生产过程。换言之,即一国内部已有的部分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的需要,产业的生产过程从一国内部的社会分工向国际范围延伸。同时,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同样包括产品的生产能力不能完全被国内市场所容纳,需要国外的市场需求。这样的廉价产品只有走向世界市场才能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5](209)。在某种程度上,分工更多指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利用自己的自然条件差异,生产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合作更多指的是开展沿线各国之间的贸易。通过分工与合作,使人民所获效益相对于开展合作之前均有所提高。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图形来阐释合作模式下双方收益和消费水平的提高[6](155~156)。
当前,全球化是历史发展长河中的整体大趋势,“在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大前提下,力的方向越近,力与力之间的夹角越小,合力就会越大”[8]。全球化的发展形势需要培育共同的利益、共享的制度以及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软着陆。它创造出一套来自该地区内部之间的流动机制,商品、能源、人才的流动性提高,流动的成本和阻碍减少,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和基础性作用,使各种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使之无限收敛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注] 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具有以下性质的资源配置状态,即任何形式的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人受益而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到损害。 。我们共同支持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拥抱世界多极化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提倡文化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目的是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进一步强化开放的世界经济以及开放的地区合作精神,以促进经济大发展和高增长、资源和市场的深度整合,使分配更加高效有序,以便自由流通。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放更高标准、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区域合作机制,共同创造一个互利、开放、包容和平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彼此之间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伙伴关系,实现多元化、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挖掘地区市场潜力,促进消费和投资,创造需求和就业机会;促进民间交流和文化交流,各国人民相互学习,彼此了解,增进信任和尊重。
据最新统计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为20.27亿亩,平均每年减少500万-600万亩。“如何用越来越少的土地、越来越少的水资源、越来越少并越来越贵的劳动力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安全的农产品,是我国农业接下来面临的挑战。”柯炳生指出,未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突破肥料制造技术、土壤技术与保护技术的瓶颈,土壤修护与有机质提升需要政府强力推动,更需要龙头企业积极参与。瑞丰生态在基层土壤修护方面走在同行前列,并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大对推广模式与基层土壤修护服务体系、工作站的宣传推广,不断扩大推广区域,在全国起引领作用。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部分,其目的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而自由的流动”,但其范围比简单的自由贸易区更宏大。“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促进“资源的再分配和市场的深度整合,并鼓励沿线国家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高标准区域合作,共同创造一个开放、包容和平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上开拓更加广泛的共同市场范围,并依靠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诸多问题。它将众多的民众凝聚在一起,摒弃战争,推崇融合,彰显出强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12](序言2)“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以一种全新的框架来面对新的形势,是对未来可实现的一种美好愿景的阐释,这种美好愿景的福祉惠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和人民,有助于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不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也是丝绸之路价值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Bertil Ohlin)的相互依存理论是“建立在封闭经济内简化的瓦尔拉—卡塞尔相互均衡模型上的。商品的供求和价格相互依存,互相决定。生产要素的供求和价格也相互依存,互相决定。同时,商品的价格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相互依存、互相决定”[3](前言2)。“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建立了一个国际范围的市场平台,各国的商品及生产原料、劳动力和货币等各种要素,均可通过国际和区域贸易实现价值最大化。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要素、自然条件不同,这会引起其生产要素相对价格比例不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基市场,可以依靠自身的自然条件生产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产品。“一国出口那些含有本国供应丰裕且价廉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进口那些含有本国供应稀缺而价昂的生产要素的商品,通过自由贸易可以获得比较利益。贸易的结果可使商品价格均等化,某种程度上也可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3](前言3)国际和区域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趋同趋势的发展,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财富分配不均和贫富悬殊。
“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更深层次的合作关系,涉及地缘政治安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该倡议所提出的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益、相互理解,不是相对于单纯的合作而言,而是彼此作为伙伴关系的基本标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强调合作的综合性、共同核心利益和相互信任等前提条件,每一个国家的利益都是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其中的某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链条的中断。在共同利益的高维度视角下,任何国家都无法在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前提下独处,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帮助他人共同发展,这不仅仅是指经济领域,同样也是国家安全和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在全球化时代的诸多挑战中,传统的面向国家和政府间组织的政策和规则制定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当今发展趋势要求国家与非国家行为者广泛、深入地参与国际决策过程,以确保双方在国内外区域政策和规范的问责制与合法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一带一路”大家庭之中,一个全新的全球性网络框架正在逐步形成。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分别从陆路和海路将中国与世界紧紧相连,将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紧紧相连。“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我国积极融入世界的蓝图,并且向世界表明了我国积极对外开放的承诺。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倡议远远超越了区域一体化的性质和层面,具有更深邃、更丰富的内涵,倡导“共同发展和繁荣”,“面向和平与友谊之路”,以“共赢合作的方式”以及“在所有联结的场域开展积极务实的合作”。它的基本原则打造了三个共同体式类型,即“利益共享的共同体”“共同命运的共同体”“责任共担的共同体”。“利益共享”作为最基本的诉求,从经济层面将彼此相连;应对当前挑战、面向未来发展这两个主题形成了“共同命运”的同一体;“责任共担”使彼此之间更容易形成协同合作的应对方式。这三个共同体具有本质的一致性,以三维一体的格局共同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利益共享的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肥沃的土壤和经济保障,“共同命运的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起到纽带的作用,“责任共担的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支撑作用。正如齐格蒙特·鲍曼曾经指出的那样:“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它就像一个家(roof),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是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10](2)共同体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坚强的堡垒、心灵的寄托,在共同体当中,我们才会有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11]。
伦敦经济学院访问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曾经预言:“过去2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生活在西方制造的世界中,生活在一个‘西方’概念等同于‘现代’概念的时代里。21世纪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纪,随着非西方国家力量的迅速兴起,西方将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一国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也将多种多样。在这个充满‘现代竞争性’的新时代里,中国将成为全球竞技场上的核心角色。”[9](451~500)这一论断直接指出,21世纪的世界将不再被北大西洋的力量、观念及假定所左右和塑造,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秉持多方共同发展的包容理念,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一起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开辟新模式。
在图1中,AB为甲的生产可能线,A′B′为乙的生产可能线。在甲乙没有建立合作关系时,其产品组合点分别为S(50,25)和S′(30,45)。显然,甲乙只消费自己生产出来的X产品和Y产品,生产点和消费点重合。AB比较倾斜,A′B′比较陡峭,表明甲在X产品生产机会成本低,具有比较优势。甲乙分工合作后,根据比较优势原理,甲专门生产X产品,生产点移至A点,X产出为100;乙专门生产Y产品,生产点移至B′点,Y产出为90。这时甲乙不再沿着生产可能线AB或A′B′上的产品组合进行消费,而是根据共同商定的交换比例即相对价格重新选择。假设相对价格为1∶1,即1个单位X换1个单位Y,那么,分别从A点和B′点出发的与横轴形成45°夹角的直线AB1和就是价格线。甲乙沿着价格线重新确定消费点,假设消费点分别为E(60,40)和E′(40,50)。这表明,甲生产100个X,自己只消费60个,剩余的40个可以用来和乙交换Y;乙生产90个Y,自己只消费50个,剩余的40个和甲交换X。60>50,40>25,40>30,50>45,表明甲和乙的消费水平都提高了。鉴于以上分析,“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最基本的分工与合作贸易模式有利于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总效用水平的提高。
“一带一路”倡议亦是我国提出的全球经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中之重是协调工作,朝着互惠互利、共同安全的方向前进。我们需要提高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开发高效、安全的沟通网络,从而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水平;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建立一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保持更紧密的经济联系;深化政治互信,加强文化交流,鼓励不同文明相互学习、蓬勃发展,促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友谊、进步。加强政策协调是实现这一倡议的重要保障,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和运行除市场因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国家驱动和政府推动。参与国之间的政府合作是必要的,包括但不限于建立一个“多层次政府间的宏观政策交流和沟通机制”,扩大利益共享,增强政治互信,达到新的合作共识。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论坛上讲话时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四个基本愿景和原则:第一,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第二,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第三,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第四,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13]。
“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在此基础之上促进所有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友谊。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目的是共同发展,这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新的突破,以便为促进共同发展创造取之不竭的源泉;第二,增强共同发展的理念愿景,以便为共同发展统一脉络;第三,保持开放性和包容性,从而为共同发展创造广阔空间;第四,创造新的国际协调机制,从而为共同发展创造更大的可能。
“一带一路”倡议在基本层面上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只不过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范围较以往更加广泛,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被纳入其中,并且这个范围还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更加注重彼此的合作、互惠互利、和平友好、双赢甚至多赢。它是一种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国家的范围到区域的范围,最后扩展到国际范围。从本质上讲,“一带一路”倡议是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文化是方法论著作中被用以概括人类价值观的整个领域,包括人们可以赋予意义的任何事物。”[14](32)中国地缘政治观的核心就是经济一体、文化认同或理解,不用武力或对抗的观点看世界,承认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发展观,最终会是人类发展的归宿[15](21)。“一带一路”倡议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地将我国的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地区、国家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兼容并包的文化价值观与最广大地区和国家交融,坚持符合整个人类福祉的可持续发展价值观,将价值理性深入到共同发展的脉络之中,最终必将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道德情操论》中说:“即使我们的实际善行很少能超越国家的范围,我们的慈悲之心却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普施于天下的万事万物。”[16](206)“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全球最大的准公共产品,为相关区域带来的正效益早已突破了国家的区域限制,在将众多区域、次区域进行连接的同时,不断促进着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一切均建立在人类发展的新框架之上。由经济发展过渡到协调新框架的实施,最后落脚于提升人类的幸福。从这一层面来讲,“一带一路”倡议堪称人类普惠又实际的善行。“责任感是我们的唯一行动准则。但哲学或常识都会告诉我们,责任感起的是某种纲领性、决定性的作用。”[14](146)“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之中,中国主动承担起相应责任并积极予以实践,以负责任大国的文化价值和精神理念构筑思想层面的理论积淀,并以非暴力的中华文化价值理念整合周边国家和区域,进而扩展到世界多数国家,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将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更加扎实地推进经济发展,更加坚定地深化改革开放,更加充分地激发创造活力,更加有效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加有力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13]在此前提之下,我们有信心并且愿意为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投资及合作机遇,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在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发展融合,开创新的模式和路径。“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全球经济的重新审视,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整合,更是对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的相互交往与认知、相互开放与包容、共同发展与多赢的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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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 and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LI Xi-hui,CHEN Jing-zhao
(School of Management,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 : The BRI has different theoretical levels.It is not only a simple economic integration,but also a super-economic union.From economic integration to regional integration,it ends up in the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To some extent,it is more like a new paradigm to promote globalization.It takes the basic demands of the economy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stablish a new framework for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moves forward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the whole mankind.There is no violence,no confrontation,the economy takes preced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cultural integration.It focuses on the demands of both sides and even many aspects and has the courage to explor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ost extensive public.On the basis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benefit sharing”,“common destiny” and “shared responsibility”,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are closely linked together.We regard the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mankind as the intrinsic value,constantly break through barriers and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its intrinsic value.At this time,it is beneficia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to discuss it again.
Key words : BRI;Economic Regional Integration;Human Destiny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D822; F12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627( 2019) 04-0031-07
收稿日期: 2019-05-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实版全球化理论悖论与‘一带一路’的创新发展研究”(18BJL086)
作者简介: 李曦辉(1964-),男,内蒙古赤峰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研究;陈景昭(1987-),男,河北保定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开普敦大学访问研究生(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经济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 李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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