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问题——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读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比较文学论文,学科论文,新论论文,也谈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上世纪的80年代中期到今天，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已走过了20多年。趁世纪之交，适时地进行一些回顾和总结，应该说对学科的健康发展和进一步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有鉴于教材编写及其它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处，王向远先生锐意创新，前不久推出了他所著的《比较文学学科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这也是一部教材，但在写法上则如作者“后记”所言，又有意写成一部学术著作，追求的是独到的见解和心得。读后觉得全书文字简明，要言不繁，确实颇有创获。
王著让人感觉面目一新的地方，首先是体例上大胆砍去了“学科史”的内容，即通常教科书叙述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形成和成长过程的部分，其次是为理论学说提供实例分析的佐证，在涉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每一方面的各节后，均附有一篇专题研究的论文。作者把学科理论定为方法论和对象论两个领域，全书也就在首章“学科定义”下，分“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两章，概括了比较文学的各个基本方面。这样的教材，学生使用时会觉得紧凑上手，也更形象易把握，相信会得到欢迎，也表明作者的一些观点并非单纯出自思辨的反思，而有具体个案的探讨作支撑。
当然，凡创新之作，必于绳墨规距有所突破，也必定会有可议之处。如该书名为“学科新论”，而在理论阐释之外加上专题研究论文的体例，本身就是值得推敲的。这些专题研究的论文，因作者专业素养之故，集中在日本文学及东方文学，而与西方文学毫无关系，那么由此引出的结论是否全面周到，有无足够的涵盖度？也是需要反思的。但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读王著时想起的另一些更根本的问题。
一、中国特色还是国际规范？
王著总的筹划，是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这是其理论创新的根本宗旨。那么根据是什么呢？公开提出的一点，是比较文学属于人文科学，人文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所以“必须体现民族特色”（第2页）。这一提法，如果是针对有的学科理论只知不加分辨地移植西方新潮，当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假如是为了主张把比较文学构建成国界性或民族性的学科，则尚有可商榷之处。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划界和定性，是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这里暂不涉及。但首先必须指出，比较文学学科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把跨民族和跨国家当成本身的一个根本属性，把“世界文学”当成自己的一个理想。这是比较文学不同于任何一个学科的重要特征。它的研究对象，不是通常说的国别文学，而是那些超出了民族、地域、国界的有限关隘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比较文学同样是“世界性的、没有国界的研究”。
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不能把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和具体的研究工作混为一谈，它们是两回事。王著有点将这二者搞混了。在有关民族特色的表述中，就将它扩展和延伸到了“一个学者的独特的学术立场、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思路和独特观点、见解与学术智慧”（第2页）。其实，后者是一切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共同特征，不仅人文科学是这样，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也概莫能外。但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学科，首先讲究的则是普遍适用的普适性。换言之，它必须体现一定知识领域的普遍有效性，这也就是我们几乎在每个学科中都能见到的公理原则与定义系统，没有它们，一门学科知识是无法成立的。这一普遍有效性来源于对研究对象进行的考察、认识、分析、验证，来源于这样的考察、认识、分析、验证过程中的方法的合理性，体现着通常所说的“真理性”，由此也确保了所有学科知识既是判断是非真伪的标准，也是指导行为活动的方针。
在这方面，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的划界，并不在彼此包含的知识的性质，比方说自然科学的知识是自然性的，人文科学的知识是人文性的，等等，相反主要的依据，是研究对象的范围。简言之，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人文科学则研究人文现象。有人可能认为，自然界是外在的客观世界，它不会有民族、阶级、国家等属性，因而对自然的研究也不会有以上这些属性，这样的看法实际就是断言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及无国界性的前提。然而就在这里，隐藏着一个不易为人觉察的误区，即把现实中的存在和认识中的存在混为一谈了。作为现实存在的自然界确实和属人的领域无关，用海德格尔的名言来说，即“世界世界着”(Welt welter)，但一旦进入认识中的现象界，自然里的万事万物就由人赋予了形式。这时候，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人们或者努力把握事物愈益增多的总和，或者用想象的框架加诸事物的联系上，甚至也以人为的各种色彩涂染到自然界身上。由此，自然科学的研究，也不是平常所说的纯客观的。类似的事例并不罕见，最极端的例子，也许要算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遗传生物学了，它在李森科的手中完全变成了反对所谓的“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阶级斗争工具。这种情况，单从自然科学涉及外在的自然是很难解释清楚的，而从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人自己发现和组织起来的自然现象的体系来看，就容易理解了。
不过，知识科学为自身确定的目标，始终是认识的精确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虽然知识科学在实际构建过程中，无法排除程度不同的人为因素的介入及干预，也无法避免最终结果中多少都有的由上述情况造成的倾向性，但它在当时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都致力于尽可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和总结出知识的标准体系。这一点，不管知识科学的对象和范围是什么，都是如此。无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专科阐述，还是像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整理，都是为时代的知识成果提供一种系统性的科学规范。这是知识科学最鲜明的旗帜，也是它最不可抗拒的魅力。从古代少数哲人的“爱智”，到今天广大民众的“求知”，知识科学最让人信赖的就是它通向真理的能力。而对知识史的研究，从库恩“范式革命”的归纳，到福柯“权力话语”的揭露，实质上所向往的，仍是“知识即真理”的最高境界。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是不是应该走中国特色或民族化的道路？对此问题的解答必须有学理上的根据，而不能仅依照那些流行的说法，甚或出自某种情绪。如上所述，无论从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看，还是从知识科学的普遍要求看，学科理论的建设应该把科学性、普适性和规范性作为自己的中心环节，而不是别的东西。除了学理根据，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即事实上的可行性。不应忘记，比较文学是一门世界范围开设的高校课程，我们培养出来的年轻人经常赴国外攻读学位和做博士后的工作，知识结构上还有一个同国际接轨的问题。如果理论创新强调突出中国特色，而忽略了国际规范，就容易导致学术对话的脱节和交流上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完全砍掉“学科史”的做法就是应当慎重对待的。当然，不妨设想，王著专门探讨学科理论，因此可以不理会学科史的问题，而由另一门课程或另一本教科书来处理。但假如我们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完全不学习学科史而缺乏有关的系统知识，则肯定不行。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让我们再从王著中举出一个例子来，看看所谓民族化或中国特色化的学科理论会带来什么，这就是王著因不满意形象学而提出的“涉外文学研究”。
我们知道，经过法国学者的持续努力，也经过国内一些专家的热情介绍，形象学近年来在比较文学领域作为一个分支学科发展迅速。但王著对形象学表示不满，主要原因是认为其关键术语“形象”在汉语语境中易生误解，一则容易和通常说的“人物形象”搅混，二则看不出它是一种“涉外”的研究；另外还有一点，是作家对异国的描述和评价并不限于形象的具象性，只研究形象失于片面。确实，外来的知识体系刚开始介绍过来时都有个译名问题，如逻辑学、物理学等，莫不如此，这里有个逐渐被接受的过程。但不客气地说，王著对形象学的非难实际都建立在误解乃至不解上。
形象学的“形象”有特定的意义。形象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法国学者巴柔，早在1989年他撰写的《比较文学概念》中就对“形象”下了明确的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它“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注：转引自陈惇等主编《比较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在形象学领域，形象首先是有关一种异己的、因而也是“涉外”的对象（可以是国家、群体或个人）的文化印象，而借助某一意象化的象征符号表述出来。它混杂着情绪和观念，由个人到集体，通过话语（包括书面写作和口头传说）的途径被制作，借助各种媒体和文学作品得到传播和接受。但这类表述，并不一定忠实地代表现实中存在的“他者”，相反程度不同地用想象和误会置换了缺席的对方。由此，形象表达的是更多带有虚构性的异国空间。这个异国空间，有可能被理想化，展现的是一个乌托邦；也可能被“妖魔化”，描绘的是一个活地狱。形象中实际传达的，是形象制作者和形象构成者双重的文化样式及其内在心态。因此通过对形象的分析，能够深入审视不同文化交往过程中在表象世界发生的一切。
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形象，不能简单地视为具象性或抽象性。它具备一种模式化的功能，用以表述“他者”。模式化的更简炼的表现形式是“套话”，指的是相当长时间内反复使用、用来概括他国或他国人形象的约定俗成的词语，犹太人在欧洲被称为“鹰勾鼻”，美国人被叫作“山姆大叔”，西方人在中国则统称“老毛子”、“洋鬼子”、“老外”，就都属于套话。当然，比较文学的形象学，最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尤其由作家的特殊感受而创作的形象。而作家个人创造物又必定和他所隶属的群体和社会的想象关系紧密，后者称为“社会总体想象物”，为此还要进而研究它们二者的关系。例如，杰克·伦敦20世纪初写作的《空前的入侵》(1910)等几个小说里的中国人形象，和当时美国人心目里的“中国佬”(Chinaman)的联系与区别，就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课题。
由以上简单介绍不难发现，形象学所谓“形象”，和一般所谓的“人物形象”和“具象性”完全是两回事，它根本上就是涉及他者即“涉外”的。自然，所有这一切需要诠释和说明，但这本来就是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环节，又岂能望文生义？否则，单从字面上讲究，“比较文学”在汉语语境中是语义不通的，又怎能成为一门学科的名称？
现在再来看王著的“涉外文学研究”。他对此的解释是：“在各国文学当中，凡涉及到‘外国’的文学作品，都可以归为‘涉外文学’的范围”（第234页），因此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大大超过了形象学，“包含了一个国家涉及到另一个国家的所有形式的文学作品以及该作品的所有方面”（第236页），不仅人物形象，而且还有背景、题材、主题，甚至不仅是纯文学作品，还包括纪实性的非纯文学作品。但这样一个无所不包的范围，恰恰模糊了“涉外文学研究”自己的界限，试问这里的题材、主题和人物的研究，和作者在“比较创作学”中谈到的相关研究又如何区别？
什么都是，结果什么都不是。“涉外文学研究”所界定的研究范围难免让人觉得宽泛而不着边际。它还要求研究工作着眼于“文化成见”（内含“意识形态偏见”）和“时空视差”，这一要求同别的比较文学领域的要求没什么两样。它又为自己确定了基本课题，即中国涉及外国的文学和外国涉及中国的文学，实际只是在重复“涉外文学研究”的定义。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形象学的有关界定明确清晰得多，而所谓“涉外文学研究”反而模棱两可，含糊其事，不得要领。
中国比较文学复兴20年间的事实表明，迄今为止，所有想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体现“中国特色”的做法，都很难获得成功。早先几年曾有人把“阐发研究”当作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提出来，一时间声势颇盛，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其实不过是中外文论双向阐释的工作。且不论在双向阐释中以何方为参照座标的问题，这样的阐释研究是中外各国学者，甚至一般文本批评都在使用的方法，试问这又有什么特色可言呢？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再被提起。近年又出现一种观点，把“跨文化研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理论特征”，实际状况却是，只要进入文化视野，比较文学就是跨越不同文化界限的研究，当前几乎所有国家的比较文学无不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内容，因而此说仍站不住脚。以上这两个事例，王著也注意到了，并坚决表示反对。这情况是耐人寻味的，至少说明，知识科学的根本特点是普适性和规范性，想在其中寻找到专门属于中国的东西，并非靠一厢情愿就能实现。“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对比较文学是同样适用的。
二、方法论问题
王著的整个学科新论体现着强烈而自觉的方法论意识，这点是值得嘉许的。王著也正确地领会到，方法论有哲学论和工具论两大层面。但遗憾的是，王著在哲学论意义的方法论方面几乎没有发表任何见解，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
比较文学从诞生到发展，离不开哲学方法论的基础。众所周知，19世纪末比较文学学科初创之际，即以实证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法国学派把比较研究的可比性原理建立在“事实的联系”上，就基于这一点。异国之间的文学有了某种事实上的联系存在，才证实它们有跨越国界的关系，才可以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由此，法国学派重视资料的发掘和考证，重视实证的寻获和辨析，用以考察不同国家文学互相产生影响的过程及其渊源所在，显露出和历史学相近的学术取向。而20世纪中期崛起的美国学派，就放弃了实证主义的哲学立场，转而信奉现象学和结构主义。他们认为，异国文学之间事实性质的联系，不再那么重要，关键是文学想象世界里的审美表象在心智与表达的结构上的相似和变异，及其中显示的文化价值，关键是不同国家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即我们说的“文心”。因此，韦勒克才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批评法国学派搞的是“外部事实主义”，意谓没有进入文学的内在实质；批评追本溯源的影响研究是“原子论”，意谓把作为艺术有机总体的文学创作还原成了众多异国因素的杂凑，“七宝楼台，拆下不成碎片”。
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就这样被提出，平行研究的可比性也转移到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预设了“文心之攸同”（钱锺书语）。不管这一点是否有可议之处，但其哲学基础是没有丝毫含糊之处的。不过，中国的比较文学复兴后介绍引进平行研究时，对其哲学方法论却轻轻带过了。其中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哲学素养的差距，我们还不大懂得现象学和结构主义究竟是什么；二是思维方式的定势，我们更多是经验论者，喜欢凭感受而不是用思辨的功夫去把握一种事物，也包括学问；三是文化接受的传统，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习惯了把西学当成致用或实用的东西，全不管人家西学也有自己的“本体”，因而只管采摘果实，而不问其根枝。
这实际上也即王著所批评的某些比较文学的教科书“杂凑成书”的根本缘由。面对国外风起云涌的新知新说，如果搞不清它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根柢和脉络，又无法有所割舍，自然只有像大拼盘一般罗列在一起。同样的道理，不明白对方的哲学根基在哪里，又如何弄得懂别人关于文学、比较、文本、历史、语言、主体、社会、自然等等的一大套见解，哪里还谈得上消化、改造及超越？在哲学的贫困中，试问怎么超越？难道就是跟着感觉走？或者换个措辞、换个说法，换个拼盘的摆法？那样的话，样子或许变新鲜了，实际还是新瓶装的旧酒。
对名曰“新论”的王著，期待其在方法论的哲学论层面有所突破，应该说是一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但恰恰在这一点，王著缺乏必要的思考。结果就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在文学关系上，作者把事实性的联系和精神性的联系相提并论，这同样是把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两种基于不同哲学方法论的观点杂凑在一起了。文学的实质是什么？它是物质性的作品，还是精神性的现象？或者是它们二者的结合？甚至别的其它东西？这是我们在讨论不同国别文学的关系或文学间性前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观点（还包括其他一些不断探索的学者的见解）并非定论，完全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但他们至少作出了回答。而王著没有做这个工作，所以只能用一种“既A又B”的简单化的二元模式，把现成的对立观点捏合到一起。这未免重蹈了其深为不满的某些教科书的覆辙。
由此造成的问题，还进一步暴露在随之而来王著的又一创新点上。为了分别应对事实性和精神性的双重文学关系，王著把通常说的影响研究拆分为二，一是“传播研究”，以揭示事实联系为宗旨，属于实证考查；二是“影响分析”，以探讨精神联系为目标，属于审美批评。然而，具体到有关精神联系的影响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时，王著能够确定下来的，只是“判断与假设”、“作家作品分析”和“超影响”三个环节。其中，“判断与假设”是让研究者在无充分事实的前提下凭直觉提出有影响关系存在的假设，这显然是尚未进入审美批评的准备阶段。且不说这样的假设性判断是否专归影响分析所擅有，请问做出判断的直觉根据有科学性吗？所谓“超影响”，是指接受者对待影响的主动态度，他不是被动地全部接受，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性地进行超越。这一点同样很难说和审美批评的方法有什么直接关系。再看“作家作品分析”，这应该是所谓“影响分析”的中心环节，但除了强调“‘影响’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心理的现象而存在的”，说作家作品分析“包括对主题与题材的分析，对典型人物的解剖，对情节结构的解析，对形象与意象的对比等等”（第53页）外，别的就语焉不详了。实际上，就文学的审美批评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审美因素的确定，和审美因素的分析方法，及审美因素的比较研究要注意的问题。但作者统统避而不谈，却还要进而推广到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之间，或国际文学思潮与流派之间的影响研究。像这样，影响关系的确认既相当随意，审美批评的进行又不得要领，很难真正确立起一个新的学科规范。即便通过分析，发现了异国作家作品、理论家和文艺思潮之间的共通地方，人们也完全有权认为，那并非真正通过审美批评而揭示的精神联系。
造成这些问题的实质，乃在于王著对究竟何为文学的精神现象及精神性的联系，并没有从哲学的高度加以认识。同样的原因，导致王著对平行研究也采取了一种极为简易的、甚至可谓轻率的态度。在平行研究领域，我们再次遭遇了对哲学方法论的忽视。关于平行研究的评价，是以望文生义的方式来进行的，称“平行”给人的暗示是两个永远不会相交的点、线、面，然后再对此加以否定，以便提出作者自己的新见解。对平行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可比性原理，也被化解为“没有什么文学现象不可比，又没有什么文学现象完全可比”这样一句颇有俏皮味的话，并断言这就是“平行研究的方法论前提”。（第77页）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学理的可比性原理，是需要从哲理的层面加以解决的。（注：对此问题的探讨可参拙文《现代意识观照下的可比性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作者却毫不在意，难怪他会相当轻率地认定中、日、韩、越南、印度、甚至中亚、北非等国的“东方比较诗学不存在‘可比性’问题”（第191页）。这在理论上说不通，在实践上又无益。
那么王著有关平行研究提出了什么新东西呢？在一笔抹杀原有的平行研究的规范后，作者认为平行研究有三种基本功能，即“连类比物”、“相映成趣”和“相反相成”。这里的轴心，是各类文学作品或文学理论的相同或类同，其次是相近和相反。然而，判定它们相同、相近和相反的准尺究竟是什么？是外观还是内质？是肌理还是神韵？……只要这个问题未得到回答，人们照旧会产生误解，似乎平行研究只须把外表类同或不同的东西并置在一起，或者只要达到那样的效果就足够了。这岂不继续在助长比较文学中久已为人诟病的那一类极为随意的、根本不把可比性纳入学术规范的所谓平行研究？
在方法论的两个层次中，哲学论比工具论更为根本。哲学论没有解决好，工具论也不可能处理得完善妥贴。王著全书基本上是个工具论，这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把研究方法同研究对象截然分开的做法（由此决定了全书总的体例）就值得商榷。黑格尔有句名言：“方法取决于对象”，理当引起我们的认真思考。就拿我们已经谈论得不少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来说，很清楚，它们都包含着各自特定的研究对象，但王著把它们归入方法论而不归入对象论，如此区分究竟是否合理？也是令人不能不产生疑问的地方。
三、如何对待边际学科和文化研究的渗入？
近年来比较文学因学科的跨越性，几乎把所有新兴的理论学说都包容到自身内部，并因文化问题的突出，在向着比较文化学大步拓进。这是国际国内比较文学发展的共同新趋势，学界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王著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并体现在全书的写作中。对这个问题，限于篇幅，我只简要说几句。
对于比较文学上述发展趋势的最大忧虑，是因边际学科和文化研究的大量渗入有可能丧失比较文学学科的特征和个性，由此有人主张比较文学高筑壁垒，把种种新论和文化理论拒之于门外。这其实就是王著的立场。我们看到，书中明确反对把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淹没在一般的文学批评、文艺理论和文化理论中，全书根本没有探讨与比较文学相关的文化研究的内容。
我的观点有所不同：虽同样赞成坚持比较文学学科的自主性和文学性，但同时认为，不能回避边际学科的大量渗入和文化研究的深刻相关性。换言之，比较文学要做的，不是宣布它们不是本学科的问题，把它们驱逐出去，以维护自身的纯洁性，而是就在这样一种科际交叉、百学荟萃、中西合流、全球混同的复杂情况下，探讨和显现比较文学自身不可替代的特征与存在价值。
理由之一，比较文学的被渗入和扩容已是既成事实，无法退缩到原有相对单一的知识结构去；其二，文化问题的突出有其必然性，现代理论已奠定了文化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独立的重要地位，冷战结束和文革反思更促成了它的焦点地位；其三，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始终是和一般的文学批评与文艺理论同步的，比较文学的发展史证明了这一点；其四，边际学科的渗入其实也遵循着文学的特性，如女权主义是通过其文学批评而影响到比较文学的；其五，仍然是和国际规范接轨的需要，试问，当国际比较文学界正在拓展其疆域时，我们如何能继续囿于一隅？那岂不意味着放弃国际学术对话的平等权利？
除开这些理由，最关键的，还是比较文学理论建设本身的需要。比较文学根本的跨越性（不管从哪一方面加以界定），决定了它必须应对学科内外的相关问题。否则，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就不可能是完整的。我们在王著中发现了这样的例子，如一方面承认比较文学跨文化的属性，另一方面又对文化间性即不同文化的关系问题一字不提。像这样的处理方式，又怎么能进一步回答和解决跨文化的实质性问题？难道所谓的跨文化，就是纵身跳跃在两种文化之上，或一步从一种民族的文化跳到另一个文化？只要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未得到澄清，和研究者本身的文化特质或属性未得到澄清，那么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和相关理论，就仍然是不着边际，不得要领的。
当然，要实现在复杂的情况下坚持比较文学的自身特征和存在价值的使命，并非一蹴而就的容易事。如同理论建设，一样任重而道远。在这艰巨漫长的过程中，创新就是永恒的动力，因此理论创新在任何场合下都应受到鼓励和欢迎。但同时必须认识到，理论创新只可能是在原有理论积累的基点上的生长和转化，而不是当前被炒作得相当厉害的那种横空出世式的所谓“原创”。理论创新也离不开扎实的方法论（包括哲学论和工具论）素养，而不能单凭感觉、聪慧与勇气。在这些方面，我愿意同王向远先生和比较文学界的同仁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