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讨会论文,中外论文,冲突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向21世纪：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学术研讨会是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中国文化报社联合主办，于1998年8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召开的：著名学者张岱年、李学勤、张岂之，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佛克马，以及来自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国文化报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国内著名大学及科研机构的中青年学者们，在为期三天的学术研讨会上，分别从文学、语言、艺术、历史、哲学、美学、社会学、新闻学、宗教学等方面，讨论了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正像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学勤教授在发言中所说，每当历史处于关键时期，人们总会思考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这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且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因为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对外交往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中国的文化建设，关系到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未来。
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指出，在中国讨论文化问题，从严复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从五四开始，至今也有七八十年了，到了今天，应该对近百年来的文化讨论做一个反省，同时，对21世纪文化发展的方向也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世界文化有中国、印度、西方、阿拉伯四大文化体系，这四大文化体系各有特点，各有独自的发展轨迹，共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到了近代，西方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西方文化一枝独秀，居于领导地位。到了本世纪，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这个口号是非常正确的。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也要学习西方的民主与法制。但是，我们学习西方不是完全否定自己。只有坚持民族的主体性，才能学到西方文化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皮毛。清华大学张岂之教授认为，文化有一个移植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文化思想的移植必然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先有冲突，后有调和，而归根结底是调和。文化移植，可以带来两个改变：一是本土文化改变，二是外来文化变形。其结果都是文化的发展。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文化交流，一次在先秦，一次在宋代，一次在近现代，都是思想大解放，科技大发展，思想巨人大量涌现的时代，总结这三次文化交流的规律，可以预测未来的发展，因此，文化交流的成果，必然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的倒退。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韩德民博士指出，90年代的中国文化，与过去几十年的中国文化的单一性表现有很大不同，具有多元与开放的特征，因此，90年代的中国文化必然表现出合作与对话的态度。90年代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文化多元化与开放性特征的认同，是人类花费了巨大代价才获得的价值观念上的进步，这种进步，对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态势，将产生深远影响。
在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正确理解外来文化的精神实质，是我们应该充分关注的。山东师范大学的胡自信博士通过研究德国现代哲学家、解释学的集大成者伽德默尔的翻译理论，指出翻译即解释，翻译者必须考虑阅读者的语境，必须融合语言和文化差异所产生的不同文化视野，并最终使之沟通。陕西渭南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南志刚则探讨了新时期外来文化译介的五大误区，即文化态度上缺乏必要的冷静和理性，而更多地表现为浮躁和急于求成；文化选择上把文化视野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上，而对西方之外的文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缺乏必要的了解和译介；在文化视点上仅停留在文化表层，而对深层文化结构基本没有触及；在文化精神上忽视了西方思想家作为真实的人的存在，而只抽取他们的观念、思想，丧失了对人的具体性、真实性、丰富性的思考；在文化功能上未能达到促进新时期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目的。
在讨论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既需要我们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研究西方和一切异己文化，也需要外国人站在非中国文化的立场上评价中国文化。客观地说，了解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立场，对于我们反省中国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王宁教授关于欧洲人眼中的中国的发言，为我们提供了借鉴，他说，由于受东方主义和旧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先入为主的理论制约，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或者中国人形象，大致有以下几类：一、认为中国是个在各个方面都不如欧洲的国家，虽然有古老的文明，但是已经衰落了，近代中国先进的东西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二、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在历史上有过鼎盛时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企及的；三、认为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有着最悠久历史和最光辉灿烂文化遗产的文化，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处于危急之际，将担负起21世纪统一全人类文化的重任；四、中国是熟睡的狮子，一旦苏醒，将是世界的极大威胁；五、中国有东方国家的神秘性，但本质上是丑陋的，中国人愚昧、懒惰，远没有达到文明的程度；六、中国人勤劳、节俭，具有东方人的传统美德。以上观点，作为西方人对中国的基本看法，将影响中外文化的交流，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在中外文化的冲突与交融过程中，民主与自由的问题，是引起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推翻了在中国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政体，而代之以源于西方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民主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把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当作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心内容，而民主与自由的观念，也伴随着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而深入人心。首都师范大学邓小军教授研究了近代思想家陈三立的政治思想，指出陈三立的政治思想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点，陈三立关于民主以民德为基础，民德以人性为基础的观点，以及自由以不侵损他人的自由为界限的观点，以及中国的希望在中国文化的再生等观念，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建立融合的新文化的有益尝试。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方铭博士在发言中指出，人类历史是日渐个人化及日渐获得自由的一个过程，所以，对自由精神的肯定，是人类文明的最主要的成果，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尺度。实际上，自由主义精神不但在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大量存在，而且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孔子所说“仁”是“爱人”，爱人则需要“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核心是推己以谅人，即自己不愿意做的事，绝不能强加于人，自己想实现的愿望，应该让别人也实现，也就是说，要承认他人和自己有同样的平等权利。孔子批判“小康”时代，就在于小康以“大人世及”为“礼”，没有人人平等的观念，自由民主也就随着消失。孟子强调民贵、国家社稷次于民，君主最轻，以及追求君臣的平等关系，荀子强调“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观念，是民主主义的，当然也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一致的。而杨朱、庄子的思想，其自由主义的旗帜，是过去的学者早已揭示了的。从宋元之际的邓牧，到黄宗羲，再到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再到辛亥革命，对自由精神的呼唤，虽然不能排除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其根基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本身所具有的自由精神。
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具体实例，复旦大学的胡令远博士指出，日本和中国在告别旧时代的时候，都向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宣战，但是，日本实现工业化以后，在社会困境面前，又要重新寻找儒家文化为人生价值依托，中国在经过了20世纪的变化之后，人们也开始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潜力，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张力足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以新的面貌发挥作用。深圳大学刘洪一教授、武汉大学张思齐博士，则从犹太民族的发展来探讨中外文化的冲突及中国文化的融和能力。清华大学廖名春博士从日本人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找到了中国当代二三十年代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北京广播学院姚小鸥博士，探讨了中国戏剧的产生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