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战略下中国电视文艺的价值体系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强国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文艺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2)11-0123-06
纵观当今世界，与意识形态特征更为直接明显的电视新闻节目“硬性”引导相比，电视文艺以其相对“软性”引导的特征，对于传播各国主流文化价值观显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电视文艺也比电视新闻更具备作为文化产业运作的可能和空间。因此，无论从使命和责任，还是自身的发展需要来说，中国电视文艺应当成为“文化强国”①战略版图上的支柱性文化产业。但我们无奈看到的是：一方面，中国电视文艺产业化在历经了20多年的摸索后②，“走出国门”的步伐依然缓慢，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差强人意；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电视文艺在国内屡屡被推上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就难以与其传播先进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功能定位相匹配。中国电视文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似乎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集褒奖与贬损、肯定与否定于一身，动辄引发从普通观众到专家学者的热议和争辩。究其原因：一是当代电视文艺在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受众的广泛性方面前所未有，这使其被关注度极大增加；二是当代电视文艺所包涵的文化价值观之多元化前所未有，是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折射，自然会产生诸多争议；三是当代电视文艺所遵循的文艺创作理念之多元化前所未有，而相应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这不仅让理论界莫衷一是，也让创作者和电视媒介管理者感到迷惘。而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客观上为中国电视文艺成为公众舆论热点提供了平台。褒也罢、贬也罢，也都恰恰说明了电视文艺在当代中国影响力之大，都反映了从国家政权到普通民众对电视文艺的高度期待。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当代中国电视文艺呈现的多元复杂文化现象，探讨“文化强国”战略下电视文艺的价值体系重构。
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
中国电视媒介本身就是“西学东进”的成果。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始试验播出。开播一个月后，北京台播出了首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当年9月播出电视报道剧《党救活了他》。③据此，可以认为电视剧是中国电视文艺最早的原创作品形态。上个世纪80年代，当是中国电视文艺迎来的第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高山下的花环》、《今夜有暴风雪》、《四世同堂》等一批或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或有着鲜明时代精神的电视剧受到如潮好评；中央电视台于1983年推出的春节联欢晚会和电视文化系列片《话说长江》等新节目，则标志着电视文艺告别了单一的电视剧阶段，迈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正是从这一时期起，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西方文化通过电视剧等艺术载体展现在国人面前。1980年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播放了自行译制的法国故事片《红与黑》，紧跟着的是美国科幻系列电视片《大西洋底来的人》、美国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和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等等，反映了正在复苏中的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包容性。比电视新闻更具有跨文化、跨地域传播可能的电视文艺，或许可称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的使者。在这一跨文化对话中，西方文化对我国电视文艺的影响主要是在编创理念、叙事技巧和技术借鉴，而没有触及到电视文艺作品的文化价值内核。
通过以上对我国电视文艺早期文化体征的简约勾勒，我们不难发现：当历史的车轮跨入21世纪后，西方文化对我国电视文艺的影响与当初有了明显的不同。一是在国内荧屏上，曾经热播的欧美剧、日本剧的风光不再，外国引进剧中表现家庭和婚恋的韩剧成为主角，而作为东方文化的一个分支，韩剧的文化价值观更与中国传统文化接近。二是尽管一些国产剧海外销售有明显突破，如2010年推出的新《三国》已经卖出100多个国家的版权，但诚如业内人士指出“在总体上，我国电视剧的海外传播仅限于华语地区，如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始终没有打入欧美主流市场。”④这说明中国电视剧至今在传播中国文化和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微弱。三是在电视纪录片领域，以《故宫》、《敦煌》、《舌尖上的中国》等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纪录片在艺术表现理念和手法上越来越善于汲取西方纪录片叙事和表现艺术之长，以中西合璧的创作风格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之魂，这样的艺术精品不仅受到了国内观众的喜爱，也在进军国际市场方面有了实质性突破。如由中视传媒和英国BBC自然历史部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美丽中国》以跨文化对话和跨地域传播为追求，获得“国际艾美奖”的3个奖项，已经被德国、澳大利亚等60多个国家的电视媒体购买了播出权，销售额超过了150万英镑。⑤尽管像《美丽中国》这样的成功案例在我国还很鲜见，但昭示了纪录片产业化运作的前景值得期待。四是随着电视娱乐风潮兴起，尤其是中国电视人模仿西方娱乐节目的力度加大，西方文化随着其节目模式一并输入中国，而中国电视人在“克隆”西方节目模式打造新娱乐节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西方文化囫囵吞枣地吸收，乃至造成了消化不良。下面着重对以上概括的第四点展开阐述。
关于电视娱乐潮刮起的“西风”，各方众说纷纭。我以为首先要肯定其学习借鉴的积极意义。我国电视娱乐早期是受港台地区娱乐节目影响发展起来的，然后是学“日本”，到今天是学“欧美”。从具体运作来看，中国电视人学习西方的娱乐节目也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观看西方娱乐节目，然后加以模仿；第二阶段是购买西方娱乐节目模式的版权后予以“本土化”；第三阶段，是在购买版权后，为确保取来“真经”，干脆请原版节目主创人员到中国来现场传授，同时一些有实力的广电媒体选派精英到西方去实地学习。纵览近年来影响力大的中国电视娱乐节目，都是西方娱乐节目的中国化。如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之于荷兰《The Voice》、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之于美国《American Idol》、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之于英国《Take Me Out》、江苏卫视《老公看你的》之于德国《Mein Mann Kann》、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之于英国《English Talent》、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之于英国《Tonight’s The Night》、东南卫视《欢乐合唱团》之于英国《Last Chair Standing》等等，这些节目都是各台重金打造的拳头产品。西方成熟的节目模式和运作经验为我国电视台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市场运作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这些被引进的西方娱乐节目从创意到每一个环节的设置、舞美、灯光、道具等方面都是精益求精，一改过往地方台娱乐节目相对粗糙的局面。
毋庸讳言，随着中国电视娱乐节目效仿西方节目模式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大，带来的有关价值观的非议也最甚。同时，中国电视媒体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模式本土化过程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问题，无论早期一度成为舆论焦点的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还是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都在将西方模式的本土化，尤其是适应中国文化土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如《中国达人秀》提出了“最终的获胜者，是要能代表中国站上世界舞台”的目标，将励志的中国平民精神融入西方达人选秀模式，推红的“无臂钢琴”、“民工街舞团”、“孔雀哥哥”、“农民歌唱家”等民间达人，在展示他们才艺和精神的同时，也演绎了多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不过，一个可能长期会缠绕中国电视人的困惑在于，即便在西方模式的中国本土化方面作更多努力，可能依然会很难被认同为是“主旋律”。这固然与这些娱乐节目难以回避的商业化诉求有必然联系(对此，本文第三部分将作重点分析)，同时也不能忽略西方节目模式从理念、主题到具体环节本身实际上已经为其传播西方文化价值观设置好了框架。
有关中西方文化的大量研究成果表明：尽管近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渗透日益活跃，但诚如李翔海教授指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一起被公认为人类三大主流文化传统之一，正因为它有着自身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⑥也就是说中国文化通过对西方文化优良成分的融合、吸纳，不仅没有失去自身这种“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而且不断增强了内在生命力。那么，这种“独异而优良的精神特质”究竟是什么?张鸿雁教授的阐释很有代表性：“中国文化中的文化价值观，所追求的目标是群体价值、群体的生存和群体的利益，群体和集体的发展，个人为群体、集体的奉献是中国文化价值最高利益和美德。在这一文化价值体系内，个人的充分表现往往被社会所排斥。”而“西方文化主要是以人的个体更好生存、以人的充分发展为最终目标，个人主义是这价值的根本核心和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⑦从这个角度来观察西方模式中国版的电视娱乐节目，不难发现加入符合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的本土元素至多只能是对引进的节目模式中西方文化的一种调和，但从精神特质来说，所有成功的西方电视娱乐节目都是将张扬个体主义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个体的梦想、个体的拼搏、个体的挣扎、个体的喜悦、个体的窘迫、个体的失败都是西方娱乐节目的“主角”。当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的这种精神特质随着节目模式传播到中国时，当然会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会给电视荧屏吹来新鲜的气息，但如果引进过度时，就难免带来引发中国主流文化的“排异”，引发众多国人“集体无意识”的抵触。
2011年10月26日，一条关于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的消息成为全国各类媒体报道的重磅新闻，多家报纸作为头条刊发，这实际上也折射出电视节目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总局新出台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限制婚恋、竞技、益智、情感等7类娱乐节目；二是鼓励制作新闻类、道德类、文化艺术鉴赏类、历史地理天文类等方面的主旋律节目。虽然，也许关于娱乐节目是否就应该排除在主旋律之外，又会引发热议。我以为，应该从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来看待这一规定出台的背景和诉求。事实上，国家权力机构并非反对所有的娱乐节目，被限制的7类娱乐节目的确是以展示以个体主义为精髓的西方文化为偏重，而多家媒体蜂拥而上地以真金白银购买西方电视节目模式，显然有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这一战略目标渐行渐远的潜在危机。可以预见，那些将个人情感、个人追求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大我”有机结合的中国气派、中国韵味的主旋律娱乐节目——更准确地说主旋律综艺类节目必然会有新的拓展空间。可以期待，随着“文化强国”战略的推进，电视文艺将在继续中西方文化对话重要载体的同时，更多地体现出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和作用。
二、民主文化与封建文化的碰撞
有学者曾在研究了《汉武大帝》等皇帝题材电视连续剧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皇帝剧“不仅不符合先进文化的要求，而且与当前中国政府执政理念与外交政策背道而驰，甚至还有违于中国近代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样的电视剧居然上了中国最重要的电视频道的黄金时间段，简直难以置信，它反映出中国电视文化的严重危机。”⑧或许这段来自于高校学者的忧思未免有些以偏概全的激进。我们姑且不去纠缠于像《汉武大帝》这样的皇帝剧是否“反映出中国电视文化的严重危机”，但可以从全国众多电视荧屏看到的是，播出体量极大的电视剧就是一个文化万花筒。如果试图以某部电视剧来判定电视媒体的文化立场恐怕比以娱乐节目来推断还无所适从。这是因为从中央台到地方台的娱乐节目自制量还是占播出总量很大比例的；而尽管为数不少的广电媒体自制电视剧，但总体上看，按照市场机制购买的权重更大，这也使多元文化价值观呈现的电视剧在同一家电视频道播出成为一种常态，更别说不同频道之间了。这其中，民主文化与封建文化的碰撞乃至冲突恰恰常为人们所忽视，封建文化每每裹着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外衣为一些投资商、导演、编剧青睐，这是应当引起反思的。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推出的《辛亥革命》、《护国军魂传奇》、《枪炮侯》等电视连续剧再次将革命先行者们的民主精神、将废除封建帝制的重大意义以电视剧艺术为载体进行了生动的个性化诠释。不过，纵观10年来的我国电视荧屏，以诸多皇帝为主角的“皇帝剧”的数量和规模要远远超过反映中国民主革命进程的“废帝剧”。诚然，用“废帝剧”这个词未必准确，但“皇帝剧”这个词倒是很贴切。因为，“皇帝剧”不是一部两部，而是若干部，每部普遍几十集，诸如《汉武大帝》、《武则天》、《朱元璋》、《努尔哈赤》、《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康熙微服私访》、《贞观之治》、《传奇皇帝朱元璋》等等，这其中的每一个皇帝“几乎没有反派，个个都风流倜傥，才貌无双，外加智勇双全，只是偶尔犯点人都要犯的小错误，可爱得紧。”(唯一特例的是唐武则天是女皇帝，但就剧中体现出的对皇权的仰视和对武则天的美化与其他皇帝剧并无二致)。对此，有过一个或许经过演绎的故事：一个小学生看过《汉武大帝》后，问他的母亲：“皇帝这么好，孙中山为什么要把皇帝赶下台?”这个近乎幽默的笑话，揭示的却是值得中国电视人警醒的“文化悖论”。漫话家华君武先生曾针对电视剧粉饰“皇帝”的现象，画过一幅题为《皇帝美容院》的漫画，漫画上的化妆师对“皇帝”说：“我保证把你化妆得比革命党人更帅更靓更酷……”⑨因为皇帝成了“伟大”、“至尊”的化身，一部部“皇帝剧”更是乐此不疲地表现封建主义下的愚忠文化、士大夫文化、宫闱争斗文化。为了抬高皇帝，连像司马迁这样的中国历史上正直知识分子代表，也被矮化为“一个对汉武帝阿谀奉承的小人”⑩而且，近两年电视剧荧屏上“皇帝剧”正从以皇帝为主角向更为荒诞不经的皇帝与妃嫔的“多角恋”尤其是后宫粉黛倾轧的“宫廷剧”蔓延，诸如《美人心计》、《宫》、《后宫》、《甄嬛传》、《步步惊心》等等，被津津乐道的皇权、虚幻华丽的后宫、充斥荧屏的扭曲人性、奢侈糜烂的皇族生活……从这一部部“皇帝剧”、“宫廷剧”中，由人民创造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成了模糊的背影。试问热衷于此的中国电视人，是想以这些有关皇家秘史的艺术创作给中国观众和可能对中国历史陌生甚至一无所知的外国观众传递怎样的中华文明、中国精神?一位电视剧出品人发出诘问：“辛亥的伟大在于它不仅是政治革命，更是文化革命。它不仅革去千年封建制度，更引导了一场文化变革。然而，为什么辛亥百年，荧屏却充斥着情节荒诞的宫廷剧?”(11)客观分析，造成“皇帝剧”、“宫廷剧”泛滥的原因，应当并非是皇帝剧的炮制者们价值观上真的认同皇帝，而在于他们只是为取悦国人潜意识中依然或隐或现的“皇帝梦”和对“后宫”的无限遐想，以用封建社会的皇帝和后宫换得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的盈利。于是乎，电视剧必须担当的传播先进文化的使命也就被“搁置”了。
比照西方，也不是没有没有过封建社会时期，也不是皇帝天下的时期，但比古罗马的皇帝，更让西方艺术家青睐的是以反抗帝制的题材——中国观众熟悉的《角斗士》、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正是其中代表；电影《伊丽莎白》，也没理想主义地美化女王的功业，而是深刻地揭示宫廷扭曲的人生。再如更早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威尔第的《弄臣》，雨果的《九三年》，普希金的《纪念碑》……“受过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运动熏陶和人文主义精神感召的文学家、艺术家们，无不以对皇帝的颂扬为耻辱。在整个世界上，中国是封建皇帝专制制度延续最长的国家，长达两千多年之久，而中国又是推翻帝制很晚的国家，清王朝的覆灭还不到百年。历史证明，哪一个国家早一点摆脱封建的束缚、皇帝的阴影，哪一个国家就能阔步迈向文明与繁荣。”(12)我们认为，曾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皇帝们”在今天的电视剧中“复活”无可非议，但编创人员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坐标，对古代的皇帝和其所主宰的宫廷进行艺术的加工和演绎。正史剧也罢、戏说剧也罢，都应当以独特的电视剧语言体现出先进文化对“皇帝”符号的现代解读。与被圣化、美化的“皇帝”形象相对应，当今也依然有为数不少的电视剧热衷于将中国女性塑造成被异化的“圣母”、“烈女”或被丑化的“红颜祸水”形象，骨子里依然是封建文化在作祟。
无疑，我们应当继承和弘扬“和谐”、“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果，但绝不是倒退到维护以皇权和男权为标志的封建文化中去。不可能要求所有国人都分得清什么是优秀文化、先进文化，什么是不该提倡的封建文化。对此，作为传播人群极为广泛的电视文艺作品尤其是艺术加工空间极大的电视剧任重道远。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
首先有必要廓清的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特定内涵。在学术语境下，两者当是相互对应的一对概念，具体内涵也正是彼此的比照中才能得以真实地体现出来。诚如北京大学金元浦教授所言：“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13)追本溯源，“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特定概念来自工业化发展更早的西方文化批评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14)在此意义上，“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从内涵上所指是完全一致的。相对于“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精英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文化消费主义文化，“精英文化本质上便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它承担者教化大众、导范社会价值的功能；为全社会确立一种普世的信念，并负责向全社会提供高尚的精神文化产品、向民众传递社会理想和理性精神、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标准。”(15)鲁迅先生对“文艺”的界定也正体现了“精英文化”的理想境界：“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6)以此为参照，中国电视文艺可谓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体，而在融合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两种文化的冲突，乃至让中国电视人无所适从。
讨论中国电视文艺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央视春晚当是最合适和最有代表性的版本。与克隆西方节目模式的一些电视娱乐节目相比，创办于1983年的央视春晚当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自主创新。在赞扬与质疑中，央视春晚即将迎来30华诞，已经成为国人欢度春节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春节期间最受瞩目的文化现象。近几年，央视人常常为付出巨大心血的春晚一播出就引来“骂声一片”感到委屈，有关央视春晚的争鸣从专家到普通观众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此热闹的表象从根本上说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央视春晚舞台上并存的必然结果，也是“精英文化”坚守者和“大众文化”支持者在不同文化价值观下产生的必然回应。
因为是一台面向13亿中国人和全球华人的春节晚会，央视春晚的理念鲜明地体现出“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结合，“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同在。从观众反应看，像舞蹈《千手观音》这样具有浓郁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蕴的精品往往赢得一片喝彩，而像赵本山小品、刘谦魔术这样大众文化标识的节目总是在受到高度关注的同时毁誉参半。不过，可能常常让“阳春白雪”郁闷的是，尽管无论是哪个阶层的观众都对其报以掌声，但最能实现市场价值的却是“下里巴人”。东北小沈阳以其在小品《不差钱》中的表演“红透”中国，旋而成为多家省级卫视的“红人”，在给这些卫视带来骄人收视的同时，自己也是迅速致富。就在小沈阳亮相央视春晚舞台当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小沈阳则成为与会代表和委员的争议话题，一派是以倪萍、姜昆等为代表，对小沈阳极为欣赏，一方以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韩再芬为代表，她直指小沈阳的表演趋于庸俗化。面对炮轰和争论，小沈阳的回应自有一番道理：“头上别发卡，跑偏七分裤，抹个红嘴唇，背了个小包，走路还PIA-PIA的，这些都是我10年来在二人转舞台上积累下的东西。所以我说分寸这东西，就要看老百姓的，一句话，观众是上帝!”“给大家带去快乐的，就是文化!二人转是文化，就是那个快乐文化。”(17)这里，我无意于否定赵本山、小沈阳对中国民间文化的贡献力，尤其是在万家团圆的除夕直播的央视春晚中，他们给观众提供一种单纯的“快乐文化”也未尝不可。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对文化的评判当有一种包容度。诚如湖南广电集团副总编辑盛伯骥在谈到社会各方当年对湖南台“超女”现象时所言：“文化谅解，应该是我们时代的一种进步而高尚的文化姿态”(18)值得研究的是，小沈阳以“快乐文化”为核心进行的自我辩护恰恰是与西方“精英文化”代表们的大众文化批判观是如此“契合”。德怀特·麦克唐纳曾指出：“大众文化的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高兴。”(19)尼尔·波兹曼的一段论断亦多次为我国学者所引用：“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20)尽管中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但可以发现：无论是近年来我国电视媒体播出的娱乐节目，还是对一些电视剧和小品所受到的中国学界批评，与西方学者的大众文化批判指向倒是一致——“以‘欢乐’为诱饵的大众文化正试图完全放弃精英文化对观念和思想的执著追求，而只注重制造一种以身体快乐为核心的文化幻象。”(21)“动摇着电视传播对民族生存状态的当下关注和对民族命运的殷切关怀。”(22)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精英文化”对与“消费文化”犹如连体婴儿的“大众文化”都存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诚然，有关大众文化评判论，也有学者认为：“精英知识分子的激进批判，虽然因其国家民族和精神关怀进一步展示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但在红尘滚滚的时代，事实上这一批判不仅失去了倾听者，而且根本无法改变它(大众文化，笔者注)的疯狂生产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策略”，“用审美批评的方式对待或要求消费文化，本来就是错位的批评。”(23)来自学界的第三种声音是“大众文化研究的目标不是要消灭这种文化，也不是要成为它的语奴，而是要利用话语的有限功能，去识读它的秘密和修正它的偏差，并重建知识分子作为警醒的批判者的历史传统。”(24)精英文化层有关“大众文化”的这种争鸣，我认为恰恰为寻求当今中国电视文艺的价值标杆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启示。
无疑，在我们对各类文化的包容度越来越强的同时，不能放弃坚守基本的底线。以取悦观众、取悦市场为导向的消费主义为价值核心的“大众文化”无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法代表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切不能耽于看到其产生的眼前经济利益而以此主导电视文化产业，更奢谈以此担当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任。“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但仅有娱乐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娱乐只有当其与文化中某种更根本而深层的东西融合起来时，才富有价值。”(25)而精英文化要实现其更大的价值，并对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义进行修正，就有必要充分嫁接电视媒介这样的大众传播载体。概言之，尽管大众文化批判者追求的价值目标与大众文化的商业化本质存在着本质冲突，但这种冲突最终应该带来的应当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双向良性渗透与交融。我国近年来诞生的一批电视文艺精品在审美价值与市场价值方面实现的双赢，生动地说明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可兼容性和深度融合的巨大潜在空间。
注释：
①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时代要求与战略全局出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参见人民日报评论员《迈向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人民网2011年10月28日。
②1988年10月，第二届上海电视节第一次把电视节目作为商品进行交易，这标志着中国电视产业开始从单一的广告经营向节目经营等领域拓展。参见陆地：《中国电视产业的危机与转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③朱羽君、王纪言、钟大年：《中国应用电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④赵爽：《文化创意企业如何开拓国际市场》，《时代经贸》2006年第1期。
⑤陈洁：《纪录片质量、品牌及制片管理——以〈美丽中国〉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1年第10期。
⑥翁淮南、张少义等：《我们应有怎样的文化担当》，《党建》2011年第9期。
⑦张鸿雁：《民族偏见与文化偏见——中西文化比较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⑧⑩朱光烈：《先进文化观照下的传统文化与电视文化(下)》，《现代传播》2006年第2期。
⑨华君武：《皇帝美容院》，《讽刺与幽默》2002年3月5日第14版。
(11)张漪：《〈枪炮侯〉叫板〈百家讲坛〉》，《扬子晚报》2011年11月3日。
(12)彭俐：《质疑皇帝剧》，《讽刺与幽默》2002年3月5日。
(13)金元浦：《定义大众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26日。
(14)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73页。
(15)欧阳宏生、唐英：《论电视文化多元化的建构》，《现代传播》2006年第2期。
(16)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7)臧其申：《从小沈阳的蹿红看大众文化的庸俗化倾向》，福田·新浪博客。
(18)盛伯骥：《文化谅解，一种进步而高尚的文化姿态》，《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1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0页。
(20)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21)傅守祥：《欢乐之诱与悲剧之思——消费时代大众文化的审美之维刍议》，《哲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2)时统宇：《电视深度报道的可持续发展》，《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
(23)孟繁华：《“伤寒玛丽”与文化带菌者》，《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4)朱大可：《大众文化的解密时代》，载《文化的病症》，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25)王一川：《文学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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