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伙伴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1月18-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是在特殊背景下的一次意义非凡的高层互动，被视为1979年邓小平访美以来中美领导人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会晤。①此访的最突出亮点，是中美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了“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两国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既是对中美关系过去30多年发展成果的总结和肯定，也是针对近期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建设性回应，更是对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美关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的明确回答。深入探寻该新定位的意义与内涵，科学界定中美在新时期、新框架下开展合作的空间与路径，妥善应对那些制约“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障碍与挑战，对两国实现各自的核心国家目标及维护新时期中美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新定位有助于中美关系“再稳定”
“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的确立是中美双方精心谋划、共同努力的产物。为筹备胡主席访美，两国政府和战略界频繁交流互动，积极释放信号，主动引导舆论，力争营造有利氛围，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双方均希望通过此访在重塑新时期中美关系方面有所突破。“合作伙伴关系”的提出，正是中美双方努力追求的最重大成果。这一新定位的确立有助于中美关系适应新时期的新现实和新要求，为两国关系“再稳定”奠定基础。
后危机时代，中美关系发展的大、中、小环境同时发生历史性变化。就大环境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持续扩大，美欧日等国遭受重创，新兴国家群体崛起，权力从西方向非西方世界快速流散，各国综合实力和发展势头的对比，尤其是中美间的对比，正经历历史性巨变；②随之而来的是各国战略取向转型，分化组合频繁，全球体系进入新老交替期，长期以来规范中美关系的国际制度出现松动。就中环境而言，自“9·11”以来中美在亚太地区彼此相安无事的局面基本结束，亚太同时成为美国在“后反恐时代”维护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地区和中国夯实崛起基础、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战略依托，全球反恐合作对中美关系的拉动力快速减弱，两国在亚太的地缘政治竞争明显加剧。就小环境而言，支持双边关系稳定的民意基础也在削弱。在美国国内，由于对经济萧条的不满、对政治极化的无奈和对国家命运的焦虑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广大民众产生一种不甚健康的危机意识，其对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一言一行表现得更加敏感和焦躁；在中国国内，经济“坐二望一”的现实自豪与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忆相互作用，也催生出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公共舆论对美国各项政策的敏感度增高、耐受度降低。
环境的深刻变化使支撑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框架出现松动：一是经济“压舱石”异化。双方在自主创新、投资准入、人民币汇率等方面的争端数量增多、范围扩大、层级提高，两国关系的经济属性由“最大发达国家”与“最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补性”逐步让位于“经济第一强国”与“经济第二强国”之间的“竞争性”，基于国际规则的“有序竞争”亦逐步让位于相互指责的“失序竞争”。二是政治合作空间压缩。由于涉半岛、涉伊核、涉缅甸等地区议题被更多赋予地缘竞争含义，双方合作热情减退，合作难度增加，中美政治关系中的任何波动均被认为是“崛起国”与“霸权国”难以相处的具体例证。三是战略互信受到削弱。双方倾向于从最坏前景出发制定针对对方的政策，发生错误的“镜像认知”和相互“妖魔化”的可能性增加。美国对华防范性措施越来越被赋予“遏制”色彩，而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合理举动也被形容为“傲慢”。③由于这些确保中美双边关系稳定的战略支柱出现不同程度的蜕化，传统的战略关系框架因之松动，造成双边关系中的麻烦数量显著增多、性质更加严重。就此而言，2010年中美两国之间摩擦不断，表面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深层看则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些摩擦的频繁爆发和矛盾升级，并非简单源于意外事件或某一方的政策选择，而是因为规范两国关系的既定框架已不能适应中美实力对比剧变期、国际体系调整攻坚期和两国政治转型敏感期的新现实。
随着关系框架的松动，中美关系定位的模糊性也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性质一直在“敌”、“友”之间的波谱内游移，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可且长期有效的界定。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百余位美国国际问题学者的眼中，中国既被看作是未来20年最有可能成为美国盟友的国家，也被看作是最有可能成为美国对手的国家。④这充分显示了中美关系本质的复杂性、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和给予清晰定位的困难性。1997年的《中美联合声明》曾提出“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对规范冷战结束初期的中美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但如今的国际环境、美国的全球地位、中国的实力影响均较当时有很大变化，此定位显然已时过境迁；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曾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但该定位具有较强“新保”色彩，不具广泛代表性，且被“9·11”后的反恐主旋律所冲淡；2005年，二任小布什政府针对中国快速崛起而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在当时对进一步推进中美合作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双方在“谁之责任”、“对谁负责”、“负什么责”及“何为负责”等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明显的认知差距。2009年提出建设“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则更多是一种对关系氛围的定调，而非关系性质的定位。
也就是说，冷战结束至今近20年，中美关系定位一直处于相对模糊状态。人们能够确定的是中美关系“不是什么”(不是“敌人”也不是“盟友”)，但却缺乏对中美关系到底“是什么”的清晰、权威的和被广泛认可的统一表述。这种定位的模糊性之所以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两国关系稳定，一方面是因为，长期以来双方合作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及两国综合实力的明显差距掩盖和冲淡了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双方都多少有一种“做起来再说”的摸索心态，并怀有总体积极正面的远景期待——美国认为将中国拉入国际体系最终对美有利，而中国也认为尊重并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失为追求安全、谋求富强的现实选择。
如今，由于支撑过去30年中美关系稳定的积极因素趋于常态化或有所消退，而消极因素逐步凸显并成为关注重点，两国战略界和民众对两国关系的远景预期渐趋负面，中美关系定位的模糊性越来越威胁到两国关系的战略稳定。“中美到底是什么关系？”以及“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两国共同面对且需要明确作答的历史性课题。应该说，后危机时代的中美关系正处在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到了必须重新界定关系模式的关键时刻。⑤而重塑关系模式的核心任务，就是对两国关系的现实状况及未来方向予以科学定位；并以此为基础，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确立新的支柱。
正是在此意义上，胡主席此次对美国事访问，就不仅是一次单纯的高层互动，它更承载着特殊重要的历史使命。双方能否借此时机推动两国关系模式与时俱进、升级换代，将决定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中美关系的大势。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美联合声明》中两国正式确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定位，既有助于止跌回升，疏解长期积压的难题，扭转此前中美关系的危险势头，也有助于矫正视听，澄清中美关系的本质属性，防止潜在的结构性矛盾升级为现实的战略对抗，推动两国在差异性中深化相互需要，在互补性中拓展合作空间。同时，该定位还有助于统筹兼顾，维持中美远近适度的战略距离，为两国管理各自的全面对外关系提供足够回旋空间，消除国际社会对中美对抗殃及他国安全或中美共治牺牲他国利益的两难顾虑，并抑制少数国家试图从中美紧张关系中渔利的幻想。最为重要的是，该定位更有助于两国在全球化时代和多极化世界中，逐步尝试建立既直面竞争又真诚合作、确保共同繁荣而非确保相互毁灭、“不同而和”且“殊途同归”的21世纪大国关系新模式，真正成为“不同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积极合作关系的典范”。⑥
二、新定位指导下的三个努力方向
“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的确立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之窗”。两国应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深入挖掘该定位的内涵，顺时顺势推动中美关系更上层楼。具体而言，在新定位指引下，除进一步夯实双边经济互利基础和延续已有各项合作之外，中美关系还应朝着“更高端合作”、“更深度互动”和“更持久信任”三个方向发展。
所谓“更高端合作”，是指中美应在全球治理和推动治理机制变革方面相互配合并发挥领导作用。当前全球治理正处于关键转折点。二战结束初期由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创建并长期维系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治理机制，已无法完全反映当前全球力量结构的现实和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由于同现实明显脱节，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正面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甚至已经濒临破产。放任主义盛行而导致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失效的典型例证。⑦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公海管理、网络安全、外空开发等关涉全球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新型议题却大量涌现，需要在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之下加以管控。可以说，只有大力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21世纪的全球和平与繁荣才有可能获得制度性保障。⑧
当前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下降，同时也是美国主导地位削弱的预警信号。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综合实力的衰退，美国既难以支撑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更无法以一己之力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一些战略家开始认为，未来全球治理的最大风险，就是陷入群龙无首的“G0时代”，没有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在解决全球重大和紧迫议题方面承担起领导角色。⑨为防止这种情况成为现实，美国特别希望借重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全球性大国之力，共同应对这些挑战。⑩而且，美国对中国在此方面的潜力期待尤甚。奥巴马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呼吁中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美国务卿克林顿亦坦言：中国具有成为“21世纪独特领导者”的潜质，世界对中国抱有期待；希望中国担此责任，与美共建基于规则的国际新秩序。(11)
从中国方面看，全球治理的失序也意味着中国发展环境的恶化，与美携手维系和改造现有国际体系，是中国现阶段和未来面临的主要任务。这就需要中国正确理解自己作为“世界级大国”的历史责任，处理好“兴邦”与“济世”的辩证关系，适时发挥特殊作用。对中国而言，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既符合外界普遍期待，也符合自身利益；(12)既有助于现阶段突破“崛起瓶颈”，也利于未来更加主动地塑造发展空间。
中美两国虽然不可能联手包办所有的全球性问题，但如无中美达成一致，则意味着任何重大全球性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就此而言，中美在携手推进全球治理及其机制改革方面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合作空间。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在继续推进已有合作的基础上，在全球治理方面勇于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引领潮流、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各尽所长，协力推进国际秩序转型期的和平与稳定。
所谓“更深度互动”，是指在战略层面、操作层面和草根层面均形成紧密顺畅的相互联系。在战略层面，它意味着中美两国决策者和战略界在两国关系的本质属性、两国合作的方向与路径、危机与矛盾的管控方式、彼此的政策与心理底线等方面有顺畅的交流和清晰的认知。在操作层面，它意味着中美两国政府各部门之间应有健全的制度化合作体系，推动两国关系处理模式的“日常化”和“高效化”。基辛格曾指出，美英两国关系之所以长期稳定，重要原因之一是两国政府的对应部门之间保持密切沟通合作，日常分歧往往通过相对健全和固定的合作机制得到解决。(13)虽然中美一时还很难达到这种盟友式的制度性合作层级，但两国政府之间建立相对完善和规范的制度化合作体系仍是现实可期的目标。这将有助于控制分歧和摩擦，减少两国间“危机事件”的发生及其破坏性，对上避免两国分歧动辄传导到国家领导层或升级为战略性议题，对下防止两国矛盾动辄外溢扩散到民间，减少两国舆论对立的摩擦源。在草根层面，“更深度互动”意味着两国民间有相对友善的舆论氛围和深入广泛的人文交流，为中美关系稳定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和民众参政热情持续高涨，两国民众的呼声和舆论导向日益成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现阶段的状况看，中美两国战略层面的互动最为顺畅，而制度化合作和民间交流仍明显不足。经过中美建交后30多年磨合，两国领导层和战略界已对“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关系本质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尤其最近几年，两国高层交往越发频繁，如自2009年奥巴马上台至今，“胡奥会”已有8次。当前两国在全球及地区重大问题上卓有成效的对话与合作，更体现出两国最高决策者对彼此的重视。照此趋势发展，中美“合作伙伴关系”将因两国高层间的深度互动而获得强有力的战略统筹。相比之下，中美在操作层面和草根层面的互动仍有待提升。除两国民间交流仍有待提升外，两国政府间的制度化合作尤其需要强化。目前，中美间虽已建立60多个制度化合作渠道，但就其特点而言，这些渠道和机制仍以处理经济议题的居多，而处理政治、安全议题的机制较为薄弱；而且在这些既有机制中，处于对话和初级合作阶段的占多数，进入深层、高效和持续性合作的相对有限。应该看到，两个世界级大国之间成熟的合作伙伴关系，既不能仅仅依靠民间力量自发推动，也不能凡事由最高领导人事必躬亲，而是必须在实际操作层面有一套相当完备的制度化合作体系支撑。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中美之间势必还要联手应对更多跨领域、跨国界和非传统安全议题，这就更需要两国政府各个部门间的深度互动。
所谓“更持久信任”，是指两国在继续开发共同利益的同时，积极摸索夯实相互信任的具体方法，为两国关系稳定寻求深层心理支持。作为人类历史上既极端重要又高度敏感、既高端竞争又深度依赖、既棋逢对手又伙伴天成的最复杂双边关系，中美之间不仅要谋“利”，更要谋“信”，只有“利”、“信”结合，两国才有可能心平气和、彼此放心。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必须有“共同利益”与“相互信任”的双引擎，才能确保两国“合作伙伴关系”良性发展。目前，与经济互利基础的坚实程度相比，两国缺乏战略互信的问题更为突出而紧迫。要推进“更持久信任”，两国应重点在强化彼此认知和相互尊重等方面下功夫。
正确的相互认知能有效化解对对方能力与意图的猜疑，并由此制订正确的战略。美国参议员约翰·克里曾说，美国制定对华战略的核心是“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既不能“妖魔化”中国，也不能“神化”中国。对美方而言，如果充分了解中国的内外处境，就会理解中方为何一再强调自身“发展中国家”属性；就会相信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现实、着眼长远的理性选择；就能断定中国不会挑战美国，也不会成为美国的下一个威胁。(14)同理，中国也不能“妖魔化”或“神化”美国。如能更深入准确地了解美国的国内处境和实力、地位走向，就会更清楚美国决策层对大势的判断，就会理解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何认为美“最大安全威胁是迅速增加的国家债务”(15)；就会对美国对华复杂心态和两面手法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并更有针对性地拿出分寸适度、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中美还应学会彼此相互尊重甚至相互欣赏。相互尊重的重点是对对方核心利益与核心关切予以基本保证。中美应勇于坦承自己的核心利益与核心关切，明示本国的政策和心理底线，并支持和鼓励对方也这么做，以便摸清对方底线。就此而言，2010年美国对中国“核心利益泛化”的批评既没有道理，也不利于两国建立相互尊重的“合作伙伴关系”。相互欣赏的基础是两国的共同特质和共同理念。与美欧盟友关系不同，中美在文化传统、历史渊源、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两国均有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多元一体的共同特质，两国人民也有着类似的“能量”、“活力”和“为后代创造美好未来的执着”。(16)基于两国的战略文化和实力地位，中美双方都认为自己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承担着义不容辞的天赋使命。如能善加引导，不仅不会导致冲突，反而可能成为相互信任与相互欣赏的深层源泉。
三、新定位背后的新挑战
当然，也要看到，建设新时期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虽然理论可行，现实需要，前途光明，但其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为建立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模式的创新之举，中美要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无成功先例可循，亦无现成经验可鉴。从一定程度讲，双方的心理准备也未完全到位。对双方而言，要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搞好利己与利人的平衡、实现当前与长远利益的统一绝非易事，需要两国做出的改变与两国能够做出的改变之间亦存在巨大落差。虽然中美关系是否为“老大与老二之争”的辩论还在继续，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与敏感性日益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未来两国注定还要经历长期和多重考验。在两国关系日益涉足深水区、管理难度和双方筹码都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固有的分歧、新生的矛盾和意外的危机将不时挑战两国决策者的智慧与意志。因此，要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既要满怀信心、更要小心谨慎；既要把握方向、更要掌握节奏；既要看到美好的远景，更要重视眼下的挑战。尤其是当前两国关系新定位刚刚确立，内涵还需挖掘、框架尚待完善，更需两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予以高度重视和妥善应对。概言之，双方需要注意的方面有以下几点。
其一，防止“访后综合症”破坏中美关系氛围。由于美国政治的相互制衡特征，中美两国通过行政首脑互动实现的双边关系推进，往往会遭遇美国国会、军方和民间少数反华势力的强力反弹，造成“进两步、退一步”甚至退步更多的特殊现象。如1998年克林顿访华后不久就闹出了《考克斯报告》和“李文和案”；2009年奥巴马访华之后两国关系亦开始转向低迷。尽管不同时期两国关系波折起伏的原因非常复杂，不能简单用“访后综合症”概括，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美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由多种力量和意愿共同塑造这一现实。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毕竟是由两国行政部门确立的关系定位，它是否符合美国内各派势力的期待与口味尚未可知。如果美国内有异议的势力再度反弹，势必会冲击刚刚重回正轨的中美关系，恶化两国关系的舆论氛围，不利于“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的推进。在此方面，目前似已有不祥征兆：如盖茨访华后美军方部分人士惊呼低估了中国军事领域的现代化程度，一些民间人士围绕国宴上的一首钢琴曲大做文章，(17)国会众院在胡主席访美期间召开中国问题听证会并发表不友善言论，一些国会议员对参加国宴采取消极抵制态度，等等。诸多迹象显示，针对中美关系的新一轮反扑风暴似在华盛顿集结酝酿。鉴此，一些舆论甚至认为，未来一段时期中美紧张关系可能还会进一步加剧。(18)
其二，避免困扰中美关系的难题反复发酵。当前最突出的当属美国对台军售议题。该议题关涉中国核心利益，也受到美国国内法约束，是两国关系中最敏感、最棘手和最具破坏性的难题之一，两国政府亦长期陷于“不得不卖”和“不得不抗议”的反复纠缠之中。据传，近期新一轮美对台军售又提上日程，其对刚刚确立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冲击不容小觑。同时，人民币汇率、新疆、西藏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等热点难点议题在新时期对两国关系的干扰也应引起足够重视。在这些问题一时还难获实质性解决的情况下，中美双方应努力寻找既坚守各自政策底线、又尽量控制其危害的方法，防止中美关系新局遭受破坏。
其三，处理好宣示与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当前，中美间已有大量合作，但这并不必然构成“合作伙伴关系”的充分条件。关于如何具体实现“合作伙伴关系”，两国仍缺乏统一、明确的路线图和评判标准。两国对在某些议题上到底存在何种共同利益仍需进一步界定，在如何掌控进度和拿捏分寸等处理方式方面也不尽一致。因此，即便在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定位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取得突破之后，双方仍不得不经历从务虚到务实的攻坚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要尽可能避免两种情况的出现：一是要避免纸上谈兵，将政策的宣示直接等同于定位的实现，在拓宽合作领域、夯实互信基础等方面行动迟缓并缺乏进展，只能导致中美关系迟滞不前甚至不进反退；二是要避免仓促冒进，强制对方服从本方设想和节奏，以对方在具体议题上能否屈服和让步来考验其建设“合作伙伴关系”的诚意，只能导致欲速不达甚至事与愿违。
最后，强化在多元决策环境下的控局能力。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末期中美关系的两次重大突破，均是在两国政府对外决策权相对集中的情况下完成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内对安全利益的认知和安全威胁的界定日趋多元，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又使更多政府部门参与到对外决策当中。因此，很难再有“马基雅维利式”的外交强人主导美国的对外决策过程。(19)与此相应，中美关系的决策环境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美国，不仅国会和非政府部门在美对华决策中持续发出多元声音，就连行政部门内部的涉华决策权也日趋分散。每次中美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时美国政府各部部长几乎全部出动的壮观场面，就是多部门共同参与对华决策的最好证明。在中国国内，虽然国情和决策模式与美有差异，但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决策权力日趋分散、决策视角日趋多元的情况。(20)这意味着中美要搞好新时期“合作伙伴关系”，不仅要考虑战略问题，还要考虑官僚机构的不同部门偏好以及民间团体的多元价值取向等诸多因素。
注释：
①Zbigniew Brzezinski,"How to Stay Friends with China",The New York Times,Jan.2，2011,p.A21.
②Chas W.Freeman,"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New Global Geometry",Remarks at the Hopkins Nanjing Center,Nov.10,2010,http://www.mepc.org/articles-commentary/speeches/united-states-china-and-new-global-geometry.(上网时间：2011年1月29日)
③Kenneth Lieberthal,"The U.S.and China:Mending Fences",Los Angeles Times,Jan.17,2011,p.A11.
④David J.Rothkopf,Running the World:the Inside Story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Architects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5,pp.448-454.
⑤Hillary R.Clinton,"A Broad Vision of U 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Jan.14,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1/154653.htm(上网时间：2011年1月29日)：Paul Gewirtz,"What America and China Must Not Forget",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an.19,2011,p.6.
⑥“中美联合声明”，《人民日报》，2011年1月20日。
⑦Chas W.Freeman,"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the New Global Geometry",Remarks at 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Nov 10,2010,http://www.mepc.org/articles-commentary/speeches/united-states-china-and-new-global-geometry.(上网时间：2011年1月29日)
⑧John Ikenberry,"A Crisis of Global Governance",Current History,Nov.2010,pp.315-321.
⑨Ian Bremmer and Nouriel Roubini,"Top Risks 2011",Jan.2011,http://eurasiagroup.net/pages/top-risks#1(上网时间：2011年2月9日); Ian Bremmer and Nouriel Roubini,"A G-Zero World:The New Economic Club Will Produce Conflict,Not Cooperation",January 31，2011，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7339/ian-bremmer-and-nouriel-roubini/a-g-zero-world(上网时间：2011年2月9日)。
⑩Stewart Patrick,"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Foreign Affairs,Nov./Dec.2010,pp.44-53
(11)Hillary R.Clinton,"A Broad Vis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Jan.14,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1/154653.htm.(上网时间：2011年1月29日)
(12)张燕生：“积极推动和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人民日报》，2011年1月5日。
(13)Henry Kissinger and Bernard Brodie,"Bureaucracy,Politics and Strategy",Security Studies Paper,No.17,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ecurity Studies Project,1968,pp.1-12.
(14)John Kerry,"U.S.-China Relations:A View from the U.S.Senate",Speech at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Dec.7,2010,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events/2010/12/inf/kerrytranscript.pdf/.(上网时间：2010年12月29日)
(15)Gideon Rachman,"Think Again:American Decline",Foreign Policy,Jan/Feb.2011,pp.59-63.
(16)Hillary R.Clinton,"A Broad Vis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Jan.14,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1/154653.htm.(上网时间：2011年1月29日)
(17)Nicholas Eberstadt,"A State Insul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an 26，2011,http://www.american.com/archive/2011/january/a-state-insul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上网时间：2011年2月9日)
(18)Massimo Calabresi,"Despite Lovefest,U.S.-China Tensions Will Mount",Time,Jan.21,2011,http://www.time.com/time/nation/article/0,8599,2043769,00.html.(上网时间：2011年2月9日)
(19)David Ignatius,"Obama Needs a Machiavelli",The Washington Post,July 8,2010,p.A15.
(20)相关研究已有很多，如：Linda Jakobson and Dean Knox，"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SIPRI Policy Paper,No.26，Sep.2010; David Shambaugh,"Coping with a Conflicted Chin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11,pp 7-27; Andrew Higgins,"Hu's Visit Spotlights China's Two Faces",The Washington Post,Jan.16，2011,p.A01，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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