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刊日用类书所辑诗歌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类书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0)03-0121-04
明代后期，福建建阳等地的书坊编刊了许多日用类书，这些书籍不仅荟萃了民众所需方方面面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资料，还汇集了丰富多彩的适应民众精神生活需要的文艺资料。其“诗对门”和“笑谈门”辑录了数量可观的诗歌。这些诗歌作为日用类书题材内容之一种，其选材倾向、欣赏趣尚、文化属性等，皆体现出背离正统诗学观念的特征。长期以来，这些诗歌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文学研究界将其排斥于研究视野之外，类书研究界及经济史研究界一般侧重日用类书中物质生活资料和社会生活资料的研讨，也无暇顾及这些诗歌。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这些被遗忘的诗歌作一初步探索。由于明代日用类书种类繁夥，本文拟选取明末最为流行的《万用正宗不求人》(以下简称《不求人》)①和《妙锦万宝全书》(以下简称《万宝全书》)②两种所收诗歌作品作为考察中心，窥探其选材、审美及文化属性方面的特征，并尝试探讨其文学史料价值。
一、选材倾向：迎合市民社会文化消费时尚
《不求人》卷二十四“笑谈门”辑录《精采笑谈诗句》36首，卷三十四“诗联门”的《精采古诗妙句》收录诗歌39首。《万宝全书》卷十八“诗对门”的《万家诗集》辑录各体诗歌76首。而数量如此之多的作品，两书入选篇目却并无重复，这足以表明明代日用类书中辑录诗歌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从上述两书所辑诗歌的选材看，有竭力迎合当时市民社会文化消费时尚的倾向，即热衷参与文化艺术活动，重视外在感性形式，而忽视艺术内在审美特性。所选诗体和话题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打油诗，文字游戏，黄段子式的情歌，以及黑色幽默式的嘲谑歌，等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如下三类：
(一)打油诗。此类诗歌在两书所收全部作品中数量最多，《万宝全书》卷十八《百家诗集》所收76首诗中，有20余首是打油诗。《不求人》卷三十四“诗联门”中的所谓《精采古诗妙句》所录39首作品，也有约三分之一属于此类诗。打油诗是汉语诗歌中正统诗体和民歌民谣体的一种补充形式，据传源自唐代一位张姓卖油匠所作的《咏雪》诗：“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后世作者纷起。打油诗的作者既有不通诗艺的门外汉，也有故意不守正统作诗规范的文人墨客。“作打油诗的主要是感到文人诗歌太雅，不想受正统诗歌束缚的文人和自觉民间诗歌太俗想附庸风雅的普通人”[1]。打油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幽默讽刺，但是明代日用类书中的打油诗既不幽默，亦不讽刺，只剩下附庸风雅，为作诗而作诗。其中占了大多数的咏赞渔、樵、卖花等职业的诗歌，都是近似于张打油《咏雪》之类的作品；还有所谓《太祖高皇帝晓行诗》、《又咏新月》、《正德皇帝游宣府诗》等试图展示皇帝文思的“大雅”之作，也往往不能给人带来美感，如《万宝全书》卷十八所收的《正德皇帝游宣府诗》：
离了龙宫并象床，三鞭千里马飞霜。纲常高上天应大，酒色中间□更女(妆)。快乐欢中图快乐，风光好处要风光。朕思浮世死为客，何必拘拘只帝王。[2](P175-176)
此诗实际上不过用相对匀称的诗句和大致和谐的音调妆裹起庸俗甚至低俗的市民欲望。这些诗歌即使声称出于皇帝御笔，若从正统诗歌艺术角度而论，也难登大雅之堂。这些打油诗，其实也是一种文字游戏，能够给参与者带来创造的快乐和益智的满足。尽管如此，数量如此之多的打油诗被选入日用类书，却从一个独特角度映照出它们在当时的市民社会曾风靡一时。
(二)文字游戏。这类诗歌的数量虽不及前述打油之作，但《万宝全书》卷十八“诗对门”集中收录了10余首此类作品，还是颇值得关注的。众所周知，任何游戏的目的都与娱乐有关，文字游戏也不例外。利用汉语在语音、语形、语义和语法方面的规则技巧，创造富于智慧性的文字游戏，是中国历代文人乐此不疲的娱乐方式。诸如回文诗、图形诗等样式在诗歌史上屡见不鲜，流传广远，就是例证。“应该说，汉字游戏是人类娱乐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反映出中国式的雅致的生活形态，是一种高雅清丽的智能游戏”[3](P426)。但是过犹不及，不分场合地沉湎于此，玩过了头，就有些炫耀之嫌了。日用类书中的这些作品多托名于当代及前代的风流才子所作，如所谓《李白花月诗》、《解缙雪诗》、《状元舒芬游春》、《许真君诗》二首等，均属此类。如《许真君歌》二首之一：
渺渺茫茫水接天，霏霏拂拂雨如烟。苍苍翠翠山堆石，白白红红花满洲(川)。两两三三沙上雁，来来往往水中舡。精精巧巧丹青手，世世生生作话传。[2](P183)
这首诗每一句都用前二字玩叠词游戏，手法高明令人惊叹。这些奇奇怪怪的文字固然能给人造成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冲击，但对于诸如情志、意蕴、意境等诗歌内在的审美要素则弃而不顾，故也就没有多少艺术性可言。
(三)笑谈诗。《不求人》卷二十四“笑谈门”的上栏辑录“精采笑谈诗句”36首。所谓“诗句”，名实并不相副，至多算作歌谣、顺口溜之类，如《笑跛子诗》、《笑疙头诗》、《笑瞽目诗》、《笑近视眼诗》、《笑驼背诗》、《笑破鞋诗》、《笑继母诗》等。甚至有《笑麻面诗》、《笑烂脚诗》、《笑阳物诗》、《笑阴物诗》、《笑猪公诗》、《笑和尚诗》、《笑尼姑诗》、《笑婢妾诗》等，这些诗的内容旨趣由其题目即不难推知，多为低俗不堪之作。有些近于西方的“黑色幽默”，完全堕入了恶趣。但其中少数作品在恶意的嘲谑中却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如《笑和尚诗》：
当初恨不戴儒冠，乍误将身入戒坛。雪夜孤眠双足冷，霜朝无发满头寒。玉楼美酒应无分，锦帐佳人不共欢。生后空为惆怅鬼，西天依旧黑漫漫。[4](P235)
又如《笑尼姑诗》：
五更三点寺门开，惹得豪家子弟来。佛殿化为延婿馆，钟楼变作望夫台。去年观主曾怀孕，今岁阇黎又带胎。可惜后园三宝地，一年埋了几多孩。[4](P236)
前者对佛教宣扬的西天极乐世界表示了明确否定，后者则是对佛门静地的极大揶揄和讽刺。这些诗歌可与晚明小说“三言”、“二拍”等相互参看，因为晚明许多小说所描写的寺庙庵观都是藏污纳垢之所，其中的僧尼道士多是丧伦败德的淫盗之徒。这些作品形象化地展示出晚明社会启蒙思潮高涨，蒙昧主义及禁欲主义受到无情讥讽、嘲弄的现实。
二、欣赏旨趣：遵奉娱乐至上原则
晚明日用类书选录诗歌的题材性质体现为如下鲜明特征：
首先，突出娱乐性。无论是打油诗、文字游戏诗，还是笑谈诗，都是奉娱乐、快感为最高原则，不写正言庄语。对诗歌审美的诸多内在要素并不在意，对文学与人生的诸多“重旨”并不关心。
其次，重视视觉性。所选录的作品尽管从诗歌审美角度讲，艺术价值不高，但对诗歌形式层面的东西却非常重视，如文字游戏诗所玩出的种种花样就令人眼花缭乱。再如《不求人》卷三十四“精采古诗妙句”特意在入选各体作品前标出“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七言四句”之类诗歌形式层面的知识，这与晚明通俗读物喜欢附载插图的风尚是一致的，突显当时大众阅读重视视觉性的欣赏习尚。当然，其目标读者的文化层次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尚奇求异。体现之一，有意选录当朝帝王、藩王的作品，以迎合市民对于高高在上的皇帝、藩王文思的神秘、好奇心理。这些诗歌的立意、格调大都粗鄙不堪，是活脱脱的市民腔调，如所谓《正德皇帝游宣府诗》，颇似一首市井无赖的享乐歌。体现之二，专门选录风流才子的文字游戏之作，故弄玄虚，以出奇制胜。文字游戏之作，在唐宋以降的诗人别集、诗文总集中虽不乏载录，但像晚明日用类书专辟门类、集中收录的做法，在古代文学史上甚为罕见。
第四，语言浅俗尚趣，诗意显豁如家常。浅俗叙述、庸俗描写的语流替代了主流诗歌含蓄典雅的象征意象。因为通俗易晓是这些诗歌赢得大众接受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博取娱乐效果的前提。因此，那些典实繁密、深懿隽永的诗作是肯定不会入选的。
三、文化属性：晚明城市文化精神的独特写照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诗歌一直被视为一种庄重、高雅的文体。春秋时孔子就论述过诗的“兴、观、群、怨”的作用，汉代更把先秦的《诗三百》尊为“经”。从魏晋以至唐宋，诗歌一直被视为创作主体言志抒情、实现生命价值的一种形式。尤其在唐宋时期，主流诗论往往赋予诗歌“补察时政”的政治责任，努力张扬其“美刺兴寄”的理性精神。明朝的文人诗歌总体上是复古倾向占上风，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处于低谷时期，其成就既无法比肩唐宋，也不及后来的清人。但明代诗人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还是很强的。无论是标榜“词气安闲”的“台阁体”，还是倡言复古的前后七子，都与诗人自期的政治责任有关。但在晚明城市文化背景下，诗歌的崇高价值与责任遭到了质疑、否定和消解。
晚明是一个商品经济扩张、城市文化繁荣、社会阶层界线浮动并逐步消融的时代。城市文化“因传统二元性的模糊和界限的流动——士绅和商人、男和女、道德和享乐、公和私、哲学和行动、想像和现实——而带上了自己的特性。简而言之，它是一个浮世的文化”[5](P45)。城市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各种文艺形式都追求娱乐性，追求感官的刺激。日用类书中选录的那些风流才子的文字游戏之作，用绕口令一样的拗口音节、万花筒一样的眩目色彩拼贴而成，目的不过是故意制造阅读的陌生感，以与读者大众拉开距离。而读者大众乐于接受这些光怪陆离的诗歌，因为他们本来不是为了欣赏诗歌，也不是为了学习写诗，只是为了在社交场合会吟诵这些诗，从而使自己产生一种文化消费的参与感，以及风雅行为的优越感。这是此前中国历史上所从未出现过的文化景观。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日用类书的“书启门类”收录了一些专门教人如何求借书画等艺术品、奢侈品的书启活套，如《不求人》卷六辑录了诸如《借画》、《借轿》、《借书》、《借服饰》之类的活套。如《借画》：
欲设小席，以集宾朋，愧乏丹青。执事珍藏琅玕万轴，敢借数轴，以增四壁之光。倘蒙赐允，则茅屋增辉矣。欣慰无量。[4](P253)
这件活套是专门供给那些无力购买字画的下层社会人士使用的，教给他们在宴请宾客时，如何向别人求借字画装饰房间，以使茅屋增辉，脸上增光。众所周知，在封建时代，室内装饰名人字画，出门以轿代步，社交场合着以体面的服饰，这些都是属于士绅官僚等上流社会的雅好及特权。但在晚明之世，却出现了下层社会人士不顾自身条件，盲目效仿、追攀上流社会的现象。对于诗歌的盲目爱好，也是这种社会心理的一种反映。这种雅俗混同的趣尚追求，以及由此映现出的社会阶层界限的浮动交融，正是新兴城市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幽默滑稽作品风行世上，是长期思想专制一旦解禁所释放的一种反弹式情绪的反映。日用类书中诗歌对谐谑价值的肯定，是晚明城市社会幽默文化精神的折射，是对庄严整肃文学传统的一种颠覆。这种文化现象不惟中国历史所独有。法国学者让·诺安曾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庄重的时代”和“幽默的时代”，幽默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笑话作品大量产生。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幽默作品增速迅猛，“在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相比，普通的笑话有时是按平方，甚至按立方的速度增长”[6](P187)。这种论述用于中国历史的演进也不无合契之处。从唐宋到晚明之前，传统道德、种种清规戒律牢牢控制着全社会话语权，文学创作多写正言庄语，因此可称为“庄重的时代”。而晚明时期思想多元，诗文写作凸显滑稽，因此堪称为“幽默的时代”。当时笑话作品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李贽辑《开卷一笑》，赵南星撰《笑赞》，江盈科著《雪涛小史》、《雪涛谐史》，冯梦龙编《古今谭概》和《笑府》，后又有人托名墨憨斋主人(冯梦龙)撰《广笑府》，等等。今人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历代笑话续集》，包含历代笑话70多种，其中晚明时期的作品占了将近一半。这些作品在思想题旨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史上一切庄严整肃之事物进行无情嘲弄和彻底否定。《开卷一笑》中有一篇《布袋和尚呵呵令》，嘲笑对象从伏羲、神农、尧舜、汤武、孔子、老庄、佛道，直至玉帝、阎王，两仪列圣、各种偶像均在被揶揄、否定之列，将他们头上的神圣光环统统抹煞，并大声呵斥他们“去，去，去！”[7](第1272册，P586)
幽默而堕于猥亵，是突然失控的思想在奔向自由彼岸时所必然发生的现象，因此，在特定语境下，猥亵趣尚有其值得肯定的进步性一面。林语堂《论幽默》中说：“由于吾人神经每受压迫抑制，一旦将此压迫取消，如马脱羁，自然心灵轻松美好，而发为笑声。因此，幽默每易涉及猥亵，就是因为猥亵之谈有此放松抑制之用。在相当环境，此种猥亵之谈是好的，是宜于精神健康。”[8](P83)周作人也认为，猥亵“另有一种无敌的刺激力，便是引起人生强大的大欲，促其进行，不过并未抵于实现，而以一笑了事，此所以成为笑话而又与别的有殊者也”[9](P84-85)。因此，对晚明城市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旨趣猥亵的歌谣，也应正视其价值，而不应一笔抹杀。
四、文学史意义：建构明代诗歌史所不可缺失的基石
透过日用类书中的打油诗、文字游戏、笑谈诗之流，我们看到，在传统文学秩序或儒家诗学价值系统之外，晚明城市社会还存在一些秉赋异质元素的诗歌，它们无意承担传统诗文的崇高使命，并自觉与其拉开距离。它们是时人的玩物，是附庸风雅者的装饰品和点缀物，是恶意嘲谑的工具和发泄下流情绪的载体。它们是市民情绪的真实流露，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但它们与文人诗歌或主流诗歌共同构成了五彩斑斓、生生不息的明代诗歌史。对这些异质元素诗歌的探索，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们对明代诗歌史及文学史的理解。但是，这些诗歌在传统诗学观和道德观上所累积的负面意涵，使它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定位和价值受到质疑和挑战。如有的学者用现代大众文化观念批评晚明文学现象的负面效应：“当时文学大众化的潮流中，一方面是追求通俗、真情、趣味，而与此同时，往往通俗而走向庸俗，真情而走向色情，有趣而走向恶趣。”[10]这种态度在当代学界很具代表性。因此，如何让这些不登大雅之堂之作与明代诗歌史、文学史建立关联，并制造出更大的意义，是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研究者所面对的共同课题。
长期以来，在对明代诗歌的研究中过多侧重于主流文化形态的文人诗歌的研究，而作为城市娱乐文化形态之一种的诗歌，则往往视而不见，甚至被有意忽视和消解。这种观念和态度的偏差，导致明代诗歌史、文学史的建构长期与历史实际保持距离，远远不能达到至真的境界。诚然，明代复古派、性灵派等文人诗歌在诗歌发展史上和研究史上的主导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主流之外，如何发掘非主流、潜流乃至逆流，以及重建主流的论述，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答的课题。因此，为了更深入了解明代诗歌及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今日明代文学研究家对明代诗史、文学史传统的建构、补白，不能缺少城市文化背景下的诗歌资料，它们也是不可缺失的重要基石。只有有效利用这些基石，才会使我们不断累积的建构过程愈益接近明代诗歌史、文学史的实际。
注释：
①《万用正宗不求人》现存有多种刊本，本文所据版本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建阳余文台所刊《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三十五卷，署“京南龙阳子精辑”。
②《万宝全书》也存有许多刊本，本文所据是万历四十年(1612)书林安正堂刘双松刊《全补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三十五卷，卷首署“刘子明编辑”。封面有“三刻新板”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