筛选机制与分割效应——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城乡差异的一个理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乡论文,效应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差异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和恢复高考三十余年以来，高等教育已经是人力资本投资中备受关注的重要环节。目前，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的研究，以教育投资回报率的实证分析为主。尤其是对城镇青年的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Junsen Zhang等(2005)对1988-2001年间中国城镇教育回报进行的回归估计；Belton M.Fleisher等(2004)用CHIP88、CHIP95和CHIP02的数据对中国城镇地区的大学教育回报的回归估计；李雪松、赫克曼(2004)基于异质性与选择偏差对城镇青年的教育与收入数据进行的估计。他们都获得了相似的结论，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青年的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率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理论研究似乎还不多见，尤其是对于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投资的研究更为阙如。高等教育中巨大的城乡差异一直存在，尽管始于1999年的大学扩招使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普及①，这一差异却依然如故。从入学率看，从1999年到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1.4%增长到2.7%，城市适龄人口高等教育入学率从7.7%增长到26.5%。两者虽然都在增长，但城乡比值由1999年的5.5倍上升到2003年的9.8倍，差距逐步拉大②。城乡之间的差距随着学历升高呈逐渐增大之势。2008年，大学生中城市和农村生源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2.3%和17.7%，城市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农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③。要分析高等教育投资中城乡差异的成因及影响，必然要思考如下问题。
首先，一般的来说，人们根据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和将要付出的成本来决定是否进行某项投资，高等教育投资也不例外。考虑到学生上大学时一般都已经达到法定工作年龄(16周岁以上)，教育成本在付出的金钱(学费)、时间、精力(包括脑力和体力)之外，还有牺牲的工作时间原本可以获得的经济收入(机会成本)。教育投资的收益方面，投资决策人考虑的是接受教育让自己(或者子女，如果他是支付教育费用并有决策权的家长)未来的收入与不接受教育相比有没有、有多少增加。
教育使收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能力，Junsen Zhang等(2005)、Fleisher等(2004)和李雪松、赫克曼(2004)等人的工作，基本上都是致力于分析在这一层面上的教育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Spence(1973)提出的筛选理论认为，大学与各种专门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职业学校和技校不同，大学教育作为筛选与分级机制，在就业市场，如果大学学历能够成为甄别劳动者生产能力的有效信号，即使高等教育本身并不提高学生的工作技能，大学毕业生的收入也会高于其他人。在李雪松和赫克曼(2004)的论文中，筛选分级效应带来的这一收入差额被称作“分类效应”(sorting gain)，定义为“政策参与者(比如进入大学学习)基于他们自身不可观测的变量所带来的平均效应”。
其次，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分割，农业户口在社会福利、保障、就业等各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在长时期里就全国范围而言，农村居民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根据户籍管理制度，通过高考被国家认可的大中专院校录取是农村户籍人口除了参军、土地被征收之外“农转非”(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的几乎唯一途径。单从这一点看，农村学生应该比城市学生更有动力投资于高等教育。然而，事实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与之并不相符。我们怀疑户籍歧视通过对教育投资收益④的作用影响了高等教育对农村学生的筛选，阻碍了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
户籍歧视对教育投资的影响直接反映于工资收入。姚先国和赖普清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工资差异中，30%是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姚先国和黄志岭的《人力资本与户籍歧视》(姚先国和黄志岭，2008)利用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研究了户籍分割与教育回报之间的关系，应用统计性歧视理论指出，如果农民工的教育作为技能信号质量低于城市职工，就会遭受统计性歧视。其从实证角度证明人力资本投资中也存在户籍歧视。那么高等教育投资收益是否存在及存在何种程度城乡差异？我们注意到，Fleisher等(2004)以及李雪松、赫克曼(2004)的论文中，其计量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是以城镇居民为调查对象，收入方程中的变量没有考虑大学毕业生在入学前的户籍状况，而农村生源毕业生与城镇生源面对的成本与收益并不相同，我们怀疑忽略毕业生的原户籍状态可能会影响到论文中处理“分类效应”的方法的有效性。
本文试图应用筛选机制理论，从筛选机制与分割效应的角度，分析户籍制度对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影响，希望可以得到一个解释现实问题的新视角。
一、Spence的筛选模型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Spence在他的开创性论文《就业市场信号》(1973)中提出的一个简单的教育筛选模型：一个均衡的就业市场，如果工人的个人特征(指标)符合随机分布且教育成本与工人的生产能力负相关，工人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教育程度来发送自己生产能力的信号。其分析如下。
就业市场上的雇主在雇佣一个人时，往往并不能确切地了解其真实的生产能力，在雇用此人之后，这种信息在短期内也难以获悉。通常，工人也需要一段时间熟悉自己的工作，培训相应的专门技能。但是，雇用合同一经签订往往是长期的，很难随时解除或重新谈判。这使得雇佣成为一种有风险的投资行为，类似购买彩票。在竞争的市场上，一个风险中性的雇主愿意支付的工资会等同于工人为雇主企业贡献的边际产值。在做出雇佣决定之前，他并不能直接观察到工人的边际生产力，只能观察到某些显见的个性和特征，包括教育程度、工作履历、种族、性别、犯罪记录等等，据此来评估他即将聘用的工人的价值。在所有这些可观察的个人特征中，Spence把个人不能改变的那些特征(包括年龄，因为年龄随时间而增长，并不由个人自己控制)叫做指标(indices)，而通过自身努力能加以改变的个人特征叫做信号(signals)。雇主面对一个来应聘的工人，实际上观察到的是这个工人一系列指标与信号的组合，他会根据这一组信息来估计这个工人的边际生产力的期望值，然后决定给应聘工人的工资报价。
求职的工人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不同的个人指标与信号组合，每一组都分别对应着一个工资报价。工人不能改变自己的个人指标，但是他可以根据工资报价决定是否发出某个信号，比如接受教育取得某种程度的学历。值得注意的是，工人自己无需视教育为信号，只要根据工资报价他能得到足够的回报他就会选择投资于教育。教育能够成为显示生产能力的信号，首要的前提条件是，发送信号(在此，即取得某种学历)的成本必须与工人的生产能力负相关，即，能力高的工人获得某种学历要花费的时间、精力较少，成本较低，而能力低的工人获得相应学历成本更高。如果信号成本与生产能力负相关这一条件不具备，给定工资报价，所有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投资于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就起不到对人群进行甄别、分级的作用。这里的成本是广义的，包括了直接耗费的金钱、时间、脑力劳动和学习中所承受的精神痛苦等等。
可见，市场上的雇佣行为中其实存在一个信息反馈机制。雇主雇佣了新人，随后观察到与其发送的信号相联系的生产能力，获得新的数据，据此调整自己的条件期望的信念，于是开始新一轮循环，新进入市场的工人面对的工资报价就跟从前的工人不同了。当这种循环产生的新数据不再改变雇主的条件期望的信念，我们可以说这些信念是自我确证的(self-confirming)，或者说工资报价方案一再自我复制，下一轮的应聘工人行为与此前的工人行为相同，此时市场就达到了信号均衡(a signaling equilibrium)。关注雇主信念的自我确证方面比较方便，因为雇主是一直持续出现在市场上的。如此，均衡可以被理解为由一组雇主信念产生的工资报价、应聘工人发送信号的决定、雇用行为，以及最终与雇主初始信念相吻合的新的市场数据，给定一组工资报价，通过每个人的最优化选择，市场生成了以可观察的信号(和指标)为条件的生产能力的经验分布。另一方面，给定信号，雇主对于生产能力的条件概率分布持有主观的信念。均衡状态下，对于雇主实际观察到的信号范围，其主观条件分布与市场机制中潜在的分布是同一的。
均衡有很多种可能。Spence描述了一个简单的分离均衡的例子。此时不考虑指标的作用。假设雇主面对的人群根据生产能力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类型Ⅰ的人具有的生产能力为1，类型Ⅱ的人具有的生产能力为2。工人能够以某个代价获得一个潜在的信号，比如教育。假设教育程度以指标y度量，y取决于个人选择，获得教育的代价既包括金钱也包括脑力劳动；教育程度与获得教育的代价线性相关。为方便起见，不妨假设类型Ⅰ的人获得y单位教育的代价(CI)为y，而类型Ⅱ的人获得y单位教育的代价(CⅡ)为y/2，前者大于后者。
在前文所述的信息反馈机制中，假设雇主的条件信念是，存在某个教育程度y*，y＜y*的工人生产能力为1(即，属于类型Ⅰ)的概率是1，y≥y*的工人生产能力为2(即，属于类型Ⅱ)的概率是1，那么他的竞争性工资报价w(y)与工人的生产能力相当，如图1所示：
图1 雇主依据工人教育程度y提供工资报价w(y)
图2 左图为类型Ⅰ的教育成本曲线(CⅠ)，右图为类型Ⅱ的教育成本曲线(CⅡ)
给定工资报价，每种类型的工人据此选择最优的教育程度来最大化工资与教育成本之间的差额。如果y*满足不等式：1＜y*＜2，那么由于1＞2-y*，类型Ⅰ的工人会选y=0⑤；由于2-y*/2＞1，类型Ⅱ的工人会选y=y*。于是，雇主的信念被市场经验确认，实现了市场信号的分离均衡，高能力的工人和低能力的工人通过发送教育信号被区分开来。如图2所示。
这里的关键假设是：教育成本与生产能力是完全负相关的。最后，高学历的工人获得高工资，并不是因为教育提高了他的工作能力，而是通过教育把高工作能力的人甄别出来，让他得到了与自己较高的边际生产能力相对应的工资。同样的，低学历的工人工资较低，是因为在市场的筛选分级中被认定为生产能力较低的，所以他的工资也就与较低的边际生产能力相对应。
二、一个考虑分割制度的简单的筛选模型
存在分割制度的筛选模型：改变Spence的模型假设，如果就业市场存在人为分割，工人具有与工资报价相关的个人特征(指标)，即使教育成本与工人的生产能力负相关，教育的信号功能也会被削弱。
Spence的分析认为，雇主在雇用工人之前，对应聘者的工作能力缺乏信息，就业市场上的这种不确定性使得雇用工人成为一种投资行为；工人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教育水平，获得相应的学历，来向雇主发送有关自己能力的信号。此时，高等学校就担当了这样一个确认信号有效的职能，个人根据自己对工资的预期和对自己能力的认识决定是否就读。所谓个人对自己能力的认识，包括了对自己获得相应的学历将要付出多少成本的预期。在Spence的这个简单模型中，市场是单一的，不存在分割的。市场中不存在分割是高等教育作为筛选机制能够有效甄别全体工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破坏这一条件，即市场中存在人为的制度性的分割，高等教育就无法对人群进行有效的筛选分级。中国的户籍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对就业市场进行分割的制度。
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以法律形式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户口迁移相关规定的基本要点时提出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1977年，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公安部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在这样一个城乡二元化体系中，教育、社会保障、人事制度、医疗制度都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实行双重标准。非农业户口的各项待遇明显优于农业户口。城市人口享受的各种保障，农民都无权享受。这些保障都是靠国家财政补贴支持。以北京为例，在就业方面，政府机关、国企、事业单位招工大都要求北京户口。教育方面，即使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外地人口子女，到当地正规学校上学也要交两三万元左右的择校费。这种状况在全国普遍存在。
而且，中国的户籍身份具有世袭性，农民的子女除了通过大中专院校招生入学、参军入伍等少数途径“进城”，基本上只能承袭父母的农村户口。城市户口的居民，其子女则自然具有城市户口。
1992年国家就成立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包括“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错综复杂，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至今仍然困难重重。
通过以上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户籍制度把中国公民分成了城市居民与农村人口这样两个等级，所以中国的就业市场实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割现象。在y=0时，城市居民面对的可能收入(工资报价加上各种保障与福利)远远高于农村人口；而农村学生一旦通过高考被国家认可的大中专院校录取，不但本人“农转非”获得城市户口，子女也世世代代成为城市居民⑥，从此可以享有城市居民的种种待遇，面对的可能收入基本上等同于教育程度相同的城市居民。暂时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我们在前面引述的Spence模型中引入户籍制度这一分割现象，得到的结论是令人深思的。
我们对Spence的模型假设作一些修改，在这个存在信号反馈机制的就业市场上，除了假设雇主面对的人群可以分为生产能力为1的类型Ⅰ和生产能力为2类型Ⅱ，同时，人群根据“户口”这一指标(index)被人为地分为两个群体：具有城市户口的群体一和具有农村户口的群体二，每一个群体中都既有类型Ⅰ的人又有类型Ⅱ的人。另外，仍然假设类型Ⅰ的人获得y单位教育的代价(CⅠ)是y，而类型Ⅱ的人获得y单位教育的代价(CⅡ)是y/2，不论他是属于群体一还是群体二。发送信号的方式是，通过高考被国家认可的大中专院校录取并就读，获得大于或等于y*单位的教育。
接下来，由于户籍制度对就业市场的分割，在教育程度低于y*的条件下，群体二的人在就业市场是被歧视的，即y＜y*时，群体一的人得到的工资报价高于群体二。这里的工资报价，w是广义的，指所有潜在的货币性收入的总和。由于群体一和群体二的身份是有“户口”这一指标可确认的，不存在甄别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假设群体一面对的工资报价是竞争性的。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然用简单的数字为例。假设在市场信号反馈机制循环的初始，雇主的信念可能是：边际生产能力为1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较高，因而他会接受y=0的教育；而边际生产能力为2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较低，因而他会接受y=y*的教育，此时y*＜2。于是，y=0时，群体一的人获得工资报价是与其边际生产力相等的，此时w(y)=1；群体二的人获得歧视性工资，此时w(y)=
＜1。如果接受高等教育，发送教育信号，来自群体二的人立刻进入群体一，获得的工资等于其边际生产力，即y=y*时，对于两个群体的人都有w(y*)=2。也就是说，如果以y*为信号能有效分离类型Ⅰ和类型Ⅱ的人，对于类型Ⅱ的人，他是出身于群体一还是群体二并不影响其收入，他的最佳选择仍然是获得y*，发送信号；对于类型Ⅰ的人，情况却有所不同，如图3所示：
图3 户籍分割对类型Ⅰ的影响
图3中，y=y*时，工资报价与教育成本之差，b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由于b=2-y*＜1，类型Ⅰ中群体一的人最佳选择仍然是y=0，此时他的净收入为1；但是，对于类型Ⅰ中群体二的人，y=0却未必是最佳选择，因为此时他的净收入同样小于1，如果-b＞0，那么他的最佳选择也是y=0；但如果-b＜0的话，他的最佳选择应该是y=y*！换而言之，类型Ⅰ的人中属于群体二的部分，是否会接受y*的教育，是否选择付出比类型Ⅱ的人更高的代价来接受高等教育，取决于b与之差是正还是负。也就是农村户口的学生，即使他接受教育的成本较高，如果接受高等教育后获得的工资扣除教育成本之后的净收入，高于他不接受高等教育时的工资，那么，他还是愿意负担这个教育成本来接受高等教育。
这时，我们会发现，对于农村出身的学生，高等教育的信号作用被削弱了，类型Ⅰ有可能与类型Ⅱ一样发送信号，那么两种类型的人就无法被有效地分离筛选。在市场的循环反馈机制中，理性的雇主观察到这个现象后，在开始下一轮雇用时会调整他的信念。他的新的条件预期里，农村出身的大中专毕业生既有可能是高生产能力的工人也有可能是低生产能力的工人，那么雇主只会提供小于2的工资报价⑦；而城市户口出身的大中专毕业生仍然可以得到w=2的工资报价。也就是说，雇主新的工资报价组合是：y=0时，所有人都属于类型Ⅰ，那么来自于群体一的人，w=1；原属于群体二的人，w=＜1。
y=y*时，来自于群体一的人，所有人都属于类型Ⅱ，w=2；原属于群体二的人，p的可能性属于类型Ⅰ，有1-p的可能性属于类型Ⅱ，w=2-p＜2。
经过这一轮反馈循环，就业市场将达到何种形态的均衡，依赖于雇主新的条件信念中的p的值，也就是雇主相信选择高等教育(y=y*)、出身群体二的人是属于类型Ⅱ的条件概率。群体二的人达到分离均衡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一种可能的均衡是，群体二中，选择y=0的人，既有类型Ⅰ的也有类型Ⅱ的；而选择y=y*的人，也同样既有类型Ⅰ的也有类型Ⅱ的。还有一种可能的均衡是，所有群体二的人，包括类型Ⅰ和类型Ⅱ的，都选择y=0，都不接受高等教育。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考虑群体一与群体二之间教育成本的系统性差别的情况下，由于户籍制度的分割影响，对于群体二，即农村户籍的学生的高等教育的能力信号作用受到很大的干扰，不能对边际生产力不同类型的人进行有效的筛选分级。尤其是，有才华的、具有较高生产能力的农村学生，很可能被迫放弃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三、教育成本存在系统差别的分割筛选模型
分割制度同时影响教育成本的筛选模型：进一步改变Spence的模型假设，如果就业市场的人为分割，使得工人的个人特征(指标)与工资报价和教育成本都相关，教育的信号功能会被进一步削弱。
在上文中，我们考察了引入分割效应的筛选模型。显然，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许多重要的其他因素尚未考虑。在现实生活中，户籍制度造成的分割不仅体现在收入上，而且体现在教育的巨大城乡差别上。
不可否认，与城市相比，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相对比较差，校舍相对简陋甚至陈旧，教学设施比较落后，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比较少。农村学生很难有机会享受到和城市学生同等水准的初等教育。同样是国家法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和城市的教育质量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巨大差异。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表述这种差异就是，如果我们以城市学生接受的初等教育的平均水平为标准，那么农村学生想要获得同等水平的教育被要求付出高得多的代价。这个更高的代价很难量化计算，不过如果我们调查一下各地普遍存在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向非本校学区户籍的学生收取的名目繁多的“择校费”、“赞助费”，这些费用动辄上万甚至好几万，可以认为这类择校费比较客观反映了户籍分割造成的系统性教育成本差别。
下面我们在模型中引入系统性教育成本差别，群体二的人如果接受教育，那么他要付出的成本总是比群体一高c’。在前面的示意图中不论是类型Ⅰ还是类型Ⅱ，群体一和群体二的成本曲线都是同一条，而在图4中我们看到，成本曲线分裂为两条，群体一的成本曲线仍然保持不变，群体二的成本曲线(cⅠ乡和cⅡ乡)与群体一比向上平移了c’的高度，群体二中类型Ⅰ的成本曲线为cⅠ乡，群体二中类型二的成本曲线为cⅡ乡。教育成本变化改变了整个群体二的选择。
假设，我们还是处在市场循环的初始阶段。雇主的信念仍然可能是：边际生产能力为1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较高，因而他会接受y=0的教育；而边际生产能力为2的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较低，因而他会接受y=y*的教育，此时y*＜2。雇主如果观察到工人接受过高等教育，y=y*，愿意支付的工资是2，反之则群体一的人获得工资为1，群体二的人工资为。
图4 户籍分割同时改变群体二的工资报价与教育成本
群体一的人不论类型Ⅰ还是类型Ⅱ，都不受影响，其选择不会有变化。
现在，群体二的人中属于类型Ⅰ的部分，如果选择0单位的教育，收入还是；如果选择接受y*的教育，不但要付出比类型Ⅱ的人更高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比群体一中同为类型Ⅰ的人还要高c’。他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取决于2-y*-c’与之差是正还是负。也就是，农村户口的学生，如果接受高等教育，他获得的工资扣除教育成本之后的净收入更少了，那么，他愿意负担这个教育成本来接受高等教育的动力更弱了。
在市场的循环反馈机制中，如果群体二不能实现分离均衡，雇主的初始信念得不到确认的话，在下一轮雇用开始时雇主就会调整他的信念，对原属于群体二的大中专毕业生，即y=y*的人，提出新的工资报价组合：由于原属于群体二的人有p的可能性属于类型Ⅰ，有1-p的可能性属于类型Ⅱ，根据新的条件预期，雇主愿意支付的工资是w=2-p＜2。
与第二部分中讨论过的情形相似，经过这一轮反馈循环，就业市场将达到何种形态的均衡，依赖于雇主新的条件信念中的p的值，也就是雇主相信选择高等教育(y=y*)、出身群体二的人是属于类型Ⅱ的条件概率。而所有群体二的人，包括类型Ⅰ和类型Ⅱ的，都选择y=0，都不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四、推论
户籍制度对就业市场的分割，人为造成农村居民的收入比城市居民低，而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成本比城市居民高，其结果是有以下几方面。
1.对于农村居民，高等教育作为筛选机制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农村居民的收入过低，促使边际生产力较低、本来不会选择高等教育的农村学生，愿意承担更大的代价争取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雇主难以根据学历来确认农村出身的高校毕业生的真实边际生产力。这会导致农村出身的高校毕业生获得的收入均值低于城市出身的高校毕业生，而且随工龄增长、真实边际生产力的显露，农村毕业生的收入的方差也会大于城市毕业生，在计量回归中，农村生源大学毕业生的高等教育回报的系数可能小于城市生源毕业生，方差则大于后者。
姚先国和黄志岭(2008)利用浙江省企业职工调查数据所作的研究表明，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异小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其他学历组别，但这一差异中仍有29.5%不能被个体特征差异所解释，从经验角度证明了农村生源的高校毕业生获得的收入均值确实低于城市生源。
2.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成本过高，可能使得即使边际生产力很高的农村学生都发现，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比它带来的收入增加额还要高，于是优秀的农村学生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农村学生的大学教育收益率由于优秀学生的退出可能又进一步降低了。
3.另一方面，边际生产率较高的人农村学生放弃上大学，可能加大农村居民的收入差异，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均值在统计中显示较大的方差。
综上所述，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分割，造成农村居民收入过低和教育成本过高，不仅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公等诸多社会问题，而且使得高等教育作为筛选机制对于农村学生失效，导致农村学生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人力资源的分级配置被严重扭曲。我们认为扩招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境。要改变这个局面，除了改革户籍制度，还应该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和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这些措施缺一不可。
JEL Classification:I22 I28 J78 R58
注释：
①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全国范围来看，1997年约为5%，2002年达到了15%，2008年达到23%。数据引自夏斐《理性客观看待大学扩招》，《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0日。
②数据引自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郭书君《我国农村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实证分析》。
③数据引自邱瑞贤《农村娃上大学比重下降隐情何在》，《广州日报》2009年1月23日。以扩招为分水岭，扩招之后入学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近年日益尖锐，尤其是农村子弟大学毕业就失业的新闻时见报端，近一二年来甚至出现规模不小的中学毕业生高考弃考事件，使我们怀疑扩招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回报率有所下降。由于1999年以后入学的大学生2003年以后才开始正式就业，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还有待时日。
④此处的“教育投资收益”指个人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考虑的可能回报，与赫克曼、Junsen Zhang等使用的不考虑个人异质性的“教育投资回报”相区别。一般的，教育投资收益应为教育投资回报与筛选分级效应之和。
⑤考虑义务教育制度，可以把y=0理解为只接受了义务教育，但绝对意义上的0教育在中国农村确实存在。
⑥政策细节随时间略有变动，尤其是配偶的户口属性对子女户口的影响等等，因不影响本文结论，暂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⑦即使是在国家统一规定工资标准的时期，我们还是会发现，很多单位在向大中专院校招收工作人员时对毕业生的原户籍有诸多限制条件，原籍农村的学生往往是这种就业限制的歧视对象。
标签：城乡差异论文; 边际收益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大学论文; 边际效应论文; 城市选择论文; 就业选择论文; 投资论文; 户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