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思维论文,对日论文,中日论文,之忧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02年1月，我启程访问日本，正是北京最寒冷的季节。不过，一件刚刚发生的事让人心里感到更加寒冷，这就是赵薇事件。
名演员赵薇出于商业目的，穿了一件类似日本军旗图案的时装。我看过杂志上转发的赵薇穿这件衣服的照片，也许照片比较模糊，如果不是旁文注明“类似日本军旗”，我还看不出衣服的玄妙。赵薇穿衣的结果是遭到全国声讨。声讨者不管赵薇是否知情，不管她穿这套服装干什么，也不顾及她个人权利和声誉，就在媒体和网上诅咒她“是汉奸卖国贼小日本的艺妓”、“应该强奸应该挖祖坟”等等。还有人把她的头和别人的身子拼接在一起，制造出一幅赵薇的全裸图片，在网上大肆传播。事情甚至发展到有人在公众场合把她推倒在地，向她身上泼粪水的地步。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3日报道，泼粪者吴某说：得知赵薇2001年12月28日要到长沙演出，我就买了一张票，带着装满粪水的矿泉水瓶子，“我是从赵薇背后上台的，上台后一把把她推倒在地，然后泼粪。”
在全国性大批判大诅咒以及非法使用肖像、侵犯身体的压力之下，赵薇不得不向全国道歉。赵薇穿什么衣服，是她自己的权利。别人当然可以发表意见，甚至尖锐批评，促进当事人反思。但也仅此而已。像这样狂热的全国性诅咒谩骂侵犯肖像权并辅之以违法动作，就滑到了侮辱人格和名誉、侵犯公民权利的歧途，实在不能称之为健康行为。更有甚者，据北京青年报2002年4月3日报道，这个姓吴的31岁的泼粪者至今仍在蒙昧中而不自知，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妥。”
什么时候国人才能摆脱这种非理性的冲动？甘地说：“人作为动物是残暴的，而作为精神存在是非暴力的，他一旦在精神上觉醒就不能够再使用暴力。”诚哉斯言。他又说：“非暴力行为的第一个原则是不参与任何羞辱人的事情。”（注：《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4页。）
令人痛心的是，吴某泼粪之后，大量媒体起来造势，竟说吴某的行为表明他“位卑未敢忘忧国”，并发起筹资活动，为满足吴某上大学的渴望筹款。近年来，一些打着“爱国”旗号的非理性盲动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与部分媒体缺乏社会公义、不负责任的煽动密切相关。
法兰克福学派曾分析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群体心理机制，其中一条就是在“爱国主义”幌子下实施舆论暴政，泯灭人类共同价值，任意侵犯和剥夺公民权利，煽动攻击性，把敌意和虐待施加到对象身上，借以发泄心中各种积郁。上述行为有没有这方面的特点？在最近的历史中，1967年8月22日北京发生的一些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闹剧，就是类似的“爱国”冲动。此类行为，名为“爱国”，实为祸国，是对国家和民族不负责任的群氓行径。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呢？文明和野蛮的界限消失了。
面对如此狂热汹涌的民间潮流，我不禁想起一位朋友说过的话：“中日两国官员频频举杯以示友好，那都是假的。”此话不免偏激，但仍然值得深思。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就相关问题进行反思，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
1月15日下午3点，从首都机场起飞，天朗气清。两个多小时之后抵达日本上空，从机翼望下去，淡淡暮霭中，一长条山脉起伏的岛屿出现在大海里，感觉日本真小。后来这个感觉又重温了一次。
那是1月24日我结束对冲绳的访问返回日本本土。下午3点，飞机从冲绳县那霸市机场起飞，向北飞行一个多小时，飞机从日本最南端鹿儿岛进入日本本土。向下一望，是浮在大海中一长条暗紫色的山峦。再往前飞，山脚与大海之间一片狭仄的平地上许多积木似的建筑，那就是大阪了。
以中国为参照系来看，日本的确狭小；而与欧洲一些国家相比，日本就是大国了。日本面积37万多平方公里，比我国黑龙江省还小8万平方公里。日本1.2亿人口，密度大大超过我国，负担极为沉重。日本国土60%为山地，能源极度贫乏，地震台风火山海啸灾害频仍。在世界上，比日本条件好得多的地方陷入贫穷，我们见得太多了。日本非但没有沦于贫困，还能取得国内生产总值5万亿美元的成就，高踞世界第二，实事求是地说，是亚洲的骄傲。
但是，随着10年来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和中国经济迅猛崛起，就综合国力和发展趋势而言，中国将要超过日本，已是国际上普遍的预期了。
2002年2月17日出版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是一个日本少女在流泪。旁边说明文字是：“现在是北京，而不是东京。塑造亚洲的未来。”这期刊物发表特稿《日本红日，冉冉西沉》。文章说日本现在失业率是战后最高，过去日本人讥笑菲律宾、印尼、泰国出口女佣，现在失业的日本技术人员排队到中国找工作。日本的1000家大公司当中，有420家将生产基地搬到中国。日本银行坏帐达135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香港所有外汇储备。
光看这几行文字，感觉日本已经垮了。其实不然，日本的实力众所周知。2000年日本人均GDP为35567美元，居世界之首；日本拥有世界一流制造技术，科研投入也是世界第一；日本对外收支顺差世界第一，外汇储备3616亿美元，亦为世界第一。
日本《21世纪》月刊2002年3月号发表文章说，中国经济规模在2020年就可以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这话比较接近实际。
同行的翻译松井美穗小姐某天穿一件白色细长横格羊绒毛衣，非常漂亮。日本服装制作精美是有名的，我问她哪里买的，准备按图索骥买一件，回答令我吃一惊。她说：“在北京燕莎商城买的，燕莎二层羊绒毛衣种类很多。”在东京银座最有名的三越百货商场，许多羊绒毛衣和服装都来自中国进口。东京人开玩笑说，这里也像美国一样，到处都是中国造。也许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小小写照。今年中日两国年贸易额已接近100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产品正大面积覆盖日本。
松井美穗说，经济衰退对日本人生活有影响。现在大家花钱都有计划，下馆子、买时装缩手缩脚，超市地下一层的半成品食品大受欢迎。
又一位朋友告诉我，以前日本有一个神话，房产总会上升，买房子就会保值升值。现在不行了。房产价格跌了下来，对日本人的信心打击很大。
由于长期经济衰退，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崛起怀着莫名的恐惧。
1月16日下午，细雨如丝，我到东京神保町书店一条街游览，最有兴趣的是内山书店。这个书店在中国读书界颇有名气。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内山书店与鲁迅的交往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一段佳话。最近，中国再版了内山完造先生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著作《中国人的生活》。东京内山书店还保持这一传统，专门销售关于中国的书。有从大陆、香港、台湾进口的中国古代及近现代名著如《诗经》、《红楼梦》、《鲁迅选集》、《燕山夜话》等，有时下一些中国作者写的书，也有日本人及他国作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我和凌志军合著的《交锋》由日本中央公论新社翻译出版之后也在这里销售，每本定价3600日元还要加税，着实不菲。内山书店不大，营业面积约20多平方米，书架排得密密麻麻，间距仅容一人站立。
赴日之前就听说日本出版了不少谈论中国威胁的书。走进内山书店，果然在书架上看到宫崎正弘著的《人民币VS日元——中国经济的威胁》，国分良成著的《中国全球化摇动世界》，中岛岭雄著的《中国是威胁吗——日中友好是幻想》，天儿慧著的《中国是威胁吗？》以及《中国的威压和日本的卑屈》、《中国加入WTO对周边国家的冲击》等著作。后两本我忘了作者名字。略略翻翻书里的章节目录，觉得有些夸张。不禁想起有人说日本民族的特点之一就是过于敏感，这既是促进创新的动力之一，有时也造成不必要的紧张。
《朝日新闻》的同行对我说：“10年来，日本经济萧条，相反中国一直在高速发展。过去日本与中国打交道有优越感，现在不是那样了。中国发展太快，日本人不存在优越感了。”
还有一位日本友人告诉我：“与13亿人口的国家做邻居，压力大极了。好像自己家有一个儿子而邻居家有13个儿子，有点害怕。”
近代以来，日本始终走在中国前面，只有美国始终领先于日本。因此日本人对美国一直很佩服，而看不起中国。但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中国将要全面超过日本的前景，日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这一点并不奇怪。
三
但在国内却有相反舆论。回到北京之后的2月13日，我在某网站读到一篇署名高兴兴的文章，说日本已具备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首先要打击中国。
该文说日本能够在一个月内生产出各种核武器，一年内可生产2万枚中程导弹，40万到60万辆先进坦克及20万架飞机。日本生产的FSX战机性能超过美国F-15和F-16三倍。日本的侦察卫星具全天候侦察能力，能在夜间拍摄跟踪小于1米的目标。经过动员，日军可达500万人，10天之内横扫东亚和南亚。
这种评估不免过于夸张。世界上不少国家研究日本军事力量，没有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作者描述细节如此确切，不知根据是什么。
事情并不像高兴兴说的这样简单。近年来我国出版的许多日本研究著作都肯定了日本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民主和法治的体制，政府决策受到多方监督与掣肘。某些人想像中“军部”为所欲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我在日本曾拜访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男。他说：日共的任务之一就是揭露执政党。他告诉我，近来日共影响扩大，国会中已有40多名日共议员，日共已在全国105个行政区执政。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日本政治今天虽然存在腐败等种种问题，但各种力量互相制约则是现实。众所周知，自民党内部存在着观点对立的派系，斗争激烈；自民党外部的制约力量，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社民党（前社会党），以及力量大得多的民主党（大约有160位国会议员）等各党派。民主党政调会长、日本众议院安全保障委员会主席冈田克也对我说：民主党的目标就是要把执政的自民党拉下来。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10天之内横扫东亚及东南亚”云云，只是想像而已。更何况，当前国际情势与二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强大的中国是任何人都不敢对它轻举妄动的。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在《南方周末》报2002年3月28日发表文章说，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选择军国主义道路，结果血本无归。二战之后日本放弃武力方式，以协作求生存，结果繁荣昌盛，不用进行领土扩张也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对此，日本主流社会是深有体会的。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口控制已经变为现实。人口无限增长与生存空间有限这一困扰日本千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当今时代，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协作精神正在占据世界主导地位，防止武力冲突根本出路也在于建立和健全协作体系。从历史来看，要让一个战败国永远不能恢复到正常国家状态是不可能的。面对日本未来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趋势，我们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这才是与时俱进的新思维。
更为离谱的是，高兴兴的文章竟说日本国民都是好战分子。“日本民众是铸就日本右翼势力的肥沃土壤”，普遍渴求“军事强国”。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我在日本拜访各界人士，提到战争，大家都很厌恶。东京银座和新宿灯火如海，应有尽有，比纽约曼哈顿还要繁华，一对对青年男女衣着光鲜，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中，他们怎能企盼战火？我在日本农村看到农民开着丰田小轿车，沿着柏油马路开到田边，停车之后打开后备厢，穿好胶靴下田，过一会儿回来把胶靴放到后备厢开车回家。乡村中放眼尽是现代化建筑，购物中心、俱乐部、咖啡馆应有尽有，一家一栋别墅式建筑，可以停车，日子过得比东京市民还舒服，有什么理由到战场送死？高兴兴根据自造的奇怪逻辑，批判中国政府所说的“日本人民也是二战受害者”的观点，嘲讽中国政府的话是“自欺欺人之谈”，还耸人听闻地说：“日本普通民众利用观光旅游来中国搜集情报”。逻辑发展至此，作者露出战争歇斯底里。他提出中国现在就应该做好“打击敌对国民众”的准备。这些意见显系不负责任的煽动。
2002年2月9日，江泽民在会见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时说：“我认为中日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友好可以促进繁荣，对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有利。”
这是明智而且高瞻远瞩的见解。
目前中国最需要什么？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什么地方？这是不能不加以辩明的大问题。24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面临的问题也是堆积如山，而且非常棘手。如缺乏法治、腐败日甚、金融坏帐、贫富差距、农村困境、市场分割、环境恶化等等。更为根本而又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则是全国各界殷殷企盼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建设。
就目前中国实力和内外环境来看，上世纪早期那种“亡国亡种”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中国面临的挑战更多来自国内。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中国领导人焕发极大的智慧，付出极大的精力。
因此，中国的战略仍然应该是韬光养晦，稳定发展，重点在于突破国内的瓶颈。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是在未来三、五十年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近些年来实施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即使将来中国更加强大，也面临着怎样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课题，只能更加巧妙地把握国际平衡，决不能率性胡来。
站得高一点来看，在未来历史时期可能中日关系存在多种选择。一是日本加深与美国结盟，提防对付中国；二是不即不离，互相猜疑，暗施冷箭；三是中日合作，共同促进两国及东亚、东南亚的繁荣。第二种状态其实是一种过渡，不是滑到第一条路，就是进到第三条路。究竟何者对中国更为有利，是不言而喻的。江泽民提出中日友好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可谓切中历史机枢。
有鉴于此，高兴兴先生鼓动中日开战，决不是中华民族的福音。
还要看到，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亦流布四方。亚洲不少国家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的举动，并准备了不同的应对方案。世界经济论坛负责亚洲事务的董事里希特在中国《财经》杂志2002年第21期撰文说：“中国的崛起在很多方面都给东南亚国家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些国家担心中国会像黑洞一样吸走外国投资；中国产品将会席卷东南亚，使各国产业出现“空心化”。《参考消息》2002年11月3日报道说，针对日本一些人欲修改宪法的动向，新加坡国防与战略研究所某研究员指出：“东南亚不像中国那样抵触日本的军事力量，倒是对中国抱有怀疑。为了牵制中国，希望能对日本表示鼓励，从地区安全出发，日本修改宪法是必要的。”印度尼西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表示：“我认为日本即使修改宪法，也不会成为军事大国。”泰国政府人士则强调说：“欢迎日本自卫队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大力推动中日友好，不赞成朝鲜发展核武，搁置南海争议，积极促进10+3（中、日、韩与东盟10国）沟通交流，致力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1)，启动湄公河流域开发计划，使东盟国家也能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好处，这些举措缓解了亚洲国家的紧张情绪，使“中国威胁论”不攻自破。2002年11月初，朱镕基总理访问柬埔寨时全部豁免了柬埔寨欠中国三亿美元的债务，并准备部分或全部放弃对越南、缅甸等亚洲6国的债权，更受到东南亚国家好评。中国与东盟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启动之后，日本和印度不甘落后急起直追，相继与东盟谈判建立自由贸易区。在此基础上，朱镕基在2002年11月4日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适时启动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的研究，受到日本、韩国有识之士的欢迎。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呼唤“亚洲新时代”，即在尊重各国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首先是东亚和东南亚逐步实现经济一体化，然后再向前迈进。朱镕基的提议，揭开了“亚洲新时代”的序幕，堪称大手笔。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应有如此风度、襟怀与前瞻性眼光。
其实，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次数比亚洲国家更多，彼此宿怨也比亚洲更深。从1814年到二战巴黎沦陷，光法国首都就六次领略了德国铁蹄的滋味。近的如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掀起，并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今天，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的探索已经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不但启用了欧元，而且正在制定欧盟国家统一宪法。这是人类创造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人类迈向大同的最大胆的尝试。法国学者多甘在民意调查的基础上，生动地描述了西欧各国由传统的民族主义向一体化过渡的心态。他说：很多西欧人具有很节制的民族自尊，并不绝对信任自己的军队，但却信任邻国，并且对一体化越来越持积极态度。（注：《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152-153页。）写过《大同书》的康有为地下有知，也该含笑了。我们亚洲人的小农观念要保持到什么时候？
毫无疑问，如果高兴兴一类的声音放大起来，其后果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使中国陷入孤立的境地。
四
高兴兴的文章不是个别现象。
有些网站一年发表上万条评论，凡涉及日本均是痛骂“东洋鬼子”、“倭寇”、“小日本”，没有一条讲日本现在有什么好的地方。这里固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未免情绪化，而且缺乏向前看的态度。其实，战胜国对于战败国采取宽大为怀的态度，能够创造更为和解的环境，也比采取苛刻的态度对自己更安全。
2002年夏天，南北媒体围绕著名演员姜文在东京参观靖国神社一事大肆炒作，制造风波。一些媒体痛骂姜文是“卖国贼”、“汉奸”，摆出了与姜文“不共戴天”的架势。有的媒体还引用著名画家陈逸飞等人的话指斥姜文堕落，迫使一些名人出面澄清。《北京青年报》7月1日刊出整版文章，题为《情绪化的爱国主义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对此进行报道。陈逸飞回忆了就此事与记者接触的经过之后说：姜文参观靖国神社是艺术家深入生活，与参拜靖国神社是两回事。导演贾樟柯说：我当时说如果姜文去靖国神社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集会，就不应该了，如果是导演工作需要的个人行为，那无可非议，结果文章发表出来，我的意思完全走了样。导演陆川说，一家媒体的报道中关于他的表态完全失实。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姜文去靖国神社，是出于创作目的，完全可以理解。参观和参拜，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混淆。结果报道出来就不是这样，“我感到这样置人于死地太过分了，把姜文塑造成一个汉奸和卖国贼，这样的努力能否成功，我感到怀疑，这样人为制造新闻的方式让人感到悚然。”作家阿城说：“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要求我们了解更多国际通行的常识。去没去过靖国神社并不重要，因为它在日本是一个公共场所，关键要看一个人以什么样的身份去。有些政治人物出于某种目的去那里做出政治姿态，说一些话，那才是参拜，这是一个常识。如果有这种常识，就不会闹出‘姜文去过靖国神社’的笑话。”
还是2002年夏，深圳有一家酒吧在门口挂出“日本人不得入内”的招牌，拒绝日本人前来消费。该酒吧经理说，这是为了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等行为。
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以德报怨”。国人过去受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欺凌，心里是什么滋味？难道我们今天强大了，就要用同样手段对付别人？再说，我们历来不提倡把政治与经济混为一谈。修改教科书是日本极少数人所为，怎能让普通日本消费者代为受过？
类似现象，都是民族主义的崛起在对外关系中的反映。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2002年10月11日《湘声报》发表文章说：“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有的大学是一片欢呼声：炸得好！我觉得，这种人格非常不健全，价值判断失衡了，为最丑陋的东西叫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在同一期《湘声报》上说：“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很多人把狭隘民族主义混同于爱国主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长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怀狭窄，缺乏博大而悲悯的心灵。杂文家鄢烈山说，那些煽动情绪化的“爱国者”，其实是爱国贼，实为一语中的。
上世纪90年代崛起的民族主义，有两个突出的负面因素。
一是自大。宣传改革开放的成就鼓舞国民士气是必要的，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升虚火、发高烧。我们在历史上常常犯这个毛病。近年来一位著名学者的话到处被引用：“到了今天，这个文明（指西方文明）已呈强弩之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更有许多人干脆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些话，有如《中国可以说不》一书预言美国将在2010年崩溃，而“世界一切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这些说法本身就反映了愚昧和落后——未经充分论证就武断地做出结论。这种无知妄说还被某些人打扮为“爱国主义”，足见思想的混乱。
二是排外。最近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专门写了“光荣孤立论”一节。该书作者认为西方是高度一致的，中国无法利用其间的矛盾，因此应该建立独立自主的封闭经济体系，自己与自己（不同地区）做贸易。该书甚至编造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从人种上灭绝中国人，为此正在研制基因武器，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打压之下，中国逃脱不了亡国灭种的命运。《碰撞》一书指责全球化是美国的恶毒阴谋，美国企图通过全球化达到奴役各国的目的。该书作者认为，中国国内有些人提出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不过是少数人挟持多数人的意识形态而已。作者还说，中国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困境，并非由于体制和经营方面存在问题，而是引进外资造成的恶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作者提出，全球化是美国发动的“软战争”。“软战争”的结果足以摧毁中国，使中国陷入瘫痪状态，落入西方控制之中。
这些小农思想家的片面不实之词，颇赢得了一些喝采。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强盛的中国已非昔日可比，殊不料，义和团却再度还魂，上演了一出又一出锁国闹剧，令人痛心。对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回忆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时说，在谈判中，对中国代表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国谈判对手，而是来自国内骂他们是汉奸、卖国贼的舆论。
民族主义狂热，与某些媒介不负责任煽风点火有很大关系。一些媒介为了商业利益，迎合情绪化的低俗市场要求，堕落到良知与是非的底线之下，不辨菽麦，一哄而起，热炒“猛料”，吸引眼球，导致虚火高烧，恶化了舆论环境。一些媒介在赵薇及姜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就是鲜明例证。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曾指出现代媒介的功能退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消费主义取代了批判意识”。教训启发我们，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众形成良性互动，努力维系民主与法治。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飚升，也给中日关系蒙上了阴影。赵薇、姜文等事件的发生，难道不是警示么？
五
再看日本。
日本内阁总理府的下属机构有一项连续多年的民意调查，主题是“对中国的亲近感”。从1978年至今，每年随机向2000多个不同年龄的日本人进行问卷调查。20多年的调查结果，以1980年最好，在调查对象中，对中国有亲近感的占78.6%。1989年一下子下跌到51.6%，此后到2000年下滑到48.8%。
为何如此？回答是日本国民对一些中国人的行为印象不好。比如偷渡者非常多。举一个例子，今年10月25日，南京市检察院起诉了一起偷渡案。以福建莆田人陈文树为首的团伙，在两年多时间里动用9艘远洋轮，在国内10个沿海城市的19个港口与日本之间对开，疯狂组织偷渡730人。目前仅东京一地，就有10万中国人是偷渡者。偷渡者在日本组织黑社会，偷盗、抢劫、凶杀，制造和使用伪钞，大规模组织中国妇女卖淫。在东京新宿，中国黑社会与日本黑社会抢夺地盘甚至占了上风。香港《太阳报》2002年3月7日说：“华人在日犯案数量飚升”。日本电视报道说，2001年每天有25个中国人因犯罪被日本警方拘捕。除此之外如地铁逃票、垃圾不分类、任意侵占公共用地、随手丢弃东西、吐痰等等，也令日本普通民众反感。一些日本人告诫说：“中国人来了，赶快搬走！”我在大阪访问时，市政府官员对我说，不知为什么，每个月都有100个左右的中国姑娘嫁给第二次或第三次结婚的日本人，不久之后又破裂，在大阪留下来不回去了。
这些问题，香港媒介及相关国家媒介都有报道，我们也不必讳疾忌医。敢于正视自身的弱点，才是有自信心的民族。
当然，日本某些民族主义者利用经济衰退引起的不满，煽动日本民族主义情绪，企图开倒车的言行也应引起两国人民的警惕。
这方面的代表之一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我路过繁华的新宿，看到高高耸立在那里的东京市政府办公大厦，就不由得想起他的言论。石原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3月号上的文章《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具有一定代表性。他在文章开头引用英国作家威尔兹在1933年出版的《未来世界》为自己打气。威尔兹在这本书中预言，到21世纪中期，世界将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统一。石原说：“英国作家无疑是把100年后的世界托付给了日本。”这未免过分狂妄。石原对日本现实境况十分不满，他认为日本有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或是被中国吞掉。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日本如何同以亚洲为舞台进行角逐的两个霸权国家美国和中国对峙呢？”他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同“前门虎”美国对峙并遏制住“后门狼”中国，日本经济才有可能复苏。他说，为了同中国对抗，除了建立日元圈之外，日本应该把先进技术同亚洲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当然，这里的“其他国家”不包括中国。这样，日本就能在通信、金融、运输等方面发挥中枢机能，成为“亚洲网络的指挥塔”。当然，石原的狂想并不是日本的主流，但希望日本国民对此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石原的主张，只能给日本造成危害。
我在东京与一些日本知识分子座谈时，有一位先生说：“中华思想是妨碍日中友好的因素。”我问他所说的中华思想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把自己看作中央王国，而把别的国家看作是夷狄。”我回答说，过去，古老的中国曾经有这种看法，但现在不是这样。几十年来，中国一直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这位先生还说，中国强大了，就骑在日本头上，对日本指手划脚。我说，两国间有一些磨擦，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解决。日本不是和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磨擦吗？中国人并没有想骑在日本头上的愿望，这是一些日本人的过敏和误解。
除了上述刺耳的声音之外，我在日本一路感受下来，觉得促进两国友好的呼声还是大局。就我个人接触所及，不论是自民党代理干事长町村信孝、社会民主党副主席东门美津子、民主党政调会长冈田克也、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山口富男，还是早稻田大学、立教大学以及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的一些学者，对中日友好都有正面的认识。他们都希望向前推进中日关系，加强双方合作与了解。比如町村信孝先生说，两国国民互相有些意见，今后要多做工作，特别是对年轻人要加以引导。东门美津子表示社民党一直对中国有亲近感。冈田克也先生推动他的故乡三重县与中国河南省结成友好互助关系，并给了河南罗山县一个希望小学500万日元捐款。山口富男对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中关于吸收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内容表示了支持。这表明，江泽民关于“中日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坚持中日友好”的论断，是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强调创新。我认为，在对日关系方面也应如此。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实为当前切要。
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香港《亚洲周刊》11月4日发表文章《大乐观的中国需大改革》。文章说：“将来历史学家会把2002年定为攸关中国转变的关键年。这一年里发生的大事，显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里的温和国家。”这种转变是成熟的标志，说明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已经吸取上世纪60年代冒进的教训。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国的芦沟桥和沈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另外，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长期以来，我们对此介绍不够，现在应有正确的评价。
另外，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比如，日本向海外派出军队参加维和行动，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
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新的角力场是经济体系和市场。亚洲的枢纽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都应反思自己的民族主义，克服狭隘观念，争取向一体化迈进。就中国而言，促进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日实施，推动中日韩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是应尽的责任。这也是亚洲人心所向，潮流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