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言说、底层经验与女性叙事——以林白为个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底层论文,经验论文,女性论文,林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05—0186—07
林白曾经被公认为是个人化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她定格在读者头脑中的印象是一位沉迷于自恋中的坦荡女性，她呵护自我的情感世界和自我的女性躯体，情感和性，构成了她的小说世界的基本元素，她把情感和性精心扎成唯美的花朵，这种花朵封闭在她的自恋的精神堡垒里，也许过于脆弱，外面世界的风会把它吹得凌乱不堪。……然而自恋中的林白也在悄悄发生变化①。
作为上世纪90年代有代表性的女性小说家，2004年林白发表了一部形态奇特的小说《妇女闲聊录》。该小说浓重的民间文学气息使得其无论是叙事、立场还是表现，都与林白之前特别散发出强烈个人色彩的作品迥异。而文学评论界对此变化的态度也颇为耐人寻味：一向对女性文学或者对林白之前的创作颇有微词、颇为不屑的男性主流批评家一致对此表示肯定，或者认为其代表了陷入困境的当下文学的某种突围②，或者意味着林白已经走出了女性叙事的狭隘天地③。与此相对应的是，将林白当作女性文学宠儿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对此也表示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冷落甚至缄默，这暗示着质疑、失望还是无法定位的艰难？
很显然，这一系列现象烘托出了《妇女闲聊录》的独特性。尽管这种独特性在目前可能还未能清晰地被解读出来，但搁置在当代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其间蕴含的挑战意味——从女性文学的角度如何来把握《妇女闲聊录》，怎么来评价其种种令人困惑的叙事表现，甚至怎么来看待不同的性别阵营对其作出的不同评价？
在《妇女闲聊录》的解读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某些一直在回避在遮盖的关键问题。
一、个人言说：有问题的女性书写
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
——林白：《低于大地》④
如果了解林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创作的基本情形，就会惊讶于林白上述的表白。在这篇为《妇女闲聊录》所写的创作谈中，林白很坦率的总结了自己创作的某些经验教训，而这种“隔绝于世界之外”的写作，其针对性不言而喻——作为90年代女性写作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林白向来以“个人化”写作著称；而在眼前的这篇创作谈中，林白显然对自己早期的个人化立场有了相当明晰的反思和批判，前后的断裂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林白有了今天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应该先梳理一下个人言说与女性书写之间的渊源。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女性个人的书写史。从庐隐、丁玲、萧红、张爱玲一直到90年代的陈染、林白，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文学书写者，都在孜孜不倦的呈现着独特的女性个人，因而，带着明显自传色彩的个人言说似乎成为中国女性文学最重要的存在形态之一。
女性文学意义上的所谓“个人言说”，其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是相当宽泛的。既是指其在题材选择上，对个人性内容的情有独钟，特别是带着小说家亲身经历痕迹的题材几乎成为作者最为热衷的描写对象；也是指作者在处理这些题材的时候旁若无人的个人立场，对主流历史、文化及宏大事件的有意回避；还指作者在表述上也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大量的个人记忆、梦魇、意识、隐喻等充斥叙事表层，对他人明显构成一种距离感、疏离感。
而这样的“个人言说”，其核心，是小说家对“女性个人”的发现和肯定。
我们可以理解中国女性文学的这一选择。毕竟，在一个男权文化极其强大、女性传统过于微弱的国度中，女性书写的资源是相当匮乏的。个人言说作为“五四”新文化革命引进的西方资源之一，在反抗与颠覆传统伦理道德、旧的文化结构方面，显得相当锐利，自然也就成为女性书写的重要借鉴。从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来看，由于其一直未能以强有力的独立姿态进入社会并影响历史，因而表现在文学中，相对孤立的个人化的女性命运探索，也就成为女性文学较为集中的主题。
但这样的女性个人言说是否就没有问题呢？
以林白的创作为例，可以较为完整地看出，女性“个人言说”潜在的危机正伴随着其蔚为大观而逐渐显露出来。从《子弹穿过苹果》等早期作品开始，林白就表现出对于个人言说的某种依赖。不过，此时的个人言说，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学书写者对文学独立性的向往，因而在书写前提上，有着较为明确的对于宏大叙事的回避及背叛。《子弹穿过苹果》这一系列作品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上确立了自己的写作原点，东南亚风味的背景设置显然有着对主流的中原汉族文化的逃离，宿命般的人物命运也正在挑战着光明、热烈、进步的当代文学传统，而其情节安排的断裂和反逻辑性，则更容易让人看出其与1985年以来先锋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很大程度上，早期的林白对于个人言说的迷恋，应该还不是一种个人的很明确、很自觉的追求，它更多是小说家对于当时小说书写潮流的一种回应，是借鉴了当时颇为壮观的个人化先锋写作模式的结果，因而它更多是一种小说叙事行为，而不太涉及到女性作家之于世界与生命的深切体验，其提供给人的解读空间并不是太丰富。
将“个人言说”打上林白作为女性作家的烙印，在我看来，要到其上世纪90年代的创作中。《瓶中之水》、《回廊之椅》、《青苔》等作品特别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发表，意味着林白在个人言说的行程中发掘出了属于个人的小径。
这一时期的女性个人言说，对于林白来讲，首先是建立在女性个人欲望的体验前提下的。《一个人的战争》一开始，林白就让主人公多米通过对女性自身欲望的发现，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
灯一黑，墙就变得厚厚的，谁都看不见了。放心的把自己变成水，把手变成鱼，鱼在滑动，鸟在飞……⑤
按照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女性对自己被压抑的欲望的发现，不仅意味着觉醒与反抗的开始，而且也标志着女性开始创造全新的自我，埃莱娜·西苏就认为：
我曾不止一次的惊叹一位妇女向我描述的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世界，从童年时代她就暗暗的被这世界所萦绕……，它以对身体功能的系统体验为基础，以对她自己的色情质热烈而精确的质问为基础。这种极丰富并有独创性的活动，尤其是有关手淫方面的，发展延伸了，或者伴随着各种形式的产生，一种真正的美学活动。⑥
童年时代的多米通过黑夜、蚊帐的遮盖，成功的发掘出了自己的欲望，这就注定了她自己的世界的分裂：一方面，她很清楚那个外在的有道德感、羞耻感的现实世界对她的挤压和修改；另一方面，她又坚持回到自己的身体以及欲望这个令人兴奋的狭小世界作最后的守望。显然，后者才是其个体性降落的地方。多米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不断地用本能和欲望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甚至以此来标榜自己的“这一个”的独特性，也正说明作者对于欲望与女性个人之间对应关系的某种信赖。
可以理解这样的女性个人其明显的挑战性。当性或欲望更多地被当作男性独占的领域，当理性造就的现有人类话语系统处处打上了男性的烙印，当觉醒了的女性发现自己无路可走甚至无法用现有语词来表达自己以至于失语的时候，回到身体、回到欲望、回到前体验，似乎也就成为女性先行者们唯一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性到女性个人，再到女性言说，其逻辑关系是相当清楚的。
问题在于，仅仅是“性”，或者如西苏所说的性象征的女性美学活动，是否能够成为建构女性个人（特别是中国女性个人）的核心内容？
对欲望的肯定应该是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有着浓厚的天主教氛围的西方国家来说，至少在文艺复兴之前，对人的理解还是停留在对人的本能的严酷压制上的，“性”、“情爱”等个人性的内容，总是被宗教精神所扼杀和取消。在这样的语境中，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潮就选择了“性”作为突破口，向天主教提出了挑战。由于人本主义体现了打破封建等级观念、肯定人的世俗幸福等一系列历史的合理要求，因而成为正在迅速崛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就这一点而言，西方式的“个人”的确首先是和“性”连接在一起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也好，“性”也好，并没有成为人们可以任意放纵的无边际的概念。马克斯·韦伯在经典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此就已经论述得很明白，经过宗教改革后的神学精神是如何有效参与到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去的，日益膨胀的个人主义又是如何将神学精神资源纳入自己的体系，从而有力地规避自己走向极端的反面的⑦。在这样的层面上，也许更应该说，受理性限制的“个人”和“性”才是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西方早期的女性主义很大程度上，亦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滋养下逐渐成形的。其对于女性被湮没、被忽视的历史与现实的抨击、对理想女性的设计，无论在思路还是在资源上，与人本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像埃莱娜·西苏这样的激进女性主义者尽管其姿态较为彻底，彻底到将欲望当作女性得以呈现的最后浮标；但在其背后隐现的规约“性”、“个人”的文化底线，依然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上，女性对“性”与“个人”的强调，只有与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有机地勾连在一起，并将后者作为言说与定位的有效文化结构，其意义和价值才能凸现出来，而并不是说，以“性”全盘颠覆和取消理性主义，回到前文明时期，就是女性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
相形之下，搁置在中国的语境中，个人、性与女性这三者的关系问题，就要复杂很多，我们似乎还不能用西方女性主义的相关论述来加以套用。尽管中国有着数千年冗长的封建王朝，有着比西方更强烈的群体伦理道德对于个体的遏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设计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只要简单地将思路设定为反群体、反伦理、反道德，设定为让个人的欲望喷薄而出，就可以了。事实上，缺少了对彼岸世界的敬畏，缺少了宗教精神的规约，甚至在没有悠久的理性文化传统的支撑下，一味地放纵“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不仅无助于超越封建主义的禁锢，相反，还会使个人沦为生物性的存在，为欲望所奴役；甚至成为一种因为脱离了自己的文化结构因而可以被无限诠释的“奇观”，走向它的对立面。
林白的创作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一个人的战争》作为一部女性成长史，原本是为了抽丝剥茧地分离出女性的欲望到底是如何参与到女性个体的建构的隐秘途径，但多米对自身欲望的守望，显然并没有达到作者预设的初衷，相反，它却是在不经意间勾勒了多米迷失自我的轨迹——验证自我价值的冲动与少女的虚荣心的混合，使多米坠入了“抄袭事件”；对欲望反道德的看法，让多米与意欲强暴自己的青年结为朋友；一意孤行地行走在寻找爱情的旅途中，却发现自己只是更快的沦为男性骗子的玩物。在自身欲望的辉映下，多米的确显得与众不同，她是叛逆的，她是比较清醒地意识到个人的存在的，但是，仅仅听凭欲望的召唤，放纵感觉行事，多米的叛逆很大程度上还是无的放矢的，其对女性个人的建构其实还是相当表层化的，不仅无力与现实世界形成真正的对抗，而且还可能被强大的现实所改造、所吸纳。所以，我很赞同林白自己对此的认识——在《一个人的战争》的题记中，她就写道：“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对她的创作来说，这堵墙显然就是女性的欲望，就是建立在这种欲望信赖之上的对个人的过分放纵。这堵墙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林白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影响了她对中国女性个体如何脱颖而出的问题的思考。
林白之后，女性个人言说在上世纪90年代的遭遇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论证了这一点。当个人言说以其对性与欲望的极度关注演变为“身体写作”，当女性作家对自己内心隐私的挖掘泛滥得毫无边界的时候，女性个人言说在“七十年代出生”的女性小说家手中，已经蜕变为一面商业号召的旗帜，一种更迅速更便捷的成为男性与商业文化玩物的途径。女性个人言说的困境可以说展露无遗。
二、底层经验：待发掘的女性书写
忽然有一天我会听见别人的声音，人世的一切会从这个声音中汹涌而来，带着世俗人生的全部声色和热闹，它把我席卷而去，把我带到一个辽阔光明的世界，使我重新感到山河日月，千湖浩荡。
——林白：《低于大地》⑧
在解释《妇女闲聊录》的创作动因的时候，我注意到林白用了一个很新颖的词，“别人的声音”。的确，在林白的语词系统中，“别人的声音”一向是缺席的。而现在，“别人的声音”恰恰成为一种令人豁然开朗的存在，成为舒解个人言说所引起“不安和焦虑”的一种有效途径。那么，是什么促使林白开始重视起“别人的声音”，它又是如何表现在作品中的呢？
应该说，在《妇女闲聊录》中，林白对“别人的声音”的接纳是相当彻底的。首先，就题材选择而言，林白无疑在进行一种冒险，湖北王榨农妇木珍的生活无论从社会环境还是从地域文化来说，都是她所不熟悉甚至是隔膜的。更为冒险的是，在讲述木珍故事的时候，林白全然放弃了自己的立场，完全用木珍的第一人称叙事来展开情节，而且从句式到词汇还比较完整的保留了方言特色，林白本人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美学风格等，几乎荡然无存。
很明显，林白有意识地弃绝了自己早期擅长的个人言说。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是，林白（包括大多数的女性作家）向来所漠视的底层世界，以一种无比强悍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陌生而遥远的。从价值立场来看，王榨所拥有的是一种典型的民间伦理道德体系，它混沌未开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既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也不同于知识分子立场，有着适应乡土社会的很强的操作性。《妇女闲聊录》所呈现的价值空间显然是以前的林白难以想象的，她原本已经很明晰的女性书写者的形象也在这样的混沌中受到了挑战，变得难以归类：
木匠的妈妈心疼钱，当着大儿子、二儿子媳妇对三儿子媳妇喜儿说，你大哥跟别人好还要花钱，不如跟你好算了，你闲着也是闲着，他大哥也不用给别人钱。
如果单列出来，类似于上述的话语显然可以被归入反女性文化的行列，那个将儿媳视为性工具的婆婆，自然也是男权文化的象征——要作出这样的判断是相当容易的。问题在于，这样的判断对于大多数“王榨女性”的实际生活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
之所以有这样的发问，是因为多少年来，女性文学本身就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一个女性言说与女性实际生存相脱节所造成的困境。从“五四”以来，女性文学在反映女性生存困境、展现女性觉醒程度方面，是激进的、独立的、前卫的。但这种激进或者前卫，很大程度上是相当个人的，往往演变为一种对某一群落人群（如女性知识分子）的特殊关怀，而散发出自恋的气息。女性书写者以外的世界特别是底层世界，很自然的被排除在外。其结果就是，女性文学尽管担当了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锋，但其影响却是相当有限的，更多地被局限在知识精英的范围之内。
造成这种困境的缘由，从一般意义上说，当然首先是基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界对于底层世界的基本判断。在启蒙文学的观念下，底层世界已经被先验的判定为一个前文明、愚昧落后的世界，它和作为先知先觉者的知识精英之间，是对立而隔膜的。女性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是与启蒙文学主流之间一脉相承的。表现为，“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中，基本上看不到底层妇女的影子——尽管这其中有着书写者（像冰心、庐隐等）自己生活经历的局限所造成的底层经验的匮乏，但也不无对于底层世界的偏见与蔑视。上世纪30年代以后，尽管女性文学开始涉及底层，但底层要么像《水》、《田家冲》、《生人妻》那样染上革命的光彩而被理想化，要么像《生死场》、《在医院中》那样被继续搁置在启蒙的砧板上拷打，而呈现出依然如故的晦暗色泽。因而，女性文学与底层世界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错位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女性书写者没有真正进入底层，而底层也从来没有被真正认识过、理解过。
女性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规避，从另一个方面造成了女性文学与底层世界之间的隔膜。由于女性长久以来一直被排斥在主流历史与文化之外，因而女性主义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一种对于主流历史与文化的反省与警惕。而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很大程度上，是和底层的觉醒与暴动联系在一起的。“底层”，某种程度的上，成为“革命”、“战争”、“共和国”等宏大之物的最大驱动者与支撑者。而女性在宏大之物中的弱势地位以及宏大之物对她的排挤与压抑，决定了她会以一种相当偏激的态度来肢解、消解底层，如同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做的那样。
诚然，女性文学似乎有充足的理由来回避底层、排斥底层，但它显然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漏洞：如何来处理底层中的女性群体？是取消她的性别意义，毫无区别的将她当作底层的一部分，还是仍然要坚持性别立场，将其区分开来，从而拥有新的角度来重新定位底层？
林白的《妇女闲聊录》的意义也许可以放在这样的思路下来进行考察。从林白所选择的“他人的声音”的呈现方式来看，她并无意坚持早期的先验的女性主义价值判断，而是让底层特别是底层的女性直接发出了声音。尽管这种声音是陌生的，晦暗不明的，大多数时候甚至是颠覆和消解已有的女性主义价值观念的，但至少，它是比以往在观念先行的情形下所描绘的底层生活更为真实的。而这一点，应该是发掘和建构中国的女性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前提——当你只是用现成的启蒙文学观念或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来覆盖中国女性生存的时候，当你甚至不敢面对在这样现成的理论观照下变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女性生存状态的时候，中国的女性文学永远只能是一种高蹈的不接地气的人云亦云的文学。
所以，林白放弃自己原先比较鲜明的女性主义者形象，在我看来，恰恰是她的聪明之处，这不仅不能说意味着其女性书写者姿态的退化，相反，可能还标识着其女性立场的深化。至少，她开始让有可能蕴蓄着中国本土经验的女性生存状态无拘无束地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探索属于中国女性主义的言说方式。也许这种探索还是稚嫩的，但探索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妇女闲聊录》所呈现的底层妇女的生存状态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新的想法产生出来——对前面“木匠妈妈”这些女性形象的判断，不能够简单地将其抽离出具体的语境，从而搁置在纯粹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衡量；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去追问：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这样说对具体的语境而言有什么意味……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才能使我们回到中国本土的女性问题上来。很显然，“木匠妈妈”这样的人物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她不同于建国以来意识形态所塑造的“革命妈妈”形象，她是鲜活的、泼辣的、自私的，并没有被革命意志清洗掉其身上属于世俗社会的烟火气；她也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被西方话语所充斥的知识女性形象，她是为生存问题所焦虑，根本无暇考虑其他诸如女性问题的。这样一来，木匠妈妈就很自然地颠覆了之前被各种理论扭曲的中国女性形象，而以一种本真的更难以归类的姿态出现。她让我们意识到，原来底层女性的思维方式、行事逻辑是这样的，既拒绝意识形态，也远离女性主义，更多体现为一种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将各种观念肢解成碎片为我所用的思维方式。
当这种实用主义完全植根在生存艰难的体验上时，的确，任何外在于这种生存艰难体验的理论评价都显得软弱无力。这也是我反对用现成的女性主义理论对其加以简单评判的理由之一，因为简单的评判除了使自己远离大地之外，根本不会产生什么效应。但这么说，也并不是要下“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样的认同现实的断语，并不是认为木匠妈妈的一言一行都是理直气壮的，不容置疑的；而是说，要想对类似于木匠妈妈的生存状态与思想状态作出能够产生现实效应的评判，我们恰恰应该置身于其话语得以产生的具体文化结构中去，去梳理并挖掘能够为我们所用的资源。
事实上，《妇女闲聊录》中已经蕴蓄着这种本土女性主义的可能。当先锋的女性主义者依然要为自己的性解放寻找种种理由，承受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与毁谤的时候，《妇女闲聊录》中那种较为混乱的两性关系，婚外情，多角情，甚至是带有商业意味的性交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乡村妇女已经在实际状态中，实现了女性主义所强调的那种女性对于性的自主性。尽管这种自主性更多可能是本能状态的，处在无意识情形之下的，并没有和女性个体的建构挂起钩来，但可以说，它仍然是弥足珍贵的——不仅因为它带有明显的本土特色，而且因为它其实还蕴蓄着对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乃至两性结构挑战意味，焉知它不可能蜕变为西苏所呼唤的那种可以诞生真正女性的源泉？
所以，对于《妇女闲聊录》的解读，重要的不是对木匠妈妈这样的人物形象下一个简单的西方女性主义层面上的价值判断，去反思和清理那些和中国女性生存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民间文化、传统伦理道德、转型特有的社会心理状态等，是如何叠加在一起，形成中国女性的生存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它们又是如何释放同时也是制约女性脱颖而出的……，其实是更为关键的。只有在梳理这些问题的进程中，像木匠妈妈这样的妇女其可怜、可悲、可恨但同时蕴含着的那种可以毫无顾忌挑战一切的力量才会被指认出来，她的真实性、她的复杂性才会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女性生存个案，一定程度上修正上世纪90年代几乎已经被定型化了的中国女性经验。
就这个层面而言，假如说《妇女闲聊录》开辟了女性书写的新空间的话，在我看来，不是在于它提供了某种新的结论，而在于它探寻了一种思路：个人言说、知识分子观念乃至宏大叙事，这些原本被言之凿凿的看作是女性文学书写特色或者是与女性文学背道而驰的东西，现在有了被重新定位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包括，原本立足于“个人言说”的“现代性话语”前提下的中国女性文学，有了挣脱并反思这种西方意味十足的话语的意识，尽管这种意识可能在林白这里还是模糊的，未成型的，但这种意识本身，应该包含着中国女性文学未来的本土的发展路径或写作资源在里面。在此前提下，中国女性文学的写作立场、叙事方式乃至评价体系等，应该也有可能发生相应的调整。上个世纪以来的“现代知识分子”观念以及由此出发产生的中国女性文学建立在自我书写基础上的自恋乃至自我封闭的倾向，应该也会在这样的反思意识下，得到某种程度的清算。这种清算，其意义可能是多方面的——不仅对女性文学而言，亦是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而言；可能都意味着一种转向，一次在直面当代中国现实基础上的对知识分子自身价值使命的重新设定。由此，那些被西方的“现代文学”与“女性文学”所排斥、所贬斥的“民族”、“革命”等第三世界国家所特有的宏大叙事，才有可能被正视并真正成为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尽管《妇女闲聊录》在当下的语境中是充满争议的，其基本追求还是显得相当模糊的，但我宁愿认为，这正是中国女性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本土言说的开始。
注释：
① 贺绍俊：《叙事革命中的民间世界观》，搜狐网·视觉阅读。
② 施战军：《让他者的声息切近我们的心灵生活》，《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1期。
③ 陈晓明：《不说，写作和飞翔》，《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1期。
④ 《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1期。
⑤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⑥ 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载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⑦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⑧ 《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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