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烺与《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中西论文,交通论文,张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2-0096-09
作为我国20世纪上半叶史学界的学者，张星烺以汇编中西交通史料而享有盛誉。他出版于1930年的史学巨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不仅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且确立了“中西交通史”的学科名称①，被学术界公认为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张星烺在这一领域的卓著成就，主要通过该书表现出来。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于1926年完成初稿②，1930年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从搜集资料到书成，历时十余年。全书共六大册，百余万字，分八个专题，对明末以前的中外关系史料作了汇辑考释，第一次将中西交通的丰富内涵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其资料丰富系统，整理方法较为科学，考释精详。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探讨其学术贡献。
一、首次系统全面地整理古代中外关系史料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中西交通史的资料整理在20世纪初便引起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注意。从英国的玉尔、法国的考狄、夏德到中国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垣等，都对此有所涉猎。但他们的研究或局于某一领域、或局于某一地域，即使当时史料最为丰富的玉尔的《古代中国见闻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③，对中国旧籍也多有疏漏。相比之下，张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无论在取材的广度，还是对史料开掘的深度上都大大超迈前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外关系史料辑注。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取材广泛。所辑资料“上起遂古，下迄明季，凡朝廷通聘，商贾游客，僧侣教士之记载，东鳞西爪，可以互证者，无不爬罗剔抉。”④中西交通史综合性、边缘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从这一特点出发，张氏在辑录资料时广收博取，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中西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民族、政治自然是张氏关注的重点，占据了全书的大部分。天文、科技、经济、文化等其他部分则稍有逊色。他还别出心裁，认为“波斯国矿石及动植物得见知于中国人，足征古代海陆交通之繁。”⑤因此将与中西交通相关的矿石、动植物的记载录入书中。全书共参考中文文献274种，外文文献42种。⑥其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为前人所不及。
研究中西交通史，大抵不外乎从翻译西书和清理中国古代文献着手。张星烺尽其“目之所能见、耳之所能闻者竭力搜罗”⑦，在这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其中中文资料方面用力尤深，这也是他长于玉尔等外国学者之处。从辑录正史入手，张星烺对中文文献资料作了完备的搜罗。在所辑录的274种文献中，除历代正史、诸子百家著作及《大唐西域记》、《海国图志》等人们熟知的资料外，更广泛涉猎丛书、类书、政书、文集、方志、舆图、游记、碑文等诸多内容，甚至对文学作品、小说中的相关资料也不放过，几乎遍及各个领域。在所有资料中，他更强调野史、杂记等资料的作用，指出“除‘正史’外，尚有野史杂记，是亦证明当时中国人民多留心外国之事也。”⑧在《汇编》中，将其作为重要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广加采辑。如在第一编的第三章(《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与欧洲之交通》)，除汇编《隋书》、《旧唐书》、《新唐书》中的外国传和边疆少数民族传、《资治通鉴》、《通典》等正史、编年史和政书中的有关资料，还广泛采集了《册府元龟》、《太平广记》、《佛本行集经》、《唐大诏令》、《大唐西域记》、《酉阳杂俎》、《金石萃编》、《五天竺国传》、《全唐诗》、《本草纲目》乃至《贞观公私画史》中的内容，涉及门类达13个之多。他还勇于创新，将先秦古书、两汉六朝神话传说等相关内容归入中西交通史料之列，加以辑录，认为它们“虽不免致人疑惑”⑨，但其产生和流传必有时代背景和意义，不失为早期中西交通状况的侧面反映。如《上古时代的中西交通》一章，除了引用《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二书，而《山海经》、《神异经》和《拾遗记》等书也在征引之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氏的史料观，是他拓展中西交通史料来源的重要体现。
《汇编》所辑录的域外资料也相当丰富。张氏早年的留学经历，精通英、德等多门外语，为他广泛搜集域外史料提供了很大便利，也铸就了他准确把握当时国外这一领域学术动向的能力。该书所辑录的42种域外史料中，涉及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既有外国人的“行记”，如亨利·玉尔的《马可波罗游记》、麦锡克的《拔都他印度及中国游记》等，又有外国人对中国某一专题的研究成果，如佐伯好郎的《景教碑文研究》、白露母哈尔的《中国回教》等；还有相关的通报、地图、考古报告书等。它们与丰富的中文资料相结合，为我国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在域外史料中，张氏更关注他人从未翻译过的文献，将很多珍贵资料第一次译介到中国。古代中国与外界交往频繁，来华游历者颇多，他们回国后往往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撰写成文，传之于人。这些“游记”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绝好资料。但由于诸多原因，这些资料并未被学者们所认识，因此没得到很好的利用。张星烺对此十分重视，尽其所能搜罗发掘，加以译介，其中相当一部分为他首次译介，至为珍贵。第六编第十一章所录波斯人火者盖耶素丁的《沙哈鲁谴使中国记》即是典型⑩，该书记载了1419-1422年间铁木耳之子沙哈鲁遣使中国的详细日记，在为数不多的记载中国与伊朗交往的波斯文和中文文献中影响颇大。国外一些东方学者如郭德梅尔(Quatermere)、阿雷斯(Astley)、玉尔、莱哈柴克(Edward Rehatsek)等都对其有所翻译。在《汇编》中，张氏不仅据玉尔的英文译本将《日记》的主要内容摘出翻译，而且将考狄所作注释也都译出，列入正文，使读者于“波斯文全书，虽未得读，有此亦或可了解概要也”。(11)首次向国人撩开这段历史的神秘面纱，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为中国与伊朗和西亚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直到1981年时，该书才被重新翻译出版。(12)其他像意大利人马黎诺里的《马黎诺里游记》、教皇约汉柯拉的《大可汗国记》、刚德赛克齐的《海敦纪行》、依宾拔都他(13)的《游记》、依宾麦哈黑尔的《游记》等，也均属张氏首次辑录、译介。这些当时经历者所留下来的一手资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中外交往状况，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值得说明的是，《汇编》所辑的域外文献，一些至今仍无新的译本，仍是研究者所必须的参考资料；另有一些文献，尽管已有新的译本，但由于诸种原因仍不能代替张氏当年的译本。如被欧洲称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所撰的《游记》，详细记录了他东游的纪程，是研究元代中国与非洲、阿拉伯诸国关系的重要史料。张星烺早在1912年便将该书的德文译本——麦锡克译《印度中国记》第一章和序言译出；1919年又将其与玉尔的《古代中国闻见录》英文译本相参校，译出了有关中国的部分，分《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及其〈游记〉》、《拔都他自印度来中国之旅行》和《拔都他游历中国记》三个标题，收录在《汇编》第二章中，共50余页。张氏严格遵守学术规范：特殊的名词后标注拉丁文转写，有争议的译名加注释进行考订，无法确定的地名、人名提出质疑以让后人解决，因此译文准确性较高，为后来研究者所信服。其后虽有1985年出版的马金鹏据埃及出版的阿拉伯文本译成的中文本，但由于“错误较多”(14)，无法完全取代张氏译本。
张星烺还十分注意介绍、引用国内外学者特别是一些著名学者如夏德、玉尔、劳费尔、白莱脱胥乃窦等的研究成果。如在第一编第三章附录《拂菻原音考》中，便逐一介绍了当时有关“拂菻”原音考证的主要成果——九种典型的学说；第七编《土火罗人来中国传摩尼教及基督教》一节中，介绍了法国鲍梯、日本人佐伯好郎和玉尔等人对“克姆丹”的考证。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值得称道的是，书中大量地引用了玉尔《古代中国见闻录》和白莱脱胥乃窦《中世纪研究》两书的材料。玉尔之书搜罗所有欧洲人、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关于中国之记载，号称详备；白莱之书搜罗元明两代中国史书上关于亚细亚的记载，加以详注。书中所用材料大部分在我国过去没有译介过，是“未识西文者所不经见之作品”(15)，对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当时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书中也多予参考介绍。如陈垣先生有关外来宗教传入，向达关于唐代与西域文明交流的研究等，在《汇编》中也倍予关注，多加引用。如第七编第四章《唐代在中国之中亚人及其后裔》所录何、康等国人，即多为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的有关考证。涉及基督教及回教传入时，则多对陈垣《元也里可温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书加以辑录介绍。这些介绍虽比较简单，但为读者提供了大量信息，对了解当时的研究状况，沟通国内外学术，开阔思路，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具体操作中，张氏介绍前人的成果，主要采用三种方式：(1)引文中的小注形式。(2)篇头引文形式。(3)篇后附录的形式。三种方式中，以第一种运用最多，第二种次之，第三种相对较少。三者相互交叉，互为补充，较为全面地反映出当时的研究状况。
二、以丰富史料为基础，精审考释诸多问题
《汇编》中，张星烺不仅辑录资料，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旁征博引、广加考证，将东西方已有的研究成果融入其中，“以其博览之姿，于从来疑滞，实多疏通证明之功。他人所忽略不经者，张君抉发而贯穴之，遂得其映带之关系。”(16)《汇编》考释的范围相当广泛，举凡中外关系史实、海陆交通路线、地名、人名、年代、风俗等，无不在张氏考释之列。其中于译名考释，着力尤深，成果颇大。
由于中西交通史研究涉及范围、对象复杂，研究者自身情况也差别较大等原因，即使同一史事、人名、地名、部族名、职官、俗语等，各书记载或读音亦时有差异，这给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他在辑录各种史料时，对所录文献有关译名多加考释，追其来源，判别真伪，极尽疏通之功能。全书几百处考释中，半数以上为译名的考释。这既与中西交通史学科自身的特点有关，也是这一学科当时在中国刚刚起步的迫切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书中主要采用了三种方式：
1.汇录。同名异译、同事异称是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也是研究中的最大障碍，历来为史家所注意。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中，便解决了许多“人名、地名、部族名‘翻改歧异者’和‘前后不一者’”(17)。但这些结果散落在各卷当中，查阅极不方便。针对这一现象，张星烺在《汇编》中，将同一事物在各种不同文献中的不同称谓广加搜罗，汇集列入注中。如第七编第一章中对《辽史》中的“卜古罕”、第八编第二章中对“乌苌”的各种称谓的汇集即属此类。这些看似琐碎细小，但费力极大，它解决了中西交通史研究中最基础的问题，对后人进一步深入研究帮助极大。
2.溯源。对于某些比较生僻、突兀的地名、人名和专业术语，则据他人的考证，叙其来源，讲清其来龙去脉。以第五编第二章中的“术忽”和“斡脱”为例，它们是元时对犹太人的两种不同称谓，两者均在元时传入中国。二词虽在《元史》、《元典章》、《永乐大典》中有所记载，但多数人对其由来并不清楚。因此，在辑录相关记载之前，张氏首先对二词的起源加以阐释，指出“元时，术忽之名，盖得自回教徒也”，即阿拉伯文Djuhud(犹太人)的译音，又别译为“诸乎得”，“希腊人称犹太人亦俄代(Ioudaios，Ioudaia)，拉丁人称之曰犹地斯(Judaeus)，今代德国人及俄国人皆称犹太人曰欲对(Jude)。斡脱之名，即亦俄代或欲对之别译，盖得自欧罗巴人者也。”(18)这些阐释既利于读者了解该词本身的涵义，也提供了更多的背景知识，对读者极有帮助。书中此类溯源之处颇多，如第一编第四章中的鲁谜国由Rome而来，即指东罗马而言；第二编第三章中的“镇克”即中国人“船”字之讹音等(19)，均属于此类。
3.考证。在汇集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对各种文献中出现的诸多译名进行考证，提出新的见解，以解决疑难问题，也是张氏的着力之处。考证史地要求颇高，如冯承钧所言，至少需具备两个条件：“一须至少具有史地语言之常识；二须广采东西考订家研究之成就”，人的精力和能力毕竟有限，其中所未闻未见者甚多，故“终不免管窥蠡测之病”(20)，悬而未决者甚多。张氏十分注意解决前人遗留下来的疑难问题，推究译名的渊源，考证地名方位，所获颇丰。如《隋书·铁勒传》关于里海西北诸部落一节，研究者甚少，对其中“阿得水”和“得嶷海”二地的考证更少，只是何秋涛在《朔方备乘》中简单指出“阿得水”在俄罗斯境内，并未言明其现在所指；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中虽推断“得嶷海”为里海，依据仅是由答剌罕转音而来。对此张氏颇为怀疑，运用音韵学考证的方法，反复审其异同，又以东罗马使者蔡马库斯《奉使西突厥记》和白莱脱胥乃窦《中世纪研究》书中记载，与中国相关资料相比证，最终确定“阿得水”即今日的伏尔加河，“得嶷海”即里海的东北部，且考定与“得嶷海”紧密相关的“得嶷水”即今之乌拉尔河。使持续多年的这一“历史问题”得以解决。(21)
对那些历史上争议较大、莫衷一是的译名，他则汇集诸家说法，疏通证明，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如他提出的“拂菻”源于法兰克族，“摩邻”即今摩洛哥，“苫国”即为卓支亚，“克姆丹”即京城二字的讹音等观点(22)，都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产生了相当影响。其中虽不免有一些错误或武断之处，但不少考证不失为学界有关研究的重要一说，或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珍贵的文献，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其中许多观点直到今日在学术界仍有很大影响，不断地被证明和采用。如他在第一编第三章中对东罗马史家席摩喀塔所著《陶格斯国记》有关国名注释中，提出的“陶格斯”为“大汉”的转音一说，虽然简单(23)，且未加考证，但由于“兼及时代背景等因素”，更胜于其他各家之说，乃至20世纪80年代章巽倡导的“大汗”说，仍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加以证明。(24)
对前人考证过程中的“管窥蠡测”之处，张氏也多所纠正。他曾明确表示：“对于名士之作，不宜盲从，而宜有鉴定之力也。”(25)因此在《汇编》中，他一方面辑录前人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采取谨慎的态度，并不慑于前人的名气而轻信其结果，纠正了其中很多失误。如他对“也里可温”由来及含义的考证，便既汲取了屠寄的研究成果，又纠正了陈垣先生的失误。关于安息以西诸国的考证，则纠正了丁谦《后汉书·西域传考证》中有关“阿蛮”、“斯宾”之误，指出“阿蛮”应为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翁蛮省，“斯宾”应为克泰锡封末尾“锡封”二字的讹音。即使对他最推崇的亨利·玉尔《古代中国见闻录》中的错误，也据中外史料作了不少有价值的辨正。如在第一编第五章中，对有关伊朗人上罗马教皇书中诸人注释的错误纠正即是典型。
译名之外，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实的探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汇编》取材广泛，资料来源繁杂，加之有些资料历史久远，特别是一些古代外文资料的记载者并未真正到过中国，所留下的记录中难免有出入不妥之处。对此张氏慎加判别，详加考证，指出真伪。如在第一编中，便明确指出第一章所录希腊人斯脱拉波书中有关拨克脱利亚(即大夏)诸王的记载“为真确史事”(26)，而第二章中所录希腊人马赛里斯奴所记丝之由来，“完全谬误”(27)。这些“判别”多夹杂在各章小注中，寥寥数语，看似微不足道，但却为后人特别是初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值得注意是，他还以敏锐的学术眼光，捕捉学术上的诸多前沿问题，详加研究，系统阐述，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或成一家之言，或是张氏首次提出并加以论证，在学界影响极大。如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便有几处是受到张氏对汪古部与基督教关系有关研究的启发而产生的。张氏以前，有关汪古部信奉基督教的历史，中国学者无人涉猎，陈垣在《元也里可温考》中，也没给予足够的重视；外国学者中也只有伯希和的有关论文有所讨论。张星烺最先关注这一问题并对其进行探讨，1919年译著《马可波罗游记》时，他“举出三证，定马祖常为基督教。”(28)首次论及汪古部与基督教的关系，受此启发，陈垣先生潜心研究，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于张君所举三证之外，发现更有力之证据五。”并得出结论：“以此而言，马祖常之为基督教世家，毫无可疑。”(29)
对于西方学者早就认定《马可波罗游记》中天德地方行奉基督教的阔里吉思王就是汪古部首领高唐王阔里吉思，张星烺亦有所论及。根据《元文类》廿三阎复著《驸马高唐忠献王碑》中“忠献王前尚皇姊忽答的美实，继尚皇女爱失里”等记载，他认为前尚之皇姊已死，后乃继尚皇女，阔里吉思并非同时有二妻。在张氏论列的基础上，陈垣又对阔里吉思的身份详加考订，指出其为基督教徒“宜可信也”(30)，并由此出发，探讨阔里吉思“既信基督，又好儒术”的问题。又如他提出的伊斯兰教于唐贞观六年传入中国说，及摩尼教传入当在周隋之际的观点(31)，也都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被广大学者广泛引用。(32)特别是穿插在各章中的《附录》，实际上就是某一专题研究的论文。这些附录论述详确，汇集了相关问题的各种资料，可遍览各家的研究状况和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海陆交通路线是张氏考释的又一重要内容。作为联结东西方的渠道和纽带，交通路线在中西关系发生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由于中西交通经历地点复杂、历时较长，且多没有身历其境的史官执笔等原因，有关记载多“凌乱无序。欲知其行程，非读竟全书，留心钩稽，不得悉也”，给后人阅读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便读之故”，张氏“于未窥全豹之先”(33)，对诸多西人来往路线加以提录、考证。《汇编》中提录的路线主要有：马黎诺里入华行程、意大利人安德录归国路线、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东游纪程，及元代欧洲人入华和返欧的两条路线等，为了解当时的中西交往状况提供了直接的资料。
综观《汇编》，考证之处颇多，张星烺慎取精择，印证古今，解决了诸多问题，有不少新的发现。尽管书中也存有考释之误、未能更多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等不足(34)，但其对中西交通史研究所起的推动作用，却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朱希祖《序言》所评价：“凡此皆非专攻中史之旧学者，或专攻西史之新学者所能几及，此非余一人之谀言，国内外史学家，皆当为之心服者也。”(35)
三、开系统研究中西交通史之先例
在编著体例上，《汇编》虽采用了资料汇编的形式，但全书体例比较系统、整理方法比较科学，开我国系统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先例，并初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著作结构。
张著出版以前，有关中西交通史之作，限于某一领域，多为专题性质的研究论文，很少有对其进行自古至今系统考察的。张星烺在这方面作了大胆的尝试。从经世史学思想出发，他力图将《汇编》编成一部汇集由古至近中国与世界各地交往资料的“全书”，以满足当时“外交失败及如何救亡”的需要。(36)全书共分八个部分，囊括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自古迄明中国与葱岭以西各国往来关系的各种资料。所录内容，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民族、文化、科技、历史、政治、经济、动植物以及重要历史人物，无不一一采撷，范围之广、视野之开阔均为前人所不及。这些资料以地区和国家分类，编排时由远到近，先欧洲，再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朗高原、西部土耳其斯坦、印度。编内各章以时间为序，由古到近加以排列。章内各节则按专题加以分类，读来脉络分明、层次清晰，又不乏系统性。它第一次以系统的体例向世人展现了中外交通的面貌，其中孰前孰后、孰详孰略，都是张氏反复斟酌的结果。
在所有关系中，张氏尤重古代中国与欧洲交通的探究。这既是中西交通状况的实际反映，也是他对整个中西交通史系统认识的具体体现。自古以来，欧洲与中国便有着往来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伴随着欧洲的崛起、欧人的东来，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在整个中外关系中也愈加重要。张星烺指出：“今代外患，俱来自欧洲。欧洲今为印度日耳曼系人种之中心。制度文物，可以作我模范。与彼之交通，尤为吾人所欲知也。”相比之下，“大宛、康居、大夏、天竺诸国，虽与我为较近，而至今代则皆衰败凌夷。”(37)本着“固以掸中欧之文化，明相互之灌注”的主旨(38)，《汇编》在体例上毅然采用由远到近，而非常规的由近及远的编排顺序，将中欧交往的资料放于全书之首，以示其重要程度，以整整一册、超过全书六分之一的篇幅，汇集、考证了中国与欧洲交往的资料。这种处理方法，体现了作者的研究主旨，以使人们“研究之，足见彼我势力之消长”(39)，且在体例上也初成系统、自成一家，开系统研究中西交通史之先例，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
在具体的考证方法上，张星烺也颇有建树。他明确提出，要以“外国记载，证明中国事实，或中国记载，证明外国事实”的概念(40)，并从理论上论证了其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多年留学欧美和早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经历，铸就了他尊重科学、注重实证的学风。他认为“史地学亦为切实科学(concrete science)之一种，与天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相仿，皆注重事实与证据，非如报章杂志上之论文，可以信口开河也。”(41)1926年9月，他应聘到厦门大学后，在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上，曾发表演说，反对当时一些所谓的名人出言不慎、贻误青年的作风，强调用西方注重调查、实验、实证分析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国学。(42)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反映在《汇编》中，便是既继承乾嘉朴学的一些治史方法，又广泛运用中西史料比勘法。
首先，继承乾嘉朴学的一套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校勘法和对音法。校勘法是乾嘉学者整理史料的基本手段之一。中西交通史料来源繁杂，错译频繁，特别是古代有关资料，年深月久，辗转传抄，更添讹漏。张氏多方面搜寻相关记载，多角度加以比勘校正，纠正了其中大量讹误。如在第二篇第一章中，他便以《新唐书》和《经行记》相互参证，证明秋萨罗应为古罗马的一部，而并非西班牙。第二章中将《岭外代答》与《全唐诗》、《文选》的相关内容相比证，说明“唐宋两代学者所称之木兰舟，字虽相同，而意已异。唐代之木兰，乃指制造船之树木，而宋代之木兰，乃指西方最远之国也。”(43)由于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加之音韵变迁、方言殊异和传译不同等诸多原因，即使同一事物各书的记载或读音也时有差异，考证起来极费踌躇。对于这些“难题”，张氏则多采用乾嘉学者以音韵学辅助考证的方法，通过对音，反复审其异同，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如他对《宋史·注辇传》中的悉兰池即锡兰岛、《新唐书》中苫国为卓支亚而非叙利亚，妫水由Wakhsh而来，而非出自希腊语Oxus等的考证，都是采用了对音法。
其次，据中西交通史广采西文史料的特点，又将中西史料比勘法比较系统地引入研究领域，且加以发扬。作为一种考证方法，中西史料比勘虽由洪钧《元史译文证补》首开先例，但由于受中国传统只“注意于本国历朝理乱兴衰之故，典章经制之相因。至六合之外，则存而不议也”学风影响(44)，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史家过多的重视，应用范围也仅限于蒙元史研究领域。张星烺在《汇编》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中西史料比勘互证概念，并结合实际，从理论上阐述了运用于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必要性。首先是中西文献价值差异互补的需要。“中国固有之物，诚为佳美。然中国学者，多偏重书籍，展转抄录。旧时谬误，能加改正者，实甚少也。纵有改正确当，亦仅偶然。……西洋人重实验……故攻读工夫，未必如中国学者之劳，而所得结果，则精确过于中国也。”要弥补中西文献的不足，需将两者比勘互证。其次是中西交通史作为一门学科自身研究特点的需要。“书既为叙述古代中西交通而作，若仅据中国文字，而不有西国记载，则仍是片面考古，而非完全信书。”再加之部分“中国文者散在各书，搜求不易”，只有将“中国记载，证以外国事实，或外国记载，证以中国事实。于是乃全信矣。”(45)在《汇编》中他也确实身体力行广加运用，通过中西史料的比勘去发现问题，或以汉文记载证西书之误，或以西书证汉籍之失，更多的则以中西史籍互为补充。
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张星烺有时也产生过分依靠对音而牵强附会的现象，在选择西文资料时，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多集中于亨利·玉尔《古代中国闻见录》、白莱脱胥乃窦《中世纪研究》和劳费尔的《中国伊兰编》等著作，“而伦敦《亚洲学报》、巴黎《亚洲学报》、荷兰《通报》所载之新考证，概未采入。”(46)在翻译和考证上也存在一些错误，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缺陷。但无论如何，张氏将中西史料比勘法广泛地运用到中西交通史研究领域，并从理论上阐述了其必要性，功不可没。张氏以后，各家纷纷仿效，并加以发扬，成为中西交通史研究基本方法之一。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一部巨著。它首次对我国中西交通史史料作了较为全面的系统搜集、梳理和考证，涉及范围之广、辑录内容之富，不仅大大超过当时国内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成就，也为亨利·玉尔等国外研究者所不及。体例方法上，它也独有建树，由远到近的结构方式，使全书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初步形成自己的裁别条贯，显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中外关系史发展的新趋势；中西史料比勘等方法的引用，增加全书的科学性，开阔了研究的视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有益借鉴。所有这些都为我国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使其成为这一学科体系建立的重要标志之一。该书问世后，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朱希祖为《汇编》作序，将其与马骕的《绎史》相比，指出张著“视《绎史》更为进化，而其学殖之渊博，识见之俊伟，以视马氏又何多让耶！”(47)顾颉刚在1927年2月2日给胡适的信中，将其与张译《马哥波罗游记》并称为“近年的两部大著”，并对其未能由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出版刊印感到遗憾。(48)1930年，冯承钧在《大公报》上发表书评，赞扬《汇编》为“出版界之一巨刊也。此书搜集关系中西交际材料之多，从前此类出版物莫能与之伦比”。(49)大昭在《读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文中，更将其誉为当时“出版界中惊人之事业”。(50)《汇编》还受到了国外学者的重视。美国学者奥图尔认为张氏“能广撷中国故籍，固非彼诸人(玉尔、考狄尔及夏德等西方学者)所能几及”。(51)1954年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出版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便多次引用张著内容。直到今天，该书仍为我国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注释：
①张维华《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指出：“‘中西交通史’一辞，最早出现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前此，关于中西关系方面的研究，命名是相当混乱的。直到三十年代初，张星烺、向达正式提出‘中西交通史’的概念。”载《文史哲》1983年第1期。
②1926年《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初成时，张星烺原考虑用名《中西交通征信录》。参见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10页，1926年6月9日来函。
③该书搜罗所有欧洲人、阿拉伯人及波斯人关于中国人的记载，号称详备。
④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第5页。
⑤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5页。
⑥此为1930年版所参考的文献数，1976年修订本为中文228种，外文35种。
⑦张星烺：《德文译本阿里·阿可巴尔之〈中国志〉(Khitayname)之介绍》，《地学杂志》1936年6月第2期。
⑧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07页。
⑨朱希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序》，第2页。
⑩现译为“盖也速丁”。
(1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88页。
(12)即何济高译《沙哈鲁谴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现译为伊本·白图泰。
(14)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8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15)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10月13日。
(16)《中西交通史料汇编·Barry O'Toole序》(英文)，辅仁大学1930年版，第4页。
(17)陆润庠：《元史译文证补序》。
(1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37页。
(19)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51页；第2册，第55页。
(20)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10月13日。
(2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63页。
(22)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84、9、140、159页。
(23)仅在注内提及：“吾谓陶格司恐为大汉二字之转音。今代日本人读大汉二字为大伊干(Daigan)。”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90页。
(24)芮传明：《Tabyach语原新考》，《学术集林》第10卷，1997年8月，第252-267页。
(25)张星烺：《〈中国历史研究法〉纠谬》，《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3期。
(2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18页。
(2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48页。
(28)“三证”为：一，凡《元史》中雍古部人传，每多基督教之名，祖常为雍古部人。二，马祖常所作其曾祖月合乃神道碑，叙述家世人名，汉式名二十五，蒙古召一，基督徒名十有四。三，月合乃祖名把造马野礼属，此名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中尤多见之。参见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2卷《儒学篇·基督教世家之儒学》。
(29)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2卷《儒学篇·基督教世家之儒学》，第23页。又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91页。
(30)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2卷《儒学篇·基督教世家之儒学》，第24页。
(31)分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187页；第32册，第150页。
(32)黄显功：《摩尼教何时传入中国》，《文史》第18辑，1983年。
(3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1册，第245页。
(34)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10月13日。
(35)朱希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序》，第3页。
(36)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第2页。
(3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第6页。
(38)朱希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序》，第2页。
(39)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第6页。
(40)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第6页。
(41)张星烺：《〈中国历史研究法〉旧谬》，《史地学报》，1923年第2卷第3期。
(42)《厦门大学早期学者介绍：历史学家张星烺》，《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43)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33页。
(4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第2页。
(45)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第4、5页。
(46)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10月13日。
(47)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希祖序》，第3页。
(48)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24页。张星烺最初决定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交由厦门大学作为厦大国学丛书付印，并请陈垣先生作序。而陈垣先生虽答应但最后没有做，这说明他并不希望张在厦大出版此书，而把它留给辅仁大学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出版，以后事实也证明如此。参见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211页，1926年12月15日，来函。
(49)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10月13日。
(50)大昭：《读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大公报·文学副刊》1930年5月5日。
(51)《中西交通史料汇编·Barry O'Toole序》(英文)，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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