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笔谈——小城叙述：乡下人进城与城乡伦理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城论文,笔谈论文,乡下人论文,伦理论文,城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702(2003)05-0001-09
小城叙述：乡下人进城与城乡伦理冲突
徐德明
扬州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博士
与当下中国生活伦理的变动关涉最深的是“乡下人进城”。这儿说乡下人进城，特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从富余的农村劳力中走进城来、试图改变生活的带有某种盲目性的中国农村人口。他们带着梦想、带着精力、带着一点用度或本钱，到城里来谋取一片有限而不无屈辱意味的生存空间。他们给城市奉献出血汗与尊严，他们无声无息地为一座座城市拓展着空间。乡下的男人和女人在城里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们的生活变动带来怎样的伦理关系的变动?这些问题其实已经由小说叙述呈示出来，知识界如何将它们纳入自己的视野进行考察与分析的?说得夸张一点，这是一个历史的挑战。
这里举凡作为例证的多数乡下人进入的是中小城市，因为他们仍然以地缘关联作为进城的取向。上一个世纪的前半叶，人们还相当习惯于生活在有密切地缘关联的城乡之间，略微富裕的人，常常是乡间有田，城里有公馆或店面，而城乡之间总是安两份家，乡间闹匪就上城买静，城里兵荒则下乡求安。上个世纪的下半叶，乡间以有人在城里供职的人家地位为高。做干部、工人的男人往返于城乡之间，把种种生活的可望不可及的景观显示给一般乡下人家，后者在艳羡之间内心祈祷“芝麻开门”，梦寐以求也获得城里生活的合法性地位。当下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出现了，乡下人进城普遍意义上不是要进入现代大都市，他们只是要进入一个曾经拒斥过他们的较为优裕的生活领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进入城里的乡下人要想再回到过去生活的空间氛围与精神状态，比什么都难!在现代生活中，他们被剥夺的比得到的常常更多，这个实施剥夺的无名主宰以现代化冠名。被剥夺的乡下人往往失去了精神的宁静，失去了往日的平常人的尊严，只是多了一块心病。孙惠芬《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在对照中写出那个在城里生活中失去尊严的乡下女人回到乡间的艰难。那些在城里从事过当下时尚的最古老的女性职业的人，原指望这是一个熬过去就抛开的积累生活资金的过程，当她们想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时，无不如李平那样，发现回不去了。
乡下人进城是由现代化驱动的。1950年代进城的最早的方式是招工，城里人“下放”，乡下人就断了想头；1980年代初，乡下人疏离了集体土地，现代化给他们提供了历史上没有经验过的进入城市的可能性。城市中有着挡不住的诱惑，于是乡下人进城成了一股止不住的潮流。他们并没有现代化的自觉意识，只是因为在土地的出产中看不到更高远的生活改变的可能性，同时积久的城乡优劣的差异观念也在蛊惑他们，他们进入一个寄予了莫名期望的生活盲区，为此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仅仅得到一些廉价的满足，这种满足的相对参照体系仍然是乡下。与城里人相比，他们中有的人其实连最底层的下岗工人那样的保障奢望也不敢拥有。除了积攒几个钱，他们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做一个城里人，一个被城里人承认的人。他们最大的悲剧是身体在空间上进了城，心理上却总是得不到城里人的承认，由此产生的伦理张力成了当下小城文学叙事最有价值的一个部分。
什么是城里人?那是一种体制赋予的权利，这样的权力与不拥有“合法”权利的进城来的乡下人之间，在实际利益和心理上的冲突的背后是一场体制伦理的冲突。然而，这些乡下人是在一个无法形成自为的社会力量的前提下进入城市的，没有一种维护他们权利的现成机制。进入生活盲区以后的乡下人，往往不自觉地掉进一些权力握有者设置的陷阱，成为莫名的牺牲品。尤凤伟《泥鳅》中的国瑞从搬家公司的黑劳工开始了自己的进城后的生活，毫无保障的生活逼得他作了牛郎，作为满足城里高等女人的欲望工具，他被扯进了权力圈子，也注定其成为陷阱中的牺牲品。刑场上的国瑞，还努力地要做一个守规矩的本份人，与其他的被执行对象看齐列队，至死也不知他是做了有权势的城里人的替罪羔羊。他的“看齐”与阿Q的“画圈”，是何等的令人悲哀的历史循环。文学史家都说阿Q之不觉悟是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叙事之间精神脱节的悲哀，国瑞的悲哀却在于他参与了城里人的现代化交易过程，为什么“大团圆”的都是乡下人。作为牺牲品的乡下女性叙述对象身上的悲哀更是俯拾皆是，《乡下女孩》中的阿珍在发廊被强暴这一类的故事在小城文学叙述中已经屡见不鲜，她非但无法求得正义的伸张，反而受到与她相同命运者参与的对她的反抗行为的压制。
乡下人与城里人的经济、身份地位上的差异在大多数文学叙述中变成了一种伦理立场的冲突。乡下人愿意认同城里人的价值标准，却身临阿Q不准姓赵的境遇。铁凝质问城里人《谁能让我害羞》。一个乡下少年精心以城里人的标准打扮好自己，在酷暑中干渴地爬上八楼为一个有地位的女人送水，却被身份歧视逼得以暴力姿态出现，以至于被警察拘捕。女人自问：“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羞愧么?不。女人反复在心里说。”这样的道德自信来自于哪里?是谁赋予了女人心理上的优势?城乡人物的强势与弱势地位，在当下，从经济、道德、伦理乃至政治上的合法性因素是哪些?要不，这女人怎么能够色厉内荏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呢?
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将这种城乡冲突的叙述放置到对家庭伦理的考验中进行。父亲将自己耕作的那一片“麦田”(三个儿女)移植到城里。他们在城里辛辛苦苦谋取生存与发展权利的生活，也是逐步疏离乡村生活伦理的过程。他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父亲的六十大寿，父亲则坚持子女无须提醒应将长辈的生日牢牢记住，他不动声色地进城来考验着子女的孝心。一场伦理认同的冷战开始了，子女的疏忽惹起父亲愈加强烈的对立情绪，他采取了一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与拾荒的为伍，不与背弃乡村伦理的子女们妥协，由此而引出了一个悲剧结局。这似乎是一个由老人的强硬态度决定了的发展过程，然而却是一种不可回避的伦理冲突的必然结果。当父亲成为一个拾荒者以后，家庭伦理矛盾则演变成社会身份与经济地位悬殊的冲突了。让三个已经获得城里人身份的子女认一个最底层形同乞丐者为父，与记得父亲的生日就不是一回事了。这毕竟是一个认贼作父比“认丐作父”容易得多的时代。初步拥有一点小权力的儿子，宁可调动警察的力量去欺侮一个老人，也不愿冒险甄别、验证一个形同乞丐者与父亲之间可能的身份联系。
进过城的乡下人有了另样的生活，这另样的生活从此就主宰着他们，剥离他们曾经拥有的，又不能允诺他们想象中要有的。今天对小城文学叙述的视角较之40年代回到“果园城”的师陀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城市不再是一个保存着昨天的化石，而是一个昨日与今天的伦理道德标准的战场，而且是一个一旦进入再退不回去精神失落的地带。城市仍在吞没着大量乡下人的精力与尊严，在不断地扩张着自身，在它的身躯内部无时无刻不存在着种种紧张，伦理的冲突只是诸种原因之一。小城文学以叙述这样的紧张而具有当下价值，以这样的伦理张力而获得艺术生命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