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探析*
宋效峰
(安徽财经大学 法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 ]国际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外交思想交叉共有的重要内容，它顺应了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和全球治理的需要。着眼于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两个层面之间的互动，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法治环境。从“一带一路”与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到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贯穿其中，旨在保障和促进本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把中国梦与世界梦更紧密地联接起来。作为中国特色国际法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发展和创新，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提升了中国的外交软实力，拓展了中国在国际话语权领域的道义高地。
[关键词 ]习近平；国际法治；公平正义；全球治理
国际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外交思想的交叉共有内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前沿组成部分，但目前学术界的专门研究仍然很少。当前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将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法治现代化国家。随着向现代化法治强国的迈进，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与其身份相称的更大话语权、决策权和规则制定权。[1]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所要解决的就是新时代中国的国际法治话语权问题，下面就从目标价值、实施路径和地位影响等维度对其进行分析。
一 、在国际关系中彰显强烈的国际法治价值追求
(一)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
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具有强烈的大局观和时代性，把中国自身的法治建设置于开阔的世界视野中看待，整体性把握中国的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关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综合考虑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两个要务，力促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全球化时代，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界限趋于模糊，相互贯通和渗透增强，彼此影响和转化加快。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上的价值取向与政治智慧是高度统一的，以法律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本质上也是相通的。[2]21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理念和基本方略的外部表现和逻辑延伸，习近平同志主张在全球治理中奉行法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也顺应了国际关系不断加强的法治化趋势。“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3]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言，中国的定位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25而国际秩序就是一种准则和行为规范，其最典型的载体是国际法。作为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各国正越来越多地以制度规则来协调彼此关系和利益矛盾。
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首先需要自觉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习近平同志强调，法律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各国和国际司法机构应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歪曲国际法、滥用司法权。[5]540秉持对全人类发展前景负责任的态度，各国和国际机构应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辨是非。例如，在对恐怖主义的界定问题上国际社会应有明确的标准，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个别国家以反恐为名搞霸权主义；在近年来联合国安理会涉及叙利亚、朝鲜等问题的表决中，中国多次行使否决权也表明了对于国际干预的谨慎态度；而菲律宾南海仲裁案则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它歪曲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无中生有地捏造权利。
皇窑景区在标准化试点工作之前，基层员工与上层之间缺乏沟通渠道，部门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弱，十分不利于景区的长远健康发展。而通过标准化试点创建，为皇窑领导层、中层、基层员工提供了一个沟通平台和契机，实现了纵向、横向的管理协调，且标准体系中的标准是经过多轮标准化培训会、推进会、交流会和研讨会，由景区领导、各部门及员工共同协商一致的结果，有效提高了景区的整体运营管理水平。
D.地沟油由于混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杂质而不能食用,可加工制成生物柴油,生物柴油成分与从石油中提取的柴油成分不同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也是习近平同志所主张的正确义利观的应有之义。正确义利观首先是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弱者”——发展中国家而言的，中国明确站在发展中国家一方，把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联系起来看待，体现了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追求国际公平正义、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南南合作新理念。为了使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均衡，应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代表性、话语权和规制权，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代表性。[6]250其次，正确义利观还包括维护二战后基本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内容。2015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坚决反对任何篡改历史进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5]447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G20、上合组织、金砖国家、APEC、东盟相关机制、亚信会议等区域性国际组织的作用，推动各类地区和国际机制建设，并在这些平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在经济领域，中国致力于形成公正高效的国际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能源治理格局以及包容联动的发展治理格局。针对个别大国采取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政策，习近平同志主张维护世界贸易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继续高擎全球化大旗，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支持推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改革，及时反映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从而更加有效地满足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在区域层面上，中国主张继续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近年来，中国倡导的新兴国际机构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并把总部设在北京的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成员国目前已发展到80多个，其中包括其他大洲一些重要的发达国家，数量已超过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多边机构。中国作为亚投行最大股东，出资近300亿美元，占总投票权约26%。这类制度改革与创新使得现有国际经济机制更趋均衡完善，反映了中国在多边制度方面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在中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的过程中，周边地区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纠纷挑战。习近平同志重视通过对话协商和依据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相关争议问题，积极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致力于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同相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2017年8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框架协议，谋求通过更为法律化的国际机制保障南海局势的缓和。中国将日益娴熟地运用外交、法律等综合手段，侧重以理服人，排除和化解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各种干扰，更为明确有力地维护自己的合法主张和正当权利。
(二)在主权原则基础上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其中安全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领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及“强权即公理”的行为准则都是背离法治精神的。习近平同志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随意发动战争，不能破坏国际法治；应全面禁止并最终销毁核武器，实现无核世界。[5]541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等新特点和国际安全治理的需要，进一步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并向世界推广。在本地区，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禁毒等方面的执法安全合作；此外，东盟地区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等也是倡导亚洲新安全观、开展相关执法安全合作的重要平台。
例如2018年广东中考题第6题，当电源电压保持不变，闭合开关时，滑动变阻器的滑片P从b端滑到a端，电压表示数 U与电流表示数I的变化关系已经给出，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中国致力于和平发展、维护本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但绝不允许损害本国的主权、安全等正当权益。习近平同志认为，坚持和平发展与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并不矛盾，在新形势下两手都要硬。他多次强调，“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6]249在钓鱼岛、南中国海、台湾、西藏等核心利益问题上，中国不会作出任何原则妥协，反对任何分裂中国领土的主张和活动。针对当前台湾当局挟洋自重的做法，中国坚决维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国际法律地位，反对有关方面借所谓《旧金山和约》、《与台湾关系法》、全民公决等对台湾地位的歪曲解读，必要时运用《反分裂国家法》等手段捍卫一个中国原则。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文献[3，13，16]分别提出了基于空间交汇测量技术、超宽带技术与iGPS技术的掘进机位姿测量方法与精度验证分析。为检验位姿测量精度，建立了基于绝对测量的高精度掘进机位姿测量验证系统，如图4所示。
二 、在 “一带一路 ”和新型国际关系建设中推进国际法治
(一)加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法治合作
作为全球性问题的处理体系，全球治理体系是塑造、调整和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形成健康稳定国际秩序的有力保障；反过来，国际秩序所内含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又是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元素。[2]16为了避免国际秩序的失序风险，中国支持发挥现有国际机制在国际秩序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治理机制与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强的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而变得突出。对此需要在平等开放、合作共享基础上，利用和变革现有机制，并与时俱进创设新的机制作为必要补充。中国代表全球正义力量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愿望，重视以法治化来引领和保障世界新秩序，为全球治理格局和国际体系变革定方向、建制度、立规则，从而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习近平同志主张金砖国家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6]324在策略上，新兴国家应加强在联合国、WTO、G20、金砖国家等多边国际机制中的协调，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多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而制度性权力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与国际规则有关的法律性权力。
法治是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对内可通过法治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样地，法治化是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建设国际法治和全球法治是推进全球治理现代化和世界秩序法治化的必由之路。[8]16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5]529为此，要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尤其是提升规则变革和机制创设方面的能力。中国对人类相关优秀文明成果兼收并蓄，选择以法治思维和路径为切入点，推动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国际话语权问题，认为对国际规则不能停留在被动接受或一般性参与层面上，而应争取更高层面的国际规则倡导与制定权，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影响力。
(二)公平正义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法治追求
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向国际社会大力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以推动现有国际关系的进一步合理化、公正化，尤其是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和“国强必霸”逻辑。而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关系，更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中之重。由中、印等国于上世纪50年代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辟体现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它适用于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和体量规模的国家之间，其普遍认可度和持久生命力足以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法治基础。为此，政治上中国推动建设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往新路；经济上力促共同发展，向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安全上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格局，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文化上则倡导不同文明包容互鉴，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十分重视主权平等这一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原则，认为它在国际法治中具有基础意义。各国不应干涉彼此内政，维护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在国际合作中享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在某种意义上，当今国际体系就是主权国家等国际关系主体基于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而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2]15自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建立以来，国际体系一直处在发展演进之中，直至二战后形成了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相应国际体系。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尽管国家主权面临着多重挑战，但它远远没有过时；个别大国也不应自视为世界警察，超越其他国家的主权权利或国际组织的权威之上。习近平同志主张在主权平等的法律基础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共治、普惠原则——即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多边参与全球事务，反对搞“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尤其要维护和完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现有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7]
三 、在全球治理和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巩固国际法治
(一)全球治理在某种意义上是制度与规则之治
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拓展。尤其是大量中资企业和人员“走出去”，海外利益的规模比以往大大增加，这就需要中国不断完善相关体制，强化涉外法律服务，提高海外利益保护能力。习近平同志强调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持续打造海外民生工程，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外交和领事工作，为中国公民及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的外交和法律保障。近年来，中国已成功组织了也门撤侨等多次重大的海外公民撤离行动，处理了上百起中国公民在境外遭遇绑架或袭击等案件。
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强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发展原则，以开放、包容、共赢为核心理念，通过交流和创新发展实现联合自强，共创更全面、深入和多元的国际合作格局，凸显了对公正合理法治价值的追求。其中，政策沟通是互联互通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涵盖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贸易、金融、投资等市场经济政策法规方面的协调对接。国际经济合作客观上推动了各国间的法律趋同化，为适应新形势下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需要，中央提出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实施“法律走出去”，服务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1年12月，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成立，目前正在进一步提升多元化合作水平。2015年9月，中国公安部主办了首届新亚欧大陆桥安全走廊国际执法合作论坛。2016年10月，“一带一路”(中国)仲裁院成立。
(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的权威性
在全球安全及相关领域治理中，各国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是最重要的主体，同时应鼓励其他非政府行为体的参与。中国首先支持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蕴涵着和平与发展、主权与人权、合作与法治、公平与正义等进步价值的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国际公约、国际法文件和国际制度渊源；它们构成了当代国际法治的基石，也是当今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所赖以运行的核心规则。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价值观，以及各国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的国际法治精神。作为一系列开放包容的国际法原则，它有力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进入本世纪，联合国机构积极致力于促进国内和国际两级法治。而改革和完善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治体系，需要各方协商推动、循序渐进。中国主张和平解决争端与强制性行动双轨并举，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和手段，以更好地化解国际纷争和矛盾、消弭战乱和冲突。在全球性国际执法领域，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期间宣布设立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并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同时，中国还将在5年内向非洲联盟提供1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用于建设非洲常备军和快速反应部队，以维护区域安全稳定。国际制度的有效性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支持和塑造，在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中，中国的参与权、主导权等制度性权力得到显著提升，对多边规则的制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南苏丹问题等国际热点的解决，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等军备控制，都需要中国作为重要的建设性、负责任角色参与。同时中国的介入方式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其倡议、思路与方案能够尽可能地照顾和协调各方利益诉求，而不是单方施压。
(三)引领与创设区域性以及新兴领域的治理机制
与传统的强权政治相比，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反映了中国和国际社会对于法治秩序和公理的普遍价值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被肯定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5]522它们为国内国际两个层面的法治实践所吸收并为之提供保障，在指引国内国际法治进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积极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以及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交流融通，在法治的价值取向等方面中国与国际社会将有更多可以分享的理念和共同话语，法治大国的身份也会日益被认同。
习近平同志还非常重视参与国际互联网、气候变化、极地、外空等新兴领域的治理。例如在互联网领域，他倡导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治理体系，尊重各国网络主权，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以及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安全，构建良好的网络空间秩序。[5]532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习近平同志主张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此中国推动国际社会确立了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安排，以及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2016年9月，中国政府又率先批准《巴黎协定》并交存批约文书，为国际社会做出表率。在难民救助等人道主义领域，习近平同志主张秉持中立、公正、独立的基本原则，避免政治化倾向，坚持人道主义援助非军事化。
柔茎纤叶碧参黄，春涧幽姿泫露光。 小摘云林扶短杖，远驰瑶草侑盈筐。 种疑上苑花时见，菹忆庐山雨夜尝。 榆肉楮鸡谁得似，殷勤真费道人粮。[3]81
为了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中国还着眼于法律全球化趋势，加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具有世界视野、家国情怀和国际交流能力以及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人才。同时，中纪委、外交部、公安部等相关机构积极开展以全球治理为导向的法律外交，加强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各领域的国际法治合作，大力开展司法协助、反腐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及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包括支持国际刑警组织框架下的执法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执法人员等。作为法律外交的高端形式，尤其要积极倡导、参与甚至主导上述新兴领域的国际立法，把我国的立场主张、利益诉求和价值观注入国际法律体系之中，推进全球治理领域的良法善治。[8]17
在混合式教学中，学生的角色由观众变成了演员，学生不再是知识被动的接收者，他们的学习以自主学习为主，其自主学习能力在研讨式教学、课外学习中得到提升。当然，面对多年传统教学模式熏陶，本身就不怎么爱学习的高职学生来讲，培养其自主学习的习惯除了鼓励、督促、考核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构建利益与责任相统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相互依存、利益高度融合的趋势，习近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把它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方略和总目标。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中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基础上所结成的命运攸关的整体。[9]40这一目标兼顾了理念与现实、贡献与权力、利益与责任等维度之间的平衡，具有全球化时代的普遍规范价值。2017年2月，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一致同意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决议。就其实质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更是责任共同体和国际法治共同体，它指向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世界前景。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立足于自身实际能力和国际角色，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展现更大国际担当。在法治保障意义上，中国不仅是既有主要国际机制改革完善的推动者，更是新国际机制的倡导和创设者，参与建设和塑造蕴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新国际体系。就具体路径和目标而言，习近平同志强调各国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和绿色低碳，合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和清洁美丽的世界，而这些都离不开国际法治建设的同步进行。
四 、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首先立足于中国本位，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法治环境。同时它又准确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最大通约性，为中国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指导思想。它坚持民主、平等、正义等国际法治建设原则，弘扬和创新包含中国元素的国际法治理念，在促进中国国际法治话语体系发展的同时，也彰显了新时代的法治国家形象。习近平国际法治思想还丰富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价值内涵，提升了中国外交的道义水平；其所具有的进行性、时代性、确定性等特点有助于深化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与建设者的认知，以及强化世界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前景的预期。它显示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兴大国的制度自信与法治自信，使其主动影响和塑造世界的外交软实力得到增强，必将对新的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 考 文 献 ]
[1]张文显.新思想引领法治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的指导意义[J].法学研究,2017(6).
[2]黄进.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J].中国法学,2017(5).
[3]习近平.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公正更加合理,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N].人民日报,2015-10-14.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外文出版社,2014.
[7]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N].人民日报,2014-06-29.
[8]张文显.推进全球治理变革，构建世界新秩序——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全球思维[J].环球法律评论,2017(4).
[9]刘建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特色[J].国际问题研究,2017(2).
* [收稿日期] 2018-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治理变革背景下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战略研究”(18BGJ041)
[作者简介] 宋效峰(1973-)，男，山东蒙阴人，法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
[中图分类号 ]D920.1；D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882(2019)01-0012-04
[责任编辑 ：刘卫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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