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新时期文艺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理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从1976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多事之秋算起，新时期文论已走过了整整22年的不寻常的路程，22年间所凝聚的历史内涵也是极为丰富复杂的。值此新旧世纪、新旧千年交替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都处于重要的转折关头），对新时期文论的发展变化，做出有理论深度的总结，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本文拟从新时期文论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入手，从一个侧面对新时期文论进行一点所谓的反思，希望能有助于当前的有关讨论。
一
关于新时期文论的特点，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若从现象形态上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伴随着新时期文论20余年发展历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西方20世纪文论的引进和借鉴。这种对西方新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在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以后，曾两度达到高潮，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即使与“五四”时期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新时期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是在全新的历史境遇中展开的。如果说世纪初的一代学人向西方寻求真理，是因为受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旧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双重挤压的缘故，那么新时期向西方的探求和学习则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流中起步，并逐渐走上高潮的。然而，无论是世纪初，还是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体现着同一个现代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20余年来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大规模引进到底给新时期文论带来怎样的影响？应该说，这影响是深远的，同时又是复杂的。让我们先从积极的方面讲。我们知道，从历史渊源上看，新时期文艺理论是上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而来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二三十年代，经过瞿秋白、鲁迅、冯雪峰、胡风等老一代理论家的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广为传播并扎下根柢。到了40年代，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和解放区文艺的兴起和发展，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基本形成，其重要标志就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相结合，创立了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对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中国取得了主导地位，继而又取得了独尊地位。50年代中后期，受极左政治路线和苏联模式的双重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加紧学科规范化的同时，也日益走向了教条主义乃至政治实用主义。“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以文艺起家，把文艺批评和理论作为其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践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挫折，几乎陷入了全面停滞和僵化的境地。
以“四人帮”的倒台为标志，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他们所鼓吹的阴谋文艺和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文艺理论，也于倾刻间土崩瓦解，真正的现实主义文艺传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扬。但是，由于“四人帮”长期的干扰和破坏，文艺领域又是重灾区，积重难返，后遗症颇多，当时的文艺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庸俗社会学倾向、极端的政治化倾向、独断论倾向，等等。不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文学创作就难以获得真正满足时代要求的突破性进展，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打破原先的封闭状态，向外部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再加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和激励，一大批中青年学人率先发起了向西方现代理论学习和借鉴的热潮。由此也决定了这种学习和借鉴对新时期文论的积极影响和重大意义。
概括地说，新时期文论在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几次大的转向，都与对西方现代理论的引进和学习有着密切的关联。当然，从根本上说，这几次大的转向都体现了历史的要求，都是新时期文论内在地逻辑地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若从外在因素分析，就不能不看到西方现代理论所起到的积极的先导和激发作用。例如，新时期文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对政治附庸地位的挣脱以及由“他律”转向“自律”，就与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文论的引入有关。因为上述文论的引入使理论界对一向忽视和排斥的文艺形式问题、文艺内部规律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进而对学科的独立性有了较清醒的理解和自觉，其结果必然会导致文学理论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独立地位的强调和追求。再如，新时期文论发生过两次研究重心的转移。一次是由客体向主体的转移，一次是由作者向读者的转移。前一次转移显然与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等主体论的文艺理论的引进和传播有关，而后一次转移则分明是学习和借鉴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读者论的文艺理论的结果。主体论的文艺理论突出和强化了文艺的主体性问题，使主体的创造能力和创作心理都得到了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读者论的文艺理论启发了理论界对读者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读者作为文学活动中的一个积极的创造性因素，取得了与作者同等的地位。这一切就为上述两次研究重心的转移从理论上铺平了道路。又如，新时期文论的“多元并存”格局的形成也得力于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形形色色的西方新思潮新理论的蜂拥而入，尽管令人眼花缭乱，有些无所适从，但也大开了人的眼界，活跃了人的思路，人们逐渐适应和学会了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交叉透视文学现象，而且各个角度、各个侧面相互容忍各自的存在和发展，这就从思想方法上打破了过去理论研究中的“一花独放、万马齐喑”的局面，促使新时期文论从“一元独断”逐步走向了“多元并存”。
上述新时期文论的几个方面的转向和变化，实际上也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调节、自我改善、自我充实的过程。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进程与新时期文论的发展进程，如形影相随，始终是同步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一度陷入困境，但绝非意味着其理论生命力的衰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的理论品格决定了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能够和敢于以全面开放的姿态，吸取一切新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而使自身不断地调整变化，不断地发挥着对现实的文艺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从这个意义上看，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文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发展和更新所需要的，是建设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二
引进和学习西方现代文论的热潮确实对新时期文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历史贡献有目共睹，不可抹杀，应该给以充分的评价。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由大规模地输入西方现代文论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同新时期文论的种种进步与西方理论的输入息息相关一样，新时期文论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与西方理论的输入有关。就目前情况看，我认为新时期文论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两个脱节”。一是与传统的脱节，二是与实践的脱节。造成这两个脱节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过度的、无节制的、无选择的输入。
前面说过，新时期文论向西方理论的学习和借鉴曾两次达到高潮，一次是80年代中期，一次是90年代以后，这两次高潮都是在比较紧迫的情势下涌起的。80年代中期，新时期文论面临着在“拨乱反正”之后进一步谋求突破性发展的历史任务，无论是当时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还是文艺创作领域中出现的新动向，都迫切要求文艺理论作出进一步的新反应，当时的情况应该说是比较紧迫的。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大潮汹涌而至，大众文化和通俗文艺迅猛崛起，一向高居文学殿堂中心的严肃文艺仿佛在一夜间失去了轰动效应，一向以领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进步自许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忽然失去了往日的风光。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学界同人哗然、茫然，甚至惶恐不知所措，情势自然也是相当紧迫的。正是在上述两次紧迫情势的逼压下，学人们加紧了向西方寻求理论资源和思想灵感的步伐，从而酿成了两次向西方学习和借鉴的高潮。
紧迫的情势可以使人奋起，使人急中生智，迅捷地找到出路，但也容易造成一种过分求新求变的心态，这种心态显然是不利于从容、冷静地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我认为，在两次引进西方理论的高潮中，都程度不同地、有时甚至是严重地存在着过分求新求变的心态，在这种不良心态的影响和支配下，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如，引进中的饥不择食，食而不化；轮番的术语“大爆炸”，彻底的概念“大搬家”；你刚说了“结构主义”，我马上来个“解构主义”，你才讲了“现代主义”，我立即抬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哲学文化”。总之，你新我更新，你变得快我变得更快，反正西方有的是新东西供我随意搬用。这种对西方现代思潮的缺少理性分析的、无节制的搬用以及一窝蜂地攀新比变的学术风气，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一切唯“新”，一切唯“变”，一切唯“西”的不良倾向。本来引进西方理论、求新求变是为了解决中国文艺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但是现在的情况却是：求新求变、引进西方理论成了目的本身，而原来的真正目的则被完全忘记了。这种对目的和手段的混淆和颠倒是导致新时期文论出现某些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求新求变为目的的倾向给新时期文论的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的集中表现，就是所谓的“两个脱节”，即与传统的脱节和与实践的脱节。当然，就目前情况看，这两个脱节还没有达到全局性的严重程度，但已构成了一个突出问题被学术界所注意。目前学术界流行着“理论失语症”的说法，而这种“理论失语症”的病根其实就在于两个脱节。
我们先说与传统的脱节。这里所说的传统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古代传统、“五四”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就这三个方面的传统看，脱节最严重的是古代传统。我们知道，“五四”文化运动是以彻底反传统著称的，那时所反对的传统就是古代传统。反对的结果就文学领域看是以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这不只是文学话语的根本转变，也是文学内容、文学精神的根本转变。“五四”彻底反传统的绝决态度，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但若从学理上看，就未必完全恰当。因为彻底反传统是不可能的，任何新的文学理论都是在原有的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五四”文学理论也不能例外。但是在实践上，“五四”的彻底反传统也确实造成了与古代传统的脱节，乃至断裂。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古代文论依然低就末位，当时，有“古为今用”的提法，多从政治实用的角度给以阐发，还谈不上真正地接续和发扬古代文论的传统。到了新时期，人们面对的是更加新近的传统，人们最为关注的是革新和发展的问题，至于古代传统似乎已成为隔世之物，甚至成了保守落后的代名词，避之犹不及，何谈恢复和发扬？所以新时期文论与古代传统处于更加严重的隔绝和断裂之中。近年来情况有些变化，人们在意识到“理论失语症”的同时，也发出了回归古代传统、寻求本土理论之根的呼声。“回归”、“寻根”之说是否得当，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古代文论的传统不应也不能丢掉。的确，如果把从古至今的中国文论比作一棵大树，古代文论就是这棵大树的根，如果把树根斩断了，树干和枝叶怎能生长、怎能存活呢？
除了与古代传统的严重脱节之外，新时期文论也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某种程度的脱节的问题。如前所说，新时期文论是直接从中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而来的。但是，在新时期之始，由于受“四人帮”长期的歪曲和践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正陷入深刻的危机，甚至在某些方面已显出僵化之态，尽管从内在实质上看依然蕴含着进一步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因此，新时期文论虽然直接由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而来，但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关系却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承继关系，而是一种既有承继，又有调整，甚或在某些问题上有磨擦、争执乃至碰撞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说是正常的，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进一步发展所要求的。但问题在于，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大批涌入之后，受过分求新求变心态的影响，某些西方思潮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和利用，就有可能在某些基本原则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发生不可调和的对抗。所谓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的脱节就是由这种不正常的对抗关系造成的，因为对抗关系是不承认和排斥承继关系的。当然，新时期文论的主流倾向仍旧是在承继马克思主义文论传统的基础上给以发展的倾向，脱节的现象只是局部的和非主流的。
新时期文论与“五四”传统的关系也是既有承继的一面，也有脱节的一面。前面说过，从“五四”到新时期，虽然时隔半个多世纪之久，实则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的发展阶段，两者间的历史传承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实际的情况则是：就学习西方理论、反对古代传统方面看，新时期文论是与“五四”传统一脉相承的。但是“五四”的那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及强烈的入世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则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充分的承继和发扬。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部分所谓“学院派”的理论家、批评家退缩到书斋中，或者炮制一个又一个的脱离现实的所谓“新话题”，以期造成虚假的轰动效应；或者搞起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很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味道。这种消极的倾向与“五四”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不能不看作是与“五四”传统脱节的一种表征。
以上谈了与传统的脱节，现在我们再来看与实践的脱节。新时期文论与实践的脱节主要表现在：某些理论不是从总结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构的，而是直接从西方照搬过来的；某些话题不是针对中国现实的文艺实践自然地生发出来的，而是“鹦鹉学舌”般地从西方进口而来的。然而，西方的理论话语实则是西方特定语境的产物，它适合于西方的语境，但未必适合于中国的语境。在西方是积极的东西，在中国未必起积极的作用。现代化也并非西方化，国情不同，现代化的道路就不一样。如果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硬把不适合于中国的西方理论话语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来，就难免不生出“橘生淮北而为枳”的尴尬。这道理本来是明明白白的，但由于受攀新比变之风的影响，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只好“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三五天”。新的话题一个接一个，新的理论层出不穷，但这些话题和理论都是从西方或“原装”或“组装”贩运进来的，跟中国本土的文艺现状根本不搭界，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反而还会无端地生出些虚假问题，造成更多的理论混乱。这样的话题和理论注定都是短命的，就像五色斑斓的肥皂泡，漂浮在空中，中看不中用，过不了多久，就接二连三地自行破灭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新时期文论与中国本土的文艺实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节。
三
那么，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重要时刻，如何解决“两个脱节”的问题，以推动新时期文论的进一步发展呢？首先要说明的是，在未来的新世纪里，我们的文艺理论将继续改革开放，继续面向世界，继续出新创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切唯新、一切唯变显然是行不通了，彻底与传统决裂的全盘西化更是死路一条。反过来，完全回到传统，把老祖宗的一套重新搬出来，恐怕也无济于事。在我看来，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走综合创建的道路。
早在90年代初，狄其骢就提出了“面向新的综合”。他认为，新时期文论由一元步入多元的发展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文艺理论多元化格局的创建，为各种人才、潜能、创造力和独立性的充分发挥，为建构和繁荣中国的文艺理论学科、学派、体系开辟了宽广的道路”。同时他又指出，“当追新逐异成为理论自我实现的唯一目的”，多元发展的各理论观念之间就出现了“种种疏远和隔阂”，不同的理论观念之间“愈来愈没了共同的话题和语言，甚至发展到‘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各自封闭起来的状态。”他认为这种态势的恶性发展必将给新时期文论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而他提出：“目前文艺理论多元发展的关键，已不在量的增多和翻新，而在质的提高和落实，也就是说，不在分化而在综合，分化的深入需要综合，综合是分化的深入。”（注：参阅狄其骢《文艺学问题》，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3页。）
从狄先生的观点看，所谓“综合”是针对多元分化的恶性发展提出来的，目的绝不是想从多元重新回到一元，而是想创造一种各元之间相互亲和、相互沟通、以便能共存共荣的新局面。所以，综合观点的提出还是为了多元的深入发展，为了给多元的深入发展争取一种最有利的学术风气和学术氛围，只是综合观点所强调的侧重点，已不是多元的分化，而是各元之间的相互沟通。由此也可看出，综合的关键在于相互沟通。那么，各元之间如何沟通呢？我以为有以下两点似应给以特别注意。
一是异中求同。多元发展中的各家各派当然都有相异之处，否则就不会有各家各派的区别。但是这相异之处又不是绝对的，如果各家各派只是片面地夸大自身的独特性和新奇性，把自身与他者的相异之处绝对化，那就必然造成各自的日益疏远和隔绝。依照辩证法的逻辑，异是相对于同而言的，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任何相异的文艺理论总存在着某些方面的相同点。我认为现今的各家各派都应该在寻求相同点上下功夫，只要找到了相同点，就有了沟通和综合的可能性。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例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有各家各派，有的提出既坚持又发展的观点，有的提出“当代形态”的观点，而在“当代形态”的提法中又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但这些不同的观点之间又有着明显的相通性，这就是都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这一相通性决定了各种观点在理论整体中的地位及其特殊价值。各派观点都应该异中求同，认识到这一相通性，既要看到自身的特殊价值，也要看到他者的特殊价值，也就是要看到自身和他者之间的互补性，这就为它们的相互沟通、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的依据。不仅马克思主义文论内部的各派之间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个整体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也有相通性。比如，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古代文论有历史传承的关系，与西方现代文论有相互激荡、相互促动的关系。而且，在新时期文论的整体格局中，各派文艺理论（中国的和外国的、传统的和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都占有一定的特殊地位，都处在一种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结构性关联之中。这一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和关联就构成了新时期文论各派之间的相通性和相同点，而这种相通性和相同点的存在就是各派文艺理论相互沟通和综合创建的内在根据。
二是贴近现实的文艺实践。新时期文论的各家各派为什么会发生疏远和隔阂，其根本原因就是过分求新求变所造成的与现实的文艺实践的脱节。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疏远和隔阂”的问题，各派文艺理论就要努力与实践相结合，从实践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观念和体系。实践将为各派理论提供真正的共同话题和聚合点。各派理论贴近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寻求共同话语和聚合点的过程，也就是实现沟通和综合的过程。各派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不仅西方派的文论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文论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至于古代文论的研究，也要从单纯的材料发掘整理的层次上提升一步，尝试用古代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和解决当代文艺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就是进行所谓的“现代性转换”。各派理论的合理性和学术价值不能靠自我标榜，不能靠相互吹捧，也不能靠包装炒作，而是看它能否发现和解决当代文艺实践中蕴含的时代性问题。所有的理论派别都要在实践中调整，在实践中取舍，在实践中整合，在实践中竞争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贴近实践、向实践靠拢是各派理论达到沟通、实现综合的基本途径。
概言之，我们所提出的综合的道路就是通过异中求同、通过与当代文艺实践的结合而达到各派间的沟通、联结和亲和。这条道路既是多元发展的各派理论进一步深化和超越的必要阶梯，也是整个新时期文论在以后的发展中克服与传统和实践脱节的必经之路。已有不少论者指出，20世纪是一个多元分化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综合的世纪。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预测，很可能就是一个现实的过程。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合作化的趋势，以及文化学术领域中的各学科相互渗透的趋势，已经预示着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理论必将从多元分化走向多元综合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