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魏舆服官制的变化看《陌上桑》的创作年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官制论文,汉魏论文,年代论文,陌上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传《陌上桑》创作于什么时代，学术界的看法分歧比较大，由于材料较少，要精确考定此诗的创作年代确实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我们从汉朝使者舆服制度的变化入手，结合刺史与太守地位的升降，还是可以给此诗的写作时间划出一个较为具体的时间段的。
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陌上桑》中的“使君”应该指什么官职？从宋朝起，较为通行的说法，是指太守。然而，我现在所看到的有关汉朝的文献中，关于太守五马制度都没有直接的记载。事实上，“使君”在汉魏两晋时期，几乎从不用来指称郡太守。太守有专门的称呼——“府君”。宋朝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一○说：“由汉以来，相则谓之相君，尚书、中书令则谓之令君，御史大夫则谓之大夫君，使者曰使君，太守曰府君。”我检索了《后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八家后汉书》、《东观汉记》、《九家旧晋书》、《众家编年体晋史》等史料，提及“使君”的约一百四十处，大致指称三类人，第一是州刺史与司隶校尉。这一种情况是最为普遍的，占绝大多数。因为刺史的职掌就是代表皇帝巡行所部各州，按察纠举不法之行，是皇帝的使者，例称“使君”。第二是州牧。州牧称“使君”也是因为这一职位与刺史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第三是代表皇帝处理异族或异域事务的官吏，这种情况不论官职为何，都称为“使君”。这一百四十余例中，没有一例是用“使君”称郡太守的。因此，《陌上桑》中的“使君”应该是指州刺史。而罗敷那位“专城居”的丈夫，历代都认为是太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东汉后期，使者所坐的传车按制度为驷驾。《汉书·高祖纪》如淳注曰：“律，四马高足为置传，四马中足为驰传，四马下足为乘传，一马二马为轺传。”如淳为三国时人，他所记载的“律”，应该是当时制度。《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张晏注曰：“故事，大夫乘官车驾驷，如今州牧刺史矣。”张晏同样是三国时人，他说州牧刺史驾驷乃当今制度，大致说的是建安与曹魏时的情况。《后汉书》卷一一九《舆服志》记载东汉舆服制度时明确说：东汉的大使车为“立乘，驾驷”，“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驾云”。
关于騑马，历代都解释为服马边上的骖马。然而，《舆服志》反复提及“騑左”、“騑右”或“左右騑”，将“騑”解释为骖马就扞格难通。实际上，騑马在这里的意思是车上所套的备用马。《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元和三年”载：“车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马可辍解，辍解之。”这说明騑马是可以随时解开的。也就是说，东汉的使者，不论其官品高低，只要坐传车出使，除驷驾之外，还可以套一匹备用马，所以一共是五马。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在大部分时间里并不是实行驷驾的传车制度，这为我们考证《陌上桑》的创作年代提供了有力的线索。东汉初，刺史所坐传车为三驾。《后汉书》卷一一九《舆服志》注云：“案《本传》，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唯郭贺为（冀）［荆］州，敕去襜帷。”据《后汉书》卷二六《蔡茂传附郭贺传》记载，贺字乔卿，为光武帝建武年间人，“拜荆州刺史……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可见，光武帝时期的旧典是传车三驾。而到安帝永初年间，还在采用旧典，据《后汉书》卷九○《乌桓鲜卑列传》载：
安帝永初中，鲜卑大人燕荔阳诣阙朝贺。邓太后赐燕荔阳王印绶，赤车参驾，令止乌桓校尉所居宁城下，通胡市，因筑南北两部质馆。
燕荔阳此次回去因为肩负着汉朝廷的使命，身份演变为汉朝使者，所以受到使者的待遇，所坐之车也是参驾之传车。最迟的一条材料出现在灵帝中平年间。据《后汉书》卷三一《贾琮传》载：
乃以琮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可见，贾琮为冀州刺史时依然实行传车三驾且前垂赤帷的旧制，不过贾琮自己将前垂的赤帷去除了。贾琮中平元年（184）为交州刺史，在事三年后征拜议郎，很快被拜为冀州刺史，此时最早为中平四年（187）。据周天游辑谢承《后汉书》卷六记载：
陈茂，豫州刺史周敞辟为别驾从事，与俱行部。到颍川阳翟传，传中有置美酒一［柙］。敞去，敕御驺载酒以行。茂见于外，取柙击柱，破之。敞问茂：“刺史年老酒益气，别驾破柙名亦何益？”茂答曰：“所过皆有，以明使君传车騑骖［榼］载酒，非宜也。”（《太平御览》卷二六三、卷七六一引）
此条材料似乎也能证明当时的传车是骖驾加騑，可惜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如果传车是三驾，加上騑马也才四马。所以，至少在中平四年之前，“使君”所坐为四马之车，也就是说，《陌上桑》所记之使君坐五马之车的情形，必定是在中平四年之后。至于东汉在哪一年将使车由三马改成了四马，我们不得而知，但无非是在中平四年（187）后到黄初元年（220）前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内。
《陌上桑》最早不能早于中平四年，最晚似也不能晚于黄初年间。因为东汉时期，州尚不是一个行政区域，刺史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品秩很低，只有六百石，而太守则高达二千石，所以罗敷只要宣称丈夫是太守就能轻易地压倒这位刺史。而黄初建国以后，刺史的品秩逐渐开始提高。曹魏时，州带兵刺史已经与御史中丞等千石官吏并列为四品官，而郡国太守只是五品官，已经低于刺史了（见《通典》卷三六《职官·秩品》）。魏晋以后，州是地方最高行政层级，刺史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太守明确是刺史的行政下属。也就是说，在魏晋时期，夸耀一位太守已不足以压倒一位刺史了。所以，《陌上桑》的创作年代最大的可能是在汉献帝建安年间。但如果考虑到这一制度的完善并被民众普遍认识有一个过程，这一作品创作于三国的前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