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高中语文新课标必修教材的编写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课标论文,高中语文论文,思路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按照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已经有五套，有的按主题组建单元(如鲁教版、苏教版)，有的按文体和文学史的发展顺序组建单元(如人教版、粤教版)，有的兼顾文体、主题(如语文版)。五个版本的教材，从必修一到必修五，五册内部都采取同一标准。编写思路各有千秋，但哪种编排方式有利于促进语文学科的学科体系建构，哪种编排方式更适合教学实际，还有待于教学实践的检验。
语文学科有必要构建一个符合教学需要的知识系统，通过系统化的语文知识，来实现语文教学的程序化。有人进而指出：语文课程已不是作为技术性的语言训练的工具，而是作为文化主体而存在，它承担的是文化建构的使命。[1] 因此，教材体例的设计这些最为基础的也是开创性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按文体编选，有利于学生掌握记叙、说明、议论等主要表达方式，但单元之间、册与册之间的过渡与衔接要认真考虑。
按照文学史顺序编选，有利于学生比较全面和清晰地了解祖国文学，但文学史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而学生学习要遵循由易到难的顺序，文本的选择既要照顾典型性又要照顾学生的接受心理。另外，文学之外的其他文体如何安排也须考虑。
按主题编选，深化了学生对人文主旨的把握，但忽视文体特点，有的教材在同一主题下将不同文体，甚至将文言文与现代文混编，既不利于学生掌握文体知识，又不利于学生形成完善的文学史、文化史体系。
本文提供不同的参照系，来审视现行教材的编写思路，指出新教材在构建语文学科知识和能力体系上的未尽善处，期望引起教材编写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一、从语文学科的培养目标审视
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认为：要想改变积弱积贫的社会须先改变国民性，而改变国民性莫过于以文学来唤醒，于是提倡文学运动，与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理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遥相呼应。
近一个世纪过去，世易时移，提高民族素质仍是新鲜的话题。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语文教育更是当仁不让。今天的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则明确指出：我们的语文教材“要有助于形成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语文学科要教给人清醒的理性的眼光以及科学的精神，破除迷信偏执和专制蒙昧，最后使得精神和人格健全。因此可以说，中学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和现代意识的公民。
既然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让学生成长为具有本民族行为方式和思想精神的人，那么，作为本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文学是培养本民族优秀人才的最好载体之一。中国传统文学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最精粹的部分，它形态稳定，传播广远，因此实施文学教育是培养本民族优秀人才的十分重要的通道。当然，中学语文课不只是文学课，中学语文教育甚至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都不是以培养作家为目标，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文学教育不重要。有人指出：正是因为中学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培养作家，意味着绝大多数学生在高中毕业以后，不再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文学教育了，所以，在高中阶段集中对他们进行文学启蒙教育，用文学打开学生的心灵之窗，抓住最佳时机培养他们的想象和联想能力、形象思维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对于学生今后在学习和工作中发现、探究和解决问题，对于他们继续学习和终身发展，更有其深远的意义。[2]
同样，大多数学生在高中毕业以后，不再有机会接受系统的语文(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教育了，所以，在高中阶段集中对他们进行文学和文化教育，教材要有相对系统和完善的结构体系——包括学科基本知识(语法、修辞、逻辑等)，文章、文学、文化发展“史”的知识，还有阅读鉴赏能力和言语交际、书面表达能力等等，这些知识构成和能力训练可以在多本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中各成小体系、各有侧重地体现。
高中阶段的自然科学学科，内部层次明晰，知识体系完整，语文教材当然也应该体现学科的结构体系。教材编写要注意学段的衔接(初高中)，单元组织、编选体系和体例，要注意单元之间的纵向衔接，课型间的横向联系，还要注意语文基本能力之间的有序性。[3]
高中语文教育目前也区分了相关的层次(如选修与必修)，教材编写，既要有利于学生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又要为学生奠定一生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和人格基础，教材除了给我们提供这门学科的系统知识(诸如文体演变知识、文章作法等)，还要让我们研习文章的内涵(思想、情感、文化等)，并要通过一系列的研习活动提高对祖国语言和文学、文化的进一步自学的能力。如果只注意其技术层面的知识而忽略人格培养，那可能无法激发起对语文深沉的感情和生命的寄托，语文学习的终极目标可能就会落空。在高中阶段接受不健全的语文教育，走上社会就靠这微薄的文化底子，许多人因此在这样的层次上安身立命，国民整体素质可想而知。
就目前的新教材(必修部分)来看，选文兼顾时代性、典型性，内涵丰富，文质兼美，应该说非常重视学科建设的人文底色。而五册教材的内部层级关系却不够明确，特别是以主题来组建单元的教材，单元之间，册与册之间，缺乏明确的有说服力的层级关系。还有，教材内部的文章学知识、文学史整体知识、口语交际和书面表达能力的训练等等，也存在不完整、不平衡的地方。
二、从国内百年主要教材流变的角度审视
语文课本的选文之间、单元之间以及每册书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明确，每篇课文、每个单元、每册教材的作用要明确。学科的知识重点，能力训练点，要从编写思路和操作层面体现出来，这样才能造就一套完整的教科书，使得语文成为一门科学。察看一百多年来语文教材的流变，我们探讨新课程背景下的教材编写思路可能会越发清晰。
一百年来的语文教材走过了相当曲折的道路，我们从教材编写的发展史可以看出：语文教材一直在人文与工具，有时甚至在语文与政治间摇晃与挣扎，要么偏执一端，要么顾此失彼。
叶圣陶、夏丏尊主编的《国文八百课》，编写者称：“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以单元来编排教学内容，文选(课文)、习问(练习)为文话(文章写法例话)和修辞文法服务，重视教材知识内容的建设，以文章作法和语文知识为核心，注重培养写作和语言运用能力，建构了完善的知识体系，但人文精神的养成相对弱化了。
1950年新编的语文课本，首先改称“国文”为“语文”，课本“编辑大意”里，认为“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并为语文科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教学两项任务，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意识形态的介入使语文学科的本色受到伤害。
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教学，其中《文学》内含文学作品阅读、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常识两部分内容。阅读部分的编排，一、二册以主题来组建单元，三、四两册从文学史的维度编写，五、六两册按照文学体裁的不同来编写。《汉语》课本则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知识教学体系。这种方式，最大限度体现了知识的系统性和完备性。
1958年重新编写的语文课本，强调政治挂帅。1959年至1960年，语文课本两次修订，增加了一些语文因素，但修订后仍强调政治。1963年创立了“语文工具性”的新观点，强调“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然后是十年动乱。1978年拨乱反正，继承了语文工具性的观点，规定“语文是从事学习和工作的基础工具”，遂有了《全日制十年制语文》(后经两次修订)，为了夯实基础，“工具说”得到加强，初高中都按照记叙、说明、议论三种表达方式来组建单元，单元内穿插语法、修辞、逻辑及读写训练等知识短文。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语文教材的编写一直受到非语文因素的严重干扰，往往在学科性质上片面强调某一方面，导致语文教材相应地产生某种偏向，如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性，片面强调工具性，或者把语文的工具性狭隘地理解为语文只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工具，或者将人文教育错误地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
1983年人教社编的《高级中学语文》几经修订，仍沿用以表达方式组建单元的编写思路。应该说，从语文的实际运用能力角度察看，这套沿用了15年的教材的编写体系，经受了教学实践的检验，取得了一定成功。今天活跃在中学语文讲坛的绝大部分中青年教师，接受的都是这种语文熏陶。当然其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如意识形态领域的僵化，文学和文化领域的缺失等。
正因为这种局限，带来了1998年高中教材的更新。1998年人教社普通高中语文教材(共六册)从文学史顺序和文体广泛性等角度构建单元，并根据三个年级的不同特点设计了难度层级，形成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训练序列。
2001年制订《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2003年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在课程性质部分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观点，应该说是语文学科在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初中教材的改革起步更早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单元编写思路与1956年的《文学课本》有相通之处。第一册按生活内容组织单元，第五六册按实用文体和文学体裁组织单元，注重将语文教学的视角引向广泛的社会生活。可惜在强调简明实用的语文知识的同时，语文训练走向纯粹的技术化操作，语文教学失去了人文内涵。为了矫正这种偏差，义务教育新课标7—9年级教材则将第一册的编写思路贯彻到全部教材中。36个单元全部在“人与自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板块下析出分支主题。而如前所述，部分高中语文新教材也援引这一思路，五册必修20个单元仍重复这一主题。这样，人文的大势是祭起来了，学科文化的建构则明显受到影响。王本华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学生写错字，用错词，造不对句子，缺少基本写作知识指导，有了内容不能有效地表达等。[4] 可能是出于对学生运用文字能力下降的反拨，《2007年普通高考新课程标准语文科考试大纲》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作文每一个错别字扣1分，扣满5分为止。
历次教材改革，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语文教材偏离语文学科的科学性，在学科性质上偏执一端，又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矫枉过正，形成了语文观念在人文与工具、甚至在语文与政治间的摇晃与挣扎，使得语文学科招来太多的责备，也带来了不少意气之争。
教材建设缘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时至今日，对语文学科的定位争议基本平息。但在人文性与工具性两方面取得平衡，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回顾百年历史，我们认为，今天的新课标五册必修教材，如果各有分任，像1956年《文学》六册按照三个标准编写的模式，效果也许更好。如今几套新课标教材几乎放弃了以“史”为顺序的“编年”方式来构建单元体系，学生三年的语文学习，难以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教材如果是没有“史识”的作品选读，学生接受的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就可能是支离破碎的。而部分新教材完全按主题组建单元，五本必修教材实际是在上述三个母题下做文章，如果压缩到两三册里也能解决，所以，新课标教材的五个模块只用一种标准编排并非最佳选择。另外，当年将《汉语》析出单列未必正确，但语文基础知识确有必要编写到五册必修教材中，如果结合必修教材的单元布设知识点，比等到选修阶段集中学习，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三、从与其他华文圈教材及海外母语教材比较的角度审视
追溯教材编写历史，总结教材编写思路的演化历程，能帮助我们进一步明确学科特点，探讨学科性质和任务。同样，横向比较不同地域的母语教材编写，我们也可以得到不少启发。
先看台湾、新加坡的情况。
台湾的“课程标准”这样描述语文学科的意义：“培养社会伦理之意识及淑世爱人之精神”，“培养出关心当代生存环境、尊重多元文化的现代国民”，从“生活素养、生涯发展及生命价值”的“三层面”来设计课程目标。[5] 近于我们《课程标准》说的“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在课程设计上，也分为“选修”和“必修”。“必修”课程是“国文”，强调要选文化经典教材，分别依次选自《论语》《孟子》《墨子》《韩非子》《老子》《庄子》，并提供了40篇文言选文的篇目。可以看出：他们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在依次编排的选文上，重视让学生形成“编年”的概念。
“选修”教材与我们设计的体系有一些差距，他们只设计四门课程：“区域文学选读”“小说选读”“论孟选读”“语文表达及运用”。从这四门课程的设置来看，涵盖面也相当广阔。其课程结构完整，内部层次清晰，体系简要明了，一方面给校本教材编写留下了空间，另一方面也相当完善地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易于操作的教材体系。对照我们的选修教材，我们无疑比他们完善详尽得多，但实际操作起来，我们的“选修”篮子里装的东西太多了，这对教师的教学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对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结构也未尽善。“选修”篮子里东西太多的原因，恐怕与“必修”的“缺席”有关。我们选修教材有十多种，真正选用的不过五六种，而有些一定会选的“选修”科目，如语文社的《写作基础》《汉语学习与应用》，苏教社的《写作》《语言规范与创新》等内容也可以分设到“必修”教材中。
近20年来，新加坡华文脱离母语教育的模式，“华文”和“华文文学”开始分科教学，《中学华文文学课程标准》以诗歌、散文、小说及戏剧四大文体自先秦至五四的发展过程为经，以各阶段各类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为纬，试图提供学生比较全面的华文文学知识，提高学生分析与鉴赏作品的能力。[6] 按照文体划分课程种类，兼顾了文体类别和文学史顺序，利于学生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课程标准列出的教学要点十分详细，分每种文体的发展概况、每种文体的古典作品选读、每种文体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以及课外文学篇章赏析四个方面。文体发展概况相当于一部简单的文学史，古典作品选读则依照先秦、两汉、唐宋明清的顺序列出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以及课外文学篇章赏析则由教师自由采用。
世界各国的母语教育在教材编写思路上也呈现不同模式。
法国普通教育高中语文大纲认为：制定教学大纲，就意味着选择，意味着传递给学生的是遗产一样的东西。为了培养学生的思想，让他们形成一种文化，应该注意从以下四个轴的角度入手：文学和文化史(历史轴)、体裁和笔调(类属轴)、作品的价值和独特之处(生成轴)、提出论据的辩论和各种思想言论对其接收者的影响(修辞轴)。[7] 这种编写思路比较周全，注意史识，注意文体，注意修辞，这样能让学生接受到相对完整的母语教育。
20世纪60年代英国语文教育主张以主题(母题)组织单元，主题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个领域。他们还主张语文教材的选材不局限于文学作品。这是从主题角度来确立单元的编写思路，和我们部分新课标教材(如鲁教版和苏教版)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大主题编写初高中教材的体例类似。
同心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一套《美国语文》，这套教材按“编年”的方式编排，取材于不同时代各个阶段美国具有广泛影响及文学代表意义的文章，完整体现了语文教育的人文性、综合性和开放性。
从以上的比较看出：语文教材编写，有的以主题组织单元，重在对学生实行人文教育；有的以“编年”的方式编排，取材于不同时代各个阶段具有广泛影响及文学代表意义的文章；有的以文学史为经，以各阶段各类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为纬，提供全面的文学知识，兼顾了文体类别和文学史顺序，利于学生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
从语文学科的培养目标审视，教材编写要有利于学生形成完善的知识体系，又要为学生奠定一生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和人格基础，激发起学生对语文深沉的感情和生命的寄托。从国内百年主要教材流变的角度审视，今天的新课标五册必修教材只用一种标准编排并非最佳选择。从与其他华文圈教材及海外母语教材比较的角度审视，语文教材编写，要利于学生形成完善的知识和能力体系。因此，新教材的编写至少还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多做思考：
1.促进学生获得关于语文这门“科学”完整的知识体系，即：将相关语文知识，包括汉语基本知识和写作训练知识在内的知识体系，分设到必修教材的不同模块中；在编排时考虑到文体、主题和选文的时代顺序三个维度，帮助学生在文体知识、人文思想、文学史观念三个方面形成完善的知识结构，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可以考虑在不同的模块里，按照不同的标准来编写教学单元。
2.教材要训练学生基本的语文能力，帮助学生继续自学，提高其语文素养乃至生命质量。一方面，普通高中课程的功能之一是为大学教育奠定基础，语文课程的内容设计自然要衔接将来的学习内容；另一方面，如本文所述，大部分学生将来可能不会继续学习语文，无论哪种情况，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都要特别着重辅导学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包括阅读鉴赏、探究发现能力，口语交际与书面表达能力等，而培养这些能力，教材在保证选文人文精神的前提下，应采取将选文当作学习文章写法的材料这种编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