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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几十年来，足球与其他体育运动项目一样，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襁褓中，完全依赖国家“皇粮”的“输血”来维持生存和谋求发展，其结果是竞技水平停滞不前，一直处于世界的最低谷，严酷的现实无情地亮出了“红牌”。为了扭转这种难堪的局面，中国足球借鉴国际经验，终于吹响了改革的号角，纵跨大江南北的足球狂飚迈着职业化的步伐，浩浩荡荡冲出绿茵球场杀向社会，踏进市场的大门，其独特的反响已远远超越了一个普通体育项目所能产生的震撼力，成为中国社会诸多改革中又一项极为引人注目的新景观。
一项划时代的改革
足球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集体性项目，除了对球员个人的素质与技能有着很高的要求外，还十分讲究队伍的整体配合与协作。足球能让每一位运动员充分展示自身的才智，球场上两军互攻，胜负定势变幻莫测，因足球具备水平性、机遇性、刺激性的特点，从而使足球运动广为普及并极受人们的喜爱，球员可以为之而献身，球迷常常因此而着迷、疯狂，足球风靡全世界已成不争的事实。
足球运动对球员的要求相当高，球员的成长周期也较长，可谓“十年树人”，如果从10多岁开始踢球，须过了20岁才能入门，30岁左右才有娴熟的技能。培养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不仅难如沙里淘金，并且如同培养飞行员一般花费很大，有人形容球员的身体是用黄金铸成的。意大利每年在足球俱乐部上的单项投资相当于中国几年的全国体育经费。
在足球史源远流长的西欧、南美，职业球员是一种标志——一种地位、荣誉、高薪和实力的标志。墨西哥大学职业足球队的运动员，其工资相当于普通教授的10倍，一些世界级的球员身价高达几百万美元，至于他们运用显赫的地位而获得的广告收入更是一笔惊人的数字。
过去在中国，球员不是一种职业，踢球到了一定年龄就要退役，出于对未来前途的考虑，许多只有20多岁的球员却打了退堂鼓，过早地结束了运动生涯。单纯依赖国家财力而没有把足球运动当成一项专门产业加以开发，又使得经费十分拮据，失去了广大群众的广泛参与，内因和外因的两大不足使得足球的发展丧失了原动力，其结果使得中国足球水平一直徘徊不前，非但不能与欧美列强相比，就在亚洲也排不上好名次，这与有着12亿人口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有鉴于此，中国足球拉开了改革的帷幕。从1994年年初开始，足球体制开始由代表队制转变向俱乐部制。这是我国体育运动史上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把计划经济下的国家供养制度变成直接面向市场大门的独立经济实体制，极大地调动了球员的积极性，如今已有30多个足球队完成了足球俱乐部的注册工作。而球员转会则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推动俱乐部之间、球员之间的竞争进程，为足球运动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一股惊人的足球开发热
美国体育产业的产值已超过石油化工、汽车制造、航空航天等重要工业部门的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加一些发达国家也都依靠体育产业来扩大就业人口，获取巨额收入，目前中国的足球等体育产业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据此有人推断足球开发将是继房地产热、股票热之后的“第三大投资热”。
事实验证了这一预言。伴随着甲级A组联赛竞争体制的推行，’94甲A联赛的哨声一响，12支参赛队中有11支亮出了俱乐部的牌子，原先对足球不大买帐的大企业家蜂拥而至，他们仿佛与各自的球员们一道厮杀于绿茵场。
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开始懂得，企业向足球俱乐部的投入，不是一锤子买卖，更不是无谓的赞助。出资让球队高薪聘请名教练、名运动员，进而提高球队的水平和知名度，能够通过门票收入、广告收入、电视转播收入及其他体育附产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同时，足球是个名牌，投资于这一名牌的价值就在于获得它蕴藏着的巨大的市场潜力。这样对企业投资来说，是一个效益惊人的良性循环之路。
准确的见解终于为实践所验证。甲A11个足球俱乐部的资金投入，至联赛结束时全部超过了百万元，其中大连万达队高居榜首，实际投入达600万元之巨。也许正是因为敢于投资的缘故，大连万达队在沈阳客场以2：0将多年雄踞中国足坛的“十冠王”东北虎辽宁队踢下了擂台，夺得了冠军的宝座，开创了一个省辖市级队夺得联赛冠军的历史。初步尝到足球甜头的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决定把抓足球与抓公司的经营相提并论，他们从足球中的受益将会更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电视台，这个覆盖面广、影响大的权威电视台，从来只卖不买，其广告业务是应接不暇，这次却破天荒出了1000万元的高价，购买了相当一个时期每周一场的足球赛转播权，义无返顾地加入了开发足球的滚滚浪潮。
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足球由昔日单一的球迷社会化向球界社会化的成功转变，震惊了整个社会，出现了惊人的爆炸效应。去年12月在成都召开的联赛总结大会期间，四面八方的企业家闻风而至，纷纷探听内幕新闻，有的企业则直接要求赞助球员12分钟体能测试。这种现象是从前断然没有出现过的。
一种强烈的利益驱动
足球职业化的核心和本质是明确球员为一项职业。在这场意义深远的改革过程中，市场又照例挥舞起了优胜劣汰的价值规律大棒。这根道是无情却有情的大棒以利益为指针，驱使球员们去接受市场规律的洗礼。
在球员资格上首先布下了一关。中国足协科学制定了12分钟体能测试，结果第一轮测试就有40多名运动员未能过关，这些人便失去了当年参加联赛和重要国际比赛的资格。
比赛成绩和球员的表现给球员之间的实际收益拉开了档次。不仅是不同俱乐部之间的球员收入大不一样，就是各俱乐部内部的每个球员的收入也大相径庭，有的收入差距在10倍以上。据称大连万达的主力队员的奖金高达30万元之巨，而有的球队队员只有几千元，甚至分文没有。球员的水平与知名度的差异也给其身价拉开了差距。据悉，徐弘、黎兵的转会出价为60万元，彭伟国近百万元，欧楚良25万元，广东太阳神队给黎兵的“跳槽”价码是月薪7000-10000元，解决一套住房和广州市户口，广东宏远队给马明宇的价码为月薪4000-5000元，外加一套住房。
各个球队的投入差异，也给球队的成绩和球员的收入拉开了距离。有的俱乐部投入多，充分调动了球员的积极性，地利、人和使他们获益匪浅。比赛的结果也颇耐人寻味，甲A12个俱乐部的名次顺序，除了未有企业参与的解放军队外，几乎与球队投资额大小的排列顺序相一致。
成功的俱乐部使出了奖罚高招。还是大连万达队，他们仿照企业的一套管理方法，实施了有利于球队建设的竞争、奖惩、约束机制。在奖励上，彻底摒弃了以往吃大锅饭的做法，奖得令人眼红，上场与不上场、主力与非主力球员之间和临场发挥好与差，两者的奖金可相差5至10倍。为解除后顾之忧，还实行了球员退役制度，凡3次获得优秀运动员称号的，集团给予安排分公司中层干部一级职务。同时处罚制度也相当严厉，球员晚归队一次罚2000元，表现不好的球员，退役时不安排工作，这正如该队的领导所言，这是利益的内在驱动，也是职业化为提高队伍及球员训练的质量带来的能动作用。
俱乐部职业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运用利益杠杆把球员从旱涝保收的无忧境地推向了操纵自身命运的市场。在利益的强烈驱动下，有谁与自己过不去呢？
一场令人忧虑的冲击
球员转会是一种足球人才有序流动的形式。在足球进入市场的情况下，球员就有了某种商品属性，如果没有球员转会，足球俱乐部毫无生机，足球职业化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球员转会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但从已出台的球员转会制度来看，由于涉及到户籍、转会费、合同、球员归属等诸多矛盾，转会在给中国足坛带来莫大冲击的同时，自身也暴露出令人忧虑和尴尬的反冲击。
球员转会的首要问题是转会费。尽管在道理上讲，知名度较高的球员的转会身价应该高一些，但目前一些球员的转会费高得惊人，这与刚处于起步阶段的足球职业化来说很不相称，如老将王东宁的身价近40万元，如此昂贵的转会费对资金有限的俱乐部而言，是一个欲丢不能、欲买不能的沉重砝码。在这种情况下，有身价的运动员往往待价而沽，不肯轻易自贬价码，而俱乐部买方常常望价兴叹。业内人士指出，这种现象限制了人才的合理流动，很可能使球员转会徒有虚名。
转会制还遇到一些看似小事其实忽视不得的问题。在人员关系上，大部分运动员的人事关系仍留在原来的球队而没有转到俱乐部，将来参加全运会等比赛时，很容易发生属性问题上的争执。因为原球队花费一定的财力、物力来培养球员，不可能轻易放人。此外还有户籍问题，如被新闻媒介炒得火热的黎兵转会事宜，黎兵是辽宁队球员，但户口关系仍在原籍贵州，现欲转会到广东队，结果三者在转会问题上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转会合同是容易产生纠纷的又一方面。在合同不完备或制定政策不细时很容易造成麻烦和矛盾。中国足协规定，合同中应包括一项优先选择条款，如果在该合同到期前两个月，任何一方未提出解约，合同自然延长一年。有的球员事先不知道这条规定，转会申请时错过了这一规定的时限，最终无法转会，苦不堪言。
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从体育理论上讲，任何一种达到相当规模的体育比赛，都是非常出色的广告载体和旅游资源，它通过现代的传播媒介，往往能产生巨大的宣传效应。在外国，已有人把体育当成一项专门产业划入了第四产业——信息产业之中，足球作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项出色的体育运动，其吸引力是许多体育运动项目所无法比拟的，德国、巴西、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家的足球产业举“足”轻重。
目前在我国，虽然足球还没有完全普及，球迷还不十分的多，但发展势头却位于各种运动项目的前列，并且中国是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大国，是一个消费水平在大幅度提高的大国，是一个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国。展望未来，中国足球的前景是光明的，足球职业化正与全民健身计划走向高度的统一。由此看来，足球市场无比广阔、潜力巨大。
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有一句名言：“没有商业的帮助，奥林匹克将走向死亡。”日本奔驰公司一个著名的信条：“对体育界投入的钱越多，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这些论断同样适用于足球。随着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界广泛而有力的参与，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与足球市场的发展已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远的将来，国人定会圆了足球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