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进程对美国的挑战及对策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冷战后亚太多边安全进程对美国的挑战及对策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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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4-0051-07

前言

二战后,美国将多边主义作为根本性原则重建世界秩序,在全球、西欧以及大西洋两岸积极建立各种国际和地区性的多边经济、政治与安全制度。美国拒绝与西欧国家建立双边联盟,而是竭力构建以北约为核心的集体防务体系。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了双边同盟体系。冷战时期前苏联曾经两次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某种多边安全组织,美国对此怀有深深的疑虑,认为苏联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削弱美国在亚太的影响力。②美国反对任何可能削弱现存同盟安排的多边主义,而是倡导专门性或灵活性的多边主义,由冲突的主体方围绕特定问题进行合作,而美国则扮演“平衡者”的角色。③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提出在地区成员国间展开多边对话,以缓解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国提出这项倡议的意图是为了逐步削减其在亚太的军队部署。②尽管韩国随后也提出类似的建议,然而冷战的两极对抗结构使多边对话难以实现。

冷战的结束释放了亚太地区潜藏已久的多边冲动和潜能,经济、政治、安全与社会领域的地区联系纷纷得以建立发展。冷战结束后不过十余年的时间,亚太地区已经建立和发展了各种规模和层次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它们共同构建起一个复杂的多边安全网络。

在东南亚,由东盟国家创设和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ARF)涵盖了几乎整个亚太地区,而且延伸至欧洲等地区,是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发源地。在东北亚,旨在处理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属于功能性导向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望形成机制化结构。这两个政府间性质的多边安全安排可以看成是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地缘支轴,起着统领和整合亚太多边安全进程的重要作用。在该网络的外围部分,聚集着诸多“第二轨道”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如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东北亚地区合作对话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建立措施会议等,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相互交流与协作促进彼此间理解与信任,并通常承担着为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与建议。除此之外,亚太地区还存在跨地区的亚欧会议(ASEM),各种少边主义(minilateralism)安全安排,如美日俄安全对话、中美日安全对话等,以及中亚地区的各种多边安全安排,包括由中国倡导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和俄罗斯领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它们在内与外两个向度上扩展了亚太多边安全网络的范围与厚度。

冷战后的亚太多边安全进程是一股新的安全力量,冲击着几乎所有的亚太地区行为体。它们不但需要对原有的安全政策与行为进行调整,而且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学习,以习惯于新的安全合作理念与方式。由于亚太多边安全进程是以本土化的方式发展,亚太国家在融入过程中比较能够适应这些理念与方式。而且,在各种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中,每个参与行为体无论强弱和大小都能够获得同等的发言权和享受一样的地位与待遇,这对于基本上都遭受过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历史经历的亚太国家而言意义非同寻常。

但是在亚太地区,美国向来习惯于以一对一方式进行安全合作,即便冷战结束后也没有放弃双边同盟体系。美国的一贯说法是,前沿军事部署和双边防务安排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其他任何形式的安全安排都不能取代它们。而且,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维持它在亚太地区的单极领导地位,防止出现任何挑战美国力量的国家或集团组织。

显然,亚太地区出现的多边安全合作进程不但对美国的安全存在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而且直接影响到它的领导地位。为此,美国不得不在理念、政策与行为上进行调整,以应对这些挑战。

挑战

冷战结束后,由于苏联威胁的消失,美国在亚洲的地区利益与关切变得更加多样化。除了继续维持地缘政治均势和充当诚实的掮客外,美国还必须消除各种不确定性。④美国虽然对前沿军事部署和双边同盟体系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正如现实所表明的那样,武力手段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不确定性问题。

相比之下,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构架虽然不能彻底有效地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但可以通过促进信任措施的建立、提高防务透明度和开展安全对话活动等起到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并使其处于可控制范围之内的作用。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表示,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对于减少南海紧张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促使各方行为体中止了单边行为而开始重视进行外交方面的活动。⑤1998年美国的《亚太战略报告》认为,东盟在处理南海问题上有出色表现。⑥36

但是对美国而言,这里存在着一种悖论或者说困境。美国为了应对各种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不得不同意和支持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但一旦它介入进来,它事实上是被纳入了多边进程之中,对它构成了不少挑战。

挑战之一:行动自由受到限制。美国认识到,多边对话与讨论可以加强地区信任,促进成员间关系的友好发展,从而缓解美国的战略压力。虽然美国对诸如对话讨论、协商一致、自愿遵守这类工作方式感到不满意,而且经常抱怨最终形成的解决措施不够得力和有效,但是美国既不能随意决定和主导多边安全进程,也不大可能轻易从中退出来。除了出于道德权威和声誉的考虑外,美国还担心一旦被排斥在外,将失去对参与和决定地区安全事务的机会。美国所能做的只是继续参与和支持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尽可能利用自身影响力对其他行为体进行规劝或施压。美国所强调和推崇的行动自由在多边框架内受到制约,这与其单边主义冲动和效用最大化主义发生了冲突。

挑战二:领导地位受到削弱。与行动自由相比起来,亚太多边安全进程对美国的最大挑战是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二战后西欧的多边安全体系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冷战战略构建而成,诸如北约(NATO)和欧安会组织都是以对抗苏联威胁而发展起来,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得到了强化。但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进程并没有特定的威胁对象,它基本上是该地区成员根据自身偏好与意图进行设计与发展。亚太多边安全构架不是去满足美国的需求,而是美国必须去学会适应它。多边安全领域的亚洲化特点十分突出。在亚洲化的过程中,潜含的是一种旨在抵抗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亚太意识(East Asian Consciousness)和亚洲主义(Asianism)。美国不但只能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其中,而且必须接纳、容忍和适应亚洲安全理念和实践形式。例如,在东盟地区论坛内,美国和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欧盟都只是成员而已,东盟是这个地区安全机制的创立者和主导者。而在“六方会谈”框架内,中国是组织者和协调者,起着某种领导作用(leadership)。包括在各种“第二轨道”的多边安全对话活动中,美国扮演的只是参与者而非领导者角色。亚太地区安全的亚洲化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使其处于次要的地位,它在决定地区安全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变得更小。⑦

挑战三:美国的安全存在受到排斥。最令美国担心的是,亚太的多边主义进程会逐渐排斥美国的存在。美国的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例如在经济领域内,马来西亚曾经提出创建不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经济核心组织(EAEC)。日本虽然出于全球贸易利益和美国的反对的考虑而对马来西亚提议保持警觉,但也“表现出对EAEC的热切兴趣”。⑧118当东盟向华盛顿提交关于建立亚太经济核心组织的具体计划时,美国官员感到震惊(stunned)。⑨83在安全领域内,无论是从亚太国家的意愿还是地区安全现实来看,亚太多边安全进程显然离不开美国的参与。但美国在亚太安全存在的方式已经从单边和双边开始向多边转变,其角色也从领导者向参与者和合作伙伴转变。就前者而言,美国已经基本上接受了以多边方式处理和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但就后者而言,美国的目标仍然是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对此,美国前国务院亚洲政策顾问罗伯特·曼宁(Robert A.Manning)指出,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是,为了推进经济发展与地区安全美国必须将其角色界定为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⑨81

应对

对于冷战后亚太地区出现的多边安全进程,不同政府时期美国的应对方式和策略是不同的。一方面是因为外在的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促使美国对安全战略不断进行调整,另一方面是由于党派政治的关系,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多边主义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差异,从而导致对亚太多边安全不同的态度和行为。下面分别阐述冷战后不同政府时期美国应对亚太多边安全的不同方式和特点。

1.老布什政府时期:从反对到接受

20世纪90年代初期,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亚太国家依然是双边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它们对多边安全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倾向于认为“多边安全努力同亚太地区战略文化的根本特征是不相融合的,甚至会损害既有的双边安全结构”。⑩

1990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长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模式的多边安全安排。美国老布什政府对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提出的就亚洲安全问题进行地区性对话的倡议相当冷漠,将地区多边安全论坛或制度视为“令人厌恶的东西”,认为它们会削弱双边同盟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核心地位。(11)5

1991年7月,日本外相中山太郎(Taro Nakayama)在东盟部长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讲,正式提出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中山倡议被认为是“日本自二战以来首次独自提出的地区安全计划,意味着日本政府大胆地背离了原来的反应型地区安全政策”。(11)68美国对中山倡议持反对态度。美国一再强调,亚太地区的环境还不适合安全多边主义,美国领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对亚太地区的稳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警告道:“我们在试图改变那些安排并用其他东西来取代时必须小心谨慎,除非我们可以绝对肯定,其他东西更好和会起作用”。(12)

老布什政府对多边安全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主要是担心多边安全会削弱既有的双边同盟安排。在1990年和1992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两份“东亚战略计划”(East Asia Strategy Initiative)报告,将美国定位为“地区平衡者”和“诚实的捐客”。为了防止出现地区霸权国和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美国决定继续在东亚地区维持前沿军事存在,但准备军力削减到10万左右,而美国同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同盟关系依然被视为是美国在该地区安全战略的基石。

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老布什政府被迫重新塑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将它从遏制苏联和中国等共产主义力量转变为维持均势现状或者美国的单极主导地位,美国正在经历一个“艰难地理解和塑造后冷战时代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11)51的时期。

正如保罗·埃文斯(Paul Evans)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老布什政府的后期,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13)几个月前还对多边安全倡议表示忧虑的詹姆斯·贝克1991年11月在东京发表演讲,开始承认多边行动可以补充双边安排。紧接着,他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亚洲安全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一套灵活而特定的政治与防务互动,“我们应该重视采取多边行动的可能性,而不能将自己封闭在某种过于结构化的途径中”,因为“功能应该决定形式”。(14)

随着1991年底前苏联的解体,东盟国家开始积极筹划建立多边安全对话机制。1992年1月27-28日,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在新加坡举行,批准通过了一份《新加坡宣言》,正式做出了举行地区安全对话的决定。这意味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开始逐步改变对多边安全的怀疑态度。至少,它们初步接受和认可了由东盟主导的多边安全对话这样一种新的地区安全合作形式。

2.克林顿政府时期:积极支持

美国战略性参与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这与克林顿政府在对外政策中倡导多边主义理念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1993年成立的东盟地区论坛正式启动了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进程,它使美国看到了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替代性途径,同时也为美国国内的多边主义支持者提供了直接的政策实现平台。

克林顿时期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包括三个部分:调整和强化同盟结构;维持前沿驻军;支持和发展地区制度。美国防部1995年2月发表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建设性地参与并支持地区安全对话”,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在传达政府意图、缓解紧张局势、限制军备竞赛和促进形成用磋商和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问题的习惯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5)在1998年发表的同类报告中,美国强调了“支持并积极参加这种安全多元化发展模式”,并表示“任何形式的多边主义都将成为美国与该地区进行接触的重要因素”。(6)43,44

克林顿政府对多边安全的积极支持体现在实际的政策行动当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地区性的多边安全制度。在东盟国家筹备建立地区性安全对话机制的前期,克林顿政府就表明了支持的态度。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1993年7月举行的东盟外长后续会议上表示,美国将与亚太地区国家合作,共同开展地区安全对话和论坛工作。(16)在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创建时期(1991-1992年),美国政府尚未对亚太地区的多边进程予以官方认可。然而,到1993年12月正式成立时,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开始以私人身份定期参加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的活动,美国能源部对信任与安全建立措施工作小组在核能合作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适量的资助。(17)

二是在国内设立了相应的机构来促进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活动。为了“通过多边途径来解决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和关切”,(18)1994年9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H.R.4650号文件,拨款300万美金用于建立以欧洲安全研究中心(马歇尔中心)为模式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简称APCSS)。1995年9月4日,APCSS在夏威夷的火奴鲁鲁正式成立。APCSS是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学术机构,是作为美国对亚太国家实行积极安全接触战略的一种补充。

三是单独或共同创设了不少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的多边安全安排,如东北亚合作对话、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三方协调监督小组、四方会谈等。首次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于1993年10月8-9日在美国加州的拉乔拉市举行。美国政府通常派出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级代表参加,包括一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19)该机制的目标是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东盟地区论坛的组织,使东北亚地区各国政府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问题上展开多边对话,并在这种地区政府间机制中发挥类似于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对于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1996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韩国总统金泳三在进行双边会晤时提出举行“四方会谈”,1997年12月9-11日,中国、美国、朝鲜和韩国在日内瓦召开了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首次正式会议,到1999年中期,四方会谈一共进行了六轮。作为一种机制化安排,美日韩三方协调监督小组于1999年4月25日正式宣布成立。最初的三方协调监督小组会议是在相当高的层次上进行,美国方面由威廉·佩里率代表团参加。

克林顿政府积极支持亚太多边安全的动机除了促进信任措施的建立、缓解地区安全紧张局势以及应对国内对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存在的批评外,主要是为了维持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事务的影响力,并对崛起的地区大国进行牵制。(20)战结束之初,美国希望通过创建地区安全论坛阻止日本发展军事能力。⑧11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支持多边安全进程的战略意图之一是防范和遏制中国。例如,尽管中国倾向于以双边方式解决南海问题,美国仍然坚持依靠多边行动来处理。(21)美国的战略计算是,如果南海问题被纳入到东盟地区论坛的议程之中,东盟国家就能够采取一致行动对抗中国。美国竭力鼓励东南亚国家组成某种“统一战线”应对中国,2000年3月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Cohen)在访问越南时公开提出这项诉求。(22)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美国在多边安全框架内并不能实现上述目标。东盟与美国都希望通过多边进程牵制中国,将其纳入地区和国际体系中,但东盟更多的是从大国均衡外交出发,不希望美中两国出现敌对,(23)更不希望直接与中国对抗。

3.小布什政府时期:工具利用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其成员大多是保守主义者或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更加偏好于通过军事力量和单边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不过,并不能据此认为小布什政府排斥所有的多边合作,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单边行动。同克林顿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缺乏对多边主义的信念支持,倾向于将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并主要是在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和利益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多边主义的方式。

在2000年小布什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其对外政策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就宣称:“多边协定和制度本身就不应该作为目的。美国的利益需要依靠强有力的同盟来实现,也可以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之内以及通过精心设计的国际协定予以推进。但是克林顿政府经常热衷于通过多边办法来解决问题,以至于签订了一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协定。”(24)赖斯的这段话映射出小布什政府对待多边主义的一种功利主义态度:多边制度和协定对美国有利则支持,对美国不利则反对。

小布什政府对待多边主义的这种工具性立场显然影响了它对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发展的看法,美国的支持程度和介入方式也因此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1年6月12日,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东盟地区论坛虽然值得美国进行接触和支持,但它只是一个有限的论坛而已,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方面的能力不够,而且进展相当缓慢。(25)而同样是在这样的听证会上,就在一年多前,即2000年3月8日,克林顿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卢斯·德敏(Rust M.Deming)认为,东盟地区论坛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促进信任建立和推进预防外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强烈支持和积极参加像东盟地区论坛之类的多边安全活动。(26)

但是“9·11”之后,小布什政府显然发现了多边主义的新用处,开始利用东盟地区论坛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制度为其全球反恐战略服务,而后者也不负美国的期望,将反恐列为重要的讨论议程之一。不过,就像艾伍林·戈尔所担心的那样:“反恐确实可以作为新的合作焦点,但过度强调恐怖主义问题其实是以其他地区安全问题和东盟地区论坛内在的制度性问题作为代价,这实际上会损害该论坛作为一个安全机制的有效性。”(11)58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多边安全努力是坚持通过六方会谈来解决朝鲜核问题。自2002年10月朝鲜第二次核危机爆发以来,小布什政府一直拒绝同朝鲜进行双边谈判和接触,而是主张要在多边框架下处理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进程随后启动。

小布什政府坚持采用多边形式处理朝核问题的主要目的是,将朝鲜核危机作为一个地区性的问题,而不是美国和朝鲜两个国家之间的问题,由此产生了一个有用的多边效应,即朝鲜的行为不仅关涉到美国,而且触及到其他成员国的利益,那么朝鲜所做出的任何反应,也将不再是针对美国一家了,而是整个的多边群体。

除了促使东北亚地区成员国同它一起承担朝核问题的责任与风险外,美国还试图通过六方会谈向朝鲜施加多边压力或者提供多边保障。美国通过多边途径向朝鲜施压并非仅仅是为了孤立朝鲜政权。小布什政府坚持认为,朝鲜重新遵守以前的那些协定是美国同朝鲜进行双边谈判的前提条件,而要让朝鲜做到这点,向它施加多边压力是最后的希望。(27)

最后,无论六方会谈是失败还是成功,美国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如果六方会谈失败了,那么美国无需承担所有的责任和风险;而如果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的话,那么它至少可以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因为美国可以宣称,它毕竟尝试过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朝核问题,但这不奏效。

结论

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还处于进程之中,在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和协调国家间安全关系方面的能力和影响力都比较弱,目前还不可能取代美国的前沿军事部署和双边防务安排在地区安全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亚太多边安全进程对美国的行动自由、领导地位和安全存在等都构成了挑战。美国已不能仅仅依靠单边军事存在和双边同盟体系介入亚太安全事务,而必须同时接纳以多边安全安排方式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美国的角色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它一方面继续领导双边防务体系,但另一方面它只是作为普通国家参加多边安全活动。(28)

如果亚太多边安全进程顺利进行,而且能够最终形成强有力的多边安全体系结构,那么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的至少不会是单极美国。未来亚太多边安全体系的最终构成不但取决于亚太国家如何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多边安全政策与行为的重大影响。

收稿日期:2008.06.30

注释:

①约翰·鲁杰主编.多边主义.苏长和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27-35

②Ok-Nim Chung.Solving the Security Puzzle in Northeast Asia:A Multilateral Security Regim.CNAPS Working Paper,September 1,2000.http:// www.brookings.edu/fp/cnaps/paper/2000-chung.htm

③1991年7月,一直反对亚太地区安全多边主义的日本提出了多边安全对话的建议,其目的是为了提升日本在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和消除亚太国家对日本的历史不信任。参见:Midford P.Japan's Leadership Role in East Asian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the Nakayama Proposal and the Logic of Reassurance.The Paci.c Review,2000,13(3):367-397

④Baker J A.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Foreign Affairs:5.这些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力量的崛起、日本的武装化和未来走向、俄罗斯的转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台湾独立倾向、各种领土争端、南海地区的主权诉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海上运输安全等问题。关于这些地区不确定性的具体分类,可参见:Cossa R,Khanna J.East Asia: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Regional Security.International Affairs,1997,73(2) :226-227

⑤Lord W.Southeast Asia Region Security Issue:Opportunities For Peace,Stability,and Prosperity.U.S.Department of State Dispatch,10517693,5/27/96,Vol.7,Issue 22

⑥U.S.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East Asian Strategy Report,1998

⑦Yong Deng.The Asianization of East Asian Security and The United States' Role.East Asian Studies,Autumn/Winter1998:103-104

⑧Bosworth S W.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Foreign Affairs,Winter 1991/92

⑨Manning R A, Stern P. The Myth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1994

⑩Ball D.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Hung-mao Tien,Tun-jen Cheng eds.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in the Asia-Pacific.New York:M.E.Sharpe,Inc.,2000:130

(11)Goh E.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in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Strategy.The Pacific Review,March 2004,17(1):51

(12)New York Times,July 25,1991:Al4

(13)Evans P M.Reinventing East Asia.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pring 1996,18(2):16-22

(14)Baker J A.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Foreign Affairs,1991/1992,70(5) :5-6

(15)U.S.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February 1995:12-13

(16)法新社新加坡1993年7月24日电。

(17)Cossa R A.U.S.Views Toward Northeast Asia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http://www.ciaonet.org/wps/akf01/

(18)www.apcss.org

(19)后来美国参与代表的级别出现变化,逐渐地低于副助理国务卿级别。有人将这看成是美国对NEACD的承诺出现下降的信号。Cossa R A.U.S.Views Toward Northeast Asia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http://www.ciaonet.org/wps/akf01/

(20)吴心伯.亚太合作安全的现状与前景.和平与发展,1995(4):8

(21)Cossa R A.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Exploring Potential Triggers of Conflict.A Pacific Fomm CSIS Special Report:12

(22)Wu Xinbo.U.S.Security Policy in Asia:Implications for China-U.S.Relation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Decernber 2000,22(3):486

(23)Bert W.The United States,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A Changing of the Guar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216

(24)Rice C.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0,79 (1):47-48

(25)美新署2001年6月13日电。

(26)Deming R M.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itte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March 8,2000.http://hongkong.usconsulate.gov/uscn/state/2000/030801,htm

(27)Flake L G.The Future of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d Korea's Role.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Eighteen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ouncil on U.S.-Korean Security Studies

(28)早在1994年,美国著名亚太安全问题专家谢尔登·西蒙就撰文指出,美国虽然是亚大地区的强国,但它将作为普通国家参加多边安全活动,而不是充当霸主或安全保障者。参见:Simon S W.East Asian Security:The Playing Field Has Changed.Asian Survey,December 1994,XXXIV(12):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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