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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02)04-0009-06
20世纪以来，对“唐诗分期，已有深入的分析把握，宋诗这方面的情况还很模糊。”[1]为便于今后对宋诗的分期作深入探讨，本文拟将历来有关宋诗分期的意见作一综述，以了解前人今贤有关宋诗分期的各种意见。
一、民国以前有关宋诗分期的看法
早在南宋，便已有人注意到宋诗的几度变化，南宋初的张元干曾指出北宋诗有三次变化：首先是杨亿、刘筠诸人的西昆体，沿袭唐人；其次是欧阳修诸人继起，“文风丕变”；然后有苏轼及其门人黄庭坚等崛起诗坛，“诗法大振”。（注：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亦乐居士集序》：“国初儒宗杨、刘数公，沿袭五代衰陋，号西昆体，未能超诣。庐陵欧阳文忠公初得退之诗文于东汉敝箧古文书中，爱其言辨意深。已而官于洛，而与尹师鲁讲习，文风丕变，寝近古矣。未几文安先生苏明允起于西蜀，父子兄弟俱文忠公门下士。东坡之门又得山谷隐括律，于是少陵诗法大振。如张文清、晁无咎、秦少游、陈无己之流，相望辈出，世不乏才，岂无渊源而然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宋末严羽也认为宋诗有三变，只是阶级的划分与张元干不同。他认为“国初之诗，尚沿袭前人”；至苏轼、黄庭坚“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近世”永嘉四灵又学晚唐，“复就清苦之风”。（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国初之诗尚沿袭前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历代诗话》下册第688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则认为宋诗有四次变化：最初“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待梅尧臣出，“一变而为冲淡”；至黄庭坚崛起，“又一变而为雄厚”；到了永嘉四灵，再“一变而为清圆”。（注：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九《洪潜甫诗集序》：“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其博赡者谓之义山，豁达者谓之乐天而已矣。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冲淡之至者可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圣俞不为。然及其久也，人知为圣俞而不知为唐。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雄厚之至者尤为唐，而天下之诗于是非鲁直不发。然及其久也，人又知为鲁直而不知为唐，非圣俞、鲁直不使人为唐也，安于圣俞、鲁直而不暇为唐也。尔来百年间，圣俞、鲁直之学皆厌，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清圆之至者亦可唐，而凡枵中捷口之徒皆能托于四灵，而益不暇为唐，唐且不暇为，尚安得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与戴表元同时的方回，也比较详细地论述过宋诗的发展过程。从他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抽绎出宋诗发展的六个阶段：一是宋初学晚唐的三体（白体、晚唐体和西昆体）；二是欧、苏、梅等诗人继出，“一变”而学李白、韩愈之诗，“晚唐于是退舍”；三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张耒和陈师道等各擅胜长，各立一宗；四是南渡之际，陈与义和曾几为诗坛“巨擘”。五是“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最为杰出。六是“嘉定而降”，“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注：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剗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汉谋；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父，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欧阳公出焉，一变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苏子美二难相为颉颃；梅圣俞则唐体之出类者也，晚唐于是退舍。苏长公踵欧阳公而起；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古五言或三谢。独黄双井专尚少陵，秦、晁莫窥其藩。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陈后山弃所学，学双井，黄致广大，陈极精微，天下诗人北面矣。立为江西派之说者，铨取或不尽然，胡致堂诋之。乃后陈简斋、曾文清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道学宗师于书无所不通，于文无所不能，诗其余事，而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江西，永嘉四灵复为九僧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比方回稍晚的袁桷，也考察过宋诗的流变。他认为，宋初西昆体盛行，镂声错采；至梅尧臣、欧阳修诸人，始“发为自然之声”；其后“诗有三宗”，即王安石的“临川之宗”，苏轼的“眉山之宗”和黄庭坚的“江西之宗”，其中苏、黄“二宗为盛”，唯临川宗“莫有继者”；“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四灵继起，“唐声渐复”；至宋末，诗人又学晚唐音调，“力孱气弱”，宋之三宗荡然无存（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八《书汤西楼诗后》：“玉溪生往学草堂诗，久而知其力不能逮，遂别为一体。然命意深切，用事精远，非止于浮声切响而已也。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梅、欧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至乾淳间，诸老以道德性命为宗，其发为声诗，不过若释氏辈，条达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绝。永嘉叶正则始取徐、翁、赵氏为四灵，而唐声渐复。至于末造，号为诗人者，极凄切于风云花月之摹写，力孱气消，规规晚唐之音调，而三宗泯然无余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袁桷似乎也是认为宋诗的发展经历了六个阶段，与方回有些近似。但他无视“乾淳间”中兴四大家的存在，而以讲道德性命的道学诗为此时诗坛的代表，未免偏激。
明代的胡应麟，对宋诗的研究用力颇多，虽然他没有系统地提出过宋诗发展过程的意见，但他在《诗薮》外编卷五中多次用“宋初”、“盛宋”、“南渡”、“晚宋”等时间概念来论宋诗，对后来仿效唐诗分期来为宋诗分期者不无影响。
至清代，有关宋诗发展、流变的意见渐多，如叶燮的《原诗》、宋荦的《漫堂说诗》和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有零星的论述（注：叶燮《原诗》卷一《内篇上》：“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苏舜钦、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66页）
宋荦《漫堂说诗》：“唐以后诗派，历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数：宋初晏殊、钱惟演、杨亿号‘西昆体’。仁宗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谓之欧、梅，亦称苏、梅，诸君多学杜、韩。王安石稍后，亦学杜、韩。神宗时，苏轼、黄庭坚谓之苏、黄；又黄与晁补之、张耒、陈师道、秦观、李廌称苏门六君子；庭坚别开江西诗派，为‘江西’初祖。南渡后，陆游学杜、苏，号为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诸人，大概杜、苏之支分派别也。其后有江湖、四灵徐照、翁卷等，专攻晚唐五言，益卑卑不足道。”（《清诗话》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页）按，宋氏将年代相去甚远的范成大、尤袤、陈与义、刘克庄并提，不合适。也许宋氏不太清楚这四位各自的生活年代。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宋初台阁倡和，多宗义山，名西昆体（以义山为‘昆体’者非是。）。梅圣俞、苏子美起而矫之，尽翻科（窠）臼，蹈厉发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人，而渊涵渟滀之趣，无复存矣。欧阳七言古专学昌黎，然意言之外，犹存馀地。”（《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44页））。然而最富有启发性的，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全祖望的见解。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五《云泉诗提要》说：
宋承五代之后，其诗数变。一变而西昆，再变而元祐，三变而江西。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四灵出焉。然四灵名为晚唐，实宗姚合一家，所谓武功体者是也。其法以清切为宗，而写景细琐，边幅太狭，遂为宋末江湖之滥觞。（注：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410页。）
同书卷一六七《杨仲宏集提要》曰：
宋代诗派凡数变，西昆伤于雕琢，一变而为元祐之朴雅，元祐伤于平易，一变而为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后，江西宗派盛极而衰，江湖诸人欲变之，而力不胜。于是仄径旁行，相率而为琐屑寒陋，宋诗于是扫地矣。（注：中华书局影印本，第1441页。）
两处说法基本相同，都是说北宋诗历经三变，至南宋永嘉四灵出而又一变为小巧琐屑。这虽然未尽全面，但着眼于“变”来描述宋诗的历程，对后来研究宋诗流变者颇多启迪。
全祖望《宋诗纪事序》的看法与之近似：
宋诗之始也，杨、刘诸公最著，所谓西昆体者也。说者多有贬辞，然一洗西昆之习者欧公，而欧公未尝不推服杨、刘。……庆历以后，欧、梅、苏、王数公出，而宋诗一变。坡公之雄放，荆公之工练，并起有声。而涪翁以崛奇之调，力追草堂，所谓江西派者，和之最盛，而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东夫之瘦硬，诚斋之生涩，放翁之轻圆，石湖之精致，四壁并开。乃永嘉徐、赵诸公，以清虚便利之调行之，见赏于水心，则四灵派也，而宋诗又一变。嘉定以后，江湖小集盛行，多四灵之徒也。及宋亡，而方、谢之徒相率为急迫危苦之音，而宋诗又一变。
在全氏看来，宋诗经历了六个阶段：先是有宋初西昆体盛行；庆历以后，欧、梅和苏舜钦诸公出，宋诗一变；其后王、苏、黄各树一帜，宋诗又一变；建炎以后，萧、杨、陆、范四大家并起称雄；至四灵崛起，宋诗又一变；至宋亡，宋诗又一变。全氏的看法显然比四库馆臣的看法要周全圆通，但所论萧、杨、陆、范诗歌各自的特点，则不太精到，尤其是说杨万里的诗“生涩”，更不确切。
至近代，陈衍仿唐诗的四分法而将宋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他在《宋诗精华录》卷一中说：
此录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吾乡严沧浪、高典籍之说，无可非议者也。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苏、黄、陈、秦、晁、张具在焉，唐之李、杜、岑、高、龙标、右丞也；南渡茶山、简斋、尤、萧、范、陆、杨为中宋，唐之韩、柳、元、白也。四灵以后为晚宋，谢皋羽、郑所南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2]
这种分法，虽省便易行，但硬套唐诗，很难切实把握宋诗发展的曲折历程。
综观前人对宋诗发展变异的看法，大多是主观感悟式的判断，缺少严密科学的论证。“点”的把握胜于“线”的描述，即只注意几个点的状况，而缺乏线性的全程把握。史的线索不太清晰，更不系统。
二、民国后至建国前有关宋诗分期的意见
“五四”前后，西学东渐，给传统的中国学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新的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指导下，有关宋诗分期的探讨也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当时风行的文学史著作和有关宋诗研究专著中，我们可以寻绎出当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意见：
二分法。一类是打破王朝界限，从宋诗流派演变角度入手。如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将宋诗分为西昆体及其反响、江西诗派及其反响二期来讲，虽抓住主流，但过于简略，让人难以窥见宋诗流变的全貌[3]。另一类是大体上以王朝为界，将宋诗分为北宋、南宋二段，但在具体阐述时又有详、略之分。简略者，如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4]，北宋以“白话诗”为线索展开，南宋仅简单提到几个流派。凌氏受胡适文学观影响甚大，认为理学家是作白话诗好手，故有这种分法。较详者，如赴祖抃《中国文学沿革一瞥》、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刘贞晦《中国文学变迁史》、陆敏车《最新中国文学流变史》等，总分为南北宋两个时段，然后又各分为三个小的时期来讲述，但都是总括性质，尚未详细展开。张振铺的《中国文学史分论》[5]和梁乙真的《中国文学史话》[6]论述比较详备。尤其是梁乙真，将北宋、南宋的诗各分为四段，脉络很清晰。北宋四段：西昆体为复古期；革新期，王、徐、潘、魏为酝酿之人，而苏、梅则是实行者；转变诗风的欧、苏、王、黄；以黄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南宋四段：江西余波四大家；一反江西的四灵；二反江西的江湖诗人；汪、谢、陆等人的爱国之音。不过，在具体时段的划分中，梁氏也不免时序倒错之嫌。
三期说。作此种划分的，首见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7]，其具体分法是：西昆体及其反动；江西诗派；南宋诗人，此期围绕“江西诗派的余波”及“反江西诗派”而展开论述。郑氏注重文学运动、文体或文学流派的消涨盛衰，所以他打破王朝体系而注重宋诗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也兼顾了创作主体、艺术流派等因素，考虑比较周全。龙沐勋《中国韵文史》[8]亦承郑说，分为三期；西昆及其反动；元祐体与江西宗派；宋诗之转变。但论述有所不同，如认为第三期宋诗之转变自南渡开始，一反江西、元祐等人的以议论、才学为诗，自成一说。
五期说。从谢元量《中国大文学史》[9]中隐约可以窥见宋诗发展的五个阶段，一是承五代文学余波的九僧与西昆体；二是复古风尚中欧阳修、王安石、三苏；三是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四是道学派与功利派的诗；五是南渡后文体，其中包括江西变体四大家，反江西的四灵和遗民诗。在早期的文学史著作中，谢氏论述的范围最为广泛，很多中小诗人及道学、功利派诗人都被网罗其中，使宋诗流变的轨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
此外，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0]，承继全祖望有关宋诗发展的观点，将宋诗分为从西昆到欧、苏；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南宋四大家；江西诗派的反动；遗民诗五个部分。对各阶段之间的传承流变作了比较精当的阐述。
以体派论宋诗。群体风格不断趋同演变而形成一定的流派，是宋诗的一大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宋代诗歌史就是体派的流变史，从体派入手探讨宋诗，更容易把握宋诗的发展历程。胡云翼的《宋诗研究》[11]即以宋诗的各种派别变迁为脉络，依次讲述了西昆、晚唐、白体、唐体、元祐体、江西派、理学派、永嘉派、江湖派九个流派。胡行之的《中国文学史讲话》[12]则分为西昆体、古淡派、江西诗派、理学派、隐逸诗等几个部分来讲析。梁昆的《宋诗派别论》[13]，是一部专门从流派入手研究宋诗的力作。他将宋诗依次划分为香山、晚唐、西昆、昌黎、荆公、东坡、江西、四灵、江湖、理学、晚宋等11个流派。虽有泛流派的倾向，流派划分的标准也不统一，甚至有些名目失当，但仍有借鉴意义。其后，陈子展的《唐宋文学史》[14]基本以梁昆列举的体派为纲展开，只是有些诗人的归属稍有出入。
三、建国后有关宋诗分期的回顾
20世纪50至70年代，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因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进展不大，有关宋诗流变的研究，也不例外。这期间的有关著作，很少对宋诗进行明确的分期，不过，从其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各自对宋诗发展阶段的认识和把握。如王瑶《中国诗歌发展讲话》[15]将宋诗分为宋初、北宋末到南宋初、南宋末三个时期；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6]，则从北宋前、后二期，南宋前、后二期等四个时期来描述宋诗的演变；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17]，又依宋初、北宋中叶、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五个阶段来把握宋诗的发展过程。
此期港台学者的有关著作，倒是具体地探讨了宋诗的流变历程。如华仲麟的《中国文学通史》[18]，指出宋诗有五变：仁宗庆历以后欧、苏、梅、王变西昆为古淡，是为一变；黄庭坚开江西诗派，为二变；中兴四家风格各异，为三变；永嘉四录与江湖诗派，为四变；宋末，为五变。李鼎彝《中国文学史》[19]则将宋诗分为四个阶段：宋初欧、梅等复古时代、江西诗派、南渡后江西余流四大家、江西反动与亡国之音。这两家分合虽略有不同，但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与刘大杰的划分比较接近。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翻译出版的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论》[20]，将宋诗分为六期：一是北宋初过渡期，二是北宋中期，三是北宋后期，四是北宋、南宋过渡期，五是南宋中期，六是南宋末期。是书著者认为宋代历史的开始并不等于宋代诗风的开始，所以北宋初五六十年只是宋诗的过渡期，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宋诗”，说为中肯。
80年代以后，对宋诗分期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研究者注意从文化背景、作家心态及文体内部特征等角度切入，立论更加深细严密。此时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综括起来，有如下几种分法：
四期说。胡念贻的《略论宋诗的发展》[21]，是最早有关宋诗分期的专题论文。他参照陈衍的四分法，将宋诗分为四期八段；第一时期北宋前期(960-1067)，包括宗唐期和苏、梅、欧的复古期二段；第二时期为北宋后期(1068-1127)，包括以王、苏、黄为代表的繁荣期和江西诗派两段；第三个时期为南宋前期(1128-1207)，包括吕、陈、曾等人欲纠正江西诗派和中兴四大家两段；第四个时期为南宋后期(1208-1279)，包括四灵江湖和宋末，胡氏分期按时间段落划分，兼及宋诗演变，论证颇详实。
吴小如的《宋诗漫谈》[22]，也是将宋诗分为四个时期，但切入的角度不一样。他所分的四个时期是：宗唐期，从宋初至11世纪40年代；二是变唐期，从庆历年间至南宋初年；三是中兴期，南宋中兴四大家；四是衰落期，南宋以后至元。此说突破政治分期的束缚，虽与陈衍一样是分为四个时期，并且也是以唐诗为参照系，但不是硬套初盛中晚之说，而比较切合宋诗发展的实际，确有其合理性。然而，“宗唐”与“变唐”，固然是一线贯穿，但“变唐”与“中兴”之间又有何内在的逻辑联系，则不胜了了。
朱明伦《宋代诗人及诗歌特点略说》[23]的分期意见与胡、吴相同，只是表述有异，具体作家的归属也略有出入。朱氏所分的四个时期是：形成期(960-1067)、鼎盛期(1068-1126)、繁荣期(1127-1209)和衰变期(1210-1279)。以上三种分期，较之以前的论述有着明显的进步，即注意对宋诗发展过程的整体性把握，各阶段时间的起迄都一清二楚，一目了然。
五期说。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要》[24]和程千帆等《两宋文学史》[25]都是将宋诗分为北宋前、中、后三期，南宋分为前、后两期。这种分期仍以政治史的更迭为依据，有时难免顾此失彼。
赵仁珪的《宋诗纵横》[26]和木斋的《宋诗流变》[27]是两部研究宋诗的专著。前者分宋初、北宋中期、两宋之交、南宋中期、南宋末期五期来描述宋诗的发展变异。其中将苏轼门人张耒、秦观、晁无咎归入第三期，这与一般的划分大异其趣。后者分宋诗为：初宋、盛宋、江西诗派、中兴、晚宋五个时期。著者认为新的时期一定应该是上一个时期的否定者、变革者，其说甚有见地。
此外，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28]以江西诗派为中心，将宋诗分为江西诗派的准备、流衍、蜕变、逆反、余流五段，甚有新意，但这与宋诗发展流程是否相符，还有待思考。华岩《宋诗的分期和宋诗的主流》[29]认为对宋诗分期要兼顾流派、思潮、历史等各个因素，但不能用历史分期套宋诗分期，同时要注意不同作家群之间的承接关系，切忌时代倒错。以此为据，他将宋诗分为：由承继到消歇70年(960-1030)即初宋时期；由创变到繁盛70年(1030-1101)即盛宋时期；由低潮到转折62年即交替时期；中兴到回复48年(1163-1210)即中兴期；由不景气到再振作70年(1210-1279)即晚宋期。此说论证严密，且打破宋诗最后的“衰落”说，认为是“再振作”，不失为通达之论，颇堪注意。
六期说。陈植锷《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30]、许总《宋诗史》[31]、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32]、王兆鹏、李菁《宋诗的发展历程》[33]皆主此说。陈植锷认为分期原则应体现宋诗特点，应打破王朝体系，兼顾宋诗流派，并考虑作家行年。根据这一原则，他将宋诗分为：沿袭期(960-1030)，以白体、晚唐体、西昆体为代表；复古期(1031-1060)，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革新期(1061-1101)，以王安石、苏轼为代表；凝定期(1102-1161)，以江西诗派及其流变为代表；中兴期(1162-1200)，以四大家为代表；飘零期（1201-13世纪末）以江湖、四灵。宋末爱国诗及亡宋遗民诗为代表。此分期时间线索明确，且对宋初三体出现的时序作了有力的纠正，但表述上仍可商榷，如欧阳修等人，是复古还是革新？欧阳修和王安石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大将，却一归复古，一属革新，令人难以认同。
许总《宋诗史》的分期是：第一是“唐风笼罩”的北宋初期(960-1021)；第二是“风骚激越”的北宋中期(1022-1062)；第三是“奇峰突起”的北宋后期(1063-1100)；第四是“水阔风平”的北南宋之际诗风凝定期(1101-1162)；第五是“中流砥柱”的南宋中期(1163-1207)；第六是“余波绮丽”的末期(1208-1279)。郭预衡的六期说与许说相似，只是在时间段的界定和具体表述上有些出入。
王兆鹏和李菁也是分六个阶段来描述宋诗的发展历程；一是宋初诗人对唐诗的模仿；二是欧阳修和苏舜钦、梅尧臣的变革；三是王安石和苏轼等人的开拓；四是江西诗派的兴起；五是“中兴四大家”的超越；六是宋末诗风的蜕变。
此外，有学者从体派的演变来考察宋诗的发展过程，虽不是具体的分期，但也有分期的意味。如张白山《宋诗散论》[34]认为宋诗经过各个阶段的发展、递嬗和变化，形成了七个流派；西昆流派；革新派与苏、梅、欧、王；苏轼与苏门六君子；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发展与陈、杨、范、陆；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爱国诗派。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35]认为，从“体”和“派”来研究宋诗，或许更能弄清“宋调”从酝酿、发生、成熟变化乃至衰微的真实面貌。其书分宋初宗唐三派：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宋调成型：新变派、荆公体、东坡体、江西诗派；宋调的反拨和变异；四灵体、江湖派及附论：道学体和遗民诗派。以纵横结合的方式探讨宋诗的发展变化，视角独特，发前人之所未发。
纵观宋诗的分期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进展最为突出。不少论者不仅提出了明确的分期，还阐述了各自分期的原则；分期不再是模糊的表述，而是有具体明确的时间“切割”。可以说，时间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是80年代以来宋诗分期研究的突出特点。今后的研究，既要加强发展过程与环节的研究，还要注意嬗变动因的探讨，以使宋诗的发展过程得到更为科学、清晰的展现。
收稿日期：200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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