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20世纪的发展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发展道路论文,世纪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02－0039－11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中国学术思潮已经在逐渐发生变化；而真正开辟了中国学术发展新局面的，还是“五四”前后那些风云激荡的历史年代，许多近代学科由此萌生、发展起来，中国学术加快了走向近代的步伐。中国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正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萌生、发展起来。
中国史学史之观念的历史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中国史学上史学史意识或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也具有久远的历史，并积累了丰富的论述。（注：80年代，曾经有过关于“中国史学史之史”的讨论（参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可惜未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
说到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看，东汉班彪当为前驱。班彪在《续太史公书》（《史记》）而作“后传”时，曾“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所论从《诗》、《书》到国史，从《春秋》到《左氏传》和《国语》，从《世本》到《战国策》，从《楚汉春秋》到《太史公书》，他都讲到了，并由此得到这样的认识：“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1]（《后汉书·班彪传》）可见， 班彪的史学史意识是明确而突出的。
唐初史家撰写的《隋书·经籍志二》以分类为基础，考察了历史撰述的源流与存佚，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刘知几在史学史意识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觉性，《史通》以“史”和“通”连用而名书，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史之称通，其来自久。”[2] （《史通·原序》）可见他是很看重这一点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于篇首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于篇末称：“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2] （《史通·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于篇末也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2] （《史通·古今正史》）这都是极明确的史学史意识的表述形式。晚唐人马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3] （《旧唐书·马植传》），时人刘柯有《与马植书》，称：“自《史记》、班《汉》已来秉史笔者，予尽知其人矣。”[4]（《全唐文》卷七四二）这些， 反映出唐代学人的史学史观念的发展之清晰的轨迹。
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如北宋王钦若等编纂的《册府元龟》这部大类书，其卷五五四至卷五六二是为“国史部”，凡九卷十四目，而《国史部·总序》则是一篇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又如南宋洪迈写出了《历代史本末》的专篇，从诸侯国史、《春秋》、《左传》，到新旧唐、五代史，都有简括的叙述。其篇末写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5] （《容斋四笔》卷八）宋代还有一些书评家如晁公武、陈振孙、高似孙、叶适等，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对历代史书的评论，也都建立在对史学发展之认识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而成为一大总结。
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章学诚论史学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他阐述“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的异同，是要说记注与撰述的变化及其对史书体裁演变的影响[6] （《文史通义·书教上》）。他说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是为阐明“专门之业，别具心裁”的重要，认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应“义例所通”[6]（《文史通义·释通》）。这都是把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的。赵翼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考史学者，他的名作《廿二史札记》不仅是杰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自称：“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7] （《廿二史札记·小引》）后人由此概括此书“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8] 这是从对史书编纂历史的考察而兼及对客观历史的考察与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的史学史观念的反映。正如钱大昕评论此书所说：“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7]（《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序》）。这个评价，对今天的史学史研究也还是有启发的。
20世纪初年，即在钱大昕提出上述见解之后约100年， 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无情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在中国史学史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多年后，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文化专史中的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之观念的史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9]
中国史学史之提出的学术背景
关于“史学史”提出的学术背景，有两点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新史观传播的背景，一是学术史发展的背景。
首先说新史观传播的背景。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以通俗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他指出：
唯物史观也称历史的唯物主义。他（它）在社会学上曾经，并且正在表现一种理想的运动，与前世纪初在生物学上发现过的运动，有些相类。……这种运动既经指出那内部最深的构造，比外部明显的建造，如何重要，唯物史观就站起来反抗那些历史家与历史哲学家，把他们多年所推崇为非常重要的外部的社会构造，都列于第二的次序；而那久经历史家辈蔑视，认为卑微暧昧的现象的，历史的唯物论者却认为于研究这很复杂的社会生活全部的构造与进化，有莫大的价值。[10]
这里所强调的是唯物史观表现为“一种理想的运动”从而代替旧有的历史观之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是历史观上带有本质性的变革。接着他着重指出的“那内部最深的构造”便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他写道：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拒性的。[10]
李大钊认为，从经济现象去研究历史、说明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他略述了从孔道西、桑西门、蒲鲁东等人“以国民经济为解释历史的钥匙”的论点，进而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从前的历史的唯物论者不能解释的地方，与（予）以创见的说明，遂以造成马氏特有的唯物史观，而于从前的唯物史观有伟大的功绩。”[10]
在中国史学上，这是第一次极明确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内容与价值，因而在史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史学走向科学化道路的开端。
1920年，李大钊发表《史观》一文，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阐说什么是“历史”，他写道：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10]
运用这种“史观”来解释“历史”，揭示“历史”是运动的和有生命的内在本质，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也是第一次。李大钊还强调“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10]从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史学上所固有的历史观即发生了极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见，20世纪20年代初，确是中国史学发展上的一座巨大的界石。这就是唯物史观的丰碑。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撰写《史观》一文时，已在北京大学等高校讲授“史学思想史”课程[10]。这在中国史学上也是一个首创。史学思想史是史学史的重要部分，李大钊从阐释唯物史观，考察历史观的历史，到讲授史学思想史，是他深入研究史学之合乎逻辑的发展。李大钊所讲授的“史学思想史”，虽是西方史学的内容，但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和中国的大学讲坛上来讲授，确乎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更充分表明他的研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李大钊的这些理论建树和学术活动，使他在事实上成为揭开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序幕的人。
其次说学术史发展的背景。“五四”前后，受西学的影响，许多新学科勃然兴起，各种专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作“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或“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演讲，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梁启超在这书的《绪论》中说道：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做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9]
梁启超是从通史和专史的关系来说明研究专史的重要，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写通史的主张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代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专史研究的迫切性，这是“五四”前后学术史上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李大钊对“历史学”的内涵的表述可以得到进一步证明。李大钊认为：“广义的历史学”应包含“记述的历史”和“历史理论”两个系统，而“记述的历史”则含有个人史（传记）、氏族史、社团史、国民史、民族史、人类史。“最广义的历史学”则包含普通历史学（广义的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应入哲学系统）；而特殊的历史学也包含“记述之部”和“理论之部”，其“记述之部”则含有政治史、经济史、法律史、伦理史（道德史）、宗教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教育史等。[10]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专史的研究对历史学所产生的影响，这正是当时“分科研究的发达”在历史学领域的反映。
梁启超强调专史的研究自亦与这种“分科研究的发达”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而“文化专史”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其中，“学术思想史”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史”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
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某一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和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了专史的门类，促进了学术史的发展。“史学史”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9]
“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史学史”作为一种专史被明确地提到学术史研究的日程上来的时候，其学术价值便有了比较恰当的定位。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中国史学史之研究的发展道路
这是一段坎坷的道路，一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而有起有伏，二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研究是中国史学步入近代以后不久而面临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需要人们反复探讨、逐步摸索。
自20年代中国史学史被提到专史研究日程上来至今，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草创时期（30～40年代）；沉寂时期（50年代）；活跃时期（60年代前期）；再度沉寂时期（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建设时期（70年代末至今）。
概括说来，20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经历了两个马鞍形的演变轨迹。
（一）草创时期。梁启超提出撰写“史学史”的问题时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9]从今天的认识来看，属于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一般说来， 都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但梁启超当时这样说，足以表明中国史学的特殊分量以及他对史学的重视。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梁启超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9]他关于“史学史的做法”， 就是依照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可以认为，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或研究对象的主要论点。他的这些认识，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三四十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草创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在一些高等学校史学系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同时，有许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专题研究论文发表出来，有的研究者写出了综论性质的论文，有的研究者写出了比较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讲义，还有一些研究者公开出版了中国史学史专书。这种发展形势表明：第一，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一旦被明确地提了出来，便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第二，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籍繁富，确有吸引学人进行研究的魅力。
这时期人们发表的专论，限于篇幅，无法论列。其综论，有代表性的是：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第2卷第1、 2期，1934年）；何炳松《中国史学史之发展》（《出版周刊》第102 期，1934年）；周谷城《中国史学之进化》（《复旦学报》人文版第1 期，1944年）；罗香林《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文史杂志》第5 卷第11、12期，1945年）；朱子方《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文化先锋》第6卷第21期，1947年）等。这些综论， 是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总相。其中，论述极简略的是何炳松文，它把中国史学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自孔子至荀悦，荀悦以下至北宋末年，南宋至现代[11]。此文行文过于简略，其论点未能充分展开。论述较详尽的是周谷城文，它分别讨论了六个问题：历史与史学之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进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不难看出，此文的目的是试图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本文最后落脚到“创造中的新史学”，认为要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新史学”，应在确认史学的对象、稳定史学的地位、改进史学方法。[12]这是一篇有特色的、现实感很强的论文。
这时期的研究者写出的中国史学史讲义有：卫聚贤《中国史学史》（暨南大学印行，1933年）；[13]蒙文通《中国史学史》（1938年）；[14]陆懋德《中国史学史》（北平师范大学印行）等。[13]其中蒙著认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此书“爰依此旨，谨述三时，汉、唐、元、明，备之而已。清世以师资既昵，亦举大要，俾明流变。”[14]注重思想与史学的关系及史学流派的区分，是蒙著的特点。此书的一些内容，先后在三四十年代的刊物上发表。
这时期还有一些公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专书，如：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等。这些著作，除顾著着眼于当代史学的考察而颇具特色，一般都有明显的史部目录学和历史要籍介绍的痕迹，并于史官、史家论述较多，从中不难看到梁启超有关论点的影响。金著与顾著，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金著“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稍加铨次，以为诵说之资。”它略按史官与史家、官修史书与私人著史为主要脉络，论述了先秦迄于明清的史学，而重点论述了马、班、刘、章的成就。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之丰赡的面貌。顾著以近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史学为叙述的对象，上编讲前期史学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下编讲后期史学成就。本书的特点，一是近代意识突出，二是关注新史料的价值，三是重视文、史关系。这两本著作，今天仍有可以参考的价值。
综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似可得到这样几点认识：第一，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之后的20年左右，涌现出了一批专论、综论、讲义、专著，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被史学界所认同。第二，这时期出现的一些著作，大多带有草创阶段的缺陷，对于时代与史学的关系和某一时代之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学发展的规律涉及甚少。第三，这个时期的著作，也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如蒙文通之重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重视史学流派的考察；周谷城着意探索史学进化的历程；金毓黻在吸收古今史家论述之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顾颉刚关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当代中国史学”的考察，更加紧密地把史学史的研究同现实的社会与史学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值得珍惜的。
50年代，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沉寂时期，除了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修订本（1957年）以外，几乎没有新的著作问世。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想的影响，也有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和对历史的重新解释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所致。
（二）活跃时期。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的召开，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注：关于这方面讨论的报道，见1961年1月4日《光明日报》载吴高明文《西北大学历史系研究讨论史学史问题》，1961年12月6 日《光明日报》载《上海史学会座谈史学史问题》，1962年3月13 日《文汇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1962年3月14 日《光明日报》载《北京师大历史系邀请校内外史学工作者探讨中国古代史学史内容、分期问题》，1962年3月23 日《人民日报》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1 期郭澎文《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载《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 《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载《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 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等。）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15]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16]此种盛况，可谓前所未有。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内容、对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
在60年代初的这次关于史学史的讨论中，有些研究者还撰文就有关专题作深入的探讨。如耿淡如的《什么是史学史》一文，就史学史的定义、对象和任务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具体问题上涉及到史学史应阐明自身发展规律；史学史应是历史科学的历史，而不是历史家的传记集和目录学；史学史应和历史哲学史或社会思想史有区别；史学史应包括历史编纂与历史研究两者在内；史学史应结合其他有联系的科学来研究；史学史应总结过去史学的成绩；史学史应以研究历史的同一方法来研究等等。[17]这些问题之间，或许并不存在十分紧密的联系，但每个问题都是研究史学史所不能回避的。又如白寿彝先生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从理论指导和文献的结合上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史学遗产及其批判继承问题，这是具体地指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和对象；[18]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着重阐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个任务，即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同时指出了理论指导和占有资料对于实现上述任务的重要性。[19]白寿彝先生的这两篇文章，回答了中国史学史应当研究什么、为什么研究和怎样研究的问题，对当时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讨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个时期，没有新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白寿彝先生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稿曾以铅印本作为教材，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历史系重新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而研究论文的发表，从年平均数来看，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师范大学还创办了供交流使用的《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在讨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第二，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是研究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的标志；第三，教材建设的需要促进了研究工作的发展，中国史学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预示着中国史学史研究将要迈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遏制了这一势头。中国史学史研究从此被搁置了10年之久。
（三）建设时期。70年代后期，随着10年“文革”的终结，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全国面貌为之一变，各项事业相继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竞相开创新的局面。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史研究迎来了它的春天，即以八九十年代为标志的建设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趋势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起步快。1978年起，全国一些高校相继招收中国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79年，在白寿彝先生主持下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史资料》复刊。1980年，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二辑出版，朱杰勤著《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张孟伦著《中国史学史论丛》出版。1981年，《史学史资料》更名《史学史研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与此同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题论文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全国许多学术刊物上竞相发表。短短两三年中，能有这样的局面，足以说明重行起步之快。
第二是研究队伍的扩大。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先后成立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设立了史学史研究室，它们都以中国史学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80年代初，随着全国一些高校的首批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毕业并通过论文答辩，走上研究岗位，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生力军。
第三是研究领域的扩大。从时限上看，中国史学上自古代，下至近现代以至于当代，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近现代史学的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从内容上看，研究者们大都力图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模式，而关注于史学发展的脉络及其阶段性的特点，关注史学思想的演变，关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有通叙史学之整体发展趋势者，也有着重论述某一断代史学面貌者，有着重爬梳史学流派而分别予以评价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写成专书者；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还有就某个少数民族的史学作专门研究者。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看，有专著，有教材，有专题论集，有综合论集，有史家评传集，有史著评介集，有资料编年，有史家辞典，有史著解题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
第四是研究成果丰硕。自1980年初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出版以来，至1997年王树民的《中国史学史概要》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史学史”名书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有近20种之多；[20]如果将上面说到的多种表现形式的著作统计在内，其数量当有百余种之多。全国各种学术杂志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每年大致都在百篇左右。在近20年中以“史学史”名书的著作，各有特点，其中刘节的遗著《中国史学史稿》（1982年）、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1985年）、白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6年）、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分撰）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1989年）等，学术影响更大一些。刘著一方面还带着重点论述史家、史著的痕迹，一方面又已注意到考察史学发展中各个阶段的概况与特色。《中国史学发展史》是一部试图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和规律的著作，其突出特点是按照对社会性质的界定而阐述该社会的史学。白著是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首卷，其特点是以长篇叙论阐述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等问题，而于先秦史学则明确提出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和“历史知识的运用”问题，颇具启发性。《中国近代史学史》是同类著作中较早问世的，且包含有比较丰富的资料。这一时期，另有几本著作是应当受到关注的，它们是：陈清泉、苏双碧等编辑的《中国史学家评传》（上、中、下，1985年），它评述了82位史家的生平、著述，其中颇多佳作。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凡三卷，1990年），它评介史学名著86种，亦不乏佳作。肖黎主编的《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89年），按理论、断代史、专史、国别与地区史编次，共收入36篇总结性或综述性文章，并附有关于台湾地区史学的专文。文章多出于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周朝民、庄辉明、李向平编著的《中国史学四十年（1949—1989）》（1989年），本书的长处是提供了比较丰富的关于这个时期史学状况的资料。就中国史学史某一方面作较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者，桂遵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1992年）、吴怀祺的《中国史学思想史》（1996年）、王学典的《二十世纪后半期史学主潮》（1996年）、张书学的《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1998年），是值得关注的。这个时期，还有几部工具书或资料书，也是应当受到关注的。它们是：吴泽、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1983年）；杨翼骧主编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目前已出版第一册（1987年）、第二册（1994年）；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利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1996年）。这几部书对于人们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提供了许多方便，有一定参考价值。它们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已有了相当厚重的积累。
第五是加重了理论色彩。这是本文下面要着重讨论的。
综上，可见建设时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势头，是令人鼓舞的。
走向新的理论高度
进入建设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趋势表明，它同草创时期和活跃时期相比，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显示出研究的深入。这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有的是前两个时期就提出来了，有的则是新提出来的。现择其中较重要者简述如下。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这个问题，在60年代初有过热烈的讨论，近20年来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21]80年代，白寿彝先生进一步提出：“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应着重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22]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23]同60年代初的热烈讨论一样，人们对此仍有种种不同的表述，但上述见解依然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与此有关的还有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等，为世所公认。但是它有没有理论？这个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近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有的研究者揭示出史学批评同史学理论的关系，进而通过对史学批评的研究摸索史学理论的积累和发展[24]，为史学界所关注。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怎样看待和说明二者的关系，也是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强调求真原则者往往对经世致用持保留态度，认同经世致用者则对历史上曲笔作史现象难以解释；这种困惑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现今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判断。其实，承认秉笔直书传统，并不是就否认曲笔作史的现象的存在；而肯定经世致用，也不是就意味着赞同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事物是复杂的，史学也是复杂的，只有从主流看，才能真正看清求真与致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清“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25]
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中国近代史学始于鸦片战争而迄于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10年历史，这已成为基本的共识。 那么中国近代史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对此，目前已有了较深入的探讨。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一书（1994年），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机制、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等方面来说明上述问题。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1994年），则试图从时代与史学、社会思想与史学这两层关系中说明上述问题。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一书（1995年），是着重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26]这些尝试和探索，对于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问题。没有真正的继承，便不可能有出色的创新。但本世纪以来，人们探讨史学的发展，较多关注的是对西方史学的引进和模仿，对于传统史学则相对冷淡了。80年代有“史学危机”思潮的兴起，传统史学的价值越发低落。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改变。有的学者指出：“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27]“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决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不能脱离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否则只能有害无益，适得其反。”[28]这无疑是正确的结论。
这个时期提出的或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限于篇幅，不能枚举。仅此而论，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确乎是取得了新的进展，并正在走向新的理论高度，处于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建设时期，还将走过一段路程，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比如：中国学术界有不少大部头的专史著作，如思想史、文学史等，而史学史还没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恢廓的宏编巨制，这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至今还没有专门的论著问世。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不论是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对史学的认识，都应当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产生出来，一则为了总结遗产，再则为了促进当代史学的发展，等等。这样的问题也还有很多，需要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在21世纪获得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