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胜伟[1]2000年在《试论宋朝与越南李朝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五代十国动荡混乱、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越南乘机在宋初摆脱了中国长期的郡县统治，建立了自主的封建国家。到了李朝，封建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成为越南历史上存在最长久的一个朝代。宋李之间，在丁、前黎两朝草创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了以政治上的宗藩关系为核心、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发展的双边关系，并成为封建时代中越关系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晚期，近九百年之久。 李朝统治者推行“北侵南扩”的政策，不断挑起宋李边界冲突和摩擦，还通过侵略占城等向宋朝施压，使两国关系紧张。侬智高反宋事件中，越南李朝企图趁火打劫，“乘势以邀利”。王安石变法本为中国地主阶级的一场振兴自救运动，却成为李朝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宋朝的反击下，李朝战败，两国关系得以恢复。终宋之世和平交往乃是宋李关系的主流，因为它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两国之间广泛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对越南社会的全面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徐国英[2]2015年在《宋代中越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文中认为越南是中国的南海近邻，自古就与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宋太祖于开宝八年（975年）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从此越南历代都对中国王朝“修臣行礼”，中越两国建立起长达近千年的宗藩关系。虽然其间曾发生过战争和武力冲突，但总的发展方向是和平友好的。宋越关系是宋朝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也是中国古代与越南关系史的重要阶段。宋代越南主要包括北部交趾和南部占城，在宗藩关系支配下，他们频繁遣使中国，使得宋交、宋占之间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本文以宋代中越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为研究整体，分为四个部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两宋时期深受少数民族政权辽、西夏、金以及后来的蒙元的侵扰和威胁，议和与战争不断，宋朝不得不向其称臣纳贡，而对东南亚诸国则是采取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以及“厚往薄来”怀柔远国，来而不拒的招徕政策，以减轻其军事上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面对交趾的独立建国，北宋朝廷并没有要收复的决心，而是承认其独立地位并对其进行了册封，其间双方虽也发生过两次大的战争，但很快都得到解决，友好和平局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宋越双方开展了包括朝贡贸易、边境贸易以及市舶贸易等多种形式的贸易往来，同时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宋代中越双方广泛而持久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对两国贸易与文化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促进了两国文化的多元化，双方在经济交往中共同发展，在文化交流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为双方经济文化在以后朝代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宋代中越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促进了中越双方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为今天中越两国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与共赢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经验。
王继东[3]2005年在《论越南李陈朝时期的对外关系》文中研究说明李陈朝时期是越南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和民族意识的勃兴,采取了积极的对外政策。一方面承认并保持着中越间的“宗藩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国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的勃兴,加之受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越南本身也如法炮制,极力将与之相邻的周边国家如占婆、真腊等变为其藩属,构建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宗藩关系”,我们可称之为“亚宗藩关系”。中越间“宗藩关系”与越南及其周边国家间的“亚宗藩关系”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从中反映出了这一时期越南对外关系的特点。纵观越南李陈朝时期的对外关系,其封建统治者充分利用这两种“宗藩关系”以及灵活的外交手段来处理与中国和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加强了自身的实力,使越南的封建社会走向了鼎盛时期。
邓诗钰[4]2015年在《论古代越南华夷观的由来与演变》文中提出华夷观也称为华夷思想、华夷观念,是一种以中华文明为中心,蔑视周边非汉族文化的自主自尊观念,其主要内容是以思想和文化是否中华化为标准,进而把华夏与蛮夷分割开的“华夷之辨”。这种观念是古代中原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伴随与周边民族的交流时逐渐产生的。以华夷观为思想基础,中国构建了独特的东亚华夷秩序,在形成文化辐射的同时,华夷观也开始通过儒家经典的输出传播到东亚其他国家。东亚文化圈中的成员之一的越南,在公元968年独立前在中国版图内,受中国管辖,自然也受到作为中华文化中华夷观的影响。总体说来越南华夷观的发展经历了李朝时期的萌发阶段,陈朝至属明时期的巩固阶段,以及后黎朝至阮朝前期的顶峰阶段；而在法国殖民者占领后华夷观终于消亡。文章结构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华夷观的基本概念。第二章论述越南会接受和发展华夷观的条件和背景,揭示出华夷观并非强行移植到越南土地上,其发展是满足越南人的思想和政治需求的。第三章考察了李朝时期华夷观初步发展的情况,第四章考察元,明两次入侵对越南华夷观的影响,第五章则是考察越南鼎盛时期华夷观的发展和消亡,第六章对越南华夷观进行评价,并将其与日本、朝鲜的华夷观进行比较；同时分析了越南的华夷观对其近代以来处理对外关系的影响。综上所述,本文采取历时性的研究方式,基本梳理了越南华夷观的产生及其演变发展的过程,发现越南华夷观对其外交和政治各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董利江[5]2005年在《宋黎战争与中越宗藩关系》文中提出中越宗藩关系形成于北宋早期,它是随着安南地方独立政权的出现、形成和巩固。具体来说是从905年曲颢割据交州自立,到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黎朝灭亡,历经曲、杨、矫、吴四个割据政权和丁、黎两个朝代。其中,丁部领于968年建立的丁朝是越南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由于此时的北宋忙于中原地区的统一战争,无暇顾及这个偏居于东南一隅的小国,并在975年册封丁朝统治者丁琏为交趾郡王,承认丁朝为自己的“列藩”,这样越南政权与中原政权的关系就由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变成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以政治上的宗藩关系为核心,经济、文化交流全面发展的双边关系。 979年,当北宋王朝本着“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部署灭掉北汉,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之后,开始把注意力放在边远地区之时。恰这个时候的越南发生了“黎桓篡权”事件,宋太宗企图借此时机,重新郡县其地。宋朝于980年派兵讨伐黎桓,但由于兵少将弱、战术失误等因素导致军事失利,努力归于失败。越南方面由于战术正确,打败宋军,维护了它的独立。宋朝不得不在995年册封黎桓为交趾郡王,承认黎桓政权的合法性,重新以“藩属国”的地位对待它。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得到了重新确立并发展下去,直到十九世纪晚期。
李富森[6]2005年在《略论占城与宋朝的关系》文中研究指明占城,建国于公元192年,中国史籍最初称为林邑,唐朝后称为环王,后周、宋朝时称为占城,而它自称为占婆(Champa-pura)。占城从立国到灭亡这1500多年间,一直和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968年是占城和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以前,两国关系基本上是以朝贡和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宗藩关系。968年交趾(越南)的“自主”,使得两国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政治关系方面,两国从此没有了战争的纷扰,和睦相处、友好往来成为主流,确立了以朝贡和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宗藩关系。占城频繁向宋朝朝贡,宋也进行回赐和册封。同时,由于交趾不断侵扰两国领土,占城与宋朝的政治关系中又增加了共同对抗交趾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了宋朝、占城、交趾三国之间极其复杂的三角关系。此外,真腊和占城的关系也影响到了宋朝和占城的政治关系。占城与宋朝的贸易关系方面,宋朝和占城既有着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关系,又有着市舶贸易关系。在前者,占城去宋朝的贡使次数多,级别高,物品丰富庞杂。而宋朝回赐更是优遇有加,又有不同形式的加赐、特赐,双方不断把朝贡贸易推向高潮。由于宋朝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两国的朝贡贸易发展经历了由盛及衰的三个阶段。同时,两国的市舶贸易又发展起来。宋朝鼓励海外贸易,这使得两国的市舶贸易十分兴盛。朝贡贸易和市舶贸易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占城与宋朝长期交往中,有很多占城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或政治避难,或经商贸易等,来中国居住,甚至定居下来。同样,宋朝也有移居占城的,其原因不尽相同。这些侨民分别在所居国参加生产劳动,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化交流关系方面,宋朝和占城的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交流的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宋朝和占城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背景和悠久的历史渊源,这种多层次、全方面的交往,坚实地构筑了宋朝和占城友好邻邦的关系大厦。
沈军杰[7]2012年在《宋代广西对外交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北宋的统一岭南，广西地区也纳入宋王朝的中央统治之中，宋朝统治者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来发展广西的社会经济。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广西对外交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开放，广西的对外交通也得到了充分的扩张。广西对外交通主要分为海路和陆路两部分：海路主要是以钦州港和廉州港为港口，主要是通向安南甚至通往东南亚，南亚国家的海路；陆路主要是以中越边境的交通道路和广西买马线路为主，这两条交通线路构成了整个宋代广西最基本的对外交通。宋代广西对外交通的发展，广西对外贸易及交通沿线的城镇也得到极大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广西边疆地区得到大力开发、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也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得到加强。
于爱华[8]2010年在《南宋地缘政治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地理环境与政治二者之间有联系吗?地理环境对政治是否会影响?其回答是肯定的,地理环境会对政治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会造成经济生活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地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内忧外患皆与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入手,来解释国家政治行为的选择及其发生是可行的,也是有价值的。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地缘政治学正是这样一门学科。地缘政治学是基于地缘基础上,对国家政治实体行为的选择和实施进行解释和分析的学科。国家的战略疆域、地理位置及其相接壤的情形,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缘政治关系,本身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就是基于该国在世界上或某一区域内的地理位置及疆域,与邻国的接壤情形等而形成的政治关系。北宋末年,金南下攻灭北宋后,北宋后裔赵构在群臣拥戴下,于建炎元年(1127年)在江南一隅仓皇立国,是为南宋,行在临安。南宋的疆域直到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后,才大体稳定下来,在北方边界,宋与金两国以东起淮水中游,西至大散关为界,西南以大渡河与大理国为界。与北宋相比,南宋的疆域更为狭小,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邛崃山以东的地区。南宋的这一疆域,地处我国内地农耕社会地区,拥有长江中下游平原、成都平原、珠江三角洲等众多大小平原,属暖温带与亚热带气候,气候温暖,降水丰沛,热、水、土资源在地域上有较好的配合。水热同期,各地的高温季节普遍也是多雨季节,极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唐以后,北方经济由于受战争破坏,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江浙一带经济的发展更为迅速,并呈现南方经济发展超过北方的趋势。南宋的这一地理环境,使南宋占据了有利的农业地理条件,奠定了南宋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但就外缘的地理环境来讲,南宋面临着与汉唐以来不同的地缘形势,地缘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外缘的力量强大且外缘环境较差。南宋与众多力量并立,且处于这些力量的包围之中。西夏、金、蒙古、交趾和大理国等外缘势力强大,尤其是金和蒙古在政治、军事上严重威胁到南宋的生存。其次,南宋在北方地区的地缘优势尽失,并丧失了历代中原王朝赖以防御北方民族南下入侵的重要军事战略要地。北方地缘接壤不稳定,南宋的国防压力大,国防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南宋初年,金军南下入侵,给南宋的生存造成威胁。宋朝统治者采取了了联弱事强、远交近攻的地缘战略,即联合在地缘战略上与南宋形成夹攻之势的西夏、高丽和西辽共同抗金。此举就地缘战略本身来讲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南宋在当时这一战略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以及这些政权间存在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导致南宋联弱事强、远交近攻战略未能发挥拥有的作用。此外,南宋还实行联强攻弱战略,即联合蒙古灭金战略。就这一战略本身来讲,是严重违背地缘政治规律的。但是,南宋施行这一战略既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外在因素的推动。就南宋自身原因而言,统治者在与金素有世仇的大汉族主义影响下,未能对时局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自身的软弱无能和苟且偷安,将复兴计划寄托在别人身上;就外在原因来讲,金朝中都失守以后,为转嫁危机而向宋朝发动战争,无疑把南宋推向了蒙古一边。较之北宋,南宋的地缘政治形势更加恶劣,地缘政治危机加剧。南宋疆域进一步向南面压缩,以长江作为天险,作为防御北方民族入侵的重要防线。南宋立国偏安江南一隅,放弃了定都中原以图恢复的勇气,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消极防御的地缘战略思想较之北宋更甚。基于来自北方严峻的压力,如何守住北方防线以防止北方民族南下入侵,于南宋至关重要。但是,如何稳定西南边陲解除宋朝的后顾之忧,避免两面受敌,也于南宋关系重大。基于北方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和恶劣的地缘环境,使南宋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缘危机,统治者根据地缘形势的需要,把大量军队驻守在北方以防御北方民族南下,于是,在军事力量布置的格局方面,南宋形成了重北轻南的特点,而在地缘政治战略思想方面则表现为御北安南。御北安南的地缘战略思想,是与南宋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是相符合的。事实表明,这是一种成功的地缘战略思想。南宋能够立国150多年,且与蒙古相抗衡半个多世纪,与南宋实施御北安南地缘战略思想不无关系。尽管南宋偏安江南一隅,苟且偷安。但在整个南宋期间,曾进行过两次北伐,即开禧北伐和端平入洛。根据南宋统治者的这两次北伐,尚不能够以此为据而断定南宋具有积极进攻的地缘思想。因为,两次北伐皆是在宋金关系和宋蒙关系缓和时,朝中掌权大臣积极鼓动的形势下,为彰显个人功绩而贸然发动的进攻。两次北伐是对当时地缘政治形势判断失误的结果,不仅加剧了南宋域内危机,而且还打破了对立诸方原有的和平,成为金和蒙古再次南侵的借口。北伐后,南宋统治者消极防御战略思想更加严重。宋朝统治者一贯奉行守内虚外的治国思想,即认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内部,认为内患大于外忧,因此主张把大量军队驻守在内地以保卫首都之安全。南宋时驻军格局在边防压力下被打破,守内虚外的驻军格局让步于客观的国防需要。但是,不能够以此认为,南宋已经不存在守内虚外的思想。本文的研究表明,南宋仍然贯彻守内虚外的治国思想,因为尽管南宋的边防驻军与都城临安一带的驻军未能达到严格意义上内外相制的格局,南宋都城临安驻军占南宋整个驻军总人数的比例达三分之一,超过南宋任何一个军事防御区的驻军人数,都城驻军仍然是最多的。南宋守内虚外的战略思想,与南宋所处的地缘形势不相符合,在军事上造成消极影响。一方面,造成了南宋军事上的软弱无能,在与北方民族的军事较量中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在守内虚外思想的指导下,边防驻军数量减少,且边防驻军较为分散,大大降低了御敌能力。
张慧丽[9]2016年在《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研究（1428-1527）》文中研究表明公元1428年,黎太祖黎利建立后黎朝。后黎朝前期是越南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此背景下,越南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有了较大发展。越南后黎朝前期的民族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追溯民族起源,确立雄王始祖形象;追述民族历史,编纂国史;发展民族文化,倡导用字喃作文以及对本民族的认同。后黎朝前期的民族客体意识主要体现在与周围民族关系的处理上,表现为后黎朝前期在文化优越感和民族优越感下,积极改变在与明王朝邦交关系中的被动地位,以及谋求在与其他地区交往时的优越地位。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外部环境是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发展的空间基础;后黎朝重建独立自主的王朝,国力日趋强盛,这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后黎朝立国之初,儒学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兴盛,儒家提倡的忠孝节义、忠君爱国思想,切合了越南民族情感,适应了越南社会,并被不断加入本土因素。后黎朝前期“华夷观”的发展,使得后黎朝前期民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攀升。儒学和“华夷观”的发展,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身处宗藩关系中的后黎朝对越式“亚宗藩关系”由尝试上升到实践,为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行为契机;身处权力中心的统治阶层和广泛出入仕途的士大夫阶层通过对民族意识进行整合和引导,规整补充了民族意识的内容,为民族意识的发展提供了行为基础。后黎朝前期的民族意识较前代在层次、内涵、影响方面都有显著发展,在越南民族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的发展丰富了越南民族意识的内涵,促进了越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凝聚了民族力量,使得后黎朝前期发展成为越南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并深刻影响到越南社会的发展。
张玲[10]2017年在《儒学在越南的本土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元3世纪,儒学南传逐步深入交趾之地。越南成为儒家文化圈内的重要国家之一,经过千余年的交流与融合,越南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濡染。同时,儒学在越南传播与融合的进程中,每个历史时期都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本文主要分三个章节来叙述儒学在越南的本土化问题。第一章主要介绍儒学在越南的本土化进程。儒学于公元初传入越南,在近千年的北属时期(公元初至10世纪),儒学在越南的发展和传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赵佗、马援、锡光、任延等人的努力。但是,儒学在越南的影响还不够深广。越南独立时期(968年到1858年),儒学思想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在越南李陈时期发展迅猛,黎朝时期甚至达到了“独尊”的地位。儒学在越南的传播路径由北至南,影响程度和范围也越来越深、越来越广。但是,在16-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开始衰落。直至19世纪阮朝时期才又回到独尊的地位。至法属时期,儒学衰退被西学替代,并成为法国殖民者用来奴役越南民族的工具。尽管如此,一定程度上,儒学仍影响着越南一部分士大夫阶层或是普通民众,影响着越南社会的价值观。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儒家思想的优秀价值观仍然成为越南民族积极复兴和发扬的重要部分。第二章介绍儒学在越南的本土化特征;例如:片面吸收宋明理学,更注重合和思想,儒学与本土宗教杂糅,男尊女卑思想的变异等。第三章介绍形成本土化特征的原因。越南作为东南亚国家之一,其独特的中越地缘位置、越南本土文化特征以及东南亚文化因子的影响,是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儒学在越南受到多元文化特质的影响,表现出很多本地化特征。越南根据文化传播和交流的规律,特别是依据利于本土民众的需要,其对儒学的利用并不是完全的“拿来主义”,而是经过整合与重构,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和选择。
参考文献：
[1]. 试论宋朝与越南李朝的关系[D]. 李胜伟. 郑州大学. 2000
[2]. 宋代中越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D]. 徐国英.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3]. 论越南李陈朝时期的对外关系[D]. 王继东. 郑州大学. 2005
[4]. 论古代越南华夷观的由来与演变[D]. 邓诗钰. 云南大学. 2015
[5]. 宋黎战争与中越宗藩关系[D]. 董利江. 郑州大学. 2005
[6]. 略论占城与宋朝的关系[D]. 李富森. 郑州大学. 2005
[7]. 宋代广西对外交通发展研究[D]. 沈军杰. 广西民族大学. 2012
[8]. 南宋地缘政治关系研究[D]. 于爱华. 云南大学. 2010
[9]. 越南后黎朝前期民族意识研究（1428-1527）[D]. 张慧丽. 郑州大学. 2016
[10]. 儒学在越南的本土化研究[D]. 张玲. 云南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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