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与理由的索取——论怀疑主义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源流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源流论文,证据论文,主义论文,理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文化中那种冷峻、批判、机智和慎密的理性主义传统，早就构成了它迥异于东方文化的主要特点。然而，在培育和滋发理性主义传统的源泉和动力究竟是什么这一点上，学术界却没有比较一致的见解。笔者认为，理性主义与怀疑精神血脉相联。正是这种怀疑精神，启动了西方人宇宙观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从而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认识论的发生；也正是这种向所有信念和思想索取证据与理由的怀疑精神，熔铸了西方文化重经验判断与逻辑推理的理论性格。
一、经验自明性的追究
人类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从根本上说有赖于其理由的充足性和证明的恰当性。所谓理由与证据，无外乎三个层面：（一）经验的自明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必须首先通过自己的感官，这就有了感觉经验与实在世界的关系问题。经验与实在是否一致？二者的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还是值得怀疑的？（二）逻辑的解证性。理论的可信度首先信赖于观察证据对它的支持度，这里便存在着个别观察事实与逻辑概念图式的衔接问题。从大量个别事实中归纳出逻辑的普遍必然性，这是可能的吗？理论的可信度还必须依赖于系统内部的逻辑自洽性。这就是说，认知系统中的所有命题必须由少数几条公理推导出来，由此形成一个保持高度确定性的金字塔结构。然而，系统的确定性是绝对的吗？完备性与确定性能否相容？（三）语言的明晰性。理论系统既是人们对实在事物的认知过程和结果，又是思维活动的创造物。当它用语言表达出来之后，就摆脱了孤芳自赏的个体，走向主体间的交流和共享，从而获得客观的意义与价值。可是，语言与实在之间有对应关系吗？语言真能那么恰当准确地表达思想吗？所有这三个层面的问题，都是由高扬着怀疑与批判旗帜的古代西方哲学家们首先敏感地意识到并提出来的；作为西方哲学主流的理性主义，也正是在对有关理论的证据、理由、可理解性等等问题的不断追索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发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以前的那些自然哲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精力和才智运用于营造各式各样“感性”或“理性”的宇宙发生论。这些哲学家的体系当然是独断论的。他们完全不懂得为自己所持有的观点寻找理由与证据，相反，把感觉或思想与实在事物的一致性看成是天然合理、勿庸置疑的；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也是前认识论的。在他们看来，主体与客体并无区别，因而无论感觉还是思想，都不过是自己力图予以刻画的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正是“智者派”哲学家首次把怀疑的视角焦点投放到感觉与对象的一致性上。他们指出，尽管人们只能通过感官把主体与客体联结起来，然而，主体与客体、感觉与对象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感觉往往会成为阻隔主客体二者的屏障。感觉具有相对性、私人性和易谬性。不同的人对同一对象有不同的感觉，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对同一对象的感觉也不尽相同。因此，要想获得关于宇宙本身的存在、性质及状态的确切知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我们除了可以知道自然事物在感觉中的“显现”外，什么也不知道。只能说蜜看起来好像是甜的，而不能说蜜就是甜的。感觉是因人而异的，现象也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怀疑主义对西方理性哲学之形成的贡献是巨大的，它不仅开启了西方人主客二分的宇宙观，而且还第一次以令人不快的方式从反面尖锐地指出必须为认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寻找理由，从而导致了西方认识论的产生。因为只有提出了怀疑，认识的可能性问题才会理所当然地被提出来；一旦提出疑问，就必须回答；而如何回答，又取决于这种疑问的性质和不同的哲学家受此疑问影响的不同程度，从而造就了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认识理论。的确，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怀疑主义对感觉与对象的一致性的否定，其影响是深远而广阔的。它迫使后世哲学家不得不慎重地、正面地回答它所提出的问题，全部接受或者至少是部分接受它的观点。德谟克利特提出，表象、感觉与其实在载体是不同质、不同构的，它们不过是原子和虚空所造成的假象；洛克则声称，色、声、香、味等第二性质在物体中并无原型。如果眼睛不看光或颜色，耳朵不听声音，舌头不尝滋味，鼻子不闻气味，那么，所有的色、声、香、味都将消失无存；休谟更是从逻辑证明的角度指出所谓经验的自明性其实并非自明。因为人心中除了知觉经验之外别无它物，而经验从未告诉我们自己与物象的联系，所以，知觉经验与实在载体的同质同构性是毫无根据的。在20世纪的西方哲学界及科学界，拒斥形而上学，至少是把形而上学当作有意义而无证据的思辨加以悬置，已成为普遍的共识。追溯起来，这一倾向无疑是发端于这股怀疑论思潮的。一两个世纪以来，怀疑主义的影响不断地超越哲学界而进入科学界。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科学从来离不开追寻证据与理由这样一种认识态度。近现代科学业已证明，洛克关于第二性质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颜色、声音作为物理现象，其“原型”不过是一定长度的电磁波和一定频率的空气振动。如果没有人的感觉器官，电磁波和空气振动的潜能就永远不能转化为现实的颜色和声音。近现代科学还表明，人们在不同的物理条件和心理境况下，对同一对象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觉。今天的摄影和影视艺术等，在成功地利用人类的视觉幻觉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通过这些艺术，世界在人们眼中变成了更加色彩斑斓、绚丽多姿、变幻无穷的美丽画图；在格式塔心理学那个著名的“鸭兔图”实验中，被试者所受的心理暗示至关重要。就是说，鸭兔图在不同的被试者那里，完全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东西。如果说，古典的怀疑主义哲学家们论述感觉的主观性和相对性时，往往是把时空排除在外的（在他们看来，时间和空间作为物体的运动场所和变化过程，它们的存在是客观和绝对的），那么，现代物理学也给予了这种绝对时空观以毁灭性的打击。狭义相对论证明，运动着的物体的空间长度和时间进程随观察者运动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个脱离观察者的、绝对普适的时空尺度。如果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感觉与对象的对应关系仍旧迷恋不已，那么，现代物理学的另一支柱——量子力学则更加以一种毫不含糊的态度昭示人们：在观测微观客体存在状态的过程中，观测仪器与被测对象形成了相互关联、自相缠绕的统一整体。因而，与其说观测结果就是微观客体的实在本质和运动状态，勿宁说测量结果表明了仪器与对象间关系的特征。时至今日，我们终于明白，在任何一个观察结果中都不可避免地渗入了程度不同的主体因素；观察者同时兼有双重身份：他既是策划测量活动的导演，更是参与测量过程的演员。感觉与载体的对应不过是一个古老的神话。这一发现无疑是人类理性科学精神的伟大成就。然而，这一成就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批顽固地要求把一切信念和思想建立在充足理由之上的不受人欢迎和喜爱的怀疑论哲人。
二、逻辑解证性的探询
自古希腊罗马哲学的怀疑活动引发了西方认识论以后，哲学家便开始了苦心孤诣地为认识的可靠性寻找证据与理由的艰辛劳作。因此，逻辑的解证性即理论内部充分的经验判据与严密的逻辑推论，便成为近代哲学所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
既然古代怀疑论者已经将经验与实在世界之间的联系弄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那么，把人的知识仅仅限制在感性经验的范围之内，而不去管它与客体的一致与否，并以此建构起确定可靠的科学大厦，是否是可能的呢？正当英国经验论者对“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来自经验”这一发现津津乐道之时，休谟的怀疑论又一次把这种用盲目和轻信编织起来的梦幻之网撕得粉碎。休谟的质疑是：在人们的感性经验中有一个特点，即容忍矛盾。对于任何经验事实来说，构想它的反面总是合乎情理的。太阳明天出来与太阳明天不出来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陈述是同样可以理解的。然而恼人的问题却在于，构成知识要素的概念和命题等必须遵循不矛盾律，即必须具备普遍必然性。既然在经验判据与普遍性断言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那么，又怎么能够为连接二者而开辟一条合乎理性的逻辑通道呢？与休谟相比，康德的怀疑论显得温和一些。作为一位有专业自然科学背景的哲学家，康德既不得不对休谟的质疑心悦诚服，同时又感到有责任为科学的合理性作出强有力的辩护。于是，他另辟蹊径，为科学寻找新的逻辑基础。康德最终得出结论：既然根据休谟的说法，科学理论并非来自经验的归纳，那就不妨反过来看，我们在消化从自然界获得的感觉材料的过程中，主动地把我们理智的秩序和规律加诸这些材料，这便得到了科学，它刻画了一个带有我们思想印记的宇宙。康德还发现，人们在追究具体存在物的因果关系时可以得心应手，可是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去追求最终存在的性质、状态、关系等等，便立即显得力不从心：上帝、灵魂、世界大全成了可思而不可知的对象，关于它们的任何断言都会陷入自相矛盾（二律背反）。康德的解决办法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即严格区分科学和非科学（形而上学）：理智自由驰骋的疆域只能限于经验世界，其任务是获取数学、自然科学；超出这个范围，是理智的禁地，却是信仰的乐园，所得到的不是理性形而上学，而是道德神学和审美心理学。休谟和康德的怀疑论对西方理性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们把科学严格限定于经验，并以此作为划分科学与哲学的标准，从而开创了一种以探讨科学的本质和增长机制、科学的逻辑和表述以及科学与人的关系为己任的新哲学。二是休谟提出诘难，康德作出应答，即提出了“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这一思想第一次把历来作为一种“发现”活动的科学研究当作“人为自然立法”的“发明”活动。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中，几乎没有人不提到或追溯到“哥白尼式革命”的。卡尔·波普尔在继承了康德的主要思想的同时，又批评了“哥白尼式革命”仍然保留了独断论的痕迹。他指出，科学理论作为对经验世界的猜测，不可能是绝对无误的。因此，科学的发展进步应该表现为一系列猜想与反驳的交替过程；康拉德·奎因则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或信念整体，都不过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托马斯·库恩更是通过他的“范式”理论，揭示了内化在科学中的社会文化结构：科学是历史沉淀、宗教情怀、形而上学、思维定势、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形成的综合体。爱因斯坦、普朗克、玻尔、海森堡这样一些当代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总结自己取得的科学成就时，常常发现在思路上与康德是不谋而合的，从而欣然将康德当作自己的思想先驱。爱因斯坦曾说：“在我们还未能在事物中发现形式之前，人的头脑应当先独立地把形式构造出来。……借助于思维，我们的全部感觉经验就能够整理出秩序，这是一个使我们叹服的事实，这是康德的伟大认识之一”[①]。
西方近代认识论的另一分支——大陆唯理论的始祖勒内·笛卡尔同样是一位怀疑论者。他主张用理性的方法对以往一切知识加以怀疑和批判，以便“把浮土和沙子排除”，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寻求新的逻辑基础，即“第一原理”。笛卡尔认为，既然经验归纳是不可靠的，那么，构筑坚实确定的科学大厦的唯一途径就只能是依据少数自明的理性直觉原理，通过演绎推理而获取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逻辑系统。唯理论的明显优势在于它克服了来自经验的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唯理主义倾向从思想脉络来看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哲学，笛卡尔则将其传承下来，并将其发扬光大为以黑格尔思辨哲学为最高代表的“泛逻辑主义”体系。西方人严密的逻辑论证方法主要发轫于这派哲学。可是唯理论的缺陷则在于其实质上的典型独断论。无论巴门尼德、笛卡尔，还是黑格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都雄心勃勃地构想从一个纯粹的、简单的和高度抽象的逻辑起点推导出包罗万象、变化无穷的大千世界。因此，他们的泛逻辑主义思想倾向不能不遭到经验论怀疑主义者的猛烈抨击。经验论的诘难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第一，唯理论者没有证据证明自己用纯逻辑手法建构的高确定性理论结构与经验世界具有同质同构性，因而它对于世界的解释是无意义的。康德毫不客气地指出，尽管有人把他们的形而上学主张说得天花乱坠，但他还是有权说，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毫无根据的哲学，都是虚假的智慧。第二，唯理论者运用所谓“第一原理”导出世界的方法，在实质上无异于亚里士多德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探寻第一因的方法，这种方法在逻辑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这就是它将造成可怕的无穷倒退。为了与宗教神学相区别，唯理论者反复声明第一原理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一种时间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逻辑上的前提（理由）与结论的关系。然而康德则提出，第一前提作为世界万物存在的理由，其自身不可能不存在；但如果它存在，那它就不能只是一个纯逻辑的理由，而必须同时是一个现实的原因。柏特兰·罗素对唯理论的指责更具说服力：一件事以另一件事为其原因，这另一件事又以第三件事为其原因，如此类推。假如我们要求设想世界大全的第一原因，就不得不回到创世主上面来。因为一切因果式解释都必定要有一个任意预设的开端。第三，唯理论者运用逻辑手段裁剪掉偶然性，从而把世界的一切细节都看作由一个逻辑前提所必然派生的事件。这样一来，原本生动丰富的世界就被他们弄得机械呆板、干瘪无味、没有色彩。进入20世纪以来，柏拉图主义、黑格尔主义在西方哲学界、科学界一再失势，以致被视为一种思想史陈迹，而崛起于20世纪的科学哲学思潮正是对这类古典思辨哲学的反叛与取代。究其缘由，独断论肯定是其失败的首要因素。
然而，唯理论毕竟是西方理性哲学发展的最重要方面，是对逻辑学作出过最大贡献的哲学派别。这其中绝不缺乏探寻证据与理由的怀疑批评精神。正当巴门尼德第一次运用逻辑论证来构筑其本体论，并十分武断地宣称“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时，他的弟子芝诺就以其娴熟而严密的逻辑手法向人类理智提出了挑战。逻辑的力量不正在于其高度的精确性和无歧义性吗？但是，著名的“一个物体永远达不到目的地”、“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飞矢不动”等佯谬，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足以使几乎所有逻辑学家、哲学家汗颜、头疼。此后，在逻辑学的发展过程中，悖论、佯谬层出不穷，然而几乎每一次悖论、佯谬的发现及解决，都促成了逻辑学和数学的创新和革命。罗素的“集合论悖论”的发现及解决，极大地推动了数理逻辑的发展；哥德尔关于知识的完备性与确定性不相容的著名“不完全性定理”的作出，既标志着现代逻辑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片面追求高确定性的倾向是难以立足的。
三、语言明晰性的辨析
早在古希腊时期，高尔吉亚、苏格拉底等哲学家就已经对语言的明晰性提出过置疑。但是，在整个古代和近代，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物理学和数学相继出现危机，其中的许多基本概念一时失去了原有的清晰无误的涵义；新生的数理逻辑在澄清它们或赋予它们新的意义的工作中大获成功。于是，借助数理逻辑工具分析语言问题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出现和蓬勃发展，便标志着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第二次重要转向。现代西方语言分析哲学家们争辩的问题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语言与实在的关系，二是语言与思想的关系。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与实在世界之间具有不言而喻的相同结构。罗素指出，所谓语言，是由一些基本的原子命题通过彼此的逻辑关系搭建起来的。其中，每一原子命题对应于实在世界的一个原子事实，即某物具有某种性质，或某物与他物具有某种关系。因此，原子命题的真假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应的原子事实，即当下经验。维特根斯坦提出了更为朴素和直率的“图画论”，他说：“命题是现实的图画。命题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现实的模型。”“要知道图画的真假，我们必须把它与现实相比较”[②]。这一语言与实在的同构论和真理符合论尽管是从当代语言分析哲学的角度加以阐述的，然而它却仍然带有十分明显和浓烈的传统独断论色彩。它断言一个陈述具有独立于我们认识能力的客观真值。可是如果脱离人的认识能力，那么，语言与实在的同构性、陈述与事实的符合性又如何得以证明？对这一理论首先发难的是达梅特。他指出，上述学说不过是古典实在论在当代语言哲学范围内的延伸。实在论是这样的一种信念：必定有某种实在事物存在着，正是它决定了一个陈述的真假。达梅特声称自己是一个反实在论者，主张一个陈述只有当人们可能认识到它为真时，它才为真，它的真假和意义是与我们对它的证据密不可分的。然而，由于有些命题涉及到无限的经验内容，人们在判断这类命题的真假时会感到无能为力。比如，“在这里永远不会建立一座城市”这个命题和“一切乌鸦都是黑的”一样，以有限的经验事实不能对之加以证实或否证。此外，对于隐蔽条件句，排中律是失效的，就是说，这类命题既不真也不假。试想有一个叫琼斯的人，一生从未遇到过危难，现在已经死去。如果有人断言“琼斯是个勇敢的人”，将如何证明这个陈述的真假呢？达梅特坚决否认说，没有一个事实可以作为判断这一陈述的根据。达梅特的诘难强有力地击中了实在论的要害，因而受到了语言哲学界的广泛重视。
语言与思想的关系是当代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家争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相当一部分哲学家认为语言与思想是不可剥离的，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就是思想。由于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通过研究语言来研究思想，就可以把对主体的探究由心理学（观念、思想）转移到有形可考的语言（语句和意义）领域。艾耶尔主张，思想过程与其表达是没有区别的；达梅特则指出，分析思想的唯一途径是分析语言。但是，如果语言等同于思想，那么这应当是怎样的一种语言呢？一些哲学家认为这就是人们普遍使用的日常语言，而另一部分哲学家则提出这应是一种更为逻辑化、理想化的人工语言。早期的许多分析哲学家为建立这种理想语言进行了艰苦、深入和细致的探索。他们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产生，完全是由于人们受到了日常语言的误导。所以，自己的任务就在于运用高度准确的逻辑语言的精辟分析，去廓清这些混乱。弗雷格野心勃勃地要为数学寻求清晰可靠的逻辑基础；罗素则十分自豪地宣称，由于自己发明了著名的摹状词理论，从而在根本上澄清了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存在”问题的混乱；塔尔斯基踏实而严谨地为消除由日常语言的自指性所导致的悖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真理层次论。这些哲学家的精神劳作为数理逻辑和人工智能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可是，语言与思想具有同一性这一见解，并没有得到人们所指望得到的那种充分可靠的证据与理由。如果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是指日常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那么日常语言本身的含混模糊和自相矛盾是否也意味着思想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亚原子物理学家们在阐述量子理论时曾明确指出，运用数学工具这种人工语言来说明量子力学的结论是简单清楚、高度确定的，但如果使用日常语言来解释自己的成就，就很难做到十分贴切和准确无误。的确，“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客体的劲量和位置不能同时精确测定”以及“仪器的干扰作用”等等表述，往往让非专业的人们感到迷惑不解、茫然无措。正因为如此，以罗素为代表的一批语言哲学家才要为创建科学的理想语言竭尽全力。然而，如果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是指人工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那么，这种语言不过是科学家和专业科学工作者经过严格训练之后才能掌握的研究手段和表达工具。显然，它只是语言的极小部分。如果思想只能与这种“密码语言”相匹配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除了少数专业科学家以外的其他人都不会思想，或者至少是思想混乱的？无怪乎维特根斯坦在其晚年要说：“我们愈是精确地考察实际语言，它同我们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就愈尖锐。……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无法行走。我们想走，因此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去吧”[③]！可见，维特根斯坦彻底放弃了他前期所持的那种思想是对实在的客观写照，而语言是对思想的真切表述的图画论，转而主张和强调语言有其自身的独立意义；“语言的意义在于其用法”，在于其无限丰富的语言实践，而不是在于思想、意识。他指出，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并无严格机械的逻辑强制性，相反，语言的用法丰富多变，界限模糊、松散而无规范。因而使用语言就好比是做游戏，由于门类繁多，无法归纳出一个共同的本质，而只有游戏间的“家族相似”。做游戏固然要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任性随意。但是，语言游戏的规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甚至在同一个游戏中也可能不是一个规则贯穿始终。有人指出，后期维特根斯坦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与休谟的认识论怀疑主义相类似的语义学怀疑主义。众所周知，休谟认为，从理论上讲，因果律应当具有普遍有效性。然而，由于因果观念来自于经验，经验则允许有反例。所以，人们无法针对因果律给出一个理性的客观证明，而只能倒退到习惯性联想这种心理解释。与此相仿，维特根斯坦也考虑，从原则上讲，正确使用语言应当意味着在每一次使用中对同一个符号都赋予相同的意义。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种一致性却并不存在，至少是经常不存在。既然我们不能为语言游戏中规则的一贯性提供合理的根据，那么也只有在习惯和训练中寻找遵守规则的答案。他说：“哲学决不可以干涉语言的实际用法，说到底它只能描述语言的用法。因为它并不能提出关于用法的根据。它让一切依然如故”[④]。“哲学只是把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任何东西”[⑤]。休谟和维特根斯坦的怀疑论，以不同角度在不同的程度上暴露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乃至于整个人类理性的局限性。
由此看来，在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即本体论、知识论、语言论中，寻问和索要证据的怀疑批判精神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全可以说，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滋生于怀疑精神的沃土；理性主义的辉煌成就获益于怀疑精神的触发；甚至对理性主义局限性和片面性的发现和揭露，也得自于怀疑精神的穷根究底。怀疑主义与怀疑精神往往从根本上动摇了既定理论的基础，然而拆构正是为了更好地重构，使新理论的根基更为坚固可靠。所以，怀疑主义与怀疑精神尽管常常令人沮丧不快，但它推动西方理性哲学和理性传统发展的历史功绩却是难以磨灭的。
注释：
①爱因斯坦：《物理学与实在》，载《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
②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4、34页。
③、④、⑤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1958年德英文对照版，第107节、124节、1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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