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著作中的名篇，学界对其有着较多的研究。但对于该文主题的研究尚且比较薄弱。一种观点认为其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其主题是“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一篇文章的主题至关重要，并且一般来讲是唯一的。那么究竟该采用哪种说法？本文在详细考察《论十大关系》不同版本的基础上，对这篇文章的主题进行了界定。
[关键词] 《论十大关系》 主题 界定
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由于种种原因，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65年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曾经形成过一个整理稿，在党内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这篇文章直到1976年12月26日才首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①目前能够看到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有三个：一个是中央档案馆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中《论十大关系》记录稿首页的影印件，但可惜只能看到首页，不能看到全文；一个是1965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版本；一个是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后来《毛泽东选集》第5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收录《论十大关系》一文时都依照的是这个版本。能够看到全文的两个版本在内容上是有所差别的。该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学术界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学术界对《论十大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论十大关系》产生的历史背景、《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发表过程和历史地位以及《论十大关系》与“论十二大关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等方面。②参见柳建辉、潘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论十大关系〉研究述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近年来有学者对《论十大关系》文献本身的形成与传播的过程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③代表性的文章有邱巍：《〈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孙佩：《〈论十大关系〉的整理过程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3期。但对《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尚且比较薄弱，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但这两种观点互不相同。一种观点认为，该文的主题应该采用1965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论十大关系》中的说法，即“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④罗平汉在《〈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对于《论十大关系》基本思想，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出‘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换言之，该文作者认为《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该文的主题应该采用1976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时的说法，即“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邱巍在《〈论十大关系〉的形成和传播——若干史实与观点的补充和辩证》（《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1956年《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毛泽东还没有明确把多快好省作为指导思想，但在其思想发展中，《论十大关系》为提出多快好省总路线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政策起点。毛泽东自己后来也是更多地从调动各种力量、多快好省的角度来阐释《论十大关系》讲话。这也是1965年版本‘多快好省’被整理进讲话主题句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邱文并不认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换言之，他认为应该采用1976年12月26日公开发表版本的表述：“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至于为什么1976年公开发表的版本会与1965年的版本主题句不一样，他在文中给出的原因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1975年整理时依据的是更原始的记录稿，其中没有‘多快好省’的相关表述，而前述公开的影印件则是一个整理过的记录稿，‘多快好省’表述是整理中加进去的。”薄一波在其论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认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听取34个部委和地方党委汇报的目的。”参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也认为：“‘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参见《毛泽东传》（四），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46页。从文字表述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之间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文章的主题是文章的关键所在，尤其是《论十大关系》一文，其主题究竟该采取哪种观点，不仅牵涉到文章本身，还牵涉到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以及中共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曲折等问题。那么《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究竟应该采用哪种观点？理由是什么？本文拟就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不同版本《论十大关系》对该文主题的不同表述
目前能够看到的《论十大关系》的版本有三个：一是中央档案馆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为题，收录了《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首页的影印件，其后文部分没有收录；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3卷，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年，第1058页。二是1965年12月27日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版本；三是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
（一）1956年和1965年版本《论十大关系》的主题
中央档案馆《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的影印件，是目前能够看到的《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最早版本。其中正文第二段对该文主题的表述如下：“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3卷，第1058页。这个记录稿毛泽东并没有审阅过。上面有彭真的批示：“此件未经毛主席阅。请勿翻印。彭真 十月十日”。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第3卷，第1058页。
1965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751号”文件形式，将《论十大关系》下发给了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委、党组，总政治部。其中正文第二段对该文主题的表述是：“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影印件的表述是一致的。但该文件同时指出：“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同时特别标明：“不登党刊。”
但在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文集》时，文章的题解发生了与之前题解较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是因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党对自身在建国后的这一段历史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二）1975年版本《论十大关系》的主题
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论十大关系》。这个公开发表的版本其实是1975年就定下来的。①程中原：《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刘金田：《邓小平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对此都有论及。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6月8日上午，他约胡乔木谈话，商量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等问题。6月15日，他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央政治局各同志说：“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这是全党的一件大事，应当抓紧搞。目前五卷工作的重点，是继续做好毛主席讲话记录稿的整理工作。原来陈伯达整理的《论十大关系》《谈对立统一》等六篇稿子，需要重新整理。”毛泽东圈阅同意之后，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胡乔木负责具体工作。在胡乔木的具体主持下，毛泽东两次讲话记录稿被重新进行综合整理，形成了一个《论十大关系》整理稿。②刘金田：《邓小平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阅读、讨论胡乔木接手重新整理的毛泽东文稿《论十大关系》后，胡乔木于7月12日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指出：“这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7月13日，邓小平将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附送了胡乔木写的“几点简单说明”。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当天，毛泽东圈阅同意，随后又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7月19日，邓小平批示：“政治局仍定于下礼拜二（廿二日）读这篇。乔木、李鑫同志参加。”7月22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读《论十大关系》，胡乔木、李鑫列席。江青等认为稿子整理得还不够完善，提出一些枝节问题。邓小平回答：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当晚十二时，邓小平致信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刚才在政治局会议上读了，大家没有修改意见，会上当场拟了一个通知，现送上，请批示。”7月23日，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即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重新整理，主席已经同意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主席的这个报告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党应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望各级党委注意指导这一文件的学习和讨论。③《胡乔木传》编写组编：《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1-32页。8月5日，邓小平再一次批示：“《论十大关系》这套文件，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一字未改），现退存中办。以后，毛选第五卷定稿一篇，送存一篇。”④刘金田：《邓小平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从上可以看出，第一，1975年对《论十大关系》的整理是为将其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做准备的。这项工作具体是由胡乔木来做的，他整理的依据不是原来陈伯达整理的稿子，而是毛泽东1965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原始讲话记录稿。胡乔木的整理稿以毛泽东讲话的原始记录为基础，更忠实地体现了其讲话精神。第二，毛泽东对胡乔木整理出来的《论十大关系》是持肯定态度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整理稿的情况后，毛泽东首先是圈阅同意，之后批示“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这与对1965年整理稿的态度是不同的。之后，中央政治局集体阅读《论十大关系》，没有提出意见。邓小平再次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毛泽东，并把文件准备印发全党讨论的通知报告给了毛泽东。之后中央向全党发出了通知，说明毛泽东批准了这个通知，认为这篇文章已经整理得比较成熟了。之后，邓小平批示：“《论十大关系》这套文件，是经过毛主席看过的（一字未改），现退存中办。以后，毛选第五卷定稿一篇，送存一篇。”这都说明毛泽东对胡乔木整理的《论十大关系》是肯定的、满意的，并决定将其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
这个整理稿就是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此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收录《论十大关系》时，都采用了这一版本。这一版本对文章主题的表述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①《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与上述两个版本的表述有了明显的变化。
（三）1975年版本《论十大关系》题解的变化
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也说：“同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总的精神，就是要把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一切可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⑤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1958年5月5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59-260页。
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和在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的题解是完全一致的，即：“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②参见《论十大关系》，《人民日报》1976年12月26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67页。这两个题解都认为，《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而这条总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这与文章本身对主题的表述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党对总路线的评价和判断有关。“文革”结束后，党的十一大召开，虽然纠正了“文革”当中的许多错误做法，但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当时仍然持肯定的态度，所以才会出现题解和文章本身表述的主题不一致的情况。
这就表明，上述1965年版本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是看过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他对文章并不满意。文章的主题是阐明文章主旨的关键所在，毛泽东作为写文章的高手，对于文章主题这种关键问题，想必他在审读文章的时候是高度关注的。他不同意发表，特意注明不登党刊，除了对文章内容本身不满意之外，对文章主题的表述可能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收录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文章的题解是：“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发言。在这个发言中，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③《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8页。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收录了《论十大关系》，该文题解是：“这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参加了会议。这篇讲话，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讲话，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就讨论情况作总结讲话。他在总结讲话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页。这与收录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的题解，文字表述虽然略有不同，但基本意思一致。
这两个题解都认为，《论十大关系》以苏为鉴，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与前文中的两个题解认为该文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是客观来讲，这两个题解和文章本身的主题是符合的。题解的变化明显受到了时代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目前能看到的《论十大关系》的几个版本里，该文的主题有两种表述：第一种，《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收录的《论十大关系》记录稿首页，1965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论十大关系》，对于该文主题的表述是一致的——“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第二种，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收录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文集》中的《论十大关系》是同一个版本，都是1975年经胡乔木整理、毛泽东审阅定下来的版本。这个版本的《论十大关系》对该文主题的表述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国务院关于重大决策部署开展情况实地督察，每一个督察组也都有明察暗访。第二十四督察组目睹了某地车管所上午九点才上班，十一点就停止工作；大货车司机排长队等待查验，被定成不合格，再找黑中介交2000元钱立马合格。桩桩件件督察组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们感慨，这才把百姓办事难真正看清了，将这个车管所的四名负责人免职、处分，冤枉吗？！
同一篇文章的主题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界定？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说法？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二、《论十大关系》主题的界定
如本文开始所述，有学者认为该文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该文主题是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并且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历史时期，即使是该文的同一版本，题解部分对其主题的表述也不一样。多年以后尘埃落定，回看该文的主题，笔者认为该文的主题应该采用“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表述。
有学者认为《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①罗平汉在《〈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对于《论十大关系》基本思想，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出‘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该文认为《论十大关系》主题应该采用1965年版本的说法。其重要的依据就是：“从《论十大关系》到‘大跃进’，就毛泽东本人而言，思想恰恰有其内在的关联，这就是他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正因为如此，1956年《论十大关系》发表后党内一些领导人倡导的反冒进，毛泽东并不赞同，而且在1956年11月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对反冒进明显表现出不以为然。”反右派斗争后，“在1957年9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措辞相当严厉的批评，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并且强调‘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众所周知，‘大跃进’运动就是在对反冒进的批评中一步步地发动起来的。”“从《论十大关系》前后毛泽东的思想看，他其实就是试图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更快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后来发动‘大跃进’也是秉持着这样的指导思想。”②罗平汉：《〈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可以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的头脑中一直存在着求快的思想，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不知是否就可以据此说《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显然这样来推论是不恰当的，理由如下。
（一）毛泽东“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一贯性，并不能说明《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就是“多快好省”
不容否定，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头脑中一直有着“多快好省”这根弦，他对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是不满的，但是一直隐忍，直到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才进行了回击。①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多快好省”这个问题上的一致性，有许多论著都有论述。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林蕴晖的著作中都有提及。此后又提出了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这一点既是历史事实，也是得到学界认可的。但是笔者认为，不能因为毛泽东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一直有着“多快好省”的思想，从而就认定《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你走了，不要记恨宿舍的弟兄们，他们也是为你好，万一你走投无路，出了事，我们哥几个还要掏钱给你买花圈，最好不会这样，你给我们省顿早餐吧。
1965年12月15日，刘少奇为印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致信毛泽东：“‘主席：此件我又看了一遍，觉得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此件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级以上各级党委学习。昨日见主席时，主席已同意这样。望主席再看一遍，并批交小平、彭真办理。’经毛泽东同意，《论十大关系》一文于二十七日印发县、团级以上党委。”①《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30页。但该文件同时指出：“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同时特别标明：“不登党刊。”
此后，刘少奇为起草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同时，毛泽东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正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逐步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次漫长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讨论，形成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共中央对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也由原来反对右倾保守的套子里走了出来，转向对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②林蕴晖：《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国初年》，《国史札记·人物篇》，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101页。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刘少奇传》也指出：“此后不久，刘少奇在多次谈话中指出：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任何外国经验只能用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他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③金冲及、陈群主编：《刘少奇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723-724页。
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这样描述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情况：“在紧张疲劳的状态下，毛泽东度过了这难得又十分重要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④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四），第1433页。可以看出，在《论十大关系》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集中在了解中国的国情、调查研究、思考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世界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对于同一时期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他自己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⑤《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苏联方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犯错误的暴露，使毛泽东在思考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时不得不考虑吸取苏联在这方面所犯错误的教训。
结合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因素，再统观《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明显可以看出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的核心思想就是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试图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没有体现出其“多快好省”的思想。用《论十大关系》中的话来讲：“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正如《毛泽东传》的评价：“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⑦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四），第1448页。毛泽东后来也自己评价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9-370页。他在《十年总结》中也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3页。
有学者虽然认为《论十大关系》的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在文章中也自相矛盾地指出：“由此可见，毛泽东这篇报告的核心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已经跨进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如何避免苏联在建设问题上走过的弯路，加快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中所论及的前五个是经济关系，后五个是政治关系，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正如他在报告最后所说的那样：‘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因素，间接的因素，直接的积极因素，间接的积极因素，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罗平汉：《〈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
回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可否认，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一直存在着“多快好省”的想法，这与他们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急于改变中国的面貌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经验不足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具体到《论十大关系》这篇报告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毛泽东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再重蹈苏联的覆辙，不再犯苏联所犯的错误，并没有体现其头脑中一贯的“多快好省”的思想。因此不能因为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一贯主张“多快好省”，就认为《论十大关系》一文的主题也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二）中共八大主题的改变，间接证明《论十大关系》的主题不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原本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体现了其“多快好省”的思想，或者说就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思想另外一个侧面的表现。但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结果，特别是《论十大关系》报告的出台，改变了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
1.加强饲养管理是预防仔猪细菌性下痢的重要措施。使用全价日粮饲喂母猪，母猪哺乳期禁止突然改变饲料，饲料品质要好，能量不能太高，限定玉米等能量饲料的配比在60%以下，粗蛋白的含量应不低于18%。母猪产前7 d开始减料，产后逐渐加料。仔猪要加强保暖工作，精心饲养管理，防止各种应激因素。仔猪生后3～5日龄补水时，可以在水中加入口服补液盐；开料期一定要注意供足清洁饮水。7日龄起，就应该给仔猪补料，以及早锻炼胃肠功能，促进身体发育，完善免疫能力。注射加硒型仔猪止痢牲血宝，可以预防黄痢、白痢的发生，使仔猪成活率提高10%～15%。
1955年7月，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发生了争论。这场争论使毛泽东得出各行各业都存在“右倾保守”的结论。1955年11月30日、12月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195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提出了要在各行业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毛泽东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86-487页。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1955年12月5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到会的包括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共100余人。刘少奇主持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即：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的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刘少奇提出：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④《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74页。周恩来在1956年1月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传达了这个精神。他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开展这个斗争。”①《周恩来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9页。
这还要回到《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文本来看。②这里依据的《论十大关系》的文本是《毛泽东文集》第7卷中的版本。按照中央的分工，刘少奇负责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为了做好这个报告，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进行工作汇报。毛泽东得知后非常感兴趣，让薄一波帮他安排各部委向他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毛泽东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论十大关系》就是毛泽东听取汇报的直接成果。毛泽东后来自己回忆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2月18日。
大学生学业指导从学生角度出发，解决了大学生所面临的学业迷茫，更好地对大学生进行学业指导、学业引导。高校在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过程中，学业指导目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本研究采取文献研究、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我校学业指导现状进行分析，深入总结目前我校大学生学业指导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当年参与中共八大报告起草工作的邓力群也回忆说：“刘少奇非常推崇毛主席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当天晚上听了主席的讲话，把我和陈伯达找去，说：毛主席听了各部委的汇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了一篇话，讲十大关系，讲得非常好。少奇同志说：这十大关系就可以作为八大报告的总纲。八大报告就把这个作为纲要，体现了主席讲的十大关系。”④《邓力群自述（1915—1974）》，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7页。
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版本《论十大关系》一文，除了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外，后来还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但在收录入不同地方的时候，该文的题解却并不一致。题解是对一篇文章主题很好的脚注，题解的变化也势必会影响到对《论十大关系》一文主题的理解。
这个时侯，为什么总是这个时候？他记得上一次也是这个时候，华灯初上的时候，小涵突然来电话。她在电话里问他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安静？她说孩子病了，正在医院打点滴。也就是通知他一声，让他开完会早点回来。她第二天要出差。那天他放下电话，脑门上微微出了汗。小涵从不在他外出的时候打电话来，他们有约定。除非有急事。浴室的水声突然停止了，她在里面叫他。他看了一眼飘动在中央空调上的红色丝带，犹豫了一下就解了衣服。走进浴室的时候，她提醒说，小心滑，我刚才差点滑倒了。他转身关掉了浴灯，脑子里孩子生病的脸庞也被关掉了。
4）调查问卷：调查问卷的应用可以使得教师本人或研究者短时间内获得大量信息，对于进一步研究和了解教学中的问题、反思及寻找解决方案大有裨益。
某水电站枢纽挡水大坝为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防浪墙顶高程为2666.0m，坝顶高程为2664.8m，最大坝高为88.8m，坝顶宽度8.0m，坝顶长217.39m，上游坝坡1：1.45，防浪墙断面为“L”型重力式挡墙型式。坝体上游侧设水平宽度为3.0m的垫层料和水平宽度为3.0m过渡料。其后为主堆石区和次堆石区。坝前混凝土面板采用C30混凝土，面板底部最大厚度为55cm，顶部最大厚度为30cm；在面板上游侧2617.0m高程以下设置上游铺盖。后坝坡采用干砌块石护坡。坝体底部最大宽度为243.26.m。为了确保本工程面板堆石坝的施工质量，特针对面板堆石坝的碾压技术进行试验分析。
（三）《论十大关系》长期不能公开发表，也证明其并没有体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一贯的“多快好省思想”
《论十大关系》一文，命运颇为坎坷，一直到1975年才最终定稿，1976年12月26日首次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对于《论十大关系》一文长期没有发表的原因，学界有着众多的解释，但是笔者认为其没有体现毛泽东一贯要求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其被毛泽东屡次阻止公开发表的重要原因。
如果《论十大关系》的主题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那就和原定中共八大指导思想“反对右倾保守”没有多大差别，也就谈不上八大指导思想的改变。但刘少奇等人都指出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也从侧面说明，《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并不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是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也从侧面回答了为什么中共八大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很快就中断了，因为这些思想路线并没有体现毛泽东一贯要求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是“反反冒进”的，是主张多快好省的。
为简便计算，合理选用连通沟控制断面，首先假定连通沟起始流量，以推求连通沟水面线，进而推求以东库水位为参数的西库水位与连通沟过流量的关系曲线。
《绿野仙踪》的语言总体上采用口语白话，但其中的诗词歌赋又优雅极致，官场中人和读书人的话语多用书面语，陶家鹤在“序”中提出：“其前十回多诗赋，并仕途冠冕语，只可供绣谈通阔之士赏识。”《绿野仙踪》语言运用娴熟，雅俗共赏，不但有正襟危坐的冕语官话，也有嬉笑怒骂的俚语方言，小说语言风格明显受到明代小说特别是《水浒传》《金瓶梅》的影响。
1.3.2 十二指肠镜检查 检查前，确认90例患者并无与壶腹周围癌有关的禁忌证，且在十二指肠镜检查前的6～8 h内，让患者禁食禁水。检查时，患者行左侧半俯卧，咬紧牙垫并将头往后仰。插入十二指肠镜，当其达到咽喉部时，镜头可随患者吞咽而被送入到食管处，此时可进行观察。在将十二指肠镜插入大约44 cm时，进行充气并观察胃黏膜的情况，同时边吸引边观察。观察时，首先寻找胃角，然后通过胃窦到达幽门，进而使得十二指肠降部和球部被插入镜头。此后将镜头顺时针转九十度再复位找出十二指肠乳头，观察降部肠壁黏膜和十二指肠乳头[5]。
1975年年初邓小平复出，组织胡乔木等人对《论十大关系》讲话稿进行了重新整理。整理好之后，在当年7月13日报送毛泽东。当天毛泽东圈阅同意，随后又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68页。
毛泽东很长时间不同意《论十大关系》一文发表，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他对整理稿不满意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他认为《论十大关系》一文并没有很好体现其“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从对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和邓子恢的争论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一直有着“多快好省”这根弦，对1956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毛泽东其实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时党内的民主氛围还比较好，再加上其他的原因，毛泽东暂时没有表示反对意见。反右派斗争之后，毛泽东对当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的倡导下，酝酿出来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才有了“大跃进”。虽然后来出现了问题，进行了调整，但是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问题上，一直认为应该保持一种“跃进”的势头，这终其一生是不变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1965年刘少奇主张发表《论十大关系》，但是毛泽东却不主张发表的深层次原因。而在1975年“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种种问题，回看《论十大关系》所提出的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有着深层次的积极意义。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为什么此时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
此式为气体部分编写程序可用的积分公式, 其中可以看出: 半径方向最大网格节点数为NK, 每两个相邻的网格节点距离为ΔR. 从球坐标最大半径处开始向球心积分, 网格节点数i 依次减小1, 半径依次减小ΔR. 对每一个网格节点数i , 对应一个具体的半径R, 此处根据当地流场值及辐射发射系数计算出它的辐射值, 并且根据此处到球心之间的每一个网格节点的当地流场值及辐射吸收系数, 计算出具体的半径R处对球心的辐射照度值.
整体来看，“确认过眼神X”构式在发展初期主要是以“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为母版，且用法和意思也都贴近原型构式，大多用于表示爱情的“确认过眼神”。在2018年5月份前后，该构式中的变项“X”逐渐偏离其原型母版，由具体的语句演变为无限制泛化式的“确认过眼神X”，语域范围扩大，广泛地被应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四）界定《论十大关系》的主题应该依据公开发表的版本
此外，界定一篇文章的主题，毫无疑问应该依据公开出版发行的版本。就《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而言，目前能够看到的三个版本，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刊出的版本是《论十大关系》唯一、公开的版本。
中央档案馆编印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仅收录了《论十大关系》记录稿首页，当然不是公开发行的版本。1965年作为中央文件的《论十大关系》，只是下发到县、团级以上党委学习，并且文件还特意注明：“这个文件是当时讲话的一篇记录稿，毛泽东同志最近看了后，觉得还不大满意，同意下发征求意见。请各级党委对文件的内容提出意见，汇总报告中央，以为将来修改时参考。”显然这个版本的《论十大关系》也不是公开发行的版本，并且毛泽东明确表示对这个版本的内容不满意。这两个版本的《论十大关系》显然不能作为界定其主题的依据，唯一的依据应该是公开的版本。
仔细比对公开版本和能看到的另外两个版本，关于文章主题的核心词句，都处于文章开头的第二自然段。在这个关键内容上，公开版本和另外两个版本有着明显的差别。但有学者判断这篇文章的主题，依据的却是1965年版本的内容。③“对于《论十大关系》基本思想，毛泽东在报告的开头就明确提出：‘最近两个月来，政治局分别听取了中央的经济、财政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交换了一些意见，政治局又讨论了几次，综合起来，有十个问题，十个矛盾。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为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用的力量，来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且作者在注释里还明确说：“目前能看到《论十大关系》有两个版本，一是1965年作为中央文件发表的版本；一是1976年12月26日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的版本，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和1999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是该版本。这两个版本的内容有所不同，这一段话来自于1965年的版本。”罗平汉：《〈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笔者认为这样是不合适的。因为公开发行的、被毛泽东认可的版本里面，这一段话的关键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修改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④《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
三、结语
不可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毛泽东的头脑中一直存在着“多快好省”的思想。他之所以有这种思想，和当时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有关，和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立志于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的志向有关。但是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后，毛泽东在一个多月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其主要的精力无疑是放在了如何避免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走出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段时间调研和思考的结晶，就是《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传》对《论十大关系》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然而又是比较系统的思路。”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四），第1448页。如果按照这个思路一直走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能会搞得更好。《论十大关系》确实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开端。
但是在后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毛泽东很快回到了他惯有的思路上来，依靠政治运动、群众运动来鼓干劲，“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他1956年的思想和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思想有着一贯性，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这并不能否认《论十大关系》所标志的良好开端，也正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思想上的一贯性，才导致了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的良好开端的中断。而并不是有学者认为的“由此可见，在快速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1956年和1958年毛泽东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指导下的‘大跃进’运动，并不是《论十大关系》所标志的‘良好开端’的中断，而恰恰是其‘多快好省’建设思想的具体实践。”②罗平汉：《〈论十大关系〉几个问题的探讨》，《安徽史学》2016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程历尽坎坷，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不能不说是良好开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无疑打下了毛泽东个人深深的印记。这一探索的初步结晶，是毛泽东集中精力、排除外部因素干扰、借鉴苏联经验、集中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果。这样的探索毕竟是初步的，虽然比较系统，但只是一个思路性质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那种集中进行理论探索的环境消失以后，重新回到如火如荼的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毛泽东很容易以其惯有的思维来指导社会主义实践。就像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其整体来说对某件事情有个思考，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会短暂地改变其原有的想法，一旦这种外部环境消失，他又恢复其原有的思考、思路，这也是正常的现象。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八大的指导思想贯彻了《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但是1958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大跃进”，这个刚刚开始的良好开端就中断了。
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就否定1956年曾经有一个以《论十大关系》为标志的良好开端。《论十大关系》所提出的“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和主张，不应该因中共以及毛泽东本人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或者波折而被泯灭掉，反而值得人们倍加珍惜。这一正确的初步探索出现和实践的时间都很短，但不能掩盖其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也不能掩盖其自身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9）03-0043-10
作者简介 韩晓青，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副教授（北京，100091）。
责任编辑：王 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