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大革命的失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大革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1 〕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曾给予了很多积极正确的指导和援助，促进了大革命的发展。但是，共产国际在未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就充当了中国大革命的最高指挥者，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妥协退让，从而使大革命遭受到严重损失和重大失败。
一、共产国际是大革命的最高指挥者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促进和加速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于1919年创建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章程》指出：“共产国际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绝对领导体制。凡是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一律称之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每个加入共产国际的党的纲领，应当由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执行委员会批准。”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和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议和主要领导人的任命都必须经它的批准。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除了对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外，也造成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影响了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根据本国的国情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束缚了他们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革命道路的手脚。同时，由于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苏共党员，各国共产党在组织上服从共产国际，就很容易地演变为服从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强制推行布尔什维克化，并以是否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来衡量各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水平。所以，各国共产党内部都较普遍地出现了对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现象。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俄共增加了一个东方战友。”中共“要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出自己的贡献”。8月， 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局书记主持工作，马林指示陈独秀说：“共产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共产国际的统一领导下进行。”陈独秀不同意，他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共产国际的经济援助，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共产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不干，决不能戴共产国际这顶大帽子。”〔2〕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按照共产国际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要求中国共产党送交工作计划和预算，要求陈独秀定期汇报工作，并要求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会议，甚至越过中共中央局直接指派中共党员出使国外等。这都引起了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的不满。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一分歧，他说：“我们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经常的联合，要求出席它领导的全部会议，中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他们对这种监护表示愤慨，纠葛因此产生。”〔3〕由此可见，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是反对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
1922年中共“二大”后，为了争取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了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同中国革命的关系开始密切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不仅常驻中国，而且亲自坐镇指挥，这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同共产国际联系在一起。共产国际实际上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
二、共产国际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力量，贬低他们的作用， 同时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作用。 马林1922年7 月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在中国最大的中心之一的上海”，并没有他“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只是到了国民党领导的广州后，他“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并且能成功”，国民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罢工的“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主要面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手工业者、产业工人和中国南方的士兵”〔4〕， 而忽视了国民党内部同时存在着民族资产阶级以及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马林的估计脱离了国民党的实际情况，只看到国民党当中有部分进步力量，没有看到其内部还存在着相当顽固的反共人民的势力。同时轻视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只看到它暂时弱小的一面，没有看到它必然发展壮大的一面，因而寄希望于国民党，主张扶持国民党掌握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共产国际肯定了马林的观点，在1923年1月12 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中说：“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共产国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是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苏维埃俄国应当支持国民党领导国民运动。6月， 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马林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必须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主张“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并认为“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5〕会后， 马林还多次强调，国民党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的”，“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帝国主义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给国民党”。〔6〕
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国际和苏联便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武装，培养军事干部。但他们始终没有提出建立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军队，而把着眼点放在国民党身上。1924年冬，鲍罗廷提出为发展国民革命的军事力量，要在广东建立一个军事中心。当时，一些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要求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鲍罗廷认为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的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他说，共产党员可以用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军队中担任各级党代表。接着，统一战线内部的分化和斗争日益激烈。1925年2月14日， 鲍罗廷在写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说：“由于孙中山患病，国民党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关于党的前途的争论。我们认为不分裂是不行的。我们甚至准备在共产党员问题上向他们作出让步，譬如说，既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或政治委员里惹麻烦，我们准备召回这些党员，中央机关里没有共产党员，我们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7〕
1926年3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再次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民主派的革命联盟”，因此，会上把国民党作为“同情党”而纳入国际，并且任命蒋介石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誉委员”。
由于共产国际不可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是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想象和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出发。它不了解中国的阶级特点和阶级关系的复杂变化，特别是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缺乏认识，从而导致在中国阶级关系的分析和判断上的右倾错误观点。
三、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妥协退让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肆无忌惮地进行分裂统一战线和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1925年6、7月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戴季陶先后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共合作。戴季陶的反动理论成为国民党右派势力反共篡权的思想武器。8月20日， 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工人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廖仲恺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右派指使的暴徒暗杀。11月下旬，国民党内以邹鲁、谢持、张继为首的一批老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会议炮制了《取消共产党员在本党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共产党派谭平山李大钊案》、《鲍罗廷顾问解雇案》等一系列反共决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随后，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却不顾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分裂的事实，要求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坚持“团结”维护“统一”，并指示和支持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势力作了三次妥协退让。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决定对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进行坚决的回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通告各级党部，宣布西山会议为非法，并于1925年12月召开一届四中全会，决定召开国民党“二大”来处理西山会议问题。1926年1月，“二大”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200多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占有多数。大会重申坚决执行三大政策，严厉斥责右派的分裂活动；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开除西山会议首要分子谢持、邹鲁等人党籍，同时责令戴季陶作出书面检查。但是，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反对这样做。他认为革命形势趋于低潮，如果国民党内部一旦分裂，就势必影响广东的革命局势。因此，他以维护国民党的统一为理由，极力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这样，在会议选举时，反而把一些右派选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壮大了右派势力。蒋介石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委，会后不久又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要职，从而为他篡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造成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一次大让步。
北伐前夕，掌握广东革命政府主要军事力量的蒋介石，随着职位的升高，其反共面目也日渐显露。1926年3月18日，蒋通过自己的亲信， 传令当时由共产党员任舰长的中山舰开到黄埔候用。随后蒋的亲信又散布谣言，诬称共产党人私调中山舰“图谋不轨”，意欲劫持蒋离开广东。20日，蒋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这就是中山舰事件。当时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对蒋介石的阴谋实行反击。但是在广东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害怕反击会造成分裂而不同意组织反击，支持陈独秀再次向国民党右派势力妥协退让。结果，3月22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人的提案，蒋完全控制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这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二次大让步。
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 蒋介石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整理党务案》，并强行通过。这项议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中任执委不得超过执委总数的1／3；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这明明是排斥共产党、企图控制国民党领导权的议案。但在共产国际支持下，陈独秀继续采取退让政策，接受了这一反共议案。会议的结果，蒋介石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不久，他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进而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从而控制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这是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右派的第三次大让步。
这三次大退让期间，正是国共力量对比消长的关键时期，从而种下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祸根。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右派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共产党无法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宣告失败。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有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地主、军阀、买办等反革命势力相当强大，远远超过了革命力量；革命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右派集团叛变了革命。在主观上，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幼年时期，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组织原则上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共产国际执委会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直接发出指示，而且派出代表来华坐镇指挥，直接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也负有重要责任。
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道路。
注释：
〔1〕周恩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3页。
〔2〕包惠曾：《回忆马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30页。
〔3〕〔4〕《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16页。
〔5〕《张国焘给维金斯基·穆幸的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21页。
〔6〕马林：《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前锋》创刊号，1923年7月1日。
〔7〕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66页。
标签：马林论文;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右派分子论文; 革命委员会论文; 第三国际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历史论文; 陈独秀论文; 蒋介石论文; 右派论文; 国民党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