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矛盾及其与巴金小说艺术变迁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金论文,矛盾论文,关系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14)06-0042-06 一、从“矛盾”角度切入的价值 巴金在他很多散文和小说序跋中都强调他的一个突出状况，即他的“矛盾”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创作，如他提出：“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这些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1]第17卷，19在这些文章中，巴金还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他矛盾状态下剧烈挣扎的思想情绪活动，使我们得以窥见他所谓“爱与憎”、“思想与行为”、“理智与情感”等冲突的个人化内涵。不过作为当事人，巴金又未能站在更高的支点上审视其矛盾。这特别是指，他的矛盾与无政府主义信仰有着本质联系，而这一信仰又是他观察和评价世界的基本视野，这构成了巴金评述自我矛盾的基本限度。在他的矛盾与创作关系问题上，这一限度也同样存在。巴金主要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描述了这一关系，而无论是矛盾对他小说艺术的影响，还是矛盾与他创作总体风貌、发展趋向的联系，他都未展开真正的对象化分析。进一步说，迄今学界也较少集中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巴金研究上的一个缺憾。因为巴金的矛盾并非一般性质的思想矛盾，而是关系到他生存根基的严重精神事件。可以说，以某种形式解决这些矛盾，不仅是巴金接受世界、认同自我的前提，也是贯穿他创作的一个核心课题。因此从巴金的矛盾切入，是我们认识其创作最深刻独特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以巴金早期的创作为例。学界一般认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征，就是激情宣泄，不注重形式锤炼。若从我们的角度看，则这一论断还可作些辨析和补充。尽管巴金一再表示他无暇顾及形式锤炼和技巧选择，是由剧烈的情感驱迫所致，但这一症候也与他接受的无政府主义，特别是蕴含其中并发生变异的宗教思想密切相关。这里需明确的是，虽然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激烈地反宗教，但其道义激情、拯救情怀和殉道冲动等，又保留了大量宗教因子。对巴金影响最大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断言：“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俄罗斯人的创造。”[2]144他特别强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人大多认为政府是西欧形式理性和法制观念的产物，与宗教启示是不能兼容的。可见无政府主义之所以在俄罗斯异常兴盛，本身就与宗教密切相关。而且由于缺乏“具有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2]23，俄罗斯宗教并没有像近现代西欧那样，遭到一浪高过一浪的世俗化和理性主义思潮的冲击。这一特殊背景体现在俄罗斯无政府主义思想上，就是尽管其观念基础是人道主义，却与西欧“文艺复兴式的人道主义”有深刻差异。后者肯定人们对物欲、情欲的合理追求，而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却对个人富裕、国家强盛等世俗的“伟大和光荣”不屑一顾。他们的人道主义主要体现为对苦难的高度敏感和剧烈反应，对某种终极和谐社会的热切追求。鉴于这种人道主义有一系列极端化特征，别尔嘉耶夫称其为“极性人道主义”。巴金也发表了大量反宗教言论，但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与蕴含在无政府主义思想内部的宗教因子的联系。他在《火》里就塑造了一个基督徒田惠世的形象，明言“想借他来说明真正的基督徒宣传的人道主义教义”[1]第7卷，620。田惠世反对“拿审判和永久受罪去吓人”，坚信基督教的精髓就是“爱”，可见巴金是力求辨析并维护“基督徒的人道主义”的。此外，巴金还常常把那些为消除人间苦难而献身的无政府主义者比作耶稣，并引王尔德的话提出，克鲁鲍特金“是俄罗斯出来的有着纯白的基督精神的人”[1]第17卷，312，这表明他实际上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与基督教的联系，并把耶稣看作是殉道精神的最高象征。 无政府主义的殉道激情延伸到文学思想上的突出表现，就是把追求文坛地位乃至艺术成就，也视为创作上的迷误和罪过。虽然这一立场并未在文艺学上得到系统的理论表达，却是创作实践上的巨大存在。不仅在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等带一定文艺性的体裁中有鲜明的体现，还广泛渗透到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中。别尔嘉耶夫曾就此指出，“在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那里……都可以发现特有的无政府主义因素”[2]144，这些因素突出体现在：“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进行创作不是由于令人喜悦的创造力的过剩，而是由于渴望拯救人民、人类和全世界，由于对不公正与人的奴隶地位的忧伤和痛苦。”[2]143从这一角度看，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创作精神，与西方近代美学思想是有一定差异的。西方近代美学的一个重要宗旨，正是摆脱文艺对宗教的依附，转而在自律性原则的基础上，从形式和内在规律等角度确立自身的独立价值，因而特别强调超功利的形式观照，也即将“创造力的过剩”视为艺术创作的重要条件，而19世纪俄罗斯文学则在创作动力和目标上保留了更多的宗教精神。当然，这种差异是相对的。一方面19世纪俄罗斯文艺家大多受到了西方近代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他们对艺术思维的特性、现实主义艺术规律等都展开了深入地探讨；另一方面西欧近现代文艺家大多也受宗教的潜在影响。以上比较只是想强调，由于有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在19世纪骤然放出耀眼光芒的俄罗斯文学，的确带有“比世界全部文学更多的道德特点和潜在的宗教特点”[2]24，这可以说是其最具民族特性的侧面，而巴金通过无政府主义这一中介，恰好深受这一侧面的感染。他自称“在所有中国作家之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而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实质意义上看，给予他最大影响的当首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他曾表示，相比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西欧经典作家，“我却更喜欢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几位”，因为他们“并非纯粹的作家”[1]第12卷，442。这里列举的基本是19世纪俄罗斯作家，而巴金与他们的契合点，首先和主要的，并非纯文学性，而是对苦难的尖锐体验、强烈的拯救冲动和忏悔贵族的原罪意识等。 在无政府主义和俄罗斯文学的综合影响下，巴金形成了鲜明而独特的文艺价值观。他认为只要世界还存在贫困和不公，文艺创作就应该专注于给受苦人申冤，而不应追求艺术的“精致与华美”[1]第12卷，245。因此反对过多关注形式和技巧，也是巴金带有很强自觉性的创作思想。而且从以上分析看，在世界近现代文艺思潮中，他真正倾向于接受的，是19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事实上，当他从文艺学角度论述自己的创作时，采用的基本概念是“典型”、“真实”等。与受浪漫主义文学影响的作家不同，他激情宣泄的根本动力不是自我意识的张扬，而是对生命苦难的尖锐反应。这种反应本就有极端化倾向，因而显示出强烈的激情特征，但与浪漫主义文学里的激情在内容和性质上又并不相同。纵观巴金的创作还可看到，当身处于自我矛盾的中心时，他创作的自我表现性特征也最突出，而当与自我矛盾的中心拉开一定审美距离时，他创作的现实主义特征也逐渐强化。这是他创作变动的一条线索，而要从巴金的矛盾与创作关系的角度描述这种变动，首先要认识他矛盾的根源与实质。 二、矛盾的根源与实质 如上所述，巴金在评述自我矛盾时存在着某种限度，因此有必要在他相关评述的基础上对其矛盾作进一步的分析。从我们的角度看，巴金的矛盾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他无政府主义的“极性”特征与现实的矛盾，二是他的生命体验与无政府主义信仰本身的矛盾。因此无政府主义信仰是他矛盾的一个本质要素，而追根溯源，巴金的信仰又源自他对生命苦难的特殊反应。可以说，这一反应对他矛盾的产生和激化都起了决定性作用。 几乎可以毫无保留地说，在中国现代文艺家中，巴金对苦难的反应是最激烈的。他曾提到，在创作早期他每夜都“为人类的受苦而哭”[1]第9卷，3，感慨“世间再也没有比看见别人的痛苦而不能帮助的事情更痛苦的了”[1]第12卷，236。这种巨大的精神痛苦显然并非出自利己的动机，而是一种崇高超越的道德情绪反应，因此它所衍生的精神需要，也只能在人类解放理论而非个人解放理论中得到满足。进一步说，这种人类解放理论，还需要一套与巴金对苦难的反应在激烈程度上相应，并带有强烈道德论色彩的观念和主张，而综观当时传入中国的各种解放理论，唯有无政府主义能切合这些要求。 巴金强调早在15岁时，他就在克鲁鲍特金《告少年》的感染下确立了无政府主义信仰。《告少年》通篇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即在一个充满贫困和不公的社会里，有良心的少年如何找到最合于正义的事业。文章认为在这种社会里，做科学家、艺术家、律师、医生等，都隐含着利己思想，唯投身于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事业，才能做到“行动和良心完全一致”。很明显，《告少年》设置的问题情境及给出的答案，都充满了极性人道主义特有的绝对化倾向，因此这里“有良心的少年”是很有选择性的。但从以上分析看，巴金正是这种少年，无怪乎他读后感慨道：“那种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小孩的心烧成灰了。”[1]第13卷，8需强调的是，巴金当时确立的信仰，其实是一种充满禁欲色彩的人生抉择：摒弃一切世俗幸福，全身心投入到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中，这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所谓“献身”。至于无政府主义对历史规律的认识，作为这一信仰的观念基础，在时间和逻辑上倒具有派生性。巴金曾就此提到：“我的信仰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1]第12卷，407事实上，他以后才较系统地研读无政府主义有关社会历史规律的学说，并坚信其“科学性”的。而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这一学说为他的献身激情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克鲁鲍特金的《伦理学》，通过否定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将“互助、正义、牺牲”，作为一种比利己本能“更强固、更恒久”的“社会本能”，所导出的结论也必然是强调，人的最大满足不在于追求“欢乐、名誉和尊严”，而是谋求“万人的利益”[1]第18卷，457。这种从抽象神秘的良知良能角度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理论，显然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但如上所述，巴金的精神痛苦本就出自一种超越的道德情绪反应，因此《伦理学》将崇高道德本能化，恰与这一反应在起点的高度上一致。相形之下，从最基本的客观社会矛盾出发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反倒为巴金难以接受，认为其重大的理论局限，就是以阶级道德来否认“整个的”人类道德，不了解“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乃是社会革命中所必需的”[1]第18卷，459。因此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重要契合点，就是蕴含其中的极性人道主义。尽管它深切博大，却又因其极性特征而忽略了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因而在接触实际时必将导致一系列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对巴金而言，这种冲突主要有爱与恨的矛盾、禁欲式献身与自然人性的矛盾等。 如果说这些矛盾是在信仰与现实之间展开的话，那么巴金最尖锐的矛盾则在他的个人体验与无政府主义历史观之间展开。无政府主义坚信凡忽视“社会本能”的社会都必将灭亡，人类历史就循着这一规律不断发展，最终将进到完美的无政府社会。这种历史观强调将各种社会现象置于这一大的进程中来认识，在此历史整体性视角中，引发巴金精神危机的“人类的受苦”，就不只是负面的存在：它可以唤醒人们的反抗，推动历史进步。巴金就此发挥道：“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里，在社会发展繁荣的进程中决不有个人的灭亡。”[1]第13卷，32这一观念也使巴金明确了帮助受苦人们的最高形式：为人类进步而献身。这样，巴金最剧烈的精神痛苦，就在无政府主义历史观中得到了某种形而上的慰藉。就此需要指出，尽管相比于献身信仰，巴金对无政府主义历史观的接受是后发的，但因其赋予了“人类的受苦”和“献身”以超验的历史价值，因而在他的信仰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他也多次强调，正因为有了这一信仰，他才“没有被‘悲观’和‘绝望’压倒”[1]第20卷，409。 但巴金又常常从微观生存论视角来体验“人类的受苦”和“献身”。以“献身”为例，由于无政府主义反对组织对个人的约束，因而不得不求助于个人殉道式反抗。巴金就曾断言：“社会的进步是一部殉道的记录。”[1]第21卷，55但他又明确表示绝不向他人宣扬这一解放道路，因为一旦指明这一解放道路，就意味着叫人们牺牲，尽管牺牲“是一定有效果的”，但“也许我们一生都见不到”[1]第13卷，32。因此巴金拒不宣扬无政府主义解放道路的根本原因，是他感到献身者一旦牺牲，就割断了这一个体与“效果”的联系。在一篇纪念鲁迅逝世的文章中，巴金提到在面对遗体时，突然“一个沉重的声音在我的心上叫起来：死了的不能够复活了”，尽管参加吊唁的人们坚信“先生的精神不死”，“然而我心头上的缺口却是永远不能填补上了”[1]第13卷，60。从根本上说，“先生的精神不死”，是从活着的他者角度来审视的，这其实也是历史整体性视角得以确立的条件；而巴金“心头上的缺口”则是从死者个体的角度来审视的，它暴露了“先生的精神不死”的某种虚幻。可见在死亡体验中，巴金的生存论体验最活跃，对整体性历史观的怀疑也最强烈。而对巴金来说，死亡体验并非偶然袭来的非理性联想。他曾因患肺病而长期受死亡的逼迫，死亡体验成了他难以回避的日常体验。他把死亡体验称为“黑影”，提出它“掩盖了我的灵魂”[1]第12卷，342，足见其深刻程度。他的很多散文还专门探讨了所谓“生死的问题”，提出只有了解“死”才能真正认识“生”[1]第13卷，16，可见他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作为领会和评价“生”的重要背景。 因此在巴金的思想结构中，就存在着历史整体性视角与个体生存论视角之间的矛盾。前者将巴金期待的正义置于历史规律的权威的名下，赋予“人类的受苦”和“牺牲”以超验的历史价值，后者却暴露了这些价值的虚幻。面对这一矛盾，巴金的基本立场是压制生存论体验，维护信仰的地位。但巴金的生存论体验出自他的切身感受，而历史整体观则出自他对有关学说的理性接受，两相比较，前者有更强的自发力量，因此尽管巴金力求压制，却难以将其根除，这是他陷入矛盾深渊而难以自拔的重要原因。而其挣扎情状，不仅在他的小说内容上留下了复杂的印迹，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小说艺术。 三、矛盾与巴金小说艺术的变迁 学界一般以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为标志，将巴金的小说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又按题材将他早期创作分为描写革命者社会斗争和揭示封建家庭罪恶和崩溃命运两类，这准确反映了巴金小说创作的总体风貌和发展趋向。不过从我们的角度看，巴金的创作类型及风格变迁，也与他通过小说艺术表现和处理其矛盾的方式，有内在联系。 巴金曾说，“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我挣扎得最厉害的时期”[1]第17卷，19，而他文学生命开始阶段的小说创作，都是反映革命者斗争的，这并非巧合。巴金“最厉害”的挣扎，就是由献身信仰引发的观念与感受的冲突，而在他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唯“革命者”能以自觉的献身立场及其特有的道德情绪、历史的眼光和语言系统，来表达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巴金通过描写他们观念和情绪世界，表现自己最厉害的挣扎。事实上，只要与巴金的散文作一对照就不难看到，他对革命者内在世界的描写，大量融汇了散文里描写自己矛盾体验的文字。这样，巴金的矛盾体验就往往通过革命者的内心独白和观念交锋，直接以观念的形态出现。可以说，把自己的矛盾体验寄予在革命者形象上，通过对象化艺术处理表现自我挣扎，是巴金革命者斗争题材小说的基本特征。但正因为如此，他这类小说就带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性，巴金曾就此明确表示：“我创造人物来发泄我的感情，解决我的问题，暴露我的灵魂。”[1]第20卷，393当然，巴金在《死去的太阳·序》里也提道：“我已不复以自我为中心来申诉自己底悲哀了。”[1]第4卷，330因此他这类小说也有一个非个人化的过程。 如果将巴金革命者斗争题材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就能看到它们有共通的主题和结构，而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生存论体验与信仰的矛盾。巴金笔下的革命者大多有活跃的生存论体验，如杜大心感到即使人们在他牺牲以后纪念他，他也“一点不能感觉到了”；陈真也认为自己死后，“从此再没有人提到这个名字，好像我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一样”。他们都感到灭亡会切断自我与世界的联系，这使他们对无政府主义的整体性历史观产生了怀疑，从而动摇到了他们信仰的根基，因此他们的生存论体验，就不只是作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亟待克服的对象，上升为小说的主题和结构要素了。巴金曾表示，他的《新生》就是写“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1]第20卷，398。这其实也是他革命者斗争题材小说的共通主题。这些小说都表现了革命者的理想，超越了个体灭亡的界线，汇到人类解放事业的洪流中，不断激励人们起来奋斗。在结构上，这些小说都先表现了革命者的生存论体验给他们信仰带来的困扰，再通过一个象征性结局表现信仰的胜利。这种结构的扩大形态还体现在小说的关联上。《新生》作为《灭亡》的衍生，就是沿着信仰战胜生存论体验的逻辑展开的。杜大心的“灭亡”是触动李冷并推动其“新生”的重要机缘，而他新生的标志，就是完成了认识灭亡的视角转换。以前他坚信“我灭亡的时候，世界也就不存在了”，但通过阅读杜大心的《生之忏悔》，他最终认识到：“在人类向上繁荣的时候，我只看见生命底连续和广延，哪里还会有个人的灭亡?”这实际上是以历史整体性视角取代个体生存论视角，由此他摆脱了个人主义的束缚，义无反顾地为革命献身。《爱情三部曲》也依据信仰不断“征服死”的逻辑展开，巴金就此提到，一方面，“我从《雾》跋涉到《雨》，再跋涉到《电》，到了《电》，我才全胜地把死征服了”，其他人用科学或爱来征服死，而“我就用信仰”[1]第6卷，447。另一方面，信仰在《雾》里“刚下了种子”，在《雨》中“发了芽”，到了《电》则“征服一切”[1]第6卷，469。总之，表现整体性历史观对生存论体验的胜利，对巴金革命者斗争题材小说的主题、结构等都有决定性影响。 巴金揭示封建家庭罪恶和崩溃命运的小说，在小说艺术上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从我们的角度看，引发这些变化的逻辑起点，是在这些小说的创作中，巴金的生存论体验重心从“献身”转移到了“人类的受苦”上。在谈到《家》的创作时，巴金就强调自己常常被逼着目睹许多美好生命任人摧残，而且这些生命大多最终“得着灭亡的命运”[1]第1卷，441，这里的“灭亡”不仅是这些生命被摧残悲剧的事实要素，也是巴金主体感受的一个本质要素：灭亡使被摧残者的受苦得不到任何补偿，彻底沦为所谓“白白地牺牲”。前已提及，正是这种生存论体验带来的绝望，驱使巴金急切地寻求信仰，而他在《家》的创作过程中，通过掘开“回忆的坟墓”[1]第1卷，451，在一定程度上回到这种精神痛苦上来了，或者说《家》的审美立足点离开了巴金“最厉害”的挣扎，带有某种回溯信仰确立前的思想情绪的倾向。相应地，在《家》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物形象，也从自觉的革命者变为自在的受苦人。他们并不能以无政府主义的历史眼光和语言来审视自己的悲剧命运，只能靠巴金以作者的身份替他们“喊冤”。因此巴金也就难以通过对他们内在世界的描写，将自己的矛盾体验直接以观念的形态表现出来，而是更深地隐含在作者描写这些人物形象时的价值立场和叙述语调之中了。而这又影响到了巴金处理矛盾的方式。如果说革命者斗争题材为巴金全面表现自我矛盾提供了特殊条件，他也急切而略显忙乱地通过革命者形象，“毫不隐瞒地暴露了我自己的全部矛盾”[1]第20卷，387，那么在《家》的创作过程中，那种由献身信仰引发的种种矛盾，就缺乏表现的必要条件，巴金所要处理的矛盾，就主要集中于两种，即生存论体验与信仰的矛盾、爱与恨的矛盾了。而这又是因为它们并不完全属于献身信仰引发的矛盾。前者中的生存论体验本外在于信仰，后者则有很强的包蕴性：在革命者斗争题材小说里，它明显有着无政府主义信仰的极性特征，如杜大心宣称只要社会还存在人压迫人的现象，则“我是不能爱谁的”，但又为自己背弃爱的精神而负疚。而在《家》的创作上，这一矛盾则体现为巴金对自己旧家庭留恋与愤怒的冲突，对自己大哥那作揖主义和悲剧命运的不满和同情。这些爱恨交织的情绪其实也带有自发性特征。 当然，巴金并未停留在自发情绪上，如对自己的旧家庭，巴金就表示除愤怒和留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坚信旧家庭必将灭亡的“信念”。这一信念显然是无政府主义整体性历史观的一个基本论断，它使巴金有勇气“宣告一个不合理制度的死刑”[1]第1卷，442。这样，巴金对旧家庭爱与恨的冲突，就在信念的鼓舞和指导下得到了较明确的解决，而他对旧家庭的自发愤怒，也上升为小说那自觉的制度批判主题了。这也可见，表现整体性历史观胜利，同样是《家》的根本主题。不过“信念”还只是从否定的角度确证这一主题，在《家》里体现无政府主义历史观肯定角度的，是“激流”。巴金提出，尽管自己的周围是无边的黑暗，但他并不孤独绝望，因为“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这激流里发射出的爱与恨、欢乐与痛苦，会造成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1]第1卷，4。所谓“激流”和“唯一的海”，显然是整体性历史和终极和谐社会的象征，因此“激流”蕴含了巴金对历史发展动力、方向和目的的认识。作为《激流三部曲》的代表作，《家》也是在“激流”意象的统摄下，组织素材、确立主题和结构的，并与“信念”构成了相互印证的关系：《家》里一幕幕悲剧，在日益暴露封建家庭摧残生命的本质的同时，也一步步推动着叛逆者的觉醒，这构成了小说情节发展的基本逻辑。 但与革命者斗争题材小说相比，“激流”在历史动力论上有了新的侧重。前者突出的是自觉信仰的力量，后者强调的是被摧残生命的喜怒哀乐。而这还是因为，受苦者并无为建设美满世界而献身的自觉，因此“激流”也相应地突出了他们自发生命活动在推动历史上的作用，并转而强调“过去不是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事”[1]第1卷，4，也即力求从“过去”这一客体角度来发掘历史走向的踪迹。尽管从以上分析看，巴金绝非以不介入的立场描写过去，而是在以特定历史观组织回忆的素材，让沉默的过去发出声音，但这显然比以前那种直接“申诉自己底悲哀”，更切合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因此尽管巴金强调他的创作都遵循了真实性、典型化的原则，但《家》的现实主义特征更显著，特别是在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塑造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以现实主义笔调描写受苦人的挣扎呻吟，在巴金的后期创作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重大变化。在谈到《寒夜》的创作时，巴金就表示他不敢妄想写史诗，而只写“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和死”[1]第8卷，703。这种视野的收缩并非个别现象，巴金提到，他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小说都越来越注重写“看不见英雄的小人小事”[1]第20卷，658，因此视野的收缩是他当时的鲜明艺术选择，显示出创作的新趋向。巴金以前的小说都表现了整体性历史观的胜利，而《寒夜》却没有展现未来的光明，巴金强调其“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在断气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呼唤黎明了”[1]第8卷，704。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意味着巴金在处理信仰与生存论体验的矛盾时，搁置了历史整体视角，进一步回归到他对生命苦难的原始本色的反应上来。其实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也有类似的回归，如别林斯基就经历了从崇拜普遍理念、仰慕历史最高和谐，到转而认同自己的切身感受的过程，伴随这一转变，他还展开了对整体性历史观的理论代表黑格尔的批判。虽然巴金并未对无政府主义历史观进行理论批判，但如果说那种确证整体性历史观胜利的主题，对他以前小说的人物设置、情节结构等都有深刻影响的话，那么在《寒夜》的创作上，这种影响就微乎其微了。首先，小说里被摧毁者的血痰、生死等，没有汇成奔向黎明的“激流”，他们最终各自在孤独中家破人亡。其次，尽管巴金提出是不合理制度摧毁了他们，但小说并未把揭示这一制度必将灭亡，作为显在的主题。小说只着重描写了三个人物，既无不合理制度的代表，也无不合理制度的叛逆者，或如巴金所说，他们既非正面人物亦非反面人物，只是“无辜的受害者”[1]第20卷，503。他们的矛盾大都是由家庭琐事引发，因此无法映射不同社会本质力量的斗争。也就是说，巴金并未用以小见大的小说修辞来写小人小事，而是凸显了个体生存论视角在创作上的主导作用。特别是在表现生命苦难时，巴金高度注重描写人物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的情绪“翻腾”或“锋利的痛苦”，也即把生命苦难作为高强度的个体心灵事件来表现。而且巴金对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以前他对这类善良却无反抗精神的人，充满“爱与恨”的矛盾，因此在小说中往往用严厉的批判笔调描写他们的逆来顺受，而《寒夜》则以苦涩悠长的笔调描写小人物的忍辱苟且，或者说在描绘这类人物时，巴金的“爱”占了显著优势，而“恨”则悄然退隐了。加上巴金在生存论体验与信仰的矛盾中，搁置了历史整体观，这样，他最尖锐的两种矛盾结构，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拆除了。巴金也进一步摆脱了自我挣扎的牵扯，以更集中的视角、更深沉的情感、更含蓄的文笔，将其人道主义同情全部倾注在小人物的血和痰上，极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悲剧震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