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于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表2新中产阶级
1870(%)
1940(%)经理
14
10薪金专业人员
30
25推销员
44
25办公室职员
12
40
资料来源：赖特·米尔斯：《白领》，牛津1977年版，第64页。
表3中产阶级
1870(%)
1940(%)老中产阶级
85
44农夫
62
23商人
21
19自由职业者
2
2新中产阶级
15
56经理
2
6薪金专业人员
4
14推销员
7
14办公室职员
2
22
资料来源：赖特·米尔斯：《白领》，牛津1977年版，第65页。
表4 1964年主要职业类别的就业人数和1975年计划需要人数
资料来源：全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委员会的报告第1卷：《技术与美国经济》，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页。
表5 1960年和1975年专业与技术职业的构成（单位：千人）
1960
1975劳动力总数
66680
88660专业与技术人员总数
7475
12925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
1092
1994工程师
810
1450自然科学家
236
465社会科学家
46
79技术人员
730
1418医疗和保健人员
1321
2240教师
1945
3063
资料来源：劳工统计局公报，第1606期（1969年2月），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5页。
表6 技术职业期望增长率技术
1992年平均年 1992年 1992-2005年职职业
收入（美元） 职位数 位期望增长率临床实验室技术专家
26312
268000
26%计算机程序员
35600
555000
30%急诊室技术员
27400
314000
11%工程技术员（有经验）
28800
695000
19%技术员（总管）
41400图书馆技术员
23900
71000
25%医学档案技术员
29599
76000
61%律师助理
28300
95000
86%放射技术员
28236
162000
63%科学技术员
25300
24000
25%
资料来源：《幸福》，1949年8月22日，第46页。
从1870年到1940年，经理从占中产阶级总人数的14%降至10%，而办公室职员则从12%升至40%。在美国，现在构成白领阶层的主要是教师、推销员和各类办公室职员。白领阶层的人数已占美国总人口一半以上，从1870年的15%上升至1940年的56%，而老中产阶级则从85%跌至44%。（见表2与表3）
表2与表3所显示的变化表明中产阶级已从拥有资产到失去资产，同时也表明它从以资产为特征演化到以职业为划分特征的新的阶层轴心。对于老中产阶级来说，它的本质和利益可以从小企业资产中得以很好的体现；而对于新中产阶级来说，它的本质与利益则可以从职业的经济学与社会学含义中得以展现。
正如赖特·米尔斯在《权力精英》中指出的，内战之后的美国经济就是一个创造并巩固聚敛资产的公司世界的过程。(13)据调查，1939年，美国27000大公司——仅占美国公司企业的1%——却雇佣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力。(14)中产阶级中老的、独立的阶层的衰微是资产垄断的产物，而新的、被雇佣的白领的擢升则是工业化机制的产物。资产的集中剥夺了老中产阶级个人自由的基础，剥夺了他们赖以自立的手段，这就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计划和心理。工业化机制制造了新中产阶级赖以生存的诸多的白领职业。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从1945年到1960年，全美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一倍）使白领阶层队伍迅速扩大。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导论中所说的，“着重办公室工作、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服务性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地使劳动力向白领职业转移。到1956年，美国职业结构中白领工人的数目，在工业文明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从那时候起，比率一直在稳步扩大，到1970年，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了5:4。”(15)演变成中产阶级的白领阶层操纵的不再是“资产”，不再是“物”，而是“人”与“符号”。他们的专长是处理文字工作、金钱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商业和技术关系的专家。他们不是依靠“物”，而是依靠“智能”，依靠组织与协调制造“物”的人们的社会机器而生存。大多数的新中产阶级以在劳务市场出卖服务而不是以买卖资产赢得利益，从职业而不是从资产获取直接收入。所以，新中产阶级是为其他人的资产而工作的人们。这是新、老中产阶级歧异的主要之点，也是小资产企业家社会与新的职业结构的工业与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差异。如果说，当年老中产阶级作为小自由资产者为成为大资产结构中的一部分而毕生为之奋斗的话，那么，新中产阶级则从一开始就为了职业的安全感而依赖于大资产。
从事运输、信息、市场营销、金融、贸易的白领阶层的兴起是制造业机器生产力增长以及资源配置范围和协调规模的扩大的直接结果。白领阶层职业的扩大（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16)）与庞大商务和庞大政府的兴起有关，与现代社会结构以及官僚机制的增长有关，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有关。据贝尔调查，在美国社会中专业和技术人员在1940年有390万人，到1964年，就上升到860万人。整个专业和技术阶级的增长率是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两倍，而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增长率却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三倍。(17)（见表4和表5）。
根据《幸福》杂志（1994年8月22日）报道，随着信息时代（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把这称之为技术电子社会(18)）的到来，专业与技术人员的人数自1950年以来，已增加近300%，而达到2100万。劳工统计局(BLS)预言，专业与技术人员(techno-competents)将成为美国就业最多的群体，占总就业人数的1/5。(19)（见表6）
从以上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社会的一个历史性趋势：新中产阶级，即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将日益扩大而处于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将处于中心地位，它将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
四
关于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一直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这场争论是与另一个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即：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新金字塔中的地位。
在西方，有的社会学家认为，中产阶级在后工业社会（或称之为知识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电子社会、超工业社会，等等）将继续壮大，其以知识为基础、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权力将随之扩大，而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阶级，将作为统治阶级取代别的阶级。
在18和19世纪，理性与自由是一致的，弗洛伊德关于个性的分析说明了自由与理性的一致性。然而，在20世纪这种理性赋有了新的形式，它不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也不再植根于个人，而植根于像社团、公司、政府这样的社会机构中。庞大的官僚机构与体制剥夺了这种理性与自由，这样，中产阶级“便成了将整个社会组合在一起的权威的链条中可随意变换的部件”。
他们认为，正由于中产阶级这种社会历史地位，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新的政治力量的中心。中产阶级政治上的优势是由其经济上的重要性决定的。因为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在维持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阶级，因此它必将成为统治阶级。
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探讨了技术性决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探讨了科技治国论思想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美国家庭资本主义解体之后，在权力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之间正在发生无声的革命，即“经理阶层的兴起，这意味着权力不再继续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特殊集团手中，权力的连续性体现在机构职位方面。统治权大部分掌握在技术一知识中坚集团手里，这包括公司经理和当时占据机构职位的政治领导人。”(20)
一些乐观的社会学家在新中产阶级中见到了一个社会团结的因素。他们认为，虽然中产阶级不会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力量，他们可以成为大资本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平衡集团，为企业与社会提供一种内聚力，成为不同阶级之间平衡与安定的主要力量。但他们执意认为，中产阶级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正如克拉克·克尔、弗雷德里克·哈比森、约翰·邓洛普和查尔斯·A·迈尔斯在《工业主义与工业的人》中所指出的：“……在所有的工业化社会中，管理阶级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志来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集团。经理的性质就是股东们、国家官僚们的代理人，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工人委员会的代理人。由于他们一心关注企业的内部事务（企业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因此管理阶级的成员们容易成为适应形势的人而不是社会大事的领导人。”(21)中产阶级在社会形式方面是多样的，在物质利益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歧异的，所以，在中产阶级中不可能存在一个共同政治运动的基础与共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他们是依赖于更高一层阶级或阶层的一个变数。在危机中，他们总是选择站在就要获胜的一方。他们自己本身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集团或党派，因为他们本身缺乏这种凝聚力。
赖特·米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弱点，认为它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其根性。它形成的历史是短促的；由于没有坚定的信仰，中产阶级作为个人在道德上毫无防御能力，作为群体，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可以依靠。为了安全的利益，他们需要有一个组织或社团可以依靠，但在美国社会中却没有这样的社团或组织可以为中产阶级提供这种安全感。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学家发现美国中产阶级对政治的兴趣甚为淡漠。虽然他们处于政治的中心，为代表压力集团的利益办事，但他们却对政治的斗争与冲突毫无热情。这可以说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要解释这种政治上的冷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对于美国人来说，经济机构比政治机构更为重要。在他们眼中，政治仅仅是获取并保护经济目标与实践的手段而已。自由经济传统就是这种观点的表现。政治原则从来就只服从于经济利益，绝不能超越经济利益。美国中产阶级仅仅寄生于经济力量之中，仰仗于规定现代社会结构的强大力量，运用政治手段以获取有限的经济目标。所以，对政治的兴趣从来就没有超过对物质赢利或亏损的关心；另一方面，美国人的收入一直处于高增长的状态。这种收入的增长是由西部边疆的开发以及工业化进程所刺激起来的。这为制造一个收入殷厚的中产阶级创造了条件。在收入不断增长、物质享受不断改善的中产阶级这一社会群体中是不可能产生对经济状况不满的政治情绪的。
赖特·米尔斯还从社会阶层间往上流动的趋向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变化的急速性有利于社会的多样性与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人们不会因为传统或者社会出身的原因而一成不变。对于目前身份的恐惧感进一步催生了这种流动，并进一步减少个人对政治要求、政治行动，甚至个人自身的注意力。所以，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对政治的冷漠是自我异化和社会无价值问题的一部分，是中产阶级的政治异化现象。
丹尼尔·贝尔一直非常关注西方社会中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文化的发展日益成为反体制的（如反文化），而社会结构则走向职能合理化和能者统治（中产阶级的专业化）。他注意到在5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在丰裕的状况下，中产趣味的文化形成了普及趋势。文化成了消费的生活方式。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认为，“中产崇拜(midcult)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汉娜·阿伦特(Hannah Grendt)认为，中产阶级社会——此处指兴趣相投的受教育群体——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22)实质上，贝尔、麦克唐纳和阿伦特都认为从中产阶级中有可能产生俗文化。现代社会本身失去了它的文化支撑点，精英文化遇到了危机。如我在前面所述的，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产阶级是从19世纪小企业主和自由农夫发展而来的，新中产阶级的产生是随现代公司经济的产生而产生的。它是现代主义的产物。因此，它带有激进性、进取性、猎奇性和追求时尚（即贝尔所谓的“入时”[in]）的特点。它不想也不可能将自己囿于所谓的雅文化的羁绊之中。它设法创造和享受适合现代社会快节奏、理性、紧张、非道德化特点的文化趣味来。这就是贝尔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困境，现代主义的文化时尚，不论现制度把它吸收多少，它总是带有颠覆性的影响。
五
在考察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及其社会经济条件、研究了其在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作用之后，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几点结论：
(1)中产阶级从拥有资产到失去资产而依附于大资本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带有诸多鲜明的美国特点。不能将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分析照搬到对其他社会中产阶级的分析上去；
(2)中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对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3)新中产阶级不可能在未来世界组成如约瑟夫·熊彼得所言的官僚政治的世界，因为它缺乏本身的政治文化背景；
(4)自由农夫失去资产以及随之而产生的城市化浪潮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表现，是中产阶级产生的必要社会历史条件之一；
(5)新中产阶级可能以其权威、知识和信誉成为社会中稳定的力量；
(6)新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其收入的不断增长（而不是贫困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性选择；
(7)在科学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日益专门化中，新中产阶级所代表的新的科学与技术是一种进步的、“能者治理”的力量；
(8)虽然中产阶级的心理模式是自由主义的，但政治上的冷漠使他们不可能成为激进派；
(9)从本质上讲，中产阶级对美国的文化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中产阶级趣味或中产阶级文化应该是美国当代文化的代表。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界定的雅文化和俗文化。一个时代的俗文化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时代的雅文化或精英文化。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中国的元曲和格什温交响乐中的爵士手法就是最好的例证。那种一方面哀叹精英文化的衰微，同时又嫉忌俗文化勃兴的悲观主义文化观是不足取的。这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因为衰微的是那些不适应时代潮流的文化价值，而勃兴的正代表新的正在酝酿的社会的本质。
注释：
① 埃米尔·莱德勒：《现代薪给职员的问题；它的理论与统计偏向》，转引自丹尼尔·贝尔著，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0-81页。
② 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6.
③ George B.Tindall & David E.Shi,America,W.W.Norton & Company,New York,1989,p.280.
④ C.Wright Mills,op.cit.,p.4.
⑤ Ibid.,p.9.
⑥ George B.Tindall & David E.Shi,op.cit.,p.292.
⑦ Ibid.,p.290.
⑧ C.Wright Mills,op.cit.,p,6.
⑨ George B.Tindall & David E.Shi,op.cit.,pp.490-491.
⑩ C.Wright Mills,op.cit.,p.16.
(11) 丹尼尔·贝尔：《再论美国例外论》，《交流》，1990年第3期。
(12) C.Wright Mills,op.cit.,pp.63-64.
(13) C.Wright Mills,The Power Eiite,New 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1,p.120.
(14) C.Wright Mills,op.cit.,p.24.
(15) 丹尼尔·贝尔：《再论美国例外论》，《交流》，第23页。
(16) 丹尼尔·贝尔：《再论美国例外论》，《交流》，第23页。
(17) 丹尼尔·贝尔：《再论美国例外论》，《交流》，第23页。
(18) 布热津斯基说，“技术，特别是电子学……越来越成为社会变革和改变社会习俗、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以及总的社会观点的决定因素。”见《两个时代之间：美国在技术电子时代的作用》，纽约，1970年版。转引自丹尼尔·贝尔：前引书，第64页。
(19) 《幸福》(Fortune)1994年8月22日，第46页。
(20) 丹尼尔·贝尔：《再论美国例外论》，《交流》，第44页。
(21) 丹尼尔·贝尔：《再论美国例外论》，《交流》，第108页。
(22) 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