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仰引领与文化跃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1)06-0014-05
在社会结构中，信仰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正因如此，特定社会的文化孕育着信仰，同时信仰也引领文化的跃迁。信仰与文化的这种相互作用在社会转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过程，从文化形态上看，古今中外多元存在。文化上的时空交错、多重挤压造成一些人的信仰迷茫。所以，当人们呼唤“重建”信仰时，这种重建的信仰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为此，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信仰对文化的诉求、认同及其关联机制很有必要。从机制上讲，信仰之所以对文化具有引领与牵导作用，根据在于信仰的本质。信仰是人立足现实而进行“自我超越”的精神体系和精神机制。这种超越是一种“二级超越”的“张力结构”。其中，“一级张力结构”是从“现实”到“理想”的超越，“二级张力结构”是从“理想”到“终极理想”的超越①。与此对应，任何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支撑这个社会的精神体系、牵导这个社会的发展目标)的信仰，其蕴含的文化形态从理论或逻辑上必然有两个，其一是它的“现实立足点”(超越起点)的文化形态，其二是它的“理想目标点”(超越终点)的文化形态。文化不是僵死的，所以，静态的文化形态在动态的历史中就同时是一种文化发展的“阶段”(下文中主要用“阶段”来表述)。当代中国社会，信仰引领下的文化跃迁，需要深入阐明我们的信仰所要求的是何种文化、这种要求的根据何在、文化又是怎样地跃迁等问题。
一、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跃迁对信仰的诉求
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格局是古今中外“多元交集”。所谓“多元”，从形态上可划分为：中国的伦理性文化、政治性文化、经济性文化；西方的古典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性文化。文化的“多元交集”使得社会的文化认同及跃迁陷入迷茫。而文化认同及跃迁的迷茫必然反应到信仰的层面，并热切渴望信仰的引领。那么，从文化认同及跃迁的角度，我们的信仰应该起着什么样的引领作用呢？在此，我们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马克思曾指出了人的发展经历了和经历着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再到全面自由发展的三个阶段，而人是文化性的存在物。文化的本质说到底是人性的一种表征。正像蓝德曼所说：“不仅我们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我们。个体永远不能从自身来理解，他只能从支持他并渗透于他的文化的先定性中获得理解。”②因此，文化的发展也相应经历了和经历着三种形态或三个阶段：与人的依赖性状态相应的可称为文化的神学形态，或前现代性文化阶段，或神圣文化阶段，或古典性文化(学界的表述不尽一致)；与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状态相应的可称为文化的科学形态，或现代性文化阶段，或理性文化阶段；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状态相应的可称文化的人学形态，或后文明文化阶段，或神圣性与世俗性相结合的文化阶段。正像人的发展从扬弃“依赖性”获得“独立性”，走向“自由性”的历史一样，人类的文化也正在经历着从神学的神圣到科学的自豪，走向人学的崇高的历程。
在人的发展的依赖性阶段，文化形态的本质的特征是在一种虚幻性的关系中和人性相统一，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直接的同一。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实践中的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人和自然、生产活动和交往活动以及文化的社会化形式和个性化形式等等，还处于未完全分化的直接同一性之中。中国的早期文化是在先天性的血缘伦理关系中找到了它的人性根据，并反过来以这种近乎于神化的伦理性关系，规范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并成为所追求的理想和信仰。西方的早期文化则直接在神灵的信仰中找到它的人性的根据，并反过来把这种神灵信仰作为现实生活的最高目的与追求。正是由于那个时代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的低下和自觉意识的蒙昧，神圣文化至少从形式上完全保持着它与人性的“和谐”关系。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发展过渡到它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实践中的矛盾充分地展开，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和自觉意识也相应地提高，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也由神圣文化时期的“神”转向了实实在在的大自然。如果说，在人的依赖性阶段的神圣文化，是人性与自然的和谐，那么，在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的科学文化，它所注重的却是人的创造性和对自然的征服，注重的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实践中的真实展现，注重的是人对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的创造。人不同于动物的本质就在于创造，人只有在创造中才能不断地发展自己，没有了创造，人也就复归于动物。而科学文化或文化的科学形态是人的创造性的最强大的精神支撑和动力。在此意义上，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难以跨越文化的这一发展阶段。
虽然在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科学文化打破了神圣文化与人性的虚幻性联系，从而使自身和人性建立起一种真实的联系，但这种“真实的联系”由于它以“物”为中介，却使文化成为一种异化于人的文化。资本主义已经以现实证明了这种异化。异化所带来的片面性，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言，完全无异于神圣文化时期的那种虚幻性。所以，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能力的全面提高和丰富，人的发展也将进入到它的最后阶段，即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③而文化在这个阶段将在更高的形态上克服神学的虚幻性和异化的片面性而向人性复归。到那时，一种自由的文化，一种真正符合于人性的文化将生成。
马克思的人的发展与文化发展的思想，是当代中国社会信仰引领文化跃迁的指导思想。
二、信仰引领的一级张力结构：从神圣文化到现代性文化
从目前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态势来看，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处于不同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水平或阶段上。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和民族，还处于文化的前现代性的神圣时期；有少数国家和民族则业已经历了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时期，它们通过现代性科学文化的巨大力量，创造了物质财富和一定的精神文明，但同时也品尝了现代性文化的负面效应所带来的恶果，并力图克服这些恶果，步入文化发展的后现代性文化时期；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正处于从前现代性的神圣文化向现代性文化的转型时期，中国也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
文化虽然反映着特定的经济和政治，但这种“反映”并不是亦步亦趋。比之于经济和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特点，是具有根植于历史深处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使得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绝不可能单纯地处于某种单一的文化状态之中。当代社会转型期中国人信仰迷茫的重要原因，在于同一历史时空文化的多元存在与多重挤压，这种多元存在与多重挤压，不仅是共时同生的文化，而更主要的是历时异生的文化。因此，我们的“文化跃迁”呈现出复杂的景象，甚至无法清晰地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此外，比之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在以下两个方面是非常特殊的：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厚重，并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和广度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各种文化思潮迅速涌入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当代的中国人。因此，存在于当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中并实际发生着影响作用的文化形态，至少可以归为三类：第一，传统的或前现代的文化；第二，以现代化的追求为旨归的现代性文化；第三，后现代性文化。它们之间既有相互重叠互补的一面，更有相互冲突瓦解的一面，由此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矛盾，并呈现在当代中国人的面前。
对此，人们更多地主张不要作单一的选择，而应着力于“综合创新”，即中西互补，古今融合，创造出一个适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文化”来。这不能说不对，但笔者认为，我们更需要有一个鲜明的文化立场。因为即使是纷繁复杂的文化系统，也必然有其主导核心，而且从文化发展的历时性上也能够显现出一定的递进层次关系；文化虽然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但就特定的民族和国家的特定历史阶段而言，它终会在主流或主体形态上，要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保持相对的一致，与人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因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重建的信仰，除了在以经济为轴心的社会发展维度上要立足于市场经济向后市场经济超越，在人的发展的维度上要立足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状态超越，在文化发展的维度上，我们则要坚定不移地立足于现代性文化。这一点，比之于强调重建的信仰要立足于市场经济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言，对于我们似乎更为艰巨。首先，在目前文化选择的浪潮中，重振传统文化的呼声十分高涨，它非常奇特地与后现代性文化思潮结合在一起，对现代性文化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情势；其次，文化是信仰的直接的归宿地，它在某种意义上直接表达为信仰。今天，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和对后现代性文化的呼应，基本上就是直接地以“信仰”的形式来进行的。
现代性文化自“五四”运动以来，在思想观念上我们已经接纳和拥有，但在这近百年的历史中，传统文化则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与之进行较量和抗拒。因此，很难说，现代性文化已实际地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精神在支撑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至少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政治的发展轨迹中，难以捕捉到它的精神实质和业绩。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崭新历史阶段之后，它才刚刚开始支撑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反现代性文化的后现代性文化思潮又汹涌而来，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人认同了后现代性对现代性文化的批判，即把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时代的种种弊端，统统地算在了现代性文化的头上。可以说，现代性文化在中国尚未充分地展示它的生命力，便处于某种危机之中。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是极其危险的，它有可能断送中国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前程。对此，在文化跃迁的诉求上，我们在信仰上的超越引领，就是要把它的“现实立足点”，从人们所崇尚的传统文化移位于现代性文化，使人们在信仰的高度上，就像对待市场经济和独立自主的人那样，给现代性文化以广阔的生存空间，让它的生命能量转换成中国社会前进与发展的强大动力。
把现代性文化置放于信仰引领的文化跃迁的立足点这样一种地位，从文化形态发展的历程上看，就意味着在确立现代性文化的主导性地位的同时，给“多元文化”以合理的位置。在目前多元文化并存的条件下，现代性文化作为对前现代性的神圣文化的超越，其“现实的应当”不能改变也不应改变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在这里，前现代性文化和现代性文化之间的“一级张力”，经过“一般的超越”之后，转化成了文化的多元存在与一元要求的小小张力场。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多元文化的存在及其积极的意义与确立现代性文化的主导性地位之间并不矛盾。相反，保持它们之间的良好的张力，会有益于现代性文化更合理地发挥它的作用。恰如拉兹洛针对经历了四次浪潮冲击而处于“大转变”时代的人类社会的文化状况所言：“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人们对过时的信念提出质疑，而科学、艺术和宗教则提供更深刻、更确当的价值观念，这并不意味着全世界的观念、价值观念和世界观都必须是相同的。大转变及其多种分叉有许多方面，不同文化的人所信奉的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观念只要互不对抗，就能使当代世界增添丰富性和活力。对于所有复杂的系统(自然生态、绘画的形式和颜色、交响乐的乐章等)以及全球人类活动和居住的系统来说，多样性是必不可少的。21世纪在文化上可能是多样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实际上，只有在文化上是多样的，才可能是可行的：一致性在人类领域里可能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是极其有害的。”④
三、信仰引领的二级张力结构：从现代性文化到共产主义文化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着力培养和发展市场经济和具有独立性的人，但这却不能成为人们信仰的最终理想目标，现代性文化也不能成为人们信仰的“最终归宿地”。这并非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实践中比现代性文化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因而可以重新替代现代性文化；也不是因为在现代性文化之后出现的后现代性文化是一种更加完美的文化形态，而把它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文化，而是因为现代性文化本身的使命是历史性的。既是历史性的，就有它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马克思当年以资本主义为例，对支撑资本主义发展的现代性文化的异化本质和结构作过深入的分析。问题在于，当我们从传统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型时，具体言之，当我们从前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时，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和西方后现代性文化对现代性文化的抗拒和校正，就避免了现代性文化的负面效应。相反，冷静地审视我们当前文化的现实状态，就会发现，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或恰恰为文化的异化问题。文化的异化削弱了文化的人文本性，文化几乎变成了人们赢利的手段。在这种状态下，文化根本无法为人们的信仰提供应有的“二级张力结构”的“终极超越目标”。我们可以把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理解成现代性文化注重的是财富创造的这一特殊本质，在任何社会状态或任何社会制度下，现代性文化的这一特殊本质都难以改变；或者我们可以认为，人类要想达到“全面自由发展”的最终文化理想状态，首先离不开社会财富的巨大创造，因而现代性文化从根本上说也是符合人性的。但是，人的生存的目的和最终向往的终极理想境界，毕竟不能完全地归结为对社会财富的单纯拥有。因此，仅就文化需要而言，人需要的是为人类提供精神支撑和理想境界的文化。若要考虑到文化与经济、政治及整个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相和谐，那么，人的最理想的文化形态，则应该是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为例的异化的现代性文化进行彻底的批判基础上，所构想的“共产主义”的“文化系统”。马克思认为，它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是对人性的彻底的自觉的复归；是人类文化以往全部丰富成果的保存；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直接同一；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⑤
马克思向往的共产主义文化不是传统文化所能蕴含，也不是后现代性文化所能包容的。因此，超越了现代性文化的理想的文化境界，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也不是走后现代性文化之路所能达到的，而是经过现代性文化对社会财富的高度创造之后，融古今中外文化之精华于一体的崭新的文化境界。我们的信仰所引领的理想的文化目标就是这样的文化。就目前现存的众多文化形态而言，无一能直接地等同于这种文化，因而也无一能占有这种文化的位置。
如果说，现代性文化作为我们信仰的文化跃迁的现实立足点，尚是一种多元文化存在与一元文化要求的张力场，那么，以此为立足点而超越所要达到的“终极性理想目标”的文化，则是“一元”的。它的一元性不是回归于多元文化状态中某一文化形态的“一元”，而是此前阶段多元与一元之张力结构互动运行的积极结果，即融合了多元文化之精华并按照人类的终极理想予以新的构架和创新的富有自足性的崭新一元文化形态。
信仰所引领的文化跃迁，其最终是共产主义文化理想，绝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式的诉求，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若用某种哲学范式来表达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它是一种“整合与分化”的过程。“整合与分化不仅是历史发展的标志，也是进化的普遍特征。任何会成长和发展的事物无不在某种程度上既整合又分化。一个分子、一个细胞、一个有机体、一种生态、一个昆虫世界或动物世界，与一个人类社会一样，从来不是相同组成部分的简单聚集。自然系统也和社会一样，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有序的整体：是由整合使之平衡的分化的产物。没有多样化，各个部分就不能形成一个能成长、发展、自我修补和自我创造的实体；没有整合，不同的组成部分就不能结合成一个动态的功能性结构。”“在整个历史上，整合与分化的动态相互影响伴随着生长与发展的过程。”⑥人类历史发展的分化态势，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合趋势，又决定了文化形态的一元化走向。向现代社会转型意味着整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体化趋向，因而，经过多元化发展的文化一元化的理想境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代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着力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体化目标，并要求把这种目标提高到信仰的高度，换句话说，他要求从信仰的视界来把握这种目标：“对历史的哲学思考就探询了把人类合成一体的统一”；“这种趋向就是要导致世界上所有仍默默无闻的民族一步一步地加入到整体的——即整体所有的——文化中来，把他们带到整体所有的秩序井然的领域里来。如果信仰预先假定了一项基本原则和一个目标，那么思想就试图在现实历史中认识它们。”因此，“历史是人类通过信仰的培育而走向自由的进程。”雅斯贝尔斯据此创立了他的“世界信仰”理论，并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考察，在他的“轴心期”理论的基础提出人类历史的发展“或许会进入崭新的第二个轴心期，达到人类形成的最后过程。”而且，两次“轴心期”，好比人类历史的两次根本不同的“呼吸”，“第二次呼吸与第一次呼吸的本质区别是：第二次呼吸是人类整体进行的，而第一次呼吸却好像分裂为几次相似的呼唤”。⑦马克思当年把黑格尔“世界历史”的思想基础作了从唯心到唯物的扬弃，但却没有使这个范畴失去它的“价值品性”，相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应该说是一种建立在事实和历史基础上的富有理想性的“价值”范畴。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创立了“世界历史”之发展趋势的共产主义理想，并用这种理想指引和牵导“世界历史”的发展。当然，雅斯贝尔斯似乎比马克思更加鲜明地强调从信仰角度来把握人类历史及其相应的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应该说，这一点对我们目前走出信仰迷茫与文化困境具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
注释：
①关于信仰的本质与结构，参阅荆学民：《论信仰价值的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②蓝德曼：《哲学人类学》，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
③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0页。
④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第121页。
⑤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0页。
⑥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三联书店，1997年，第136页、137页。
⑦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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