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发生论文,皮亚杰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主要研究认识的成长问题，即研究认识怎样“从一种不充分的、比较贫乏的认识向在深度、广度上都较为丰富的认识的过渡”，[1] 18具有跨专业性质。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经验主义和先验主义或天赋论被称为古典认识论。古典认识论在讨论人的认识时，默认这样一个假定：在认识之前，预先存在着主体和客体。经验主义认为主体的所有认识信息都来源于客体，无客体则无认识；天赋论则认为主体有先天的结构，认识是主体将其结构强加给客体的结果。这样，作为对我们的认识具有限制作用的主体和客体，其特性随着我们信念的不同而起变化。在经验主义那里，信念越强特性就越丰富；在天赋论那里，信念越强则特性越贫乏。[1] 103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是因为从结果出发，将认识本身当作现成东西进行研究造成的。皮亚杰认为，不能从某一静止点出发来研究认识，而应该从运动变化的角度，从认识发展来研究。
“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1] 17没有绝对的开端，并不意味着没有开端和起点。主体或客体都不是认识的起点，认识“既不是从客体发生的，也不是从主体发生的，而是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初便是纠缠得不可分的——中发生的”。[2] 3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在“活动”中发生的，“活动”就是认识研究的起点。在“活动”的发展中，认识的主体和客体逐渐建构起来。具体说来，刚出生的婴儿不知道什么主体客体，他的活动彼此分隔，尚未协调。随着孩子长大，他的活动开始协调并逐渐形成为两大类：“一方面是把主体的活动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协调，另一方面是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的协调。”[1] 26儿童的活动对两种协调进行抽象，使前者内化为逻辑数学结构，使后者外化为因果物理结构。主体利用因果物理结构对外来刺激进行选择和加工，便形成客体。“客体首先只是通过主体的活动才被认识的，因此客体本身一定是被主体建构成的。”[1] 93主体建构客体是同解除自身中心化相联系的。主体利用因果物理结构建构客体时，实际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就造成主体的建构或同化过程经常出现困难，主体会碰到与自身认知结构不同的新特性。这时，主体就会对其结构进行调节，改变原有结构，创造新结构以同化外界。这一过程也叫顺应。通过调节和顺应，主体不但适应了外界，也逐渐实现了主体的建构。这样，主体客体在人的活动中通过同化和顺应被建构起来。
毛泽东没有局限于对认识论中某些细节的具体描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中国共产党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使毛泽东不可能坐在书斋冥思苦想，梳理论证认识论中的具体细节，讨论诸如主体客体关系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需要，突出或加强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某些方面。他既反对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反对把客体消融于主体中，将主客等同起来；也反对费尔巴哈、普列汉诺夫式的唯物主义，因为这种唯物主义不懂得主客统一的辩证法，不懂得主客统一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实现。毛泽东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人类“改变外界，同时又改变自己。”[3] 17毛泽东认为，“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3] 22特别指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客体可以是自然、社会，也可以是主体自身。
在主客体问题上，皮亚杰与毛泽东都承认主体客体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其差别在于：
第一，皮亚杰是从个体活动出发研究主客体的，而毛泽东则是从人类社会的、整体的角度看待主体客体问题。第二，皮亚杰认为主体客体不是现成的，而是有一形成过程，毛泽东没有讨论主体客体的具体形成过程。第三，皮亚杰认为客体不可认识，“客体只是由不断的接近而被达到，也就是说，客体代表着一个其本身永远不会被达到的极限。”[1] 103因此，主体和客体在皮亚杰那里是永远分立的，人不可能有真正认识，而在毛泽东那里，人类能在实践中实现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
皮亚杰认为，“我们的研究需要从活动开始”，[1] 22最初的活动是无意识的，主客体浑然一体存在其中。婴儿虽然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是活动的发源者，但却把每一件事物与自己身体关联起来，似乎自己就是宇宙的中心。皮亚杰借用弗洛伊德的术语，称这一现象为没有自恋者的自恋。在这一时期，婴儿的各种活动都是孤立的，彼此间没有协调，如吮吸就是吮吸，注视就是注视，抓握就是抓握。随着婴儿活动的增加，各种分隔的活动在不断重复中逐渐连结起来，在一岁到两岁时发生了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说，活动不再以主体的身体为中心了。”[1] 24主体开始有了这种意识：他自身就是活动的来源。意识的觉醒把主体彼此分隔的活动协调和联系起来，从而使主客体分化。“主体活动的取得协调……既是主客体之间发生分化的根源，也是在实物动作水平上消除自身中心化过程的根源。”[1] 24在这里，本能的活动使认识的最初发生成为可能。
把主体彼此分隔的活动协调和联系起来，就形成图式(Schema)。个体把刺激纳入原有图式中，好像消化系统将营养物吸收一样，这就是同化。同化使个体能对刺激作出反应。在情况变化的条件下，图式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其自身就产生分化。但我们不能把图式的形成完全归功于外部环境，虽然每个活动图式的内容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环境。图式的建构主要依赖于内源因素，理由是：第一，活动依赖于神经系统，不论这种活动多么低级。没有遗传和基因组的协调，活动不可能产生，这是一切动物的共同点，即使是腔肠动物和棘皮动物也是如此。第二，在行为水平上，没有一个图式具有明显的开端，它总是依赖于一系列先行图式，而那些图式的起源又可以追溯到反射或自发的本能活动。第三，图式始终包括由主体(或机体)进行的动作，这些动作不是从客体或环境的特性中派生出来的。比如，堆积物体与迭加图式相关，但迭加图式依赖机体的力量，与客体的性质无关。
把主体的活动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协调形成具有逻辑数学性质的认识，后内化为逻辑数学结构；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有关的协调形成实物性质的认识，后外化为因果物理结构。活动的协调(图式)并不能直接变成逻辑数学结构或因果物理结构，而要经过“运演”(operation)这一中介。活动的协调先变成心理性质的运演，在此基础上再形成新结构或认识。图式是低级形式的协调，运演则是图式抽象化的产物，是协调的高级化。
运演作为认识活动，是内化了的、心理性质的动作，既能向一个方向进行，也能向相反方向进行，这就是转换。任何运演都不能孤立地、单独地存在，它能协调成为运演系统。具体说，可分为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阶段、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这样，皮亚杰借用“运演”这一概念准确地说明了内化、外化活动和个体有意识的物质活动。
毛泽东是诗意地把握“实践”概念的。实践是一种感性活动。作为这种感性活动的实践，可以是亲口吃梨(“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4] 264也可以是入虎穴得虎子，[4] 265还可以是考察，参加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变革自然和变革社会的实践有：实现某一工程计划，证实某一科学假想，制成某一器物，收获某一农产，取得某一罢工、某一战争的胜利，实现某一教育计划等等。[4] 270毛泽东的实践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活概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4] 263毛泽东在“生活于”三个字后的括号中用了“实践于”三字，是说生活与实践的一致性。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生活与实践还是有一定距离，是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列宁将生活与实践并列：“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5] 134毛泽东将实践与生活直接同一，奠定了其认识境界的基础，客观上起到了使主客二元关系消融在一种不可还原和不可拆解的一元论存在境域之中的作用。
皮亚杰的“活动”起始于人的本能，这就决定了他的发生认识论以微观为特色。他把认识中的“活动”上升为运演，是抽象化过程，加剧了主体和客体的分裂。
毛泽东对“实践”社会性质的强调，决定了他的认识论的宏观特色。他强调生产活动对其它活动的决定作用，但并不认为只有这一种实践形式。“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其他的形式，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4] 260他将实践还原于社会生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于社会生活，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生活，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开辟了道路，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了深厚的生长土壤。
皮亚杰的“活动”虽是认识的起点，但“活动”对认识结果没有检验作用，INRC群的形成是无法判断的。
毛泽东的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4] 261
皮亚杰认为，物理环境、遗传和社会环境等三种因素对认识的产生有影响，但都不能单独说明人的认识产生的真正根源，因为它们本身都有局限性。只有将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并引入平衡或平衡化概念，才能真正说明认识的产生。这样，皮亚杰提出了影响认识的第四种因素：平衡化。平衡化“这个名词有时指一个过程，有时指一种状态……平衡化首先是指一个过程。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有存在于平衡中的状态”。[2] 148平衡既不同于机械学上的力的简单的平衡，也不同于热力学上熵的增加，不是“两种对立力量的均衡”，而是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动力的平衡。自动调节则正是平衡化的本性。皮亚杰认为，自动调节在认知机能的各种水平上也都发生作用。无论作为一种状态的平衡还是作为一种过程的平衡化，都离不开自动调节。
平衡有三种类型。第一种，主体结构和客体间的平衡，即主体的结构顺应于呈现的新客体，而客体同化于主体的结构。“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叫作同化；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叫作顺应。”[6] 7同化的本质就是主体利用原有认识结构对外来刺激进行选择和加工的过程，顺应则是主体调节自身结构以适应外界的过程，也就是主体实现自身建构的过程。经验论的S→R(刺激→反应)公式应改成S(A)R，A就是同化，即一定的刺激只有被同化，主体才能作出一定反应。先验论者所谓的先验结构是不存在的，主体的结构都是后天形成的，是从简单的功能作用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的认识只有在同化和顺应共同作用下才能产生，换句话说，认识是同化和顺应之间的平衡过程或平衡状态。
第二种形式是主体认识图式中各子系统之间的平衡。主体从自身活动的协调中产生子系统——逻辑数理结构，从客体的协调中抽象出另一子系统——空间的、物理结构，两大子系统构成人类知识的整体。它们会以不同的速度发展着，这就需要两系统之间的某种协调，这种协调就是平衡。平衡也是协调。再从两大子系统内部来看，每个子系统都存在创新和守恒的有机结合。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转变，发生创新，而这种转变和创新中并不是抛弃一切，而是存在着某种不变的东西，也即总会有某种守恒。如果没有守恒，只有转变或创新，世界就变得无法理解；而如果只有守恒而无变化或创新，世界就会成为巴门尼德式的抽象存在了。可见，创新和守恒是认识发展中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没有创新就没有守恒，没有守恒也就没有创新。创新和守恒之间的协调就是平衡。
第三种形式是主体的部分知识和整体知识之间的平衡。整体的知识不断分化到部分中，同时，部分的知识又不断地整合到整体中去。部分知识和整体知识之间的这种分化和整合不断提出新问题，又不断解决新问题，推动认识发展。
自动调节是平衡化的本质。讨论平衡化在认识中的作用，实质就是讨论自动调节对认识的作用。人的认识通过感知运动、前运演、具体运演和形式运演等四个阶段，逐步实现从动作到概念化思维的飞跃，时间达十四五年，甚至更长。
平衡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因而不是一种固定的状态。平衡总是持续地追求更好的平衡，这使得后一阶段的认识比前一阶段更高级，“平衡化就成为一个自动调节的序列，这些自动调节的倒摄作用过程最终表现为运演的可逆性。于是，后者，就超越了简单的概率性质而达于逻辑的必然性。”[2] 39
人的认识是否反映自动调节呢？皮亚杰指出：“认知过程似乎同时也是器官自动调节的结果，反映了它的本质机制，而且，它也是自动调节的最高级分化器官的结果。”[7] 26不仅如此，“认识不是环境的摹本，而是一个实在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反映了自动调节的生命组织，就象事物本身那样。”[7] 26认识不仅反映主体内部的自动调节，而且也成了这种自动调节的结果。作为这样的结果，认识即是一种平衡，因为自动调节不仅具有生物学的意义，而且也具有认识论意义。在前一种意义上，它使生物个体适应环境，保存自己，即形成或保持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在后一种意义上，它推动人的认识从不充分、比较贫乏的状态向在深度、广度上都较为丰富的状态过渡，认识在这样连续不断的建构中，从感知运动阶段经前运演和具体运演阶段，最后在形式运演阶段形成综合性的高级逻辑思维。
如果说在感知运动阶段和前运演阶段，生物体的自动调节占主导地位，认知性的自动调节正在形成中。那么，到了具体运演阶段和形式运演阶段，认知性的自动调节就取代了生物体的自动调节，在活动中起主导作用。这种起主导作用的、高度抽象化的自动调节就是运演。可见，运演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皮亚杰认为推动人的认识发展的动力不是运演，而是自动调节。自动调节是生命的本质，也对人的行为起着重要作用。“每一个生命组织，在其进化的各个水平上，都包含着自动调节。在行为领域，就更不必说了，自动调节无疑发挥了作用。”[7] 33因此，自动调节也是运演的本质。由于自动调节，主体的运演并不局限于在知道了行为的结果时才去纠正错误，却能对行为的结果预先矫正。平衡对认识的作用，实质就是自动调节对认识的作用。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概念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又经过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洗礼，经过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磨合，因而具有独特的内涵。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不是人的本能，而是基于社会性的、与动物性的本能相区别的、人的本质属性。“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8] 445
人的自觉能动性不仅在认识中存在，也在实践中存在，实践的能动性更重要。“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4] 269
在谈到主观能动性时，毛泽东总能将它与客观物质条件和客观规律结合起来，在主客相互制约、相互融和的境界中把握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比如军事家只有在客观物质条件提供的舞台上，才能导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主客融合、虚实互动的环境如战争中，要取得胜利，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成为最重要的了，“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8] 445“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8] 454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也就是主体在实践的某种形式——战争中显示出自己的性质和作用。这是毛泽东认识境界中主体性最重要的表现之一。
认识主体在实践中显示自己的性质和作用，也可以在失败和挫折中表现出来。“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4] 261使自己思想合于客观外界规律，是认识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表现。但在实践之前，认识主体并不知道自己思想是否符合客观外界规律，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外界规律，只在实践之后才知道。实践之后，得到预想的结果，说明我们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规律，我们正确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反之，则说明我们的思想不合于外界客观规律，我们错误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但我们可以从失败或挫折中吸取教训，以免重犯同样错误。这也是我们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
主观能动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主体具有预见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发展趋势的判断，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
总体来看，皮亚杰的自动调节根源于人的本能，主要对认识的形成与发展起重要作用。而社会影响对个体认识形成的作用，皮亚杰不够重视。
毛泽东的主观能动性是社会性的，它既表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也表现在改造主观世界中，是二者的统一。它不但不分割主体客体，而是造成一种主客体的融合状态，即进入一种境界，“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4] 273共产主义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境界。
皮亚杰从活动开始，详细论证了认识的发生和发展，试图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建构认识。INRC群是认识形成的标志，而在形成INRC群之前，人的认识要经过四个阶段。
感知运动阶段，从出生到两岁左右，这是人的认识的起始阶段，此时，主体和客体、自我和非我混为一体，婴儿的活动都是孤立的，彼此间没有协调起来。随着活动的发展，18到24个月的婴儿意识到自己是活动的来源，主动性开始出现，自身的活动变得协调了。这一协调的活动不是联想的结果，而是同化的结果。联想只能是被联系起来的东西之间的外在联结，或刺激与反应之间的单向关系，同化则将主体和客体连接起来，是主体对刺激输入的过滤或改变，主体依靠先天或后天形成的结构和图式去同化外部刺激，于是就有了再生性、再认性和概括性三重同化。同化不能单独完成，必须有顺应的参与。“内部图式的改变，以适应现实，叫作顺应。”[6] 7同化和顺应是自动调节的表现，其结果是既协调了主体的活动和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为日后发展起来的逻辑数学结构和因果物理结构打下了基础。
前运演阶段，两岁到六七岁左右。活动的协调形成一种图式、格局或结构，但儿童并未意识到它们，因为儿童头脑中的符号系统还没有形成。随着语言、象征性游戏和意象等的出现，活动的内化开始了。活动的内化就是概念化，也就是把活动的格局转变为名副其实的概念。这一转变是一个缓慢而费力的分化过程，依赖同化性转换才能完成。本阶段的同化能将具有共同特性的所有A都归为一类，这为分类奠定了基础。与前一阶段的同化相比，这里的同化能使主体摆脱对当前情景的依赖性，使主体有能力以大得多的灵活性、自由度对客体进行分类、排序、对应等。主体开始解除自身中心化，并能用“组成性功能”去发现客观关系。组成性功能本身是定向的，而不是可逆的，因而它不产生守恒。这时的儿童还没有掌握组成推理的基本形式。
具体运演阶段，约六七岁到十一二岁。当儿童从一个有系统而且自身闭合的整体进行思维，并先验地以一种纯粹演绎的方式对变化的补偿作用作判断，这标志着具体运演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的运演之所以叫“具体”运演，是因为它直接与客体有关，形式的联连和内容的真实性还没有区别开来，主体还不能通过假设进行推理。因此，具体运演的结构是一步一步组成的。这些运演结构主要有群、格和群集等。群集有组合性、逆向性、同一性、重复性和结合性等五个特点。这些特性相互依存，结合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运演借助具体事物，依靠这些群集逐渐达到新的平衡，这就到了形式运演阶段。
形式运演阶段，十一二岁到十四五岁左右。在这一阶段，认识超越现实，不需要具体事物作为中介了。认识主体依据恒等性变换(I)、逆向性变换(N)、互换性变换(R)和对射性变换(C)等，对运演进行运演，即进行二级运演，就可形成INRC群。
皮亚杰在对认识过程的阐述中，为了准确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借用了许多自然科学术语，如生物学与数学中的词汇。
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之前，读了大量理论著作，进行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将《实践论》与毛泽东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二书所作的批注结合起来看，可发现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的阐述有以下几个特点：
社会性。《实践论》开篇第一句就说：“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4] 259这就把社会性放在了认识论的首要位置，也放在了认识过程的首要位置。因此，人的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又服务于实践的，具体说，人的认识分为从实践到认识和从认识到实践两大阶段，即“认识以实践始以实践终”。
毛泽东强调，认识的主体不是游离于社会的个人，“认识主体是社会的阶级。”[3] 22认识主体的感觉和思想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人类社会生活变化了，感觉和思想也变化。“感觉和思想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社会生活变化，感觉和思想也变化。”[3] 145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主体认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4] 260
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社会性的强调，还表现在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来说明。这不但使抽象的理论生动、形象，也使马克思主义认识理论更加中国化。如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属于表面的认识；理性的认识阶段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这时，中国人民“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4] 266
矛盾性。毛泽东强调认识论与辩证法的一致性，从矛盾的角度论述了认识过程。“思想正带矛盾性”，[3] 162对认识的研究须从矛盾着手。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的研究正是从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对立统一开始，抓住认识过程每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对认识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阐述。
“认识的过程，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3] 162接着，毛泽东论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感性认识阶段与理性认识阶段的辩证关系。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还对认识过程中的其它矛盾进行了精辟分析，如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等等。
诗的境界。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的研究和阐述，有诗一般的境界。这种诗化境界，首先是对认识过程的诗化描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4] 273对比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所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9] 560可以看出，毛泽东省略了圆圈、螺旋、曲线等字眼，但却更形象、更生动，把人带入无限的遐想之中。其次，这种诗化境界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统一，也是东西方文化的统一。这种统一境界在矛盾斗争过程中融和，从而超越现实，达到对未来的科学预测。
由上看出，皮亚杰对认识阶段的描述是微观的、细致的，他从个体的角度将认识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自动调节产生的一种平衡状态，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就是平衡化，不同阶段之间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但他的认识发展阶段说的普遍性却受到人们的怀疑。在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儿童，其认识发展是否都需要经过这四个阶段呢？大量重复验证性实验证明，结果并非如此。其次，人的认识发展为什么要经过这几个阶段？其内在动力是什么？诸如此类问题，皮亚杰也没有很好地作出回答。
毛泽东的认识发展阶段说具有宏观的、诗化的特征，虽然不如皮亚杰的细腻，但其方向性是明确的，认识的目的就是为了实践，而不是为认识而认识。认识的发展是由矛盾和斗争推动的，“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4] 272
皮亚杰对认识的研究，像科学对某一具体对象的研究，条分缕析，追根溯源，属于“思”的范畴。这种研究，从个体的活动开始，通过实验和观察，综合运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揭示人类思维的本性和机制。这种研究以心理学家、数学家、科学史家、控制论专家等的合作为前提，将认识论变成了“一门与哲学分开、与所有人类科学都有关系的科学”(美国心理学会对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评语)，[1] 17发生认识论实际成为一门具体的自然科学。这一变化，使皮亚杰与自康德以来的认识论研究有了本质的区别，认识论不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玄思的学问，而成了科学家实验室中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
虽然皮亚杰认为辩证法是任何科学的基本方法，发生学的观点是辩证法的现实化，但他更强调从结构来观察研究对象，并结合观察法、询问法、测验法和实验法，创造出临床描述技术(临床法)。皮亚杰是运用自然科学的理性思维方法研究认识论，他的思维是概念思维。“所谓概念思维就是通常所说的逻辑思维或抽象思维。它是人类在认识活动中，自觉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对认识对象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反映活动。它属于认识过程中的理性认识阶段”，概念思维“始终伴随着抽象的概念的流变和推演”，[9] 31这一点在皮亚杰的著作中尤为明显。这种概念思维能较深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本质，但无境界可言。境界的形成依赖悟觉思维，依赖非理性的想象、情感与理性思维的有机结合。悟觉思维方式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依赖悟觉思维方式，毛泽东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实践认识理论，建构出认识境界。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毛泽东的认识境界有显著差异：第一，毛泽东的认识境界是实与虚、有与无、在场者与不在场者相统一的整体；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了寻求认识的本质和规律，总要割断许多联系，从而只能在某种条件(如生物的或实验的条件)下探求认识。第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仍是以主客相分为基础，仍是把认识这一对象当作主体之外的客体加以研究；毛泽东的认识境界则把人看成寓于世界，在实践中融于世界的整体，因此，毛泽东的认识境界为我们展现的是活生生的、富有诗意的真实世界，而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给我们的则是抽象、晦涩的东西，因而很难说，他的认识论真正把握了认识的本质和规律。
有无境界是皮亚杰与毛泽东认识论之最大不同，其性质在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着眼于“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毛泽东实践认识论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必然把人和世界分开来，把认识主体和客体分开来。皮亚杰不是把认识看成一种现成的东西，而是当作一个成长的问题加以研究，这是一大进步，但仍存在局限。其局限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还在于把认识当作主体之外的客体进行研究，不明白自己的这种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认识，他的认识论属于“思”。
改变世界，决定了毛泽东把人和世界结合起来，把认识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把对象、现实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并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他的认识论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诗意般的境界。毛泽东认识境界之用，表现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认识境界，不仅是在思想中，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客体，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去实现、去完成。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真正进入认识境界，并最终检验认识境界的存在。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是思，而毛泽东实践认识论则是诗是境界。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源是：从社会历史根源上看，皮亚杰发生认识论是在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科学和哲学日趋融合的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实践认识论与中国革命密切相连，是在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中产生的。从思想文化根源上看，皮亚杰的认识论主要继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主客二分的哲学传统，又吸收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等学派的思想而形成；毛泽东的认识论吸收了属于西方哲学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解读其思想过程中，既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与中国传统相结合，因而没有拘泥于主客二分的模式。从东西方哲学的差异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为主导，西方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导。中西传统哲学这一主导思想之不同，决定毛泽东和皮亚杰在许多问题上差异显著。
毛泽东的认识境界作为一种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认识学说有许多独有的特点：第一，与中国传统哲学相比，它克服了由于主客不分而阙失主体性的缺陷，因为它继承和发展了属于西方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第二，与西方传统哲学相比，毛泽东的认识论在知、情、意的统一上更具特色，是思与诗的结合，是一种认识境界，因为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一思想强调人与世界的融合，强调人生和生活。同时，这一思想也决定了毛泽东的认识论具有很强的渗透性，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外交、历史、文学等众多领域纵横捭阖，成就巨大，就是明证。第三，毛泽东的认识境界强调主客统一，强调思与诗的融合，这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有相似处。但毛泽东的认识境界是以实践为基础，以矛盾为动力，以预见性为特征的，既是螺旋式发展过程，又是这一过程的结果，它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并以实践为最后检验标准，这就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具生动性，也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