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为认识论之重构不可或缺的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识论论文,维度论文,不可或缺论文,重构论文,性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3)03-0069-04
认识论是人们对认识的认识，是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也就是说，认识论并不是为了 获得某种具体的知识，而是对已有认识的彻底的反思性思考。这样的一种思考当然不是 平白无故的，而是缘起于对知识的怀疑。这种怀疑不是特殊地对某一知识的怀疑，而是 一般地怀疑人类获得确定性知识的可能性。由于有了这种怀疑，对于人类知识的确定性 的考察、辩护才有必要，从而导致认识论对于人类认识能力的辩护或限定。可见，认识 论的必要性在于怀疑论的存在。真正的认识论问题，几乎都是由怀疑论提出来的，是怀 疑论通过对认识本身的反思，提出了主体状态对认识有什么影响，影响到了什么程度， 人类是否拥有获取知识的能力等。在怀疑论看来，知识是不可能不受人的影响，每个人 的感知觉又都是不同的，因而不存在对每个人都普遍有效的客观性知识。这就决定了论 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客观性就成为了认识论的根本任务。这必然导致把“心灵”或“ 自我”视为哲学研究的主题。有了“心灵”或“自我”的观念，便有了心灵和外部世界 、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认识论的兴起便具备了基本的前提。从根本上来说，由于传 统认识论没有从生活实践的立场来理解和说明认识，因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客观性问 题就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心灵和外部世界、知识和对象也就只能处于一种分裂的困 境之中。20世纪西方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不再考虑心灵怎样或是否可能真正认识 外部世界的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预先假定，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获得了知识，并且在任 何情况下能去认识这个世界。”[1]这样一来，怀疑论的问题就被放在了一边，它不是 得到了解决，而是被认为是一种错误的提问题的方式所导致。既然怀疑论和传统认识论 得以成立的前提——主体与客体或心灵与外部世界的对立——被抛弃了，那么，所有关 于这一对立以及解决对立的各种理论也就被认为是“形而上学”的假问题而遭到了抛弃 。分析哲学所看重的只是语言陈述的意义问题，许多认识论命题只是由于语言的误用而 产生的一些没有意义的陈述，并不值得认真对待。然而，就在分析哲学取得对传统认识 论困境的“克服”之时，它自身也受到了来自内部的攻击。分析哲学虽然否定了主客体 对立的前提，却保留了康德哲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区分。这一区分即是所谓分析命题和经 验命题的区分。前者的真假纯是逻辑的，而后者的真假则依赖于经验内容。正是这一区 分受到了分析哲学家奎因的攻击，并被指责为“经验主义的教条”，应该被抛弃。分析 哲学在不断受到批判的情况下转向了实用主义。当分析哲学转向实用主义的时候，便与 它原先的面目大不相同了。转向实用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知识的相对化，走向相 对主义，即实用主义放弃了对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客观性的追求。其它西方哲学(欧陆 哲学)的发展虽然和分析哲学有着明显有别的进路，但最后走向德里达、福柯后现代主 义的后果是一致的。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认识论所追求的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客观性给 予了全面的解构和摧毁。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根本不存在传统认识论(主体性哲学)为了 能对普遍必然性、客观性进行奠基和辩护所设定的本质和现象、基础和表现物、自我和 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传统认识论所坚持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都是 一些方便的假设。没有所谓的存在于万物之中作为其本质的可以获得普遍的认可的和接 受的第一原理。因此，人们不可能发现永恒不变和客观有效的知识。这样一来，分析哲 学和其它西方哲学(欧陆哲学)固然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但传统认识论存在的合法性也更 成问题了。如何看待这些问题?重构认识论的理论立场和维度是什么?就成为了深化认识 论研究之前必须予以说明的问题。
传统认识论陷入困境，那么，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后现代主义是重构认识论的出 路吗?答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否定的。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认识 论的否定，首先是对于作为认识论之前提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否定。否定了这一对立之 后，思想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自然便成为一个无意义的假问题，所谓知识的客观性问 题在实质上也就无意义了。既然客观性已经无意义了，那么，知识也就成为不可靠的了 ，其普遍性也就无从谈起了，可传达性也就丧失了。因此，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后 现代主义对于认识论的否定又走向了认识论曾经得以建立的前提——怀疑论，尽管是另 一种形式的怀疑论。不过，我们对于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后现代主义的否定，并不 意味着我们必须又要回到传统认识论立场。正是传统认识论的困境，才最终导致了实用 主义和德里达、福柯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事实上，传统认识论的困境除了未能对认识做 生活实践的理解和说明外，还在于难以合理地解决可传达性问题。命题的意义问题，归 根到底是一个主体间可传达性问题，即公共性问题。分析哲学对于传统认识论的攻击也 首先是指向其命题的不可传达性，即无意义性的。在分析哲学看来，传统认识论的语言 像一切形而上学的语言一样，都是模糊不清的，缺乏客观上可检验性。典型的或彻底的 认识论立场往往是一种先验哲学的立场，当其援引其先验的见解去证明其观点的合理性 时，便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缺乏主体间的可传达性、可证明性，即公共性问题。这种缺乏 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其最初所要求或承诺的不容置疑性、绝对可靠性的背道而驰。这 样，传统认识论立场虽然与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后现代主义立场互相对立，但却都 在主体间的可传达性、可证明性，即公共性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殊途同归。要走出这种 困境，重构认识论，就必须采取一种既异于传统认识论又异于实用主义和德里达、福柯 后现代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应当能够合理地解决知识的客观性问题与主体间可传达性 ，即公共性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现代实践哲学认识论看来，生活认识不仅为理论认识提供了基本经验， 同时也为理论认识对自身困难的克服提供了一个基础性的参照。生活认识的显著特征就 是自明性、例行性或可重复性。只有返回到生活世界，才能找到理论认识的真正基础。 回归生活世界就是要重视认识为人的生活，知识是关于人类生活的知识。主体间性应为 认识论不可或缺之维度。既要以主体间的交往为中介，对主客体的统一进行现实的说明 ，又要看到主体间的共识是以主客体维度为背景和支撑的。这些基本观点就为我们重构 认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就可以合理地解决知识的客观性问 题与主体间可传达性，即公共性问题。
通过上述对以往认识论的初步考察，我们认识到：造成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偏颇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分地看重认识的间断性，以至于忽视了认识的连续性。认识的连续性 的一个结果就是知识所具有的可累积性，即公共性。若无此种累积性、公共性，科学与 技术的发展，从而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便是不可想象的。也就是说，公共性首先是人类 知识存在的必然条件。公共性作为人类知识存在的必然条件是由人类的有效生存和个体 生活的有限性所决定的。
在人与外部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不仅要以个人彼此间的交往 为中介，而且还要以工具系统为中介。动物和自然的关系是直接的、无中介的，是动物 的躯体同周围对象的直接的相互作用。工具系统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和自然之间 关系的性质。人类的活动成为了具有社会力量的人对对象的能动的改造关系，从而形成 了超越动物的以工具系统为中介的主客体关系。就是说，中介性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性 ，工具系统是人类活动或有效生存之必然条件或环节。工具系统包括技术化的生产工具 和语言符号化的观念。从某方面来看，技术化的生产工具也是一种符号，只不过是一种 最为基本的符号。技术化的生产工具和语言符号化的观念是同构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 以相互转换的。这样，生产活动和认识活动在本质上也便是同构的。制造和使用生产工 具又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后天的人为的生存能力。因此，人们必须通过学习、训练，才能 掌握技术化的生产工具，而学习、训练就是将技术化的生产工具的工作原理、功能描述 出来，以便使工具处于可监控状态。这种监控状态在高度熟练后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不必刻意而为的，但它至少是一种实践意识状态，即对于活动的一种自我描述状态。也 就是说，掌握知识和掌握技术是统一的过程。人们对技术化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往往是协 作的，而要协作就要了解活动的任务和过程，这就又需要对活动进行描述。可见，工具 系统是超个体的社会性力量，它不仅要能在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体之间相互交换，而且还 要能在不同世代之间传递。正是在交换和传递的过程中才使得工具系统日益专门化、多 样化、智能化和更加有效。我们通常所讲的知识就是指观念及其之间的必然关系(不一 定要绝对必然)。因此，知识也是人类活动或有效生存之必然条件或环节。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主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就要求知识必须要具有公共性的品格，否则， 既不可能被语言符号化，更不可能被技术化。当“知识”不能被语言符号化，即不具有 可传达性时，从而也就不可能具有累积性、可重复性，当然也就不可能被社会化、技术 化，只能作为个体的一种心理体验而存在。有的认识虽然可以被语言符号化，但由于不 能被技术化，因而只能被称为一种“理论成果”，还不具有现实性知识的品格。由此说 明，人类知识之所以能在个体间和世代间交流、传递、发展、应用，正是因为它具有公 共性的品格，公共性为知识之存在的必然条件。
人类个体的有限性决定了社会是人类存在的必然形式。然而，“单凭一般的社会性还 不足于使人成为人。许多动物都具有比之人类更为严密的社会组织，如我们常见的蚂蚁 、蜜蜂等，但它们远未达到人类的水准。因为这种社会性最多只能解决生物性层面的问 题，即只能克服生物性意义上的个体有限性，而不足以克服精神性层面上的个体有限性 。人之为人，还在于他的精神性之维，还在于他的智力远远高于其他物种。”[2]但人 类所具有的这种高水准的智力，在单一个体中却至多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性。人类 个体所具有的高水准智力的可能性，只有在社会文化的条件下，才会通过他的活动而成 为现实性。就个体的感知觉来说，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易变性和模糊性等缺陷，还不足 以构成有效的知识。要使个体的感知觉构成有效的知识，还须借助于超个体的作为文化 的准先验的东西来完善或补正之。作为准先验的文化的东西也就是“准先验综合陈述” [3]之类的东西。这种综合陈述并非是康德所讲的那种非历史的先天范畴，而只是基于 作为人类生活实践总体所形成的内稳态的形式化，它并不是纯粹先于人类活动的东西。 由于人类认识活动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活动样态，是在人类活动的发达阶段上才形成的 ，因而作为认识活动之前提的先验结构便是一种准先验的。所谓内稳态就是指认知结构 受到外界微观干扰时，仍能保持不变的状态，它是基于人类长期与自然耦合而历史地积 淀下来的一种结构。所谓认知结构就是指人通过操作与客体所形成的封闭的耦合系统。 人类最初的内稳态是基于人身体结构在维持生存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它们是人类积累 下来的经验中最可靠的部分，也就是那些被我们称为生活认识的常识。作为认识活动之 本质结构的“准先验综合陈述”，其实就是结构稳定的认知结构的进一步形式化、概念 化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讲的那样，“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 是，它仅仅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4]“准先验综合 陈述”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历史变化而变化，不是永恒的东西。文化是以语言符号为基 础的。也就是说，“准先验综合陈述”是包含于以语言为基础的文化条件之中。由人类 生活实践总体所决定的“准先验综合陈述”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或认识图式具有一种恒定 性、公共性。人类个体正是通过应用或借助于包含“准先验综合陈述”的语言符号，才 使自己的感知觉具有了稳定性、公共性，并提升为知识。具有真理性、客观有效性的认 识正是通过包含有“准先验经验陈述”的语言符号的承载才具有了现实的表现形式，才 使人类个体的认识得以在社会中传递、应用，并在传递、应用的过程中消除主观偏见， 克服谬误，进而完善人类的“准先验综合陈述”，即认识图式，推动人类知识的发展和 完善。这也说明了公共性是知识得以存在的必然条件。可见，公共性为知识不可或缺之 维度。
以上我们只是从整体上论证了公共性为知识不可或缺之维度。我们还可以通过对科学 认识的分析进一步证明公共性还是知识得以可能的基础或必要条件。既然认识论是人们 对认识的认识，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人类认识的条件也就是认识论的条件。在人类认 识体系中，当以科学为典范。“纵观科学史可以看到，无论科学家持有何种哲学信念， 他们在活动中共同遵循并由此保证了科学之为科学和使之获得了它所追求的客观性的， 首先是这样一个具体得多的规范：一个陈述只有原则上可以为科学家们相互理解和检验 ，它才是科学上有意义的；陈述所指向的事实只有对任何合格的观察者来说都能在标准 条件下重复出现，才是真实可靠的。自伽利略到今天，所有从事科学活动的人都自动接 受这一原则的裁决。”[5]也就是说，正是那些可以社会化的重复性经验事实才能被称 为科学事实或客观事实。它不仅是可传达的，而且是可以用公共的方法所验证的。社会 化的可重复性，这一看似简单却具有深刻的认识论意义的科学基础却长期被哲学家们所 误解或遗忘。社会化的可重复性是指某一经验不仅某观察者本人可重复，而且社会上其 它任何合格的观察者只要实现相同的条件也可以重复。它是相对于只能由某观察者本人 所重复的个人经验而言的。直到20世纪，西方哲学转向“主体间性”或“生活世界”， 才蕴含了使哲学认识论重新回到这一条件的思路。不过，它们并没有在这一条件上建起 真正的哲学认识论大厦。尽管如此，但它们所做的研究仍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一条件。如 此来看，所谓的客观事实其实是一种“公有事实”，即人们共同拥有的由生活实践所确 立的事实，而非传统哲学或“镜喻哲学”所理解的那种完全与人无关的纯客观存在。作 为一种公有事实既包含有主体的因素，也包含有客体的因素，是主客体的一种自然融合 。所谓的社会化的可重复性也就是一种公共性，即可传达性、可验证性。作为社会化的 可重复性或公共性既非绝对的普遍必然性，当然也非偶然的巧合性，而是一种以某种程 度的必然性为前提的有效性。如果把公共性等同于绝对的普遍必然性，那么就又回到了 传统认识论的立场。如果把公共性完全等同于有效性，那么就又回到了实用主义。而这 正是我们所要反对和超越的。这样，对于那些相对于常识和科学而言的泛化的知识来说 ，虽然不一定具有直接的可验证性，但一定是可传达的，可被纳入一个共同体所普遍认 可的理解-解释系统之中，即人们不仅可以听懂，还觉得有道理，否则，就不会被人们 接受为真正的知识或学问。
既然公共性不仅是人类知识存在的必然条件，即公共性为知识不可或缺之维度，而且 还是知识得以可能的基础或必然条件；因此，公共性就必然为认识论之重构不可或缺的 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