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多元融合——新、马、泰文化与汉文化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交流论文,文化与论文,汉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位于亚、澳两大洲和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处，地理环境的相对开放，使东南亚国家很早就与其他国家建立了交往和联系。外来移民不断涌入，异域文化竞相传播，形成了今天东南亚多元民族结构和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在文化上也体现出多元性的特点。历史上，东南亚国家曾先后受到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汉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几次大的冲击，而又以汉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的影响最为突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三国文化[1]所具有的多元性，集中地体现了上述三种文化的影响。新、马、泰三国同属与中国不直接接壤、但与中国的交流开始得很早的东南亚国家；三国的华人华侨数量及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东南亚国家中很突出；博大精深的汉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也随着双方的交流和华人的迁移，传播到了这些国家。因此，新、马、泰文化与汉文化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可比性，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汉文化与新、马、泰文化简述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长期自给自足、讲求血缘关系的农业宗法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包容道家文化，又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的传统文化。这种建构在汉文字基础上、具有超时空性和极强内聚力的文化，就是汉文化。以儒、道、佛三家思想为支柱的汉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以人为本”、“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天地万物及社会的和谐；由于注重血缘关系，把人伦观念也贯彻到天地万物之中，因此，强调道德的维系作用，体现出浓厚的伦理型特色，集中地代表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特点。
与古老的汉文化相比，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新、马、泰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则要晚得多，而且更多地体现出外来文化的影响。
作为东南亚的海岛国家，有着优越地理环境的马来西亚很早便开始了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不断有外来人口移居此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异质文化也随经贸活动传了进来。因此，马来西亚在历史上受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较大。产生于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教，13世纪时传入马来西亚，15世纪，由于马六甲国王大力提倡，伊斯兰教便成为马来西亚的主要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并存，使马来西亚在接受外来文化之后，形成以伊斯兰文化为主、包容其他多种文化的多元传统文化。在强调顺从、虔诚、文雅、谦恭、和善的信条中，也体现出其他宗教的影响。
同属海岛国家的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人口由外来民族构成，华人占总人口的76%，人口较多的还有占14.8%的马来人及占6.4%的印度人。[2]外来移民带来了多种宗教信仰，其中信奉中国民间宗教妈祖、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较多，表现了独种宗教融合的特点。这些宗教都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儒家文化，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心态、节日习俗等各个方面；而政府提倡的尊亲孝亲、含蓄谦和、温柔敦厚，则集中体现了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
与新、马的多元文化特色相比较，东南亚陆地国家的泰国，在文化上体现出不同的特点。
泰国文化是以佛教文化为主体建构起来的。公元前3世纪，佛教就由印度传入了泰国。13世纪中叶，素可泰王国建立后，拉马坎亨为了建立与政治独立相适应的文化，不仅统一了文字，而且还大力提倡佛教，引进经锡兰改造后的上座部佛教，并与原始宗教相结合，迅速在泰国传播开来。今天全国有95%的人信奉佛教，是一个“黄袍佛国”。
佛教在泰国的影响涉及社会、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泰国宪法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泰国广泛使用佛历，以佛祖释迦牟尼逝世之年（公元前543年）为纪元之始；政府及民间的许多仪式都采用佛教礼仪；泰国的传统节日，如万佛节、宋干节（泼水节）、春耕节、吠舍佉节、水灯节等，都与佛教有关；泰国男子，一生中须剃度出家一次；相遇见面时，人们要互致源于佛教的合十礼；传统艺术，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更是体现出佛教艺术的特点。可以说，佛教文化是泰国文化的主要特点。
总的来说，汉文化与新、马、泰文化都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融入外来文化而逐渐形成的；新、马、泰文化更突出地体现了在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自己文化的特点；几种文化都有较强的延续性和传承性（新加坡文化因其发生的时间有限而另当别论），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二、汉文化在新、马、泰的传播和影响
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地理上的亲缘关系，东南亚地区不仅成为世界上华人最早驻足的地区之一，而且也成为当今世界上华人最集中的地区。在长期的生存发展中，华人一方面接受了居住国文化的影响，从各方面适应居住国。另一方面，也通过他们那打上了华夏民族深深印记的血缘关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文化传承、伦理道德观念，把汉文化带到了居住国，促成了汉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1.古代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早在公元前2至1世纪，就有少量的中国人来到马来半岛从事贸易活动；[3]据我国史料记载，西汉平帝元始年间（公元1至5年），中国的航船就到达了泰国。[4]
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航海条件的改善和海上交通的日趋方便，中国与新、马、泰的往来日益频繁。唐宋时，中国商船满载丝绸、布匹、瓷器等远航到马来西亚，南宋赵汝适在《诸蕃志》中也记载了中国商船到新加坡进行贸易的情况；宋元时，中泰两国交往增多，从1292-1303年，素可泰王国先后9次遣使访问中国，元朝也3次派使者出访素可泰；[5]15世纪初崛起的马六甲王国，在其立国的百余年间，曾20几次遣使到中国（其中有5次由国王亲率使者出访），中国也遣使回访14次；[6]在整个明代（1368-1644年）的276年中，统一了泰国的阿瑜陀耶王国曾派使臣访问中国112次，明朝回访19次。[7]
而这期间，1405-1433年郑和7次下西洋，不仅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而且促进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郑和曾5次经过当时的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心马六甲，两次到达泰国，传播了汉文化，开创了中国与马、泰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商贸活动的增加，促成了华人的大量移民。美国学者奚尔思在《远东史》中说：“13世纪以前，中国人侨居马来西亚者甚鲜。此后则移居其地者，增加极为迅速”。[8]15世纪中叶以后，移民马来西亚的华人开始聚居城镇和村落，在16世纪初葡萄牙人绘制的马六甲地图中，出现了“中国村”、“中国溪”、“中国山”、“漳州门”等标记。15世纪中叶以后，到泰国的华人增多，“据估计，当时在阿瑜陀耶城及沿海地区的手工艺人和商人全是华人”。有的华人还充当了王国使臣的通事、副使、乃至正使，他们还办理王室的商务，驾驶国王派往外国的商船。[9]因此，郑一钧说：“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10]。
古代的这种商贸往来的频繁和华人移民的增加，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汉文化的广泛传播，汉文化的影响渗透到许多方面。
由于中国的精美丝绸产品的传入，东南亚国家的人喜欢穿用中国丝绸和棉布制成的“中国衫”、“中国式衣服”，体现出汉文化对东南亚国家服饰文化的影响。奚尔思在《远东史》中说，郑和下西洋以后，马来西亚“衣服装饰亦受中国之影响。摩罗妇女所服之有袖短衫，与宽大之裤、玻璃珠、各式礼帽、雨衣、履底等类皆由中国传入”。[11]泰国人也很喜爱中国的丝绸制品。
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中记载：泰国“饮食以葵叶为碗，不施匕箸，掬而食之”。海岛国家也是“饮食不用器皿”，“以竹编、贝叶为器，食毕则弃之”，饮食文化相当落后。中国陶瓷器随郑和船队传入东南亚后，很快成为当地人喜爱的食具，在马、泰等国很受欢迎。
中国陶瓷器的输入，不仅影响了东南亚各国的饮食文化，成为人们的日用器皿，而且也进入了他们的精神生活，成为珍贵的礼器，具有了极高的艺术价值。“青花瓷也被嵌置室内，以供观赏……大量外销的青花瓷，在……沙捞越的曼拉诺人中间，又是最重要的陪葬品。在南酣东南亚）和印度洋各地，青花瓷的价值，早已超过它的经济含义，而成为友谊和永恒的象征，具有神圣的精神内涵了”。[12]
汉文化对马、泰等国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器用文化（物质文化）上，而且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体现了汉文化对马、泰等国宗教文化的渗透和影响。
郑和7次下西洋，每次遇到海上风暴，总是祈求中国民间的航海保护神妈祖庇护保佑。郑和对妈祖的信仰和宣扬，不仅在我国沿海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民间宗教妈祖信仰也随华人大量移民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特别是海岛国家）。直到今天，在新加坡有占总人口53.9%的人，马来西亚华人中有24%左右的人、仍然信奉妈祖。[13]
郑和既是伊斯兰教徒，又是佛教徒，这种双重身份，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扩大了佛教在东南亚的影响。历史学家吴晗在《明史简述》中说：“当时南洋的许多国家信仰回教，而郑和也是回教徒（但也同时信仰佛教），选派这样的回教徒到信仰回教的地方去，就可以减少隔阂，办好事”。1409年，郑和奉命封拜里迷苏剌为马六甲国王，支持马六甲（满剌加）发展成为强大的王国，给马六甲王国改宗伊斯兰教以真正的动力，使它发展成为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中心。到今天，马来西亚仍保持着伊斯兰国家的传统，体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郑和又是佛教徒，深谙佛教建筑艺术，在佛教盛行的泰国（当时称暹罗），他帮助当地人建造了三宝寺塔、礼拜寺、西塔和锡门，弘扬了佛教文化。
此外，马、泰文化中体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注重血缘关系，尊敬长辈孝敬父母，以及诸如祖父、姑父、姐夫等称谓，都来自汉文化的影响。
2.近代和现当代汉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近代，特别是1860年清政府取消海禁政策之后，华人更是大量移居新、马、泰等东南亚国家。1860年，新加坡华人已占总人口的61%；[14]19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10多万中国劳工进入泰国；[15]20世纪初，仅移居到（马来西亚）北婆罗州的华人就有近百万。[16]同盟会成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许多革命者来到东南亚（孙中山就曾两次到泰国，多次到新、马）进行革命活动，此后，华人移居东南亚的热潮一直没有停止过。直到今天，东南亚仍是世界上华人华侨数量最多的地区，新、马、泰等国就更加突出。据1991年的统计，新加坡华人有200万，占总人口的76%；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有500万，占总人口的1/3强；泰国的华人华侨数目达645万，占总人口的12.5%。[17]
如果说古代汉文化对新、马、泰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器用文化和宗教文化上，那么近现代，随着华人移民的迅速增加和华人经济的崛起，成熟的汉文化对新、马、泰文化的影响则渗透到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
近现代，东南亚国家出现了大量的华文报刊，在华文报业最繁盛的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泰国出现了大批华文姐妹报；马来西亚各地均有华文报刊出版；新加坡华文日报达30多家，还有期刊100家以上。[18]此后，华文报刊的出版一直没有停止过。目前出版的华文报刊，新加坡有4家，泰国有6家，马来西亚有20多种（总发行量达80多万份）。[19]这些华文报刊在促进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中，无疑也起了桥梁作用。
六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的华人经济迅速崛起，华商企业和财团独领风骚。在今天，华商经济已成为新、马、泰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随着华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知识层次的提高，“华人社会的群体意识和参政意识逐渐增强”，[20]不仅有华人个人、还有华人政党参政。泰国在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以后，已有8位华裔政治家担任内阁总理，更多的华裔担任了高级官员；陈祯禄于1949年2月组建的“马华公会”，今天已成为马来西亚等二大政党，在议会中拥有近30个席位；[21]1954年11月组成的以华人知识分子为主的人民行动党，今天是新加坡的执政党。
华人的参政，不仅提高了华人的社会政治地位，而且也促进了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字。不同的文化是以不同的语言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不同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也以语言为中介。今天，随着华人与居住国民族的不断融合，汉语已深入到新、马、泰的社会生活之中。在泰国首都曼谷，汉语中的广东、福建方言，特别是潮汕方言，在商业区仍可通行；近年来，泰国政府已将华文列为仅次于泰文、英文的第三种语言；在马来西亚，汉语是通用语言，除出版华文报外，还设有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出版华文书籍；近年来马来西亚开始重视华文教育，学习华语，重新成为该国的一大热点；在新加坡，有一年一度的推广华语运动，华语已成为当地第二语言。汉语在新、马、泰的推广与普及，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
节日习俗。节日习俗表现了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具有明显的文化传承性。泰国的宋干节与我国云南傣族的“泼水节”相同，表现了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以及受印度佛教文化熏陶的共同特点；马来西亚的朝圣节（相当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古尔邦节）、开斋节、斋月等与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穆斯林的节日相同，也体现出伊斯兰教文化在两国的传播及相互间的影响；而新加坡的民间节日，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妈祖圣诞日等，则更明显地表现出与汉文化的密切联系。如果说马、泰的节日体现的是与同属汉文化圈的不同次文化的联系和相互影响，那么，新加坡的节日习俗，则表现了与汉文化圈中主体文化的密切联系。
宗教信仰。从新、马、泰等国的宗教信仰中，不难看出汉文化的影响。在新加坡，53.9%的人信奉以妈祖信仰为主的民间宗教；在马来西亚，占总人口34%的华人主要信仰中国民间宗教妈祖、佛教、儒教和道教；[22]在泰国，95%的人信奉的佛教，与我国云南傣族所信奉的佛教，都属上座部佛教。宗教信仰上的相同或相近，也成为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方面。
文化背景。如果说语言、民俗上的联系，更多表现的是文化的外在联系的话，那么宗教、文化背景上的联系，则体现出深层次的影响和渗透。泰国佛教文化与中国佛教文化虽属不同流派，但都来自印度佛教文化的共同影响；而新加坡所体现的与汉文化同源的儒家文化背景，更直接地表现出它与汉文化圈主体文化的血肉联系。
正因为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伦理观，价值观与新、马、泰文化比较接近，因而了解和推广汉文化已成为各国的又一热点。新加坡连续举办了几届以“接触传统，丰富生活”为主题的“华族文化节”；马来西亚也举办了10余届“华文文化节”；泰国则在有的大学开设了中文系。这些活动，都促成了汉文化的进一步传播。
三、新、马、泰文化与汉文化之比较
在了解了新、马、泰文化的特点以及汉文化在新、马、泰的传播和影响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几种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对此作一些分析与比较，是很有意义的。
1.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
新、马、泰文化，特别是汉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很早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而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正是在这种农业和宗法社会中产生、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比较而言，马、泰虽稍晚进入封建社会，但这种社会形态和制度，也是他们各自文化生成和发展的温床。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了中国，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西汉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提高到正统地位，建立起政治、思想、文化、意识的高度统一，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13世纪中叶素可泰王国建立后，实行君主集权制，第三代国王拉马坎亨还于1238年创造了统一的泰国文字，同时积极引进和大力提倡上座部佛教，完成了文化思想上的统一，为泰文化的生成奠定了基础。14世纪末15世纪初兴起的马六甲王国，也建立了完善的政治制度，统治者还改信伊斯兰教，并定之为国教，确立了伊斯兰文化的主导地位。
可以说，社会政治结构的相同，文化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形成了相似的制度及文化，成为马、泰、汉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2.多元民族融合和多种宗教并存。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生活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不同民族，也不断地相互影响、相互融合。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都是多民族国家，新加坡更是一个由外来人口构成的“移民社会”。不同的民族，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带到了同一个社会。在这些国家，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三大宗教外，儒教、道教、中国民间宗教妈祖、印度教、锡克教，都拥有众多的信徒。当然，在多种宗教并存中，各国又体现出以某一种（或几种）宗教及文化为主导的不同特点。在泰国，由于人们普遍崇奉佛统，确立了佛教文化的主导地位，其他文化都消融在佛教文化的巨翼之下；在马来西亚，当伊斯兰文化大放异彩的时候，我们还能感到儒、道、佛等异域文化的辐射和融合；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大背景下，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及西方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形成儒佛交融东西合璧的特色；而汉文化，则是以儒、道、佛三家思想为主体，吸收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异域文化而形成的，突出地体现了多元性的特点。
3.文化的兼容性。
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地理环境的相对开放性，几国都程度不同地受到外来异域文化的冲击。在古代主要表现为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新、马、泰同时还体现了汉文化的影响；近代则有西方文化的冲击，形成了多种文化的融合，具有兼容性。
但是，新、马、泰文化与汉文化所表现的兼容性又有明显的区别。同样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新、马、泰文化突出了外来文化消融本土文化的特点，如新加坡的儒家文化背景来自汉文化，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文化源于阿拉伯文化，泰国的佛教文化体现出印度文化的深刻影响。在外来文化进入之后，这些国家的本土文化逐渐成为其主体文化中的隐性因素，只有透过源自外来文化的主体文化，人们才能感受到古老的本土文化的光辉。当然，在消融了本土文化之后，新加坡的儒家文化、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文化、泰国的佛教文化，已经远离其文化生成圈，而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相比之下，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西方文化虽都曾在特定的时期对汉文化造成过强烈的冲击，但是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外来文化却极少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是汉唐时期传入中国、影响极大的佛教，经由国人消化、容纳和改造，也完全中国化了。特别是禅宗，以其所讲求的“顿悟”，成为受国人推崇的中国佛教。近代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是如此。可以说，形成于先秦、统一于秦汉、繁盛于唐宋、成熟于明清、发扬于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精华，融合各少数民族文化，形成了以本土文化为中心又兼容外来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在这里，本土文化表现出的内聚力和生命力，是其他文化所无法比拟的，而儒、道、佛的融合与整一，突出地体现了汉文化作为多元文化的特点。
4.相近的价值取向。
新、马、泰文化与汉文化，分属不同的文化圈，体现了明显的差异。但是，无论是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还是儒道佛整一的文化，都属于东方文化圈的范畴，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东方文化的价值观。
儒家文化，形成于宗法农业社会，以中庸为核心，强调礼乐治国，宗法为本，以血缘关系来维系国家统一，协调人际关系。儒家的功利主义的伦理政治道德观，体现出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23]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
创立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佛教，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条件）而起的假象、幻影，天（自然）与人均虚幻不定，只有彼岸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体现的是出世精神。但是佛教在提出超越现实人生的终极目的时，强调了这种超越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完成的，在论证成佛根据时，也强调了人道胜于天道，表现出一定的人道精神；而佛教从注重个人解脱发展到强调“普渡众生”，也体现出群体关怀的倾向。
公元7世纪初形成的伊斯兰教，信仰唯一的神——真主安拉，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安拉‘前定’的”，“安拉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主宰”；[24]在强调顺从真主安拉及其使者穆罕默德时，体现出群体意识和精神。
新、马、泰文化和汉文化，正是以儒学、佛教、伊斯兰教文化为核心建构起来的，同属东方文化圈。因此，无论是儒家的入世、功利，佛教的出世，还是伊斯兰教的教义，在其所建构的不同文化中，仍然表现出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即注重人伦，强调血缘宗亲，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群体认同的趋向；注重传统，讲求伦理，崇尚道德，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和道德精神，体现了东方文化整合性与传承性的特点。
（本课题受世川良一优秀青年教育基金资助）
注释：
[1]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新、马、泰文化。
[2][17][20][21]参见《东南亚十国概览》有关章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6][16]参见王民同主编《东南亚史纲》有关章节，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5][7][9][15]参见朱振民主编《当代泰国》有关章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转引自马勇《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华侨对东南亚海岛地区文化形成所作的贡献》，见《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4期。
[10]见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
[11]转引自王介南《郑和下西洋与中国东南亚文化交流》，见《东南亚纵横》1993年，第4期。
[12]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311-3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19][22]参见《东南亚经贸与旅游便览》，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见黄枝连著《东南亚华族社会发展论》第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18]见《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
[23]见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第十七章，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4]见《辞海·宗教分册》第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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