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流通理论的发展及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商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较为成熟的商贸流通理论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氛围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加深和拓宽早期重商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注：17世纪20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孟出版的将流通视为“财富源泉”的经典名著《英国来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曾致使各国政府将贸易顺差看成是对外贸易的圣经。这一“重商主义”的代表性文献启迪了经济学家的深邃思维；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大卫·李嘉图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一书中所阐述的比较优势原理，为长期驾驭商贸流通理论的国际分工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发端于“边际革命”的新古典经济学利用一般生产均衡、完全竞争、均衡价格以及以技术分析为核心内容的生产函数，改变了商贸流通理论原有的分析指向和基本架构；但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主流经济学以“假设—推理”为特征的公理化研究，逐渐使商贸流通理论不重视实际行为主体。（注：这种分析倾向明显反映在马歇尔、凯恩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等大师的著作中，他们很少提到“流通”一词，更很少对商贸流通理论进行专门的论述。这是经济学人所熟悉的。）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在阐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理论建树时，以完全竞争、供求均衡、市场出清等为基本假设，在理论上抽象掉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在现实中直接见面的过程。显然，这种舍弃生产与消费之媒介要素（流通）的分析方法，会削弱商贸流通理论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使其处于从属位置并限于“黑板教学”的层面。
严格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商贸流通的分析和研究，只是其精美理论大厦中的一个不具有显著地位的铺垫。商贸流通一旦扩大到国与国之间，由于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和供需难以自动达到均衡，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动出清的理论假设来考察其有关国际贸易的分析，就显得十分勉强了。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所留下的这一理论缺憾，国际经济学以国际贸易为研究对象，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研究了这种被部分经济学家敏锐观察的理论与实践的不一致。（注：琼·罗宾逊在《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中指出“政治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头一个问题是国际贸易”。这可以作为佐证这种理论敏感的文献依据。）在国际经济学的体系中，无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绝对比较优势”、“相对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等的分析，还是有关新贸易理论的“规模经济”、“知识外溢”和“干中学”等的解说，都试图从理论上说明商贸流通和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作用机理。（注：在阿宁德亚·森(Anindya Sen)主编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导言部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对产业组织理论之分析范围的界定，勾勒了企业、市场与商贸流通的内在关联。当然，我们在此以产业组织理论来说明经济学世界开始对商贸问题的关注，是侧重于解析主流经济学分析视野调整的考虑。其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有关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划分，就已经先于产业组织理论对商贸流通与企业、市场之间关联的关注了。）
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现实是经济学家弥补理论与实际之断裂层或间断点的原动力。新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区位理论与城市经济学、产业规制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商贸流通理论的研究范畴，从而为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商贸流通现象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思路。不过，不同经济学流派有关商贸流通的理论见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与各自的理论体系的建构有着很强的联系。本文旨在跟踪国际商贸流通理论近期进展的同时，针对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通过对商贸流通理论的概览性描述，力图梳理出不同经济学流派对商贸流通理论的将来发展有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经济学各流派中的商贸流通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从交易费用视角来拓宽商贸流通的研究范围的。该学说视市场与企业为一种制度，将交易费用作为这两种制度相互替代的内生配置。这种分析视角的逻辑延伸是通过交易费用将商贸流通与生产组织放置于统一的研究框架。显然，从限制不确定性的制度安排来分析交易费用的形成和降低，离不开对商贸流通的关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所论证的“交易”与纯粹的商贸流通在具体含义上有一定的差异，但由于交易与流通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存在同质性和交叉，因而交易费用理论在很大程度和范围内对商贸流通及其制度安排有着一般理论意义上的涵盖作用。科斯(Coase,1937,1994)以边际交易成本等价论证企业、市场和价格的关联，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运用交易费用来研究产业组织特别是反托拉斯与政策的实践，都涉及到了不同制度条件下交易成本和长期契约的形成问题，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后期发展则在契约理论方面涉及到了商贸流通问题。例如，Grossman & Hart(1986)、Hart & Moore(1990)曾在结合交易成本和产权的基础上研究过制度对商贸流通的影响。总之，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强调制度重要性的宪法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等在论证交易成本的存在时，都在论证契约的制订、执行、调整及解决争端的规则和手段等方面，以产业组织为框架为研究商贸流通问题提供了微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
以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创新而论，新兴古典经济学则为商贸流通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理论依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有关古典经济学的分工和专业化思想纳入决策和均衡模型，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了古典经济学有关商贸流通的思想。杨小凯等人(2003)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舍弃商贸流通的批评，是通过分工与专业化的论证来完成的，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商贸流通被重新纳入经济学视野，产品和劳务的交换和流通成为该理论中的重要内容。由于该理论将交换、贸易、批发和零售置于分工和专业化的范围进行讨论，并以理论规范的形式来研究商贸流通渠道及其演化，因而可以认为它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为商贸流通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依据。
商贸流通的空间集聚，催生了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分支——区位理论与城市经济学。巴顿(Button,2001)提出了对商贸流通有直接研究价值的范围经济、密度经济等概念；针对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商品流通，戴维·F·巴滕(David·F·Batten)和戴维·E·博伊斯(David·E·Boyce)建立了涉及运输和区域间商品流通之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型（彼得·尼茨坎普，2001）。经济学界的这些理论研究表明，商贸流通是与生产、城市化、交通运输乃至于农业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既定格局是理论重塑或创新的催化剂。显然，理论在创新的同时通常会引发分析范式的转变，而分析范式的转变则会诱导出新的理论。
商贸流通产业是否有必要进行政府管制，规制经济理论可谓是拓展了对商贸流通领域的传统分析范式。以管制需要论为学术背景的Pigou(1938)和Shleifer & Vishny(1998)，认为非管制会存在经常性的市场失灵，以商贸流通而言，这种失灵的范围有可能在垄断和外部性两方面得到反映，如果缺乏管制，商贸流通领域或多或少也会出现紊乱。以管制限制论为学术背景的Stigler和De Soto(1971)则认为管制是流通商贸业运行和发展的需要，设置一些进入壁垒是有必要的。撇开这些经济理论观点的正确与否，它们在管制层面上关于商贸流通有必要进行规制的分析和研究，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现代商贸流通理论。作为对政治交易成本理论的一种补充，De Soto(1990)延伸或发展了商贸流通理论，认为政府的管制行为中存在着以机会主义为特征的官僚主义，政客为争取选票的机会主义行为既有可能发生在自然垄断产业也有可能发生在商贸流通产业；Shleifer和Vishny(1993)曾对许可证及其管制问题进行过研究，他们对商贸流通领域的理论见解也有着值得进一步分析的价值。在笔者看来，将规制分析引入商贸流通领域，无疑是将该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近几年来，有关商贸流通的产业组织的研究在分析方法的改进上也有所发展，泰勒尔、鲍莫尔、斯宾塞(Tirole,Baumol,Spencer,1999)等人关于产业组织运行分析所运用的各种博弈模型，虽然着重点是分析企业之间不同行为对产业组织的影响，但这种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商贸流通产业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环境的研究，存在着借鉴的价值。众所周知，一些商贸流通专家开始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研究商贸流通中的组织结构及其功能，并且将这一研究成果运用于国际贸易问题。产业组织理论的普适性对商贸流通中机理的揭示有着较强的启迪作用。贝恩(Bain,1956)在研究产业进入的政府管制时的某些分析结论，启发了商贸流通理论对政府是否有必要对流通产业实施管制的思考；斯蒂格勒(Stigler,1968)关于在位者与进入者之间成本和信息不对称分析，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商贸流通理论将信息不对称理论运用于分析研究之中。诚然，较之于产业组织理论，现代商贸流通理论尚未形成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即有关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研究还没有构建出一个完美的理论大厦，但该理论在吸取其他经济理论关于商贸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
三、国内商贸流通理论的研究历史及其脉络分析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在商业文化上的反映，集中体现为“崇本抑末”、“重义轻利”的思想理念。（注：“崇本抑末”亦称“重农抑商”，始于春秋、基本完备于汉。这一思想的宗旨是重视农业，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而对工商业以有害的“末业”加以限制。“崇本抑末”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文化，先后经管仲、商鞅至韩非，成为一种较为完整思想体系。“义”和“利”本来是统一的，但春秋末的儒家代表孔子却把两者对立起来，战国时的孟子更提出“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参阅《孟子·粱惠王上》。西汉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孔、孟的“义利观”，认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参阅《汉书·董仲舒传》。）这种理念的核心是要求国家对商业活动采取限制政策。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经典著作《资本论》有关“流通部门只是帮助生产部门实现价值而其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的思想，一直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理论界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概括而言，那时的经济理论研究一直把流通视为政府“供给部”的纯粹消耗部门，宏观经济政策以“重生产、轻流通”为基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思想理念逐步得到了纠正，市场经济确立了“现代商贸流通必须耗费和占用一定社会劳动”的理念。1980年代初期，孙冶方等老一辈经济学家对“无流通论”进行了理论性批判，当时的理论争论聚焦于生产资料的商品属性；商品流通渠道的市场性解释、商贸流通要不要追求经济效益、“双轨制”下的市场商业理论的构建、价格改革与商贸流通的关联以及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到了1990年代，我国经济理论界的研究重点转向批发市场的体制改革，一些学者讨论了商业文化及其价值、商业贡献及其价值以及外资进入等问题。不过，迄今为止，我国经济理论界有关商贸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具体定位仍然有着不同看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使商贸流通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以所有制为核心内容的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变化，在形成流通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同时，也使商贸流通在产权民营化过程中成为比重最大的行业。从产品的经营来说，除粮食、棉花、烟草、盐以及少数实行国家定购、委托收购、国有公司专营的消费品外，绝大部分商品的流通均是通过市场来完成的；以价格的形成机制来讲，除少数重要商品由国家定价或提供指导价外，90%-95%的商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就商贸渠道和业态的变化而论，商品流通的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渠道已逐渐形成，超市、便利店、专卖店、电子商务等多种业态并存的格局基本确立。随着WTO的全面进入，我国商贸流通的投资体制及其市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国内多渠道的投融资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额的上升，使得商贸流通领域的资本、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网络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股票期货市场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已基本完成由行政干预向市场调整的转变，越来越多的运用经济手段和杠杆来调节商贸流通领域的市场需求。（注：关于我国政府在商贸流通领域的政策变化及其对这些政策变化的评论，详见刘国光：《先导产业：流通产业的转化目标（代序言）》，《中国商业理论前沿Ⅱ》第1页—第4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不言而喻，我国商贸流通领域的变化促使了经济理论界将研究视角拓宽到更为宽泛的区域，其研究热点也逐步逼近到同现实相一致的对象上来。
商贸流通环境的变化引发宏观研究视角的转变。这种转变突出表现为对商贸流通地位的研究已突破了过去仅局限于流通和生产的争论，研究中心是把商贸流通放置于整个产业运行之中，以求解决商贸流通在宏观经济领域中的学理问题（刘国光，2001；黄国雄，2001、2003；宋则，2003）。与此相对应，一些学者围绕商贸流通的宏观和微观基础的重塑问题进行了讨论，这些讨论涉及到市场的流通体制，国内外环境及其游戏规则对批发业、零售业、仓储业在体制安排和具体运营上的要求，从而对我国商贸流通的制度安排及其设计、内外贸一体化战略的构建、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具体落实到商贸流通的绩效度量和评价，另一些学者从内外环境变迁的角度对市场结构展开了解析，他们运用诸如集中度指数、产业内利润、规模分布等指标以评价商贸流通之产业组织现状的优劣（郭克沙，1993；陈秀山，1997）；并且运用综合生产要素生产率对商贸流通产业的增长贡献进行了分析（刘勇，2001）。值得说明的是，运用综合生产要素生产率来测度我国商贸流通的增长情况，表明理论界对商贸业产出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重视，而这种重视则反映了理论研究开始关注商贸流通领域制度安排创新的规则及其手段，并且将这一重视放在技术和规模水平上的分析和研究之中。
商贸流通适应改革的制度创新需要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游戏规则的各种规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商贸环境必须随之实现适应大环境变化的重塑，理论研究必须重视不同制度之间的动态平衡。基于20多年来我国商贸流通高速成长的制度创新的历史变革，我国商贸流通高速成长的制度创新有着不同于他国的机理特征，这种制度创新所伴随的商业管理创新（威廉姆森，1981）及技术创新（POS系统、EDI系统）等，会体现在商贸流通运行的各个层面。（注：商业管理创新的机理及其表现形式可参阅威廉姆森：《现代公司：起源、演进、特征》，《经济学文献》1981年第19期。）客观地说，我国学者关于制度创新的分析和研究涉及到了如何降低商贸流通中的宏观交易成本问题，中观目标中的商业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交易方式、流通模式、商业组织、零售业态、商业文化等问题；微观目标中的组织体系的有效性、高效性和适应性等问题。（注：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可参阅Peter F.Drucker,Management:Tasks,Responsibilities,Practices,and London,1977。不过，由于不同的国情，我国学者关于中国具体情况的研究反映了不同的理论倾向性，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以我国的实际来说，我国学者开始更加强调市场、政府和传统文化对制度创新的合力作用，强调市场机制是创新的主要动力，强调政府在商业制度创新过程中应该扮演舵手的角色。以此而言，我国学者的理论研究是致力于国情的。
关于商业模式及其价值评估的研究，从企业从事某一领域经营的市场定位和赢利目标来进行研究，应该说是扣住了问题分析的主线，主张从满足目标顾客主体而采取一系列整体的战略组合来解决商贸流通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不失为一种值得考虑的解决问题的对策。目前，国内偏好于从商业业态来找寻商贸流通模式的运作机理，他们或从零售轮定律（注：该定律由美国哈佛商学院零售专家马尔科姆·P.麦克尼欧创立，他认为新旧零售业态的变革与交替具有周期性，似车轮旋转一样的发展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商品价格的低→高→低→高……的变化。）和手风琴定律，（注：该定律用拉手风琴时风囊的宽窄变化来形容零售业态变化的产品线特征，专业化与综合化互为主导，也互为补充。）或是从自然淘汰定律（注：该定律即为达尔文生物淘汰理论的直接运用，其核心思想是零售业态的变化发展必须要与社会环境相适应。）、辨证发展定律（注：该定律首先由美国零售专家吉斯特提出，后得到马罗尼克和沃克的确认，其核心观点是零售业态发展也符合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规律。）和生命周期定律（注：该定律认为零售业态包括革新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落期。）等来划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同时，也有学者专注于电子商务、特许连锁、供应链等具体商业模式之运作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促使了商业业态向虚拟性、经济性和便利性等方面的拓展，改变了营销服务的研究对象、从而在理论上重新定位了商业品牌价值的学理，并由此对商业中介组织的转变做出了符合实际的推论；至于对物流管理的研究，学术界在1990年代初期探讨了商贸流通中供应链管理与传统物流管理的区别(Martha C.Cooper,edc.,1997)，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使我们看到国内学者已将Christian Bechtel和Jayanth Jayaram有关“功能、关联、物流、信息”等四大学派的供应链理论运用于当代中国。当然，我国的情况并不一定适合于该理论的具体运用，但糅合西方理论与我国的实际，则反映了国内经济学界研究视阈的扩大，体现了学术界对商贸流通研究的深入。
针对流通产业低进入壁垒所导致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缘自“集中度”的垄断现象，有学者担心随着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会在流通领域出现自然垄断（何大安，2006a），而防止流通产业过度进入有必要实施一定范围的管制。目前，我国商贸流通产业的现状一方面是低进入壁垒导致低市场集中度和过度竞争，另一方面是地方行政垄断造成异地市场的高进入壁垒，其结果是排斥地区间均正常竞争、分割市场、强制性和保守性的封闭环境。于是，一些学者对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和企业或行业的自律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政策导向失当和企业行为紊乱会妨碍商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我国导致流通领域垄断现象产生主要原因是行政权力（宋则，2003）。政府产业管制的行为选择，涉及到政府有限理性的约束；自然垄断的物质性所规定的政府产业管制，在加固自然垄断企业的规模经济、递增规模技术报酬、成本劣加性等特征的同时，也会在制度安排上削弱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形构了产业自然垄断的格局（何大安，2006b，2006c）。
四、深化商贸流通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国内学者关于商贸流通的分析和研究，存在着以下可观察到的倾向：1、重实践，轻理论。基于此，笔者认为深化商贸流通理论的研究必须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我国流通领域的经验观察，在理论上总结和概括出一个适合于解释我国商贸流通实际的理论体系。2、市场结构分析有余，企业行为分析不足。其实，注重企业间有效竞争和注重最优市场绩效之市场结构的研究，离不开对企业行为的研究；现代流通产业是企业和市场相混合的治理结构，契约的实质是市场、企业和价格之间的关联；仅仅关注市场结构而忽视企业行为及其与价格之间的关联，会淡化交易成本、逆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的研究。3、对流通产业组织的分析，偏重于企业规模、数量、流通模式、商业组织、零售业态等，而没有依据转轨经济的特点对市场紊乱现象背后的机理做出分析。如我国目前的流通市场治理结构的特征是什么？产权国有的流通产业的委托代理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处理？面对外资的全面进入，究竟需不需要对流通产业实施一定程度的管制和如何管制？针对现行的流通管理体制如何进行创新？等等。4、对我国流通产业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分析，局限于经济运行领域的现象研究，未能对影响流通产业的政治经济环境及传统文化、伦理、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因此，现有的关于商贸流通的分析和研究通常集中于纯经济分析层面，谈不上深入而系统。
鉴于商贸流通研究的以上情况，笔者以为要完善该领域的理论研究，一是要在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分析方法，注重本土情况的分析，寻找我国流通产业特有的经济变量来拓展流通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竞争和产业组织理论；一是要关注流通制度环境创新、商业管理制度创新、流通组织制度创、流通产业政策体系创新和管制制度创新的研究，使得新的商贸流通理论只是在形式上类似于西方经济理论而在内容上有别于西方经济理论。当然，这是一项具有很大难度的理论研究工作，需要我们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