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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6)06-0096-05
[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福柯在某处说过：不是——像希腊人说的那样——肉体是灵魂的监狱，而是灵魂是肉体的监狱！当我试图为简·盖洛普(Jane Gallop)的《通过身体思考》(Thinking through the body)写一篇短小的书评时，我发现自己似乎别无选择地只能使用现有的这个标题。传统的哲学事业拒绝将身体作为承载知识的领域和获得思想的中介，竭力抹杀它的存在，通过贬低它，超越它，将其纳入心灵的理想化了的范畴，从而最终获得对它的操纵。因此，作者的目的即使不是颠覆这种传统，至少也要揭露它实施这些策略的隐秘手段。作者在序言中写下的第一句话，来自另一个女性主义者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生自女人》(Of Woman Born)：“我真的一直在探询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妇女是不是真的不能开始并最终通过身体来思考，将那曾经被非常残忍地肢解下来的身体重新组合起来。”(Rich:284)这就表明，“通过身体思考”绝不是一件纯粹的学术活动，而是一件充满了痛苦和焦虑的事情。事实上，这本书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想通身体。因此，这本书的标题的确切意义应该是“通过身体把身体想透”。当然，这里的身体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定语“女性的”。
本书是一本论文集，汇集了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十年间写作的论文，全部与女性的身体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论文是批评与对话的结果，争鸣的核心是萨德、罗兰·巴特和弗洛伊德。另外两篇文章是对两位拉康式的女分析学家勒莫娜-吕西奥尼(Lemoine-Luccioni)和露丝·伊芮格瑞(Luce Irigaray)的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作者只是附带地批评了一下拉康，但由于作者的法语研究背景，我们可以看见拉康式的精神分析对她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事实上，自从拉康的思想在世界上辐射开去，就几乎没有一个女性主义者不是某种程度上的拉康主义者，尽管她们对这位盛气凌人的父亲恨大于爱。这种紧张关系在这本论文集中同样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其实也对这种紧张具有高度的自觉。
第一章名曰“身体之谜”，讨论的是备受争议的18世纪的法国作家萨德(Sade)，也可以视为对罗兰·巴特的批评。由于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虚伪的腼腆天性，我们对萨德这个作家刻意保持了一段距离，可能还有许多人甚至不知道他，虽然他的个别作品已经被翻译过来。不过人们如果能够从读音上把他与撒旦(Satan)联系起来，倒不是一件坏事；不过最可靠的联系是，虐待狂(Sadism)这个名词就是直接来自于他的名字。1977年，当作者初出茅庐到一家大学接受面试时，一位女性主义研究的助教曾在车里悄悄问她：一个女性主义者该怎么研究萨德？——后者最为醉心的事情就是以花样翻新的手段虐待女性。作者之所以将这篇文章放在文集之首，是因为它探索了在一个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哲学传统中，这种思考方式——通过身体思考——可能取得的发展和已经陷入的误区。
长期以来，身体一直作为一种自明的、毫无神秘可言的对象，难以进入哲学的视野之内。发现身体之谜的不是现代解剖学，而是精神分析学，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受到精神分析学熏陶的女性主义。作为已然呈现出来的基本材料，作为先于任何主观定义而存在的具体事实，神秘的身体召唤我们对它做出阐释。在盖洛普的语境中，“身体”指的是那些可以被感知的特征，人们知道它们属于“她”，但不了解它们对于她究竟意味着什么。身体之谜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各种各样的例子中，比如不同的个人对特定的颜色、气味、声音、形状等等抱有的独特爱好；为了解释这些爱好从而控制它们，理性会对其加以无休止的理论化。但这种理论化的控制只是将身体当作没有作者的文本，对之进行永无止境的阅读；这种阅读充满了诱惑力甚至说服力，但却缺乏关于其初始意义的最终证明，而且总是会有某种例外颠覆这种理论化。这就是盖洛普的基本立场。
罗兰·巴特在其《萨德、傅立叶和罗耀拉》(Sade,Fourier,Loyola)中，将上述三人视为语言的奠基人、加固且封闭的系统的缔造者，认为重建一个整体对于他们来说，只能是纯概念之物的附加物而已；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被言说、不可言说的，没有什么狂喜、幸福与沟通是不可还原的。巴特宣称，萨德的文本集中表现了这样一种观念：话语的职责就是要去表达那些难以想像的东西，也就是说，一切都将被包容在语言之中，不能允许存在一个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世界。“这似乎是一个关键，它重复出现在萨德的世界中，从巴士底狱到西林城堡一直如此，在巴士底狱，萨德仅仅通过文字才能体现自己的存在，西林城堡对他而言也不是一个纵情声色的避难所，而是作为‘故事’存在的。”(Barthes,1997:38)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即行动绝对由故事操纵，巴特增加了一个注释：罪行就像文字一样，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维度”：当故事讲述者达到了一种具有谋杀欲望的狂热激情状态时，女人们就被全部消灭了。
盖洛普通过文本细读，对《萨德、傅立叶和罗耀拉》中谜一般的沉默作了深入的分析，分析了《所多玛的120天》中浪荡子们出于个人独特的趣味和偏爱对犯罪计划的破坏，指出这种偏爱揭示的正是一种身体之谜，它所指向的目标不是语言所能牢笼的，或者具有前语言的性质。盖洛普认为，巴特只是看到可被系统包围起来的暴力，那种井然有序、安排妥帖的暴力行动；他没有注意到系统本身受到的侵犯，因此错误地将萨德式的暴力看作备受压抑的、稳定而缺乏魅力的东西。作者认为，萨德的做法是使身体在受到极度狂暴的激情的支配下被纳入逻辑的条条框框中去，而巴特也是如此。不同的是，萨德竭尽全力但还是失败了，但巴特没有意识到萨德的失败。身体之所以如此神秘难解，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由思想创造出来的。萨德的作品无疑体现出将一切都纳入逻辑学范畴的努力。但他本人的肉体与这种逻辑化努力之间的冲突也是强大无比的，以致他不得不目睹这个事实：不管愿意与否，肉体总是要溢出灵魂(理性)的秩序之外。我们的文化传统为了获得对身体的有效控制，企图将听命于物质的身体的最为热烈的欲望与遵从日常生活的逻辑秩序的要求割裂开，这其实是不可能的。萨德的失败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困境。
第四章名曰“女性的身体”。从表面上看，萨德的作品似乎全面而系统地冲破了沉重地压在文明人身上的种种禁忌，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母子乱伦禁忌似乎被小心翼翼地回避了。但作者仍然以学者的严谨和女性的敏感发现，母亲依然没有从萨德笔下的浪荡子们的活动范围中消失。在萨德的笔下，母亲是一种特殊的受害者：许多浪荡子通过谋杀母亲开始自己的犯罪生涯，其他人则将谋杀母亲视为自己最辉煌的成就。这就使得萨德的文本成为研究“母亲的身体”的范例。
在萨德的文本中，经常出现罗马皇帝尼禄的形象。在俄狄浦斯神话中，俄狄浦斯不仅娶了母亲，还杀死了父亲；但在萨德的古典神话中，尼禄却是以杀死母亲来表现对母亲的欲望的。在萨德的所有人物中，布莱萨克最接近尼禄。布莱萨克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杀死了母亲。
在《女性的性生活》中，弗洛伊德再次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在男孩和女孩身上的差异。他注意到了男孩对母亲的敌意，但他着力研究的是女孩的阴茎嫉妒，在男性与女性的正负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交叉的地方，他匆忙撤退了。盖洛普在拉康思想的启发下，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她认为，人对母亲普遍存在的失望或者敌意有两个原因，一是孩提时代的爱是没有禁忌的，它要求的是过分的占有，否则不会感到满足，事实上也确实不会得到完全的满足；二是因为发现母亲欠缺阴茎，降低了对她的评价。在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情绪会分化为指向母亲的正面情感和指向父亲的负面情感。但在尼禄和布莱萨克的身上，由于父亲的缺席，全部指向了母亲。
针对母亲的这种敌意被萨德的浪荡子们同样指向了另一个母亲：大自然。在萨德的哲学话语中，有两种自然，一是业已征服的自然，一是不可征服的自然。前者就是后俄狄浦斯阶段欠缺菲勒斯的母亲，后者则是前俄狄浦斯阶段的菲勒斯母亲。菲勒斯母亲是全知全能的，是孩子永远的他者，永远的不解之谜。面对强大的菲勒斯母亲，浪荡子们充满了愤怒：因为她一直在照料和诱惑他们，但又不肯“献身”。所以，既然她不能成为他的情人，那么就希望折磨她。菲勒斯母亲的存在，使得永久性地对她实施阉割的欲望必不可少。这就是那些浪荡子面对周而复始、无动于衷的大自然时既无力又愤怒的感受。对萨德本人来说，他的岳母就是这样一个菲勒斯母亲。正如编辑萨德信件的保尔·布尔丹记叙的那样，萨德像孩子一样执迷不悟地相信，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在德·蒙特伊尔夫人的安排下进行的。他相信与他接触的每一个狱卒和官员都是蒙特伊尔夫人派来的代理人。他坚信，他的整个世界都已经被她征服，正像婴儿的世界完全受母亲控制一样。
正如他笔下的人物一样，萨德渴望报复。在一封写给“愚蠢的、折磨我的恶棍”的信中，萨德这样写道：“这是我发明出来的第一百一十种方法。今天早晨，当我遭受痛苦的时候，我看见了她，那个娼妇，我看见她被活活地剥皮，被拖过荆棘丛，然后被抛进一缸醋里面去。”(盖洛普：99)这种歇斯底里的诅咒既令人毛骨悚然，也让人可以明显看出一种可笑的孩子气的愤怒特征。
但在萨德的作品中，最为邪恶和成功的罪犯最终也会可怜巴巴地问自己：为什么我犯下的那么多罪恶勾当只能属于个人行为，却没有普遍意义？这再次证明，菲勒斯母亲是不可战胜的，虽然你可以杀死她。不过精神分析可以回答他们的这个问题。
身体绝不仅仅是一个欲望的对象，它还是政治的载体与活动领域。因此“身体政治”成为作者第五章的主题。女性的性经验一直是女性主义感兴趣的话题，但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不只是一个生理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女性的性活动一直是通过男性的生殖器来进行界定的。1977年，伊芮格瑞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出版了她的论文集《此性非一》(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伊芮格瑞的观点可以做如下粗略的概括：在象征秩序之外拥有一个真实的、不需中介的身体是可能的。女性的生殖器官是丰富多样的，其中心不是与男性阴茎对应的阴蒂，不是接纳阴茎的阴道，而是阴唇；与此相应，妇女这一阴性的性别群体也是多元的。
对此作者毫不留情地指出，企图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以阴唇为中心的外阴拓扑学，建立起“不经中介的身体”，其实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她所建立的不仅不是不受语言污染的外阴拓扑学，反而是对外阴拓扑学的象征解释，女性生殖器官的多样性其实也就是文本的产物。假如外阴拓扑学的根据不是解剖学，而更多的是组织女性性活动的各种观念，那么伊芮格瑞的女性就不仅是后现代美学的产品，而且还和建立在菲勒斯拓扑学基础上的形而上学没有什么分别。而且，外阴拓扑学一旦获得自己的地位，它对经验和事实的压制并不弱于它所反对的菲勒斯拓扑学。
简单地相信所指的意义，这不仅是缺乏诗意的，而且在政治上最终也是保守的，因为它不能认识到自己信赖和依托的现实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作品，无论菲勒斯的拓扑学还是外阴拓扑学。因此，伊芮格瑞的立场仍然是本质主义的，她的努力不过是要对性别等级制度重新做一次安排而已。假如我们试图创造出一种新的身体，最有效的政治就是实践身体诗学：在身体的象征秩序中找出破绽。
1973年，罗兰·巴特出版了他的大作《文本的快感》(The Pleasure of the Text)，这部著作的新颖之处在于标题之中表现出的双重性质，即快感并不简单地就是一个客体。从语法的角度看，“文本的”一词既是主格，又是宾格，因此“文本的快感”既指文本具有的快感，也指我们从文本获得的快感。这本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80年迷人的巴特死掉了，为了纪念他，立刻出版了立场完全相反的两本著作：安妮特·拉维尔(Annette Lavers)的《罗兰·巴特：结构主义及其之后》(Roland Barthes:Structuralism and After)、斯蒂文·恩伽尔(Steven Ungar)的《罗兰·巴特：欲望的专家》(Roland Barthes:Professor of Desire)。有趣的是，批评他的拉维尔和赞扬他的恩伽尔都将他的著作与左翼政治明确联系起来。拉维尔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挑战具有霸权性质的意识形态，即中产阶级的价值与神话，从而指责巴特逃避进了因认同于母亲而获得的快感之中。恩伽尔则相信，应当挑战的是乔装打扮成具有科学客观性的权力与权威，它们本身便是非常强大的意识形态。
在这本标志着巴特冲破结构主义藩篱的著作中，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了秩序的暴力，感受到了主体难以规训的欲望。他说；“一种彻头彻尾的小神话驱使我们以为快感仅仅就是属于右翼的思想。右翼一下子将所有抽象的、令人厌倦的、政治性的东西统统驱赶到左翼那里，而只为自己留下了快感本身……而左翼呢，由于源自道德主义，又怀疑和鄙视任何‘享乐主义的残余’。”(Barthes,1980:38)
取消政治而强调快感，我们就会坠入保守、反动的中产阶级神话；取消快感而强调政治，我们又会掉进枯燥、非人的无产阶级乌托邦。巴特对此烦透了，于是他写出了《文本的快感》。这似乎不是一个政治文本，快感的价值在此之所以被提出来，是因为它超越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语境。然而尽管读者会对该书产生一种反政治的享乐主义印象，政治和意识形态仍然构成了本书的基本问题，因为对于以政治为取向的意识形态来说，反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右翼会用快感具有的审美意义来掩盖政治上的质疑，而左翼则站在政治的立场上否定快感的合理性。盖洛普感兴趣的是这个问题：快感的政治性究竟在哪里？鉴于在巴特的这本著作中，快感始终和性快感联系在一起，于是她把这个问题和女性主义的性政治联系了起来。
女性主义的根本策略就是对表面看来不具有政治性的事物进行政治化解读。在盖洛普看来，激进的女性主义运动的目的之一与其说是要追求纯粹的性快感，不如说是在向这种传统观念挑战：同性恋是一种性欲倒错。为了将女同性恋从性欲倒错的范畴中解放出来，部分女性主义者试图为正常的性活动重建一个标准，因为她们认为具有施虐性质的男性性活动体现了对妇女的政治压迫。但这种反对政治压迫的女性主义运动很快就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她们激进地认为，只要快感对女性身份认同没有价值，这种快感就是不正常的——这下好了，异性恋反而成为不正常的了。这不仅让许多异性恋的女性主义者感到尴尬，而且这种强化女性身份的快感自己也变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
最后盖洛普认为，在反抗父亲/政治和认同母亲/快感之间，巴特和女性主义是一致的，但我们必须对父性政治vs母性快感的结构这个神话保持警惕。一方面要在表面看来缺乏政治性的事物中进行政治解读，另一方面，也要对表面看来具有政治意义的事物进行解构。要寻找另一种快感：对母性进行政治化，在父性中寻找和发现快感。
介绍一本书就像介绍一个人，不必面面俱到，因此我对《通过身体思考》这本著作的描述似乎可以合理地以一种片断的方式出现。虽然本文着力介绍了本书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身体之谜、母亲的身体和身体的政治，但仍然是一种蜻蜓点水、浮光掠影式的漫议。要真正深入把握作者在每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启发，需要读者深入她的文本。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写作姿态体现出了鲜明的主体性。学术规范中一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作者要像小说家那样尽可能回避自己，甚至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也要用第一人称复数形式。这与其说是要追求客观和公允，不如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懦弱和虚伪。盖洛普反对这种伪君子作风，大胆地在文本中突出了自己的主体性。她不仅追述了写作每篇文章的缘起，还强调了自己当时的身份和立场；对此，仅仅将其视为一种背景介绍的花絮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