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结构改革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论文,国民经济论文,结构论文,建议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21世纪世界经济特点的总体判断
1.全球化与区域化
世贸组织并非是自由、公平的国际贸易框架。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在共识的基础上，为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而确定贸易条件的理想远未达到。 世贸组织的作用倒是，
为了推行国家管理下的贸易（managed trade），为强国重商主义式的利益服务。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多种纤维协议迟迟无法与世贸组织协议接轨，以及导致最近西雅图会议反映出的种种矛盾、纷争。发达国家推行国家管理贸易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丧失了商品生产的国际竞争力。自由贸易意味着竞争建立在成本和其它经济手段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反，国家管理下的贸易则代表着非经济手段的竞争，基本上通过政府干预来扭曲或操纵贸易，以至于拥有更优良经济竞争力的一方无法实现其竞争优势。
很明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代表的是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即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这两个组织与美国财政部的共识）为首的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而非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平等利益。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推行政策的依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主张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行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对企业强制执行重组、裁员、私有化等措施，而这些措施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经常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连同美国政府甚至还保护跨国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跨国界资本流动中的投机因素。近年来爆发的金融危机主要就是由投机引起的。对少数发达国家操纵的跨国金融机构和对发展中国家国内的金融机构采取双重标准来对待，也多少反映了这些国际组织缺少公正性。
建立在静态比较优势和机会均等基础上的国际劳动分工是在国家之间形成社会、经济不平等的主要因素。首先，能反映比较优势的公平的制度必须有自由平等的贸易基础，在这个环境里，资源的相对稀缺决定价格。而贸易双方不平等的交换地位导致贸易以及贸易条件扭曲，因此也不会有任何公平、自由的贸易。当商品价格和资源由于非开放市场及不同国家不同的消费阶段和方式而受到扭曲时，在现行价格体系下，比较优势便无法在长时期里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对这些扭曲现象作出纠正，当前的比较优势制度便成为这样的制度，即以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而保护发达国家，尤其是花钱不用顾忌的美国的利益。其次，正如日本以及其它后工业国在最近几十年的成功经验所昭示，国内努力以及国际贸易可以改变一国的比较优势，即所谓的竞争优势理论（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s）。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会永远处在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或比较优势当中。比较优势本身是不确定的，会随着一国人民的努力而发生变化，因此，国际劳动分工也应该是不断变化的，没有永远和客观的依据。
欧共体、欧元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对拉丁美洲施行美元化／美元区的事实表明，发达国家中正在兴起区域化趋势，这与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倡导的多边及全球化原则相违背。全球化可以建立在区域化的基础上，但是，全球化的到来应该为区域化划上句号，否则，如果区域化同全球化并行发展，不同地区区域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将最终使二者之间产生矛盾。世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充分发展并得到世界认同，欧美发达国家还有进行区域化的理由么？欧元区和美元区还表明，欧美试图通过区内国家间固定汇率制度将金融交易风险内部化，然而后果是这些国家及其货币退出了国际货币市场，进而削弱了市场的作用。
全球化与区域化并驾齐驱，其最不幸、但确实发生了的结果是：在工业生产和金融交易方面出现了全球化，而部分贸易则出现了区域化。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断追逐低成本生产地而形成了工业生产的全球化，此过程恰逢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工业之时，因此，二者产生冲突。无论进口替代抑或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其共同目标都是发展民族工业。一些国家取得成功，但大多数均遭受失败。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记载，全球工业一直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非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民族工业或公司控制。即使是东亚少数几个成功的后工业国，1997年以来也经历了由货币危机引发的系统性危机和衰退。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将危机归咎于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但1998年美国政府出面，组织数家银行、金融机构为长期资本管理基金注资，使其免遭倒闭，正说明了裙带资本主义并非东亚特产。如果将目光投向更早些时的金融和银行危机，可以发现包括东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金融体系中都存在着裙带资本主义和委托—代理问题。东亚后工业国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国际收支方面的弱点，而国际收支出现问题，原因则在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方向出现偏差，偏差又是由全球化与区域化的矛盾所引致。工业生产出现了全球化，但欧美国家却实行区域化的贸易管理，导致东亚的工业产品无法像在自由贸易下根据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原则那样出口到欧美国家。除此之外，金融国际化浪潮将这些后工业国的国内金融体系纳入了全球金融体系当中。但是，全球金融体系被发达国家的跨国金融机构所操纵，被美元所控制，只有美国政府才能对国际金融体系施加一定的控制。这样，国际金融一体化就剥夺了其它国家政府制定政策的自主权，使其整体经济陷入跨国金融机构的掌握之中。指望这些肆无忌惮的跨国金融机构来增加后工业国的福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国际金融机构对后工业国进行货币投机，资本抽逃，其后再大量购进这些国家被低估的资产，以扩大对其国内金融体系的控制。因此，在对利润的全球追逐中，后工业国的损失正意味着跨国金融机构的入帐，对那些制造业颇具竞争力但金融领域存在缺陷的后工业国来说，更是如此。全球金融市场的不平等竞争、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巨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其货币广泛流通且被视为国际货币、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等等，这些因素都使得发展中国家国内金融体系全球化为发达国家跨国金融机构实现比较优势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渠道。
2.全球的长经济周期
如Riccardo Bellofiore指出，“历史证明， 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经济回复到了19世纪末时就已经达到的国际化水平，仅此而已，并非出现了真正的国际化过程。”（Bellofiore 主编，Global Money，CapitalRestructuring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Labour，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9，第13页）尽管历史不会原原本本地进行重复，但总有规律可循，帮助人类了解经济的演变和发展。所谓美国“新经济”学派声称，经济周期规律至少已经不再适用于美国，但从历史发展来考查，这个“新”经济理论学派根本不新。相似的理论在大萧条之前就出现过。同样，如果全球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工业生产和金融国际化，以及贸易领域以区域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国际化对抗等方面，那么全球化过程并不是新兴现象，它曾强劲发展而却以大萧条的方式结束；它也在二战之后以所谓资本主义“光荣的三十年”发展，却又倒退至与国际化的对立面。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现阶段全球化过程的未来。
现阶段全球化过程与上一个全球化过程不同。首先，在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秩序崩溃之后，美国建立了军事和政治霸权，从而形成了世界单极体系。90年代初期以来，以霸权为后盾，美国得以使用非经济手段，维持一个有利于自身的世界秩序，包括利用局部战争（得到其政治盟友的财力支持）来扰乱或稳定地区资本市场、货币和商品价格，也包括利用国际组织为其跨国金融公司的利益服务。如不能对其霸权提出有力挑战，其它国家便很难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来对抗美国国家管理下的贸易或战略贸易措施。全球化的生产同区域化的贸易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对称、不对等的关系，但大多都有利于美国而损害他国，甚至损害欧共体。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议来操纵世界贸易格局，那么30年代全球大萧条之前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不会重演，扰乱国内及国际金融秩序的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的危险就会消除。然而，美国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取得的成功无助于减缓其国内经济的非工业化以及对进口商品越来越严重的依赖，后果就是长期以来的贸易赤字。各种体系的、制度的原因都使得美国企业在除了国防工业之外的工业生产领域无法与日本和其它后工业国竞争。由此，在对利润的追逐当中，依托强大的股票和资本市场，美国企业稳步地将投资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其它领域，结果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增长严重依靠资本市场泡沫和海外资本流入，包括汇回海外生产和金融投机利润。这将是未来几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仍然受经济周期制约的根源所在。泡沫经济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泡沫破裂反过来会压制消费和进口，结果一定是美国在施行更加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大力提倡工业生产和金融国际化，从而向其它国家转嫁本国经济周期。其次，现阶段全球化与上一个全球化的不同之处还表现为，现阶段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进步等形式的新技术不可逆转地为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信息化有助于提高国民经济和企业效率，推动信息工业的扩张。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迎来了网络时代，社会和地区差异、不平等会有新的表现形式，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和购买力会受到影响。视经济周期的演变而定，美国同世界经济的消费规模在相对和绝对量上都有可能缩减。
但是经济周期仍然存在，周期之间的差异也不能阻止长周期在新的环境下出现。如果现阶段的全球化过程已经快接近上个大萧条时的规模和自我矛盾的程度，尤其是美国的泡沫经济表现得越来越不可持续，那么，由国际收支问题引起的局部危机（金融、生产全球化与贸易区域化矛盾的局部表现）会很容易由于传染效应而恶化至全球经济的整体大萧条，波及那些国内经济本来十分健康，但或者因为太开放，或者因为规模太小而无法抵抗资本跨国流动的突然逆向变化的国家。后工业国甚至日本最近发生的金融国际化已经使得国内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体系造成破坏，而且越来越频繁，破坏性越来越大。无论是吸取30年代大萧条还是最近发生的危机的经验教训，都无助于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由于产生危机的根源依旧，甚至还在增强。因为，相对于跨国公司和工业化国家创造的工业生产能力扩张而言，消费基础是缩减的。
3.假使上述分析和判断正确的话，那么，21世纪早期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下列特点和趋势
（1）在国家、地区、全球层次上，金融波动越来越强烈， 跨国界传染程度越来越大；
（2）竞争日益加剧，工业生产不断降低成本， 结果社会消费能力下降，结构和过剩引起的失业增加，同时影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资本跨国流动的方向和形式频繁变动；
（3）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 自由贸易和选择性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发展并相互矛盾，从而引发双边或多边关系紧张，导致贸易摩擦，各国货币竞相贬值，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以政治原因为理由发动局部战争，以解决经济问题争端。
二、亚洲国家应该采取改革措施，以求可持续发展
在上述讨论的21世纪全球经济体系可能出现的趋势这个大背景下，亚洲国家需要采取措施以应付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冲击。亚洲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应注意下述基本原则。
1.金融国际化似乎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对于尚未开放资本帐户的国家，在当今国际金融体系日益频繁波动之时，开放资本帐户也许不算明智。然而，即使这样，国家也需保持良好的国际收支平衡，尽量减少对短期外债的依赖，从而避免由债务危机引发国内金融危机。对于那些已经实现了金融自由化的国家，保持国际收支顺差，减少对短期外债依赖，对维护其国内金融稳定和货币稳定来说尤为重要。同时，也需要重新审视、修订原先那种依靠大规模设备投资和进口的发展战略。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危机爆发之前经常项目帐户的问题，已经足以说明全球工业生产能力过剩的严重程度，从而显示了在资本跨国流动容易逆转的今天，那些不能及时纠正经常项目帐户问题的国家会有多么脆弱。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余波未平，后工业国需通过自身努力或借助跨国公司购并、再投资等活动来整合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基础设施投资亦然。此后则需寻求其它新的经济增长点。
2.在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指导下，后工业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除中国拥有潜力巨大的市场之外，其它国家的国内市场都不足以支撑足够大的规模经济，也不能为工业化投资提供足够多的回报。然而在贸易区域化的趋势下，全球形成自由贸易格局的希望渺茫。不像北美和欧洲，亚洲地区尚无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或者关税同盟，即使是东盟也相差很远，缺乏一个庞大的进口市场。东亚国家可能会单独行动，利用其自身的竞争优势和特殊的国际政治关系，寻求进入区内、区外市场的渠道。但是，为了避免东亚国家之间发生过度竞争，为了获得不会轻易受到发达国家反倾销和其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干扰的出口市场，东亚需要建立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借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为东亚国家提供了更广阔的“国内”市场和相对自由的贸易环境，使其能够在市场机制下重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因此，亚洲自由贸易区将不同于美国主宰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在更大程度上与欧盟相似，甚至国家之间可以拥有更加平等的关系，有更加合理的水平劳动分工与垂直经济一体化。第二，在贸易区域化的基础上，亚洲国家可以在与北美和欧盟的交往方面加重筹码，争取对等和公平的贸易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包括美国和其它区外国家在内的组织，比如亚太经合组织，并不适于成为未来多边贸易协定体系的基础，或许还是障碍。即使亚洲开发银行也需要重新构建，以反映并服务于亚洲国家的利益，而非仅仅是东亚地区之内或之外的发达国家的利益。
3.从各国的角度来看，成功的后工业化需要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战略之间取得最优平衡。在区域经济取代国民经济之前，后者的福祉（也就是，在可持续基础上成功完成后工业化的机会）取决于能否谨慎地分散风险。换言之，各国不应该置本国经济于其进口国的控制之下，而应将国内市场发展成为产品和服务的主要市场。为此，核心任务是采取相应政策，实现更加平等的收入结构，为创造国内需求而提供大规模消费基础。这意味着，建设社会安全网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和社会安定的考虑，更重要的是维持稳定的、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的任何阶层的消费需求。道德风险这样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概念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忽略了经济功能的系统性和互动性。经济活动将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合为一体，比如，奖勤罚懒（但不包括其家庭），剥夺懒惰者正常的生活水平，也许符合道德标准，但这种惩罚同时还意味着受罚人降低了消费需求，并引起他人恐慌，也跟着缩减即期消费而增加储蓄，因而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对消费需求带来负面影响，不仅影响了个人的收入增长，而且影响全社会的经济增长。金融领域亦然。对于国内金融机构应该施加适当的政府监管，但是一旦出现问题，如果政府以道德风险为理由而拒绝援救，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负面影响的乘数效应将比对其进行援救的支出多几倍，而对其援救也并不意味着政府或其监管机构不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亚洲政府应该从最近的金融危机当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真是太多了。
4.由于资本的跨国流动缺乏透明度，也缺少对其进行管理，任何流动模式的逆转都可能置各国国内资本市场于巨大风险之中，并在很短时间内恶化。为了将风险及其给国内金融和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减少到最小程度，除必要的监管之外，还不能将资本市场当作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银行系统，尤其是本国银行和公共部门的开发银行，可以在为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中小企业常常是出口和创造就业的主要部门。亚洲国家也不太可能独自发展本国资本市场，使其庞大、成熟到可以满足国内融资需求的程度，可以抵御外来的或内在的金融冲击。相对于通过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来加速形成共同产品市场而言，启动金融市场区域化以帮助各国资本市场抵御未来冲击的任务也许更为紧迫。各国资本市场可以合并，也可以通过多边、双边协议联系在一起，富国可以为其它国家提供信贷支持。日本的宫泽计划正是以此为目标，但它还可以继续扩大，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香港特区和新加坡也包含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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