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台湾农业发展前景的因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台湾论文,发展前景论文,因素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40多年来，台湾农业经历了恢复期、发展期和滞缓期三个阶段，从五、六十年代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支援农业的黄金时代，到八十年代以后的“农业瓶颈”时期，农业的发展一直是起伏多变。最好年份农业年增长率达12.7%（1976年），最差年份农业增长为－1.6%（1993年）。1953－1993年的41年间，有9年农业呈现负增长，11年农业年增长率达7%以上。1986年台湾在“现阶段加强农村建设政策纲要”中，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1986－2000年农业平均年增长率1.5%的长期发展目标，但1988年以后实施效果并不尽人意。1988－1991年农业实质增长率只有0.75%。为此，1991年台湾推行的“农业综合调整方案”不得不把农业年增长率发展目标从1.5%调低到零成长。这个指标也是“国家建设六年计划”对农业发展的要求（1991－1997年）。这就是说，90年代台湾农业增长的态势将不如“瓶颈时期”的八十年代（10年平均增长率为2.2%）。80年代初，台湾国民经济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农业的滞后一度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当时，李登辉呼吁要“重建台湾农业”。而90年代，台湾“国家建设六年计划”所确立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全面实现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使台湾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化地区的行列。在这个历史阶段，农业发展的前景如何？农业的零成长对国民经济现代化将有什么影响？本文试从若干因素方面作历史地分析。
一、农村经济关系与农业发展
这是关系农业发展前景最重要的内部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土地所有制的演变和社会化大农业的形成和发展。
土地占有制是农村经济关系的基础。战后40多年来，台湾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村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过程。1953－1968年是“自耕农”经济的黄金时代。这期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以传统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自耕农变成为小商品生产者，促进农业生产走向商品化，农业结构走向多样化，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了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化形式，资本的社会积累和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①它比起资本主义大农业来说，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终究是很有限的。因此，70年代以后，台湾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小土地私有制就逐步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主要表现为土地分散、经营规模狭小，不适宜机耕和推广应用现代化技术，经营效率低、产品运销困难，资本积累少等等。因而农业的发展速度下降，很不适应于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以农业增长率为例，台湾农业增长率，1953－1968年为5.2%，1970-1978年为3%，1978-1988年为1.1%。1984年台湾国民经济经历了5年徘徊后回升到二位数，而农业增长率至1988年又下跌为-1.6%。90年代的头几年，农业增长率在零上下浮动。其中原因不乏有政策问题或其它问题，但小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也许可以说，是小土地私有制加上偏倚工业牺牲农业的政策，使得近20年来台湾农业一直适应不了工业化的进展。
从台湾的社会经济性质来说，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只能是资本主义农业的道路，即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使非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转化为同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相协调的经济形式。为解决这个问题，台湾采取的策略是推行农地重划、共同经营、委托经营、合作经营、专业化和共同运输等合作生产和购销形式。但是所有这些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小私有制基础上的合作经济，从60年代中推行至今，看来收效并不大。80年代初开始的第二次土地改革过去了，问题依然存在。嗣后，在1984年农业升级计划和1986年农业长期发展策略中提出的还是这个问题。可见要在保持小土地私有制基础上，实现资本主义大农业，扩大经营规模是不容易的。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政策上自相矛盾。1986年台湾在“农业长期发展策略”中仍然坚持“耕者有其田”的方针，一方面要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鼓励农地转移，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耕者有其田”，保持小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二者是互相矛盾的。其二是社会和自然的条件限制。主要是耕地少、人口多、人均耕地有限，以及根深蒂固的农户传统保地观念。目前台湾人均耕地只有0.04公顷，大多数农户耕地不足0.5公顷。即使计划到1996年把农业就业人口从目前的13%减少到6%，户均耕地扩大也很有限。况且，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有30万农民转移到非农业部门，这也是一个难题。因此，仅仅依靠共同经营、委托经营、专业化等合作形式，能否解决小土地私有制与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矛盾还有待观察。
从台湾的资源条件出发，台湾有人主张，以“小农经济”作为未来农业发展模式。其所指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经营形式而不是农业制度。实际上是发展适当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经济，不再求经营面积的增加，而在求单位面积产值的提高。即通过经营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提高经营效率，走日本和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家庭农场的道路。这个主张不无道理，但成功的例子不多。
1989年7月，李登辉在谈到未来施政重点时，首次提出取消“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条例”的意向，强调“活化土地利用”的设想。这对1986年的“农业长期发展策略”是一大发展，对第一次土改以来坚持30多年的“耕者有其田”信念是一大突破，在台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最近几年，台湾当局对“耕者有其田”的解释和实施有所松动，根据新的农地利用法，允许农地计划转移，实行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转移。但是，一旦放开农地管制，允许农地转移之后，又出现农地使用失控、财团侵吞土地以及非法买卖土地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未来台湾农业发展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以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关系的调整，并从中走出一条适合台湾实际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经济转型升级与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整体性和复杂性。所谓整体性是说农业的发展与工业、商业、对外贸易，乃至文化、教育等部门密切相关；所谓复杂性，系指由于各部门之间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所表现的复杂现象。把农业与其他部门交织在一起，更增加了农业建设的难度。台湾的经济发展说明，农业现代化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层面之广和层次之多，并非一般用经济观点去研究农业的人们所能想象的。这是因为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农业现代化过程是整个社会从同质化向异质化转变，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的过程。一方面，农业的发展与否牵制着整个经济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各个经济部门乃至文化和心理等因素，对农业也有深刻的影响。
70年代末，台湾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进入转型升级时期，这是由内外两个方面原因促成的。外部因素主要是第二次石油危机冲击所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使以出口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内部因素表现为以工农业失调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加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经济不转型升级显然是没有出路的。这个升级的过程一直持续到现在。
所谓国民经济转型升级，简而言之，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台湾在工业的产业政策上实行5个转变：即由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达到产品“高档化”；由低科技转向中高科技，实现生产自动化；由小型企业转向大中型企业，实现生产的规模化；由“小而全”转向专业化；注重生产运销的统一与发展。
战后40多年，台湾经济之所以发展较快，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农业前提下保持工业发展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上所奉行的是“比较利益”法则诱导下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这个战略诚然给台湾带来经济繁荣，但由于它脱离了传统农业社会的某些特殊性，导致了偏倚工业发展的结果，使得“唯增长主义”、“唯资本主义”的热情掩盖了“以工补农”的呼声。工业的发展没有给农业带来相应的生机，相反，扩大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业已存在的差距，造成农业迟落和社会二元化结构日渐明显的趋势。因此，人们不难想像，未来台湾经济转型升级又将怎样呢？在“六建计划”超前而庞大的投资情况下，如何处理整体经济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呢？如何处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呢？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农业发展的前景就不可能是光明的。1990年台湾农业回升到1.9%以后，1991年跌为0.8%，1992年和1993年再度下跌至-1.05%和-1.6%，并没有达到维持零成长的预计目标。由此可见，经济转型升级以来，农业发展迟落和“瓶颈”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因此，未来台湾农业发展前景，还有赖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以及各部门之间经济相互协调的程度。
在发达国家，农业与其它经济部门之间的经济与社会结合已基本完成，农业也是一种商品性生产企业，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也是知识渊博的企业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并存，社会经济结构表现为“二元经济”的特征。农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又是人数最多，在诸部门中最欠发达的部门。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从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转变为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化经济的过程。台湾许多人积40多年之经验，认为农业问题说到底是民族文化问题。但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时期要使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这一点，并真正重视农业的发展，确实还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磨炼，甚至是要付出必要的代价。这也就决定了台湾农业发展前景的不可预料性。
三、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和农业发展
经济自由化、国际化是台湾1984年提出的，它是实现国民经济转型时期重要的政策方针，目的是克服台湾面临的经济基础脆弱、投资意愿不振、外贸畸型膨胀三大难题。自由化、国际化的核心是放宽进口管制，通过扩大岛内需求来刺激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过去的“出口导向”逐步转变为“内需和出口并存”的发展方针，正如台“经建会”编制的《台湾地区经济建设长期展望》所指出的，今后经济成长的来源“系以岛内需求成长为主，输出扩张为辅”。正在实施中的“六年国建”计划的基本构想也是“以加强共同建设为主导，扩大岛内需求，缩小对外贸易顺差，促进社会经济均衡发展”，这就意味着未来将进一步放宽进口管制，开放岛内市场。
为什么要放宽进口管制，扩大内需市场呢？道理有三：首先，台湾当局试图通过扩大内需来刺激投资意愿，发展技术密集产业，推动产业升级。80年代初，台湾经济开始的复苏，只是一种“市场性复苏”，主要是一些传统性工业产品在美国市场带动下的“简单再生产”的恢复，而不是生产技术提升和设备更新的结果，民间投资积极性也没有激发出来。如1981-1985年，全省投资总额平均每年减少3%，其中民间投资增长率从22%下降到0.4%；1986-1990年投资与放款总额年均增长率24.9%，主要靠公营事业投资来维持，民间投资增长有限。这就迫使当局通过放宽市场管制刺激投资，实现工业升级目标。
其次，减少经济对外贸易依赖，确立经济自立形象。40多年来，台湾受制于人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一大症结。时至今日台湾经济发展过份依赖日本和美国的状况仍没有多大改变。美国和日本成为台湾经济的晴雨表。所以，台湾有人批评这种经济是：“花盆经济”、“浅碟子经济”和“附庸经济”。从长远来看，不改变这种状况，提高经济自主性，台湾现代化就没有稳定的基础。
第三，控制对美贸易顺差，调节台美关系。进入80年代，台美贸易一直保持顺差。1984年顺差97.7亿美元，1986年上升到150亿美元。1991-1993年台美贸易顺差仍达70-90亿美元。而美国1993年贸易赤字达到1058亿美元，大量的贸易赤字迫使美国不得不加紧对外寻找出路，台湾首当其冲。其办法是强制台币升值，限制台湾产品进口，同时逼迫台湾对美进一步开放市场，增加美国货进口数量，藉此减少台美贸易顺差。另一方面，从台湾当局外汇储备来看，到1994年7月，外汇存底已达到904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为世界第二外汇量储备最多的地区。为了资金的合理流动，减少外汇储备压力，台湾也不得不调整策略，开放市场，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
由此可见，经济自由化、国际化是在台湾经济内外矛盾背景下产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推进台湾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选择。要改变这个政策看来是不可能的，而不改变此政策，让大量美国产品进台，农业又难免遭秧。这就自然形成这样一个因果关系：经济转型升级依赖于自由化、国际化策略；而自由化、国际化策略虽然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好处，但给农业带来的却是灾难。
1987年底至1988年上半年，台湾接连出现几次农民上街游行事件。1987年12月8日，数千名果农为抗议当局开放水果进口，导致台湾本地水果价格大幅度下降，影响到果农收入，而上书“立法院”请愿；1988年3月16日来自台湾各地的果农、稻农、烟农、猪农和菇农上万人组成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农民抗议队伍，涌向美国在台协会、“国贸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抗议开放美国农产品进口；紧接着于3月21日，约3000鸡农带着500只鸡和2万个鸡蛋，沿途抛鸡砸蛋，前往美国在台协会和“国贸局”抗议美国火鸡进口；最后一次是5月20日，数万名农民上街示威游行，造成震动海内外的“5.20事件”。
接连不断的农民抗议不是孤立的，也不是一时出现的短期行为，而是有其深刻的前因后果的。从表面上看，经济自由化、国际化政策导致大量美国农产品进口，打击了台湾农业生产是这次事件的直接导因，但实质上它是潜伏已久的社会经济结构畸型与内外市场矛盾加剧交织的反映。因此，在自由化、国际化发展策略时期，只要台当局不改变偏倚工业牺牲农业的倾斜政策，农民上街游行就不会停止。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一旦加入关贸总协定，农产品所受冲击程度将远远大于工业品。目前台湾有40%左右的农产品关税率在30%以上，而工业品大部分关税已接近GATT关税减让标准。因此，未来降低关税总水平的重担将落在农产品上。这一方面将减少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会导致更大量农产品进口，打击台湾农业生产。因此，如果说过去是偏于工业发展政策导致农业迟后的话，那么未来可能将是“自由化、国际化”方针加上偏倚工业政策，使农业继续滞后下去，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农业发展的前景。
四、民族文化与农业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社会意识的冲击，使人们愈来愈注意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从社会总体考察，目前台湾存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矛盾冲突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有5000年农业史，农业活动不仅塑造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基本面貌，而且孕育了中华民族文化和性格的本质特征。战后台湾经济的振兴，使传统社会经济展现出一派生机，农业文明发挥着巨大的效率。同时，在与日俱增的西方文化影响下，古老的精神文化也面临着经济转型期的新考验。
一般认为，过去40年，促成台湾经济发展的三个基本要素是：中华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长期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以及自由与开放的经济制度。第一条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所能具备的。台湾经济起飞有这个因素，新加坡经济起飞有这个因素，甚至日本人士也认为，战后日本经济振兴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中国的儒家文化。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积累了极有价值的经验与智慧，其中儒家文化对于经济帮助尤大。儒家提倡“入世”观念，强调勤勉精神，催人奋发图强，主张重视教育，教人学而不倦，使中华民族具有远超于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光辉的过去。战后台湾居于海岛型安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使中华民族优良禀赋得以发挥，因而取得了经济的振兴。
但是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不可否认，中华民族文化有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有较欠妥的一面。进入80年代，台湾之所以有人惊呼：“社会道德是不是在沉沦”？有人敲起警钟：“农业问题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问题”，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亦即是在从传统农业进入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民族文化落后的一面正在显露出来，并成为经济，其中包括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障碍不仅表现在一般的民众心理和行为上，危害更大的是表现在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宏观决策上。下面仅举数例可见一斑。
首先是保守性。农民固守几分农田，情愿抛荒或粗耕粗种，也不愿意转让；台当局则长期坚持“耕者有其田”、“平分地权”信条，导致政策矛盾，官民互相观望。其次，专制性。对经济管得过多过死。过去40年，台湾经济确实是在政策干预下成长的。但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过多的干预就可能事与愿违，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目前农民务农意识低落、工商业者投资热情不高，与管得过死、干预过多也不无关系。第三，惰性。即缺乏开拓创新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现代化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世界工业发展基本上分为两种形态：一是渐进型，如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等；二是跳跃型，如新兴的日本、韩国等。台湾当局采取的是“安定中求进步”的策略，这本身就是“渐进”的格式。80年代以后工业的产业升级和农业的扩大经营规模收效不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循守旧，不愿意把资金投放在新技术上，不愿意让人家到市场上来竞争。农民上街游行是应该同情支持的。但最根本的办法是要开拓、更新，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仅靠保护市场或当局补贴是不能建设好农业现代化的。第四，轻视教育、轻视科技。这两个方面都与民族的落后和守旧有关。由于守旧就安于现状，不求进展。就教育而言，战后40年教育制度老化，体制和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台湾人才培养的一大问题。例如1984年高等院校在校生41.23万人中，农、林、渔、牧专业学生只占3.07%。轻视农业已经渗透到各个部门之中。1986－1993年，农业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只从1.0%上升到1.3%，而文盲仍保持在10%以上。农村教育水平低，农民忙于进城赚钱，不想读书现象更是比比皆是。科技人才严重不足是经济和农业发展的一大顽疾。长期以来，由于保守和惰性的限制，养成了技术靠引进的习惯，研究也重应用，不重视基础和开拓。“人才危机”已成为阻碍经济升级的重要因素。据估测，目前台湾缺乏科技人才1/3左右，农业部门缺人才尤其严重。
总之，在经济建设初期，中华民族刻苦耐劳、勤奋守纪的文化传统，促成了台湾经济的起飞。而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历史时期，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愈来愈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种保守性在农业或对农业的认识上表现尤为突出，它也不能不影响到农业发展的前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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