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动性论文,公民论文,政治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强调，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社会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主要内容。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张力是政府治理的“晴雨表”，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着力是推进政府治理创新的“加速器”。因此，深入研究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对于提升政府治理创新能力、提高公民政治参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机理分析 政府治理是政府行政系统作为治理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观能动性，两者相互影响、相互共生，共同作用于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 (一)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的内在关系 政府治理创新是政府作为治理社会的主体，根据行政环境、行政任务的变化，运用组织、领导、沟通、协调、决策、控制、监督等多种行政手段，通过调整政府政策、政府法规、行政职能、行政方式、行政作风、行政体制等，对社会共同事务进行管理创新的总称。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是公民作为参与政治行为的主体，积极主动地将自身内在的政治理念外化为参与行为，以有序的方式与政府互动，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观能动性。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两者相互作用于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治理创新的目的是建构公民共享公共利益的新方法、新模式、新平台，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本质是“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政府治理创新是调动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制度保障、效能保障、信心保障，离开政府治理创新，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主体的动力、信心、潜能就会受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关乎政府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缺少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政府治理创新缺少实用性、科学性和民主性。 (二)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变革 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提高是公民在参与政治活动中运用其参与权，与外界价值利益不断交互的实现过程。公民的政治理念、利益诉求、参与方式推动政府不断根据民意、民生、民情做出适时治理模式、方法、手段创新。价值评价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评定，政治参与能动性是公民内在价值判断的外在表现。公民对政府的价值评价关乎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根据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需要，把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把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推动政府治理创新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为公民有效行使政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外部保障，这些极大地促进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提高。公民主动的、积极的、有效的政治参与介入到政府治理过程中，客观上推动了政府治理创新和变革。 (三)政府治理创新下的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政府治理创新就是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基础上，激活、调动公民参与政治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政府治理创新首先要保障好公民的权利，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平台、物质条件和稳定环境；要解决好公民的问题，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动性。其次，政府治理创新不是鼓励公民被动的、无序的、无效的乱参政，只有主动的、有序的、有效的公民参与政治，才能真实的反应社会公众的意愿，成为政府创新的助力和推力。在此意义上，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同时，更提倡公民政治参与的法治性、规范性、有效性。公民参与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参与实践的锻炼、参与知识的学习、参与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提高其自身的法治意识、文明意识、参政水平，从而以更加积极的、规范的、高水平的面貌投入到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形成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合作双赢的局面。 二、政府治理创新中发挥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困境 政府治理创新中发挥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瓶颈性”问题是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认同存在矛盾，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利益分化难协调，政府治理创新中公民诉求沟通不畅。 (一)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认同的矛盾 公民的政治认同是政府合法性的前提，政府治理创新是提升公民政治认同的重要途径。我国公民政治参与已初具现代性特征，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认同总体一致但局部存在矛盾。这些矛盾主要集中在公民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对公职人员的评价、对政府的信任度等方面。究其原因，首先，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理念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在矛盾限制了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传统的政治文化的等级观念、顺从观念与官本位思想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平等、正义理念相违背，一定程度上影响公民对政治参与看法，弱化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其次，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但使政府工作人员的形象受到损害，而且极大地挫伤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信心。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弱，不仅使公民对政府治理创新持“无所谓”的态度，也无形中纵容某些政府部门和官员毫无顾忌地滥用权力、追逐私利的行为。 (二)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利益分化难协调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公民之间个体的差异导致公民利益的差异，阶层利益分化不可避免，我国利益格局逐渐由一元化走向多元化。公民政治参与是希望改变或者影响政府决策，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或者使自己成为利益获得者。因此，公民在利益分化过程中对各自不同社会利益自我认识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不同的利益团体，在群体认同感得到加强的同时，以追求利益最大化。新兴阶层为更好地维护、实现自己的利益，往往要求参与政策过程，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希望政府决策有利于自身，政治参与的自我认同和利益要求使这部分人大多采取理性、渠道化的参政手段；而在利益分化调整中利益受损或处于失利地位的个人、利益团体，则希望通过政治参与，使其利益要求涉入到政策系统中，以此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这部分人中的对政府信任度高的群体会采取理性的、渠道化的参政手段，但是对政府决策强烈不满、信任度低的群体则可能采取非理性的参政方式。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分化要求政府决策必须能够满足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这对政府决策的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完善法制建设、公民参政组织化建设、政治参与平衡性等政府治理创新方面是现实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政府治理创新中公民诉求沟通的问题 政府治理创新的过程，也是政府和公民不断沟通互动的过程。公民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府之间信息传递、有效沟通的基本途径，建构政府和公民之间有效的沟通机制具有重要意义。畅通的制度化诉求沟通渠道是政府获取信息、感知民意的桥梁，一旦制度化沟通渠道不畅通，部分失去理性的公民就会寻找非制度化沟通渠道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不但提高了沟通的政治成本而且为政府治理创新埋下了隐患。当代中国两极分化严重，社会利益诉求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政府资源、能力有限，有时不免信息失灵，政府治理鞭长莫及，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腐败滋生，许多领域必须通过公民积极参与，运用他们的社会资源、公民权利弥补和支持。 三、我国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治道变革 梳理我国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治道变革是破解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的历时态考察，对进一步探赜政府治理创新中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对策具有重要历史借鉴作用。 (一)转型中的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正经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和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相应的，政府治理模式正在经历一场从传统人治治道向现代法治治道的创新、变革过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以行政命令手段为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以政府计划作为资源配置主要手段，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曾经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同时政府承担了大部分公民的利益分配，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意识缺少自主性，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被动化、机械化、程式化，形成公民对政府和国家的全面依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所有制结构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分配方式演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极大地打破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公民政治参与的自主意识开始复苏，政治参与能动性极大地被激发，公民权利观念逐渐形成，在政治生活中需要更多、更大的选择自由，对政府治理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如今改革进入攻坚期，政府治理创新不但要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明确政府的职能范围，提高政府运行机制，而且要进一步优化政府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建立一个与当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相适应的协调型、法治型、透明型、高效性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二)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模式转变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社会阶层结构消解、调整、分化，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也随之转变，政府治理必须创新手段与之相适应。第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进程不断推进，传统的行政治国被依法治国所取代，政府治理模式实现从人治治理到法治治理的转变，公民政治参与模式从“革命型政治参与”转变为“动员型政治参与”。一方面，公民逐渐对过去的“非法”或者“违法”参与以及公民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依法治国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准则和可操作性的基本路径。依法行政得到广大公民的高度认可，公民政治参与逐渐走向理性、合法性，公民的民主观念、主体意识逐渐复苏。第二，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党和政府积极拓宽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不断创新公民政治参与的模式，催生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模式向“建设型政治参与”的转折。大多数公民在政治参与中把建设、合作、秩序作为自己遵循的行为准则，以合法方式、和平手段、合法渠道进行政治参与，通过影响政府决策、资源调整、财富分配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组织化、常态化。第三，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以公民自身需要和利益为出发点，自觉、主动的以某种形式参与政府治理创新过程的自主型政治参与逐渐兴起。自主型政治参与的公民政治人格更加独立、政治参与行为更加理性、政治参与目的更加明确、政治参与能力明显提高。这不但促使政府决策更多地以民意为基础，而且减少了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因公共权利运用不当而对公民权益造成伤害。 (三)公民政治参与是政府治理创新的必然趋势 政府治理创新关系到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公民政治参与是政府治理创新的基石。公民政治参与既是政治民主化的应然之义，又是政府治理自我革新的必然趋势。公民政治参与政府治理创新，需要党和政府积极的政策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第一，从政府合法性角度讲，让公民参与到政府治理创新中来，保障公民知情权、改进政府服务质量、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在实践中推进治理创新，能够有效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第二，从政府决策角度讲，单从政府角度决定创新，政府决策缺少民意和科学性，只有通过公民政治参与，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多方论证，才能制定出符合民情、国情的政府治理的最优方案。第三，从政策落实角度讲，公民政治参与提高政府治理创新决策执行的效力，只有公民参与创新，增进共识、形成合力，才能使政府治理创新取得最佳效果。 四、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思考及对策 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是推进政府治理创新的重要抓手，为此，必须重视影响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新因素，挖掘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出现的新问题，以提升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氛围为外部环境，以打造双向互动、协同配合的政府平台为桥梁，以提升政府有效治理能力为内生实力，在政府治理创新中全面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 (一)影响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新因素 第一，互联网的出现，为公民参与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手段，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便于公民表达政治观点，但是网络参政的虚拟性、差异性、即时性也容易导致公民政治参与无序化和对政府治理创新认同的危机。互联网已经渗透政治选举过程、政治决策程序、政治文化形成、政府治理创新等诸方面，在以往的政府活动规则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变化的可能性。第二，两极分化引发的连锁反应深层次地影响着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发挥。市场经济提倡以能力本位为导向，公平竞争为原则，它打破了传统的人情、伦理和关系网，极大地调动了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多样、多元并存的社会发展的合力，同时由于新生事物个体、利益、成长的差异性也出现了新的不公平、不稳定，削弱了社会统一性、向心力、凝聚力。第三，政治文化是一种无形力量，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发生深刻的影响。政治文化对政府体系运行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稳定具有巨大的支持和辐射功能。我国的以马列为主导的政治文化能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引导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与政府治理创新处于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政治过程中。非主导型政治文化中的皇权至上、等级观念、宗法观念，落后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崇拜、狭隘顺从、等级依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他们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推行的一切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危机政治合法性、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创新受阻的根源。 (二)政府治理创新与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出现的新问题 第一，“围观式”参与突出。当前我国公民很关心政治动向，但是政治参与能动性不高，对政府治理创新活动的心理卷入程度较低，仅仅限于关注、关心，未曾试图或者实际付诸行动，甚至产生畏惧、逃避心理，有“敬而远之”的想法和心态。第二，网络参政常态化。公民以网络为媒介，通过网络发布政治信息、参加网上投票选举、网上利益表达、政治评论、民主讨论、民意调查、信访等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府治理创新过程。网络舆论导向，无形中起到了“天气预报”的作用，影响着政府政治创新中政府思考和政府决策。第三，政治效能感低。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影响政治活动的能力的信念或信心。中国公民政治效能感不高，特别是外在政治效能感偏低，他们对政治参与行为不是非常积极，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感也非常有限。外在表现为漠视或者主动放弃基本投票、选举的权利，内在主观认定为自己的政治参与行为改变不了官方已定的安排，还不如把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实际生活中去，冷漠是对政治不满的无声抗议。 (三)政府治理创新下提升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的对策 第一，提升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氛围。公民网络参政已成为未来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向，既要积极运用网络、手机app、微信等现代新媒体，又不能忽视电视、期刊、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作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以法治化为导向，以政府治理创新为手段，以多元利益主体的利益均衡为目的，构建一个政府控制、公民自净、政府和公民共治的良好政治文化氛围。第二，打造双向互动、协同配合的政府平台。信息掌握的多寡是政府软实力、竞争力的重要标志，能否用好网络平台决定政府掌握民论、民情、民心水平。着力打造具有双向互动功能、公民协同配合政府治理创新的政府网站平台已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政府要制定立法规划，完善政府网站双向互动功能，既要提升采集信息、处理政务、利用政府网络平台的能力，又要及时公开政务、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反馈应答，做好公民诉求和政府互动的网络桥梁工作；另一方面，公民要利用网络参政契机，协助政府完善政府网络平台建设，积极配合政府治理创新落实工作。第三，提升政府有效治理能力。必须构建一个政府为主导，社会组织为辅助，公民参与治理为助力的多元化治理创新机制，完善政府治理的政策落实，提升政府治理落实政策有效性。不同区域之间的政府机构，同一地区的不同政府内部机构要建立联动机制和集成机制，提升政府执政能力，保证政府治理创新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有效成果。 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内嵌于公民政治参与行为中，耦合于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充分发挥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无论是对政府治理创新还是对公民未来进一步参与政治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国在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公民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极大地增强了公民政治参与能动性，激发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同时政府决策应该更多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标签：政治参与论文; 能动性论文; 政府治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