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时段视角下中东的政治转型与民主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时段论文,视角论文,民主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70年的时间里，中东一直是世界的热点地区。大国争夺所致复杂的地区格局、油气资源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围绕阿以冲突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纷争等热点问题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中东的政治发展进程却或多或少地被忽略了。然而，冷战的结束开始改变人们观察中东的传统视角。先是弗朗西斯·福山高调宣布所谓“历史的终结”，力图通过消除冷战时代来自苏东集团的“社会主义梦魇”，直抒资本主义内心被压抑多年的郁闷与纠结，试图把包括中东国家在内的整个非西方国家可能的发展模式与道路统统拉回资本主义的阵营。其后，福山的老师、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理论，把伊斯兰文明列为国际秩序重建过程中引起冲突的主角之一，急不可待地建构起一整套关于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交往的话语体系。 刚刚进入21世纪，“九·一一”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中东政治发展问题的观察与思考。随着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几乎被同步全球化，美国提出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终于突破了长期以来学者们研究的理论层面，而在国际政治的实践层面把贫穷、落后、恐怖主义与极端思潮等等与是否民主化联系在一起。这一次，人们的视角开始更多地聚焦于中东的威权主义统治模式。除了极个别之外，西方学者几乎把他们对中东的“怨恨”与“悲悯”全部倾倒在关于威权主义批判的篮子里，指出民主对于中东是多么重要，进而，伊斯兰教又是如何导致了伊斯兰社会的不民主等等。西方学者的很多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有问题的，甚至是武断的，但其讨论问题的思路和角度却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它促使我们进行思考：当阿拉伯剧变发生五周年之际，被学者广泛认可的当今世界威权主义政体最为集中的中东地区，其政治的转型乃至进而实现“民主化”的问题，究竟如何可能? 笔者认为，在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下，堪称经典的研究，包括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及其《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1986年由吉列尔莫·奥唐奈和菲利普·施密特等人出版的《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近年来，霍华德·威亚尔达撰述和主编了《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等系列丛书。当然，我们也很难忽略19世纪比较政治学的先驱——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理论与观点及其对当下中东问题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当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发表了《历史与社会科学：长时段》，阐述了他的长时段历史观。他认为，历史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主要体现在时间概念上。历史时间就像电波一样，有短波、中波和长波之分，布罗代尔分别称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所谓短时段，也叫事件或政治时间，主要是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如革命、战争、地震等等；所谓中时段，也叫局势或社会时间，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如人口的消长、物价的升降、生产的增减；所谓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在几个世纪中长期不变和变化极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他认为短时段现象只构成了历史的表面层次，它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中时段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直接和重要的作用。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因此，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观点成为布罗代尔全部历史思想的出发点。 本文并非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的全面梳理，而只是与几部经典著作对话，借取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在“结构—局势—事件”的框架下就此进行粗浅分析，并就未来中东可能的民主构建模式略陈管见。 政治文化：中东民主“例外论”的前世今生 政治文化显然是最具有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结构性特征的概念，它从大众心理、民族传统习俗、个人行为观念等多个层面决定威权统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文化结构是否形成。所谓中东民主“例外论”的流行，只是部分地概括了20世纪以来中东政治发展的文化表征。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东威权主义政治文化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过程，一开始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后来才逐渐被历史的、传统的、宗教的以及地域的诸多因素所确定。 (一)历史因素：从强调平等和竞争性个人主义到古代波斯式专制的出现 在西方或者“他者”的“想象”中，似乎在伊斯兰教诞生之前，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北非的一些原始居民(也是以后我们泛称的所谓“中东人”)“已经”过着一种专制主义的生活。然而，一些人类学家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这是大错特错的。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胡(Charles Lindholm)在《伊斯兰中东：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详细考证了和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说明“共同拥有平等主义的和竞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这一地区大量人种志资料和历史文献中都随处可见。”①例如，“贝都因人的每个亲族集团，都不接受对资源的独占，基本上认为自己在威望、荣誉、地位和权利方面与其他集团是平等的”。不仅贝都因人如此，约旦人、普什图人也如此。而且，这种平等，不是因为他们贫穷，即使“面对地位和财富方面的差异，也保持着同样的观念。”②正如著名中东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指出的那样，伊斯兰世界缺乏敬语也反映着同样的平等主义气质，伊斯兰世界“是一个总是在原则上而且常常在实践中，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拒绝等级制度和特权的社会。”③查尔斯则指出，平等的理想也渗透进宗教领域，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加强烈地要求承认在真主面前所有信仰者的平等，以及个人在完成宗教义务时的尊严和个人责任。“从理论上说，在伊斯兰教里没有教会的等级制度，没有委任牧师，没有中央的教会组织，没有任何人站在穆斯林个人和安拉之间。④” 然而，古代波斯的“萨珊专制制度”或“萨珊模式”的兴起逐渐开始改变中东的文化生态。⑤历史学家吉布认为，阿拉伯半岛沙漠部落的平等主义被波斯人的完全而绝对的权威概念所逐步替代，是中东政治和社会生活内部不和谐的源头。其原因在于，波斯人相信国王的作用是维护造物主赐予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流动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与种姓制度类似的将社会划分为神职人员、战士、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不可改变的等级的基础之上。”⑥所谓“萨珊专制制度”指的是：第一，在观念上，波斯的统治者有义务维持上述等级之间适当的差别与和谐；第二，臣民的角色是要接受当局的法令，由于这些法令是由世袭的掌权人物(国王)发布的，因而被认为具有保证得到神圣认可的全部社会的和平和富裕的终极目标；第三，统治者的法令必须存在于宗教的框架之内，以确保国王的神圣权威。⑦尽管萨珊王朝的统治者们“试图用王冠和御座的神圣装饰以及宴会和招待会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地位”，但我们对这种专制并不能估计过高，因为“在波斯，就像在中东任何地方，游牧的和山区的难以驾驭的部落相对于国家保存了非常大的独立性，这些危险的人们有时被吸收进军队从而实现了他们和国家的和解……而有时他们可能对帝国本身构成威胁。”⑧ (二)宗教因素：中世纪及近代早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的兴起 作为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和阿拉伯人统一与强大的精神象征，伊斯兰教一俟出现，就以其独特的精神要求和价值内涵迅速得以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伊斯兰教不只是宗教信仰，还是政体与社会，包括一部被穆斯林认为是真主向先知穆罕默德降示的法律。在伊斯兰教发展的过程中，历代统治者以及宗教学者为了驯化臣民，进一步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集宗教、道德、法律三位于一体的规范。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表明安拉旨意的《古兰经》、代表先知穆罕默德言行录的“圣训”以及相当于安拉诫命的沙里亚法。“这三件神圣的东西被视为伊斯兰国家理应建立在他们基础上的治国之本和穆斯林理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根本依据”⑨，在穆斯林的信仰中，主权属于真主，意味着真主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若法律不被执行，也就没什么价值，所以执行伊斯兰教法是穆斯林不可逃避的义务。履行真主法律的国家就是伊斯兰国家，建立这样的国家是穆斯林的义务。 安瓦尔·赛义德教授认为的确存在着一种“伊斯兰发展模式”，而且他把这种模式分为3个历史时期，即“原初的”、“中世纪的”和“最近的”⑩，从字面上看，它虽然只是一种最简单地按照时间且按照西方的历史观进行分期的方法，但很明显，由于在每个不同历史时期，无论是时代环境，还是伊斯兰本身价值观的变迁，都有很大的变化，因而，其内涵是较为明确的，也显得十分简明。所谓的原初时期，即先知和四大哈里发时代。这一时期，沙里亚法被严格贯彻，处于一种真实而理想的状态。原初“伊斯兰模式”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领导人“统治”及其“统治方式”的“非制度化”，并由此导致的权利与责任的非明晰化。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作为先知及穆斯林共同体建立者的穆罕默德是通过神圣权力来统治的，他也没有留下关于选拔继承人的特定意见。就后者而言，按照《古兰经》的释义，它要求穆斯林通过相互协商来解决他们的共同问题，这被认为是穆斯林有权参与政治的根据。但是在具体实践上，四大哈里发处理得并不一样。由于先知在麦地那的清真寺经常被作为哈里发办公的地方，穆斯林上层贵族经常到清真寺来，哈里发有很多机会与贵族们商讨问题。“协商的义务就像选拔继承人一样没有制度化。人们普遍没有被赋予参与公共决策的权利，也没有一个经大家同意的顾问名单。对哈里发而言，对咨询对象的选择是开放性的。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义务接受别人的意见或建议。他会去听别人的意见，且根据自己的看法来决策。”(11) 原初伊斯兰模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四大哈里发时期没有出现“权力的分割或者分离”，他们享有权威，却依然践行着最朴素的平等观念，并致力于这样一个共同体的建设。他们是政府所有机构的首领，其权力包括对于《古兰经》和“圣训”没有涉及的问题发号施令，听取大法官的意见，决定公共基金的使用，任命或解雇包括雇佣军官、总督、法官、税收官等重要官员。尽管拥有如此广泛的权威，但他们都过着朴素的生活，他们在“所有穆斯林中以几乎完全平等的方式分配剩余的税收。”他们“构想一个美好的社会，其中的成员在个人消费方面是虔诚的、平等的、朴素的，甚至是自我克制的”，但为了社会的目的，他们又是乐善好施的，把共同体看作情同手足的关系。 大约从公元661年到19世纪末的漫长历史时期内，是所谓“中世纪的伊斯兰模式”，它起源于661年后君主制取代虔诚的哈里发。时间虽然漫长，幅员也够辽阔(从摩洛哥到中亚甚至到印度)，并且历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盛衰，其结构却很简单。首先，君主是绝对的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其拥有的军事力量使其成为仲裁者。在伊斯兰的政治观中，大力宣扬的是敬主忠君思想，强调的是穆斯林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应享有的权利，对哈里发权力的限制也很少，上述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其次，乌尔玛阶层在构建共同体并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和团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以与君主的妥协来完成的。一方面，国王任命他们为法官、法理学家，乃至法律的代言人和仲裁者，甚至宗教捐赠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他们对普通穆斯林大众实行伊斯兰教法，却不会对国王本人的生活方式、政治权力、管理行为提出质疑，他们反过来告诫穆斯林，即使他们对破坏共同体团结的行为深恶痛绝，也要服从或者是默许统治者个人或者其行为“不虔诚”。几乎全世界的穆斯林“都读同样的书，做同样的祈祷，遵循同样的法律”，伊斯兰教法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得到贯彻，象征全球穆斯林共同体的统一与团结。 以后直至近代，没有受到安拉指引的欧洲反而以现代国家作为成功的首要武器上升到不容否认的高峰，一种所谓的“人民的主权”对“真主的主权”提出挑战，对伊斯兰直接构成威胁。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将西方统治的特征同他们在自身文化中那些构成衰落的因素加以比照。他们开始就自己与宗教的关系，自己的宗教与现代世界之间尤其是西方的理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并由此导致了贯穿整个19世纪中东的早期现代化改革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制度崩溃，新生的阿拉伯民族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思想领域出现了新的分化，由此出现两种主流政治文化范式：世俗的民族主义和现代伊斯兰主义(12)。但是，正如我们所熟知的，20世纪的中东历史表明，这两种政治文化范式都没有导致中东走向民主主义，反而是“例外论”沉渣泛起、甚嚣尘上。 (三)传统和地域因素：“本地传统”的威权主义性质 除了历史和宗教的因素之外，其实对穆斯林来说，在实践的层面上，大部分人只是有选择地追随伊斯兰教，因为他们还受到各自“本地传统的指导”(13)。也就是说，本地传统使他们所信奉的伊斯兰教“本地化”。与其说伊斯兰是不民主的，不如说那些本地化的传统才是不民主的。列于首位的“本地传统”就是作为本地政治文化的封建主义，特别是在伊朗和埃及。大地产主驱使自耕农和佃农(甚至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在土地上劳作，从事其他劳役，农民对此只能谦卑忍让，任何不服从或者独立行动都会惹恼地主。地主间的关系是等级制的：较大的地产主可以期望得到较小的地产主的尊敬，后者如果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敬，前者就会对后者使用武力。他们向更高的权力(统治者及其代理人)表示敬意和上缴贡赋。一旦发现这些更高权力被削弱，他们就不会再臣服于它，他们会停止效忠或转而效忠势力正蒸蒸日上的其他统治者。 部族制依旧是居于第二位的“本地传统”，伊朗、沙特、利比亚和其他君主国很大程度上都是部族社会。安瓦尔·赛义德教授认为，一方面部族制居然“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减弱了封建权威主义的影响力”(14)，其原因在于，对于那些仍然游牧的部族，他们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大都不在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他们的首领和显要人物共同解决纠纷，根据习惯法惩罚犯罪，即使部族成员的财产多寡有所区分，但“部族成员之间还是存在着实质性的平等关系。”对于已经定居的部族，虽然会受到政府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是自我治理的，非常倾向于个人自由和平等。”但是，另一方面，部族之所以于民主不利，是因为，第一，部族希望保持独立的身份认同，对国家层面上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即使它是民主政治；第二，部族具有强烈的好战倾向和传统，部族之间和部族内部无出其右，而“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对于民主制度的成功运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在部族社会中并不常见。 居于第三位的“本地传统”是父权制和世袭制。在这种制度下，当权者实行的是个人统治，决策的合法化不是因为它的“好”，而是基于由一个世袭的统治者做出而得以合法化。统治者会受到身边耳目的影响。因此，在精英当中就会存在激烈的为了更接近统治者而展开的竞争。统治者也会利用这一点，把这些人置于不断相互冲突的状态之中。 总之，所有伊斯兰国家的本地化传统都是威权主义的，不仅政府是威权主义的，而且几乎所有其他关系也是威权主义的。在这些关系中，安瓦尔·赛义德教授最后总结道，“无论是伊斯兰教传统，还是各地方的文化传统，都没有把民主引入伊斯兰世界。”(15) 发展模式：中东现代威权政治的内在机理 根据年鉴学派的分析方法，如前所述，“局势”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结构的现象。而中东乃至战后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威权统治及至成为“主义”，则正是中时段“局势”概念的反映。 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16))，其实是指威权主义政体，它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现代威权政体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南欧国家，到五六十年代，东亚、拉美、中东等国家不约而同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威权政治成为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主流。 关于中东威权政治的分类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卡姆拉瓦(Mehran Kamrava)教授在君主制、共和制、神权体制传统分类的基础上，按照统治方式和政治参与的程度，进一步将其分成如下四类：即排斥性政权、苏丹(君主)式政权、包容性政权、(半)民主政权，其中前三类毫无疑问都属于威权主义政权。卡姆拉瓦教授认为，上述分类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划分法，事实上很多国家兼具多种统治方式，或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政治家统治时期，根据不同的国情和特点会各有所侧重。例如，纳赛尔时期埃及的威权主义政权就可以划为是“包容性(Inclusionary)政权”，而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则逐渐转换为“文官”或“知识型专家”(Mukhberat)治理下的“排斥性(Exclusionary)政权”。(17) 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其政治实践中，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政治“逆流”现象。按照早期发展理论(或者传统的、经典的发展主义)的基本假设，经济增长会引起社会的现代化，二者又会导致政治的民主化。但事与愿违，20世纪后半期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事实却是演绎出一幕幕正好“相反”的历史剧相，不是威权政治被民主化所替代，而是相反，即民主化被威权主义所替代。到20世纪60年代，一波波军事政变的浪潮袭击了西半球，导致几乎整个拉美被重置于威权统治之下，他们宣布民主政党为非法，彻底清除刚刚兴起的多元主义，并采取了铁腕的统治方式。大致在同一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逐步获得独立，人们一开始都兴高采烈地支持民主与宪政，但这种欣喜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一个接着一个国家走向实行压迫性的军事政体。在东亚，一些国家如果不是新的威权机制执掌政权，那就是已经掌权的统治者变得更加威权化。中东同样如此，埃及、伊拉克等国家通过革命或者军事政变，由新一代民族主义的军事威权人物执掌了政权；沙特阿拉伯、伊朗等长期实行威权政体的国家则有了进一步扩张权力的机会。(18) 霍华德·威亚尔达总结出4个方面的原因，认为它们导致了很多国家转向威权主义政体。首先，早期的民主试验都未产生出实际的益处，也未能提供实际的服务，独立后不久人们对民主的欣喜就完全消逝了。其次，很多国家遭受经济危机，这也导致了人民的普遍不满情绪。再次，20世纪60年代，当政者对下层人民的社会动员导致了阶级关系的紧张，并对精英和统治集团提出了挑战，使得精英们惊慌失措，转而向军方求助，以便巩固自身地位。最后，军方认为一些极端的政治团体或者游击队的出现会导致民族危机甚至分裂，也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于是转而通过攫取权力来预防出现民族解体或左翼夺权。例如，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成功之后，新政权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一开始就排斥多党制和西式民主。纳赛尔认为，从1923年到1953年的埃及被视为是民主制度，但这样的民主对人民没有任何好处，地主和帕夏正是利用这种民主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工具，而农民则按照他们主人的命令去投票，(19)“党派和民主仅仅是资本主义专制的代名词”(20)。至20世纪50年代末，纳赛尔政权镇压穆斯林兄弟会、打击共产党也自然包含着对其军人政权的捍卫。 正是由于这一横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性现象，林兹、奥唐奈等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知名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并将之称为威权主义。传统的或者说经典的发展主义的理论言说遭到学者质疑。在他们看来，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政治“逆流”，而只是与所谓传统的理论假设“逆流”而已。霍华德·威亚尔达认为，奥唐奈等人提出“官僚—威权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对发展主义的希望幻灭之后”产生的一种研究方法(21)，它与“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的研究方法”、“合作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其他本土关于变迁的理论与方法一起，是比较政治学领域内对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超越。这是因为，官僚—威权主义的研究旨趣就在于“试图解释究竟是哪里出错了，为什么发展产生不了民主，却导致了崩溃与威权、主义。”(22) 更为重要的是，不仅上述地区如此众多的威权政体在20世纪60年代掌握了权力，而且包括“官僚—威权主义”在内的研究方法、视角、理论等等也构成了“新的比较政治学模型，这些模型中的大部分都为成权主义的统治提供了解释，认为它是合理的，一些个案甚至证明威权主义是正当的。”(23)它所导致的一个直接而客观的后果，就是作为“对这一时期兴起的大量军事威权政体的回应”，这些方法不仅用新的方式解剖和分析了威权主义，而且也制造了一种强烈的印象：威权主义与有机的国家主义是可以长期存在的，甚至有可能是永存的政府体系。也就是说，威权主义不再仅被视为对不可避免的民主进程的短暂打断，而是被视作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前的发展路径，是继西方发达国家所坚持的自由主义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信奉的共产主义之外的可选择的“第三条道路”。而来自南欧(西班牙和葡萄牙)、东亚(韩国)和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的威权主义也证明了，威权政府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可以整合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分化。 这显然是研究范式的一次重大转型，换句话说，对于后来的很大一部分学者来说，与其去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所谓“民主化”问题，还不如去研究其“威权主义”的相关问题更有意义。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与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它的民主化问题上，还不如重点关注它的威权主义更加实在。因为从理论上说，要想搞清楚某种政体如何实现民主，首先需要知道它如何不民主。“第三条道路”已经延续了近70年，它已经远非在政治发展方面和民主简单对应的理论概念，而是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发展模式，涵盖了由此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发展。 政治剧变：“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东隐喻 如果说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给地中海北岸国家带来了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像希腊这样的国家政府由于面临财政危机而濒临倒闭，那么，它给地中海南岸国家带来的则是由于经济低迷而诱发的粮食危机，并因此“突变”为一场威权主义统治的“集体”合法性危机，范围从马格里布扩散至阿拉伯东方，其势凶猛在中东近百年的历史中前所未见。当阿拉伯大国埃及出现动荡和混乱之后，西方媒体开始将这次剧变称为“阿拉伯之春”，或者“阿拉伯觉醒”、“阿拉伯起义”、“阿拉伯民主革命”，(24)堪为与短时段对应的典型“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突尼斯小伙子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经济不景气而无法找到工作，被迫做起小商贩生意，却遭到警察和市政官员的侮辱。2010年12月17日，他以点火自焚的方式对此进行抗议，并不治身亡。该事件迅速激起了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激起了突尼斯人长期以来对失业率高涨、物价上涨以及政府腐败潜藏的怒火，老百姓和警方发生冲突，并蔓延到全国多处，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仓促逃往沙特阿拉伯，结束了他长达23年的执政。 当外界关于“谁是下一个突尼斯”的猜测刚刚提出不久，埃及这个举足轻重的中东大国就已经站在了风口浪尖之上。2011年1月25日，开罗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埃及民众集聚要求穆巴拉克改革和辞职。在接下来的18天里，人们就像看“过山车”一样目睹了统治近30年的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塌。随着埃及前情报首脑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埃及军方成立的“最高军事委员会”接管了政权，暂停实施宪法、解散两院议会、解散民族民主党并冻结其党产，承诺解除该国实施了30年的“紧急状态法”，一个时代就此结束。 继突尼斯和埃及之后，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出现反政府抗议活动。2月20日，抗议活动已蔓延到首都的黎波里，总统卡扎菲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战。2月26日，反对派在班加西成立了反对卡扎菲的临时政府。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第1973号决议，为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和“保护平民”安全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两天后，以法国、美国和英国为首，来自欧洲和中东国家的27个国家联合开始轰炸卡扎菲部队。利比亚内战演变为一场西方主导的新干预主义战争。8月底，反对派控制了阿齐齐亚兵营，卡扎菲维系42年的政权轰然倒塌。10月20日，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控制的军队占领了卡扎菲老家苏尔特，当天卡扎菲被反对派乱枪打死，成为在这场剧变中第一个被打死的国家领导人。 在也门，抗议活动2011年1月中旬在北部和南部的许多城镇开始爆发。示威者要求修改宪法，解决失业和腐败等，后来提出总统萨利赫下台的要求。从4月开始，萨利赫同反对派进行多次谈判未果。6月3日，总统府内一座清真寺遭到炮击，造成萨利赫和议会发言人受伤，随后萨利赫被送到沙特进行疗伤。9月4日，数十万名民众在首都萨那的变革广场和第60大街进行了大型的示威游行，一些省份也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萨利赫立即下台。9月25日，萨利赫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自己拒绝权力，并将在未来数天内放弃权力。11月23日晚，萨利赫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哈迪。萨利赫以一纸终身豁免权为交换而黯然辞职，意味着也门长达33年之久的“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了帷幕。 在这一剧变的过程中，包括叙利亚、巴林、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曼、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在内的几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都出现规模不等的反政府游行和示威。其中，巴林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从一开始要求政府提供体面的工作和生活、公民享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度和赋予什叶派穆斯林平等的权利和地位等民主政治改革，到后来在巴林人口中占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提出了推翻逊尼派王室统治的要求。由于形势急剧恶化，2011年2月17日，巴林出动军队镇压了示威者。3月14日，在海合会的支持下，沙特和阿联酋出动1500名军警进驻巴林帮助该国平息内乱，哈马德国王宣布全国进入为期3个月的紧急状态。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叙利亚局势。反巴沙尔政府的抗议活动从2011年1月26日开始，后来演变成为内战，但是由于巴沙尔政府的强硬和西方干涉不成，到目前为止历经4年多时间，内战仍在继续，已经演变成一场教派与民族冲突，局势如何发展仍然看不清楚，特别是周边各国大量的极端武装力量纷纷潜入叙利亚参与双方战事。据说，目前索马里青年党、伊斯兰祈祷团、车臣圣战者、伊斯兰解放党、塔利班的成员都出现在叙利亚。外国(深水旅、胜利阵线、救赎营)和本国(统一旅、烈士旅、法鲁克旅、护栏营)的武装分子战事不断，叙利亚情境堪忧，至今形势仍不明朗。 更为不幸的则是由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导致的所谓“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横空出世，加上美、俄等域外大国插手，局势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已构成严重威胁。美国著名外交家、学者基辛格最近断言：“如果地处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数个邻国不能建立合法的统治并始终有效控制本国的领土……革命或政权更迭后，只要没有建立一个得到一国大多数人承认的合法新政权，形形色色的派别为了争夺政权，就会继续同自己眼中的对手争斗下去。一国的部分地区可能会陷入无政府状态或长期叛乱，抑或与另一个正在走向解体的国家合并。”(25) 我们必须承认，从2010年底到2011年初引发的这次阿拉伯剧变，由于其冲击力之强，引起的变化之大，带来的影响之广，被称为“1989年东欧剧变以来世界政治体制发生的又一次巨大变革”(26)。面对如此声势浩大而又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不禁令人想起1856年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长期以来中东威权主义政治体系的形成及其结构功能的扩展，以及该体系多米诺骨牌式的倒台和转型，难道不是正在上演的现实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吗?“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东隐喻竟然如此丰富，为研究和了解中东威权政治及其转型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启示，其中以下两个方面尤为重要。 首先，《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揭示国家主义自我摧毁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之一就是在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及其艰难程度。世界近现代的历史逻辑证明，没有改革，革命在所难免；倘若进行改革，革命也并非不可能发生。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更是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中东的这些威权主义政权，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本来早就可以在政治上迈出实实在在的改革步伐，避免被革命风暴以摧枯拉朽之势将之推翻的历史命运。但很显然，它们错失了历史机遇。那么，在“改革与革命”的问题上他们究竟错在哪里? 比较政治学认为，威权统治的转型方式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就是自下而上的，威权统治满足社会或经济目标的绩效“相对失败”，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反对派，甚至连体制内都认为威权主义统治是一个即使用体制内标准来看都很糟的彻底失败”，这也明显地鼓励了反对者。包括军方在内的统治集团，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同时又因互相推卸责任而分裂。中间人士也越来越不愿意调停纠纷与维持同盟关系。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寻找一种快速“政治发泄”的渠道，而给予温和派巨大的机会。温和派则认为，与其为了维持政权而与越来越强大的反对派僵持不下，倒不如通过背叛政权来领导风险越来越小的自由化与民主化。(27)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对于转型的规则与主题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第二种类型是自上而下的，是在“没有高度内部分裂或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转型的体制。”如果威权统治的绩效是“相对成功”的，反对派也相对弱小，那么威权主义政权就会“抱着获得多数支持的期望，它们希望能够通过选举所带来的正当性，解决一个最为关键的内部管理问题：最高权力的继承。”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借着履行民主化的承诺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其结果是，或者转型不太可能发生，或者“一旦发生，也一定会被限定在统治者认为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28) 从中东政治演变的现实分析，我们看到它直接体现为选举政治与街头政治的关系。相对于街头政治，中东对选举政治并不陌生，然而，选举政治从一开始就具有的欺骗性及其被操纵的特征决定了选举政治与民主的距离还很遥远。阿拉伯剧变终于以街头政治的方式上演政治变革，可以说是选举政治不彻底的必然结果。阿拉伯剧变还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就是使街头政治成为阿拉伯民众政治所培育出的一种新型政治文化，并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熟知。正如我们在埃及看到的，从穆巴拉克的选举政治到其被街头政治所推翻，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大选导致穆尔西上台执政，再到穆尔西被裹挟着强大民意(街头政治)的军方罢黜。轮回之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街头政治何时被约束，而约束的前提是能否实施真正意义上的选举政治。熟悉新政治文化的强大民意再不可能被“堵”住，而“疏通”不畅，那就极有可能冲决堤岸。(29)对于中东任何一个威权政权，对此恐怕都不可不察。 其次，所谓的“托克维尔悖论”是否适合于这次中东剧变缘由的解释?众所周知，阿拉伯动荡的起源地突尼斯和风暴角埃及一度被西方作为经济成绩单不错的国家而大肆宣传。真相究竟如何?是突尼斯和埃及被西方“忽悠”了，还是问题的根本就在于威权主义的天生劣质?或者认为“繁荣造就革命形势”的托克维尔错了?迄今为止，谈起这场剧变，国内外的大多数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它发生的原因归结为两个互相密切联系的方面：民主和民生。这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威权主义在推动民生方面不会有好成绩，反过来也一样，要求改善民生的急迫想法导致了威权主义的危机。这让我们再次联想到西方学者的某种理论“偏好”，例如，霍华德·威亚尔达教授在十年前出版的著作中就专门提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人均收入较高，且在体现社会现代化的各项指标上得分也较高的国家往往是最民主的。相反，那些人均收入低，在识字率、平均寿命、城市化等各方面指标都很低的国家往往是不民主的。”(30)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它们中有大部分还是不稳定的，信奉威权主义，肆意违反人权，并经常陷入混乱、不易治理的衰败状态。”(31)不过，他也指出，这种相关性并不是绝对准确的，或者说不完全是一对一的关系，例如，“比较富裕但不是民主的”那些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东，诸如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国家如哥斯达黎加、斯里兰卡乃至印度等则“是民主的但并不富裕”的例证。(32) 以突尼斯青年点火自焚抗议事件为导火索的阿拉伯剧变显示出中东民生问题的艰难，引发民众改善民生问题、进而要求结束腐败的威权统治的民主诉求。埃及在推翻穆巴拉克统治的“一·二五”革命是如此，在推翻穆尔西的二次革命中也是如此。甚至对二次革命来讲，它比第一次革命更有意义。正如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加诺夫说：“道理很简单，革命往往就是暴动。革命以埃及的衰退而告终，而且会继续衰退下去。什么时候停止衰退，谁都不知道。穆尔西仅仅维持了一年的主要原因是，旧的管理制度坍塌了，而所有主要问题都没能解决。经济效益低下，人们半饥半饱，穆尔西没能让他们吃饱。”(33)点燃二次革命的埃及年轻人发现，较之穆巴拉克时代，他们找不到工作的困窘并未好转。于是，“失业”便与“动荡”相依相存，解放广场几乎成为愤懑无助的青年的一场宏大的血腥派对所在，(34)反对派政党正是在持续恶化的民生问题上做文章，发动群众推翻穆尔西政权，以便取而代之。 总之，正如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顾问多米尼克·莫伊西所说，伊斯兰主义从来就不是、未来也不可能是解决中东地区挑战的应对之道，这里所面临的首先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让妇女戴上面纱并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解决温饱、开启民智。(35) 转型困境：国家与军队、社会的多重博弈 尽管威权政治存在着上述种种历史的合理性或者正当性，但它还是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威权统治之下，民主之光虽然微弱，但依然闪烁。学者们研究一个国家或某种政体的不民主，其理论和价值偏好最终还是为了如何实现民主。因此，关于“威权统治的转型”就成为“一个学术上及政治上无比重要的主题”(36)。 按照比较政治学的分析，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进程，最早开始于西德、意大利、日本。作为战败国，这些国家由于盟军的占领逐渐建立或者恢复了民主制，以此替代长期存在的威权主义与极权主义政体。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欧国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首先向民主化转型，然后是整个拉美，继之是东亚，到80年代末期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部分国家的转型和开放，民主的浪潮已经相当普遍。而最后实现民主化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伊斯兰世界。 被誉为“美国比较政治学的必读书目和研究民主化的扛鼎之作”(37)的《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对“转型的不确定性及其内在的机理与逻辑”进行了充分而堪称卓越的研究。由于不确定性太多，整个转型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几乎每一步都需要艰难的政治选择。例如，如何对待放弃权力的军方，使之能够稳定地回到军营里而不是频繁地干政?如何扩展刚刚赢得的自由和多元主义?如何消除长期以来在威权主义统治下遗留下来的压迫性影响，实现有效的社会契约?如何在威权主义政体解体之后，应对因制定宪法而产生的大量争议性的制度问题(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某种占支配地位的全国性宗教在宪法中的作用、军队的地位、赋予工人广泛的社会与经济权利等等)?而一旦国家转型成功，初步建立了民主政府，新的危机又会出现——人民大众对新政权的期望总是很高，新政权在短时间内又给不了他们那么多，致使幻灭感与日俱增，人民丧失耐心，最终很有可能威胁到新生的民主制，甚至被颠覆。(38) 威权统治的转型过程，有3个“共享的主题”是必须强调的：第一，民主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本身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且会经历一个过程。其目录首先是实现自由化(重新解释与扩展权利，不受国家或者第三方随意或非法侵犯的有效保护的逐渐承认的过程)，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管是多么随机与不稳定，都象征着对威权主义的通常做法的重要背离。”(39)然后是实现民主化(“公民权的规则与程序应用到从前被其他规则统治者的政治制度中，或者是扩展至从前无法享受此种权利与义务的人们，或者是扩展至从前公民无法参与的领域与机构中”)。继而是实现自由化与民主化的互动(从“自由化的威权主义”，到后来向“有限民主”的过渡)，“在获得政治民主之前会有一个重大的，甚至是不稳定的自由化过程”，整个转型过程是一种“双流”，在其中两个次级过程不断彼此互动，两者都面对其自身的逆流，也有重叠的动机和组成部分，转型成功的话，两者就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后是实现社会化，或者叫“第二次”转型，它也包含了两个独立而相互关联的过程，第一个即“社会民主”(把所有人变成公民，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第二个叫作“经济民主”(平等地向所有人提供社会生产出来的商品与劳务)。 第二，转型过程中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理论必须涵盖意外与不可预测性，涵盖缺乏可靠信息时的仓促决策，面对着不可能解决的伦理困境与意识形态混乱的事件参与者，还有当事人完全无法理解的关键转折点。”对于那些攻击在转型过程中引发混乱的言论，《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与象征着威权统治最高点的‘有序’时期相比，逐渐远离这个时期的行为会创造一个‘失序’的印象。有些人很怀旧地把这种印象与过去相比，却忘记了或甚至反对那些转型所要恢复的过去被压抑的东西：创造性、期望、自由表达、团结，还有自由。”(40) 第三，转型过程中，原来在现成政治制度框架内的一些“结构性”的指标(如相对稳定的经济、社会、文化还有政党，坚持维持现状或者倾向变革的政治人物等等)的作用会降低，与此同时，原来使用的“常态社会科学”的观念与方法也变得很不恰当。这是因为，“在转型期内，几乎不可能在事前就确认哪一个阶级、地区、机构，或是团体会扮演什么角色、选择哪些议题，或是支持什么方案。事实上，唯一能确定的是，面对转型期中的关键时刻与关键选择，大多数——如果不是所有——正常的圈内人都会因不同利益与理念而对立或迟疑，因此而无法有一致的共同行动。”(41) 令人遗憾的是，30年前的这些论述几乎被当代的阿拉伯剧变全部证实。如前文所述，按照常理，在威权主义统治的阴霾结束之后，自然会迎来民主化的灿烂阳光，“转型”的结果就似乎应该是民主和民主化的大行其道，可事实并非如此。而《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开宗明义就告诉人们，它所要处理的是从已知的威权主义制度转型到一个未知的“其他”过程。它有可能会导致3种后果：“一方面，转型是以威权主义制度开始解体而启动的，在另一个方面则是民主制度的建立、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的回归，或者是革命的出现来界定的。”(42)这就是说，历史经验表明，所谓从威权向民主的“转型”，并不能保证每次转型都是成功的，转型不成功甚至回归威权也是可能的(经常性的)结果。如果说这一结论是建立在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威权政治的演变的观察及其充分的研究基础之上，符合历史事实也合乎情理；那么，当我们面对近几年发生的阿拉伯剧变，特别是目睹中东大国埃及局势的演进——先是在2011年1月爆发“革命”、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威权政权走向解体、其后历经艰难的过渡与重建，包括2012年6月埃及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总统民主选举，隶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由此上台执政，再到2013年7月3日穆尔西被军方罢黜。此后，埃及第二个过渡政府成立，直到2014年5月具有浓厚军人色彩的塞西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威权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回归——之后，再去阅读经典，我们就会对上述结论所体现出来的非凡的准确性和预见性理解理深刻了。 在不确定性之中，有两个问题是比较政治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首先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国内力量是威权统治向民主转型的主导因素，除了军政府失去民心和合法性以及经济衰退之外，社会因素至为重要，表现有三：其一是社会变迁及其导致的阶级、阶层变化。到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与3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识字率、城市化程度、政治觉悟以及动员程度全部提高了。有的国家社会发展出现了数量虽然少却很重要的企业阶层，还有较大的中产阶级、组织有序的工会运动和新崛起的农民阶级。他们要求实现更充分的多元主义，这在政治领域则意味着民主。其二是公民社会的复兴——政党、工会以及非政府组织到70年代末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社会运动、妇女组织、社区团体增多，成为政治参与扩大的有效组织形式，挑战甚至部分替代了军事统治。其三就是整个社会心态的转变，一方面，军方厌倦继续统治，它遭人憎恨，而自己治理能力又差；另一方面，反对派意识到当权者的弱点和犹豫不决而增加了抵抗的勇气。这也是部分国家军政府主动让出政权的缘由。(43)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本质上就是处理中央政府和构成社会不同单元(阶级、利益集团、民间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44)自从亨廷顿所谓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席卷南美、东欧、撒哈拉以南非洲之后，特别是随着个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公民社会力量的冲击下发生政权转移，人们开始把中东的民主化寄托于公民社会力量的培育和壮大。埃及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赛义德·艾丁·易卜拉欣曾特别指出，国家—社会关系具有非零和博弈的特征，强国家并不就意味着弱社会，或者相反；事实上，大多数西方稳定的民主制度都是强社会和强国家；而对于中东国家而言，一般的情况则是弱社会和弱国家。(45)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重视公民社会的作用，是因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在削弱威权主义政府及帮助建立和维持民主政体方面发挥着关键的政治作用，而且在改善民主政体的治理质量方面同样意义重大。本次阿拉伯剧变展示了中东威权体制下社会的发展程度已经到了通过某种方式的大规模动员可以导致政权倒台的现实政治效果。在民主的监督和实现过程中，社会正在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如果说民主在最低限度上意味着一整套的统治规则，以及通过竞争性组织或者利益集团之间的和平操作而实现的制度化治理，那么公民社会就是此类典型或标准的组织或集团，除了那种直接民主的模式，公民社会被认为是实现大众参与治理的最佳渠道。(46)当然，公民社会和民主化的关系在实际中绝不会是这么简单，更不会在真空状态下操作。这种关系往往受到所谓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例如国家的特殊遗产、集体记忆、个人和集体当前的状况(形式和内容)。此外，地区的和国际的因素也会阻碍或者促进二者之间的关系，使之不可确定。(47) 其次是军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如何认识军方在威权政治转型中的地位与作用?众所周知，不仅中东共和制的威权政体多是军人政权，即便是传统君主制国家，也是靠军队维系自己的统治。对于转型而言，正如《威权统治的转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转型是从一个军队广泛参与的政体下所启动，而且在转型期间行政领导人仍由军官担任时，冲击会显得比较直接：军方在制度上的利益——还有军官们的个人利益——不得不被那些不怀好意的民选领袖所损害……腐败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最大的问题是军队的政治化。”(48)埃及军队曾经在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这并不是虚妄之词；反过来，一些研究资料显示，埃及军队参与国家的经济活动程度达到25％，也说明其在埃及政治经济社会中的独特地位。(49)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后，军事委员会建立的临时政府在过渡阶段的种种表现充分体现了威权统治时期军队的利益无所不在。而穆尔西和军人的博弈最终以穆尔西失败、军人重建威权政府而告终，这不仅表明它与穆斯林兄弟会格格不入的敌对关系，也说明了它对于民主的推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让军队能够在一个‘常态的’民主制度中维持地位的必要条件是：必须修正对自己是救世主般的定位；必须给予他们一个在追求(而非决定)国家利益过程中不可或缺而且光荣的角色；而且他们也决不能被那些因为无法通过民主程序达到目标而转向军方求援的官僚政客诱惑。”(50)在埃及，这都是短时期解决不了的问题。反对派誓不让步的态度成为军方手中的一颗炸弹。埃及军队继续发挥着国家真正掌权者的传统角色，不让彰显其力量的机会溜走。穆巴拉克的倒台曾让军方颜面扫地，即便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对其毕恭毕敬，也无法弥补军方自尊心受到的伤害。而一个更为重要的挑战是，改变军方把自己视为救世主与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自我形象……这种通常会与“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的观念暗示，只有军方有权决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还有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被威胁着。因此，当军方认为某些无法接受(危险分子或反国家分子)的政治力量即将上台，某种无法忍受的“无序”或冲突即将来临，或当某种对军方自身怀有敌意的势力即将上台的时候，军方就会“被迫”进行干预。可能的干预条件多得数不清——完全根据军方的想象还有他们的官僚意识形态(51)。消除这些障碍，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此看来，阿拉伯剧变后阿拉伯各国出现的种种“剧相”，一切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余论：寻求政治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构建 对中东而言，如果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以“九·一一”事件为标志而开始的，那么第二个十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震惊世界的阿拉伯剧变而开始的。局势动荡几年来，我们目睹一波三折的过渡与重建、触目惊心的冲突与对抗。这一场由中东“旧制度”到“大革命”的剧变把我们对于威权主义政治的拆解——不同的历史背景、相同的政治文化、类型多样但本质趋同的统治模式、不可持续的政治发展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似乎预示着某种威权统治难以逃脱的历史宿命。目前，转型仍在继续，只不过结局(或者还远远不到说结局的时候)根本不同，有的国家已经开始民主化的制度建构并在困境中蹒跚而行，有的国家则出现了向传统的军队威权式统治的“回潮倒水”，也有的陷于一场看不到结局和终点的民族战争。但绝大多数国家政治动荡、经济滑坡、社会分裂。总之，没有这一场剧变，似乎对于中东威权政治与民主化问题的研究者而言，无论如何都不会“完美”。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判断威权政治的民主化转型是成功的，是否按照西方的民主定义，实现了一人一票的投票表决的权利就是完成了民主化?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东国家的政治转型要遵循“两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扩大执政的阶级基础，使政府决策真正体现多数民众意志；是否有利于增强政府效能和执政能力”(52)。对于中东特殊的文化民族宗教区域而言，安瓦尔·赛义德教授在分析中世纪伊斯兰的统治模式时指出，“首先是与合法性有关的问题，即统治者如何上台的问题；其次是在解决国家事务时的大众参与问题；再次是个具有两面性的问题，即政治义务与责任的问题，它涉及人民服从统治者的义务，以及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不合法时，人民可以推翻他们的权利。”(53)我们认为，以上3个问题，即政治继承是否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否在持续稳定扩大、权力的拥有者和赋权者是否具备政治责任的双重理性，如果再加上一个政治文化的创新性问题，就可以基本构成中东政治民主化的“四维一体”结构。 首先是政治继承问题。一个富有韧度而不是脆弱的政治体制，或者一个走上政治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政体，其最重要的标志可以说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政治继承与换代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权力的交接至关重要，对内直接影响到政治稳定，对外则影响地区稳定与和平。就像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后，过渡的军政府迅速改善与伊朗的关系——仅仅是两艘伊朗军舰通过苏伊士运河就引发外界的诸多猜测，中东几乎所有国家(除了以色列，很大程度还有伊朗)在政治继承与换代方面给外界留下的全是谜。一些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长期以来贪权恋栈，纷纷建构和实践的是名为共和，实为“世袭的共和制”政体。血缘性的政治继承——不论是君主制或者共和制——由于新生代的生存环境和面对的时代主题必然与老一辈有着巨大分歧，从而引发不安；而非血缘性的政治继承，如果不是在军人手中代代相传，那么在实质意义上推行选举民主方面，上台的则几乎是伊斯兰主义者，就更增加了政治继承的诸多变数。穆尔西执政一年即被罢黜，即使是从所谓的“公民社会政变”来看，也是对民主重大的破坏和倒退。革命以反对穆巴拉克连任或者把职权交与其儿子加麦尔为目标，是自1952年共和革命以来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体现，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类似叙利亚子承父业的所谓“共和世袭制”政治模式非常难能可贵的自我修正。不论作为“克里斯玛”式领袖的纳赛尔去职于突发的心脏病而由副总统萨达特接任，或者萨达特总统被刺杀后由副总统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毕竟还是一种制度化的政权交接。执政了30年的穆巴拉克在2011年终于先是被“人民起义”逼得无所适从，继而再去任命副总统，最后被迫交权于军方的历史命运，提示中东的统治者寻求一种百姓能够普遍接受的、制度化的权力继承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是政治参与问题。按照发展政治学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越高，该国的政治发展水平就越高。当然，威权政治体制下的政治参与——则是以压制政治参与为特点的。中东最早作为专制主义、后来演变为威权主义根深蒂固的地区，如沙特、埃及等代表性国家的个案研究所显示的，其政治参与度十分低下，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种低度的政治参与不仅表现在一般性的政治参与，而且与伊斯兰教关于穆斯林妇女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社会地位(受教育的程度与此直接相关)的相关规定紧密相连，致使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低于其他地区。本次阿拉伯剧变的广场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这一印象。埃及的解放广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象征——广泛的、大众的、普遍的政治参与——不仅是埃及的青年，还有大量的妇女，不仅是受他人策动的“动员参与”，一开始就体现为行动者本人自发的“自动参与”(没有明显的组织者，没有专门的政治口号)。人们终于在“一·二五”革命中看到了不同于以前任何时代的埃及。如果说以前埃及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者不过区区几百人，最多也不过几千人的话，那么这次仅积聚在解放广场的民众就达到数万以上，他们来自埃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如果说以前的游行示威之目的主要是要求政府改变政策、实行“良治”，那么这次则是直接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如果说以前的集会示威只是反对派部分政治精英的“走秀”之作，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这次则真正地唤起了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革命。 再次是政治责任问题。政治责任与政治文化、政治继承、政治参与紧密相关，或者就对中东的考察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附在其他3项民主化的实现维度之中，因此，现代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政治学对它的探讨较少，因为在传统而发达的政治发展体系下，政治责任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早在法国启蒙运动的时代，著名政治学家、思想家卢梭就提出了相关的命题，而法国《人权宣言》和美国《独立宣言》就是政治责任的直接体现。直白地说，权力的使用者必须承担其政治责任，最大限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旦权力不能被很好地使用，权力使用者就应因政治责任而引咎辞职，或者说，赋予权力者也有政治责任使之下台。在中东威权政治体系下，“责任制进程与相关的政治义务问题”长期以来“悬而未决”，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中东国家威权转型和一种民主化的政治文化的形成、更大的政治参与、制度化的政治继承逐渐实现，那么政治责任问题或许将水到渠成。 最后是政治文化问题。如前所述，政治文化从大众心理、民族传统习俗，个人行为观念等多个层面决定威权统治转型及民主化的文化结构是否形成。它就像大海的深层，在历史的波涛与洪流中发挥着统领的作用，并不为海面的浪花激荡所影响，而只是一如既往的波澜不惊。改变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并建立民主的政治文化，对于存在长达数百年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中东——地域性政治文化、顺从性政治文化、非参与性政治文化，其创建难度可想而知。任何倒退甚至复辟，乃至于纠缠于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制度，都将是中东政治发展中最正常不过的历史现象。在全球化时代，民主政治的变革一旦开启，随着大众对于权利的诉求普遍增长，选举政治乃至街头政治等政治文化被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所认可和接受，威权统治也就越来越难以回复到其开始时的面貌了。或许只有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文化结构在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转换，才能真正迎合时代的脚步，开启伊斯兰民主与治理的新历程。 注释： ①[美国]查尔斯·林德胡：《伊斯兰中东：传统与变迁》，张士东、杨军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②同上书，第13页。 ③同上书，第14页。 ④同上书，第15页。 ⑤同上书，第40页。 ⑥同上书，第39页。 ⑦同上书，第39页。 ⑧[美国]查尔斯·林德胡：前引书，第40页。 ⑨王彤：《当代中东的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页。 ⑩[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董正华、郑振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113页。 (11)[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前引书，第100页。 (12)刘月琴：《论伊斯兰政治文化功能(下)》，载《西亚非洲》2008年第5期，第38～43页。 (13)[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前引书，第148页。 (14)[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前引书，第148页。 (15)同上书，第149页。 (16)关于“Authoritarianism”一词，在汉语学术界最常见的译法有两种，即习惯所翻译的“权威主义”和近年来现代化语境中翻译的“威权主义”，本文主要采用后者。 (17)参见王泰：《埃及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进程研究1952-2014》，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10页。Also See Mehan Kamrava,The Modern Middle East: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the First World War,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285. (18)[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前引书，第115页。 (19)Maye Kassem,Egyptian Politics:The Dynam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4,pp.50-51. (20)[英国]罗伯特·斯蒂文思：《纳赛尔传》，王威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关于埃及走向威权主义政治的原因，可参见王泰：前引书。 (21)[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娄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22)同上书，第99页。 (23)同上书，第116页。 (24)董漫远：《西亚北非变局及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5期，第87页。 (25)[美国]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曹爱菊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79页。 (26)《阿拉伯世界陷入崩溃的连锁反应》，载[日本]《读卖新闻》2011年2月12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11年2月13日。 (27)[美国]吉列尔莫·奥唐奈、[意大利]菲利普·施密特：《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景威、柴绍锦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28)同上书，第25～27页。 (29)参见王泰：《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治》，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第52～61页；哈全安、张楚楚：《从选举政治到广场政治：埃及穆巴拉克时代的民众政治参与》，载《西亚非洲》2013年第3期，第19～32页。 (30)[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刘青、牛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1)同上书，第18页。 (32)同上书，第4页。 (33)《抗议的金字塔 街头—军事政变的五个教训》，载[俄罗斯]《莫斯科新闻报》2013年7月15日。 (34)《“阿拉伯之冬”来了》，载《国际先驱导报》2013年1月15日。 (35)多米尼克·莫伊西：《阿拉伯革命一周年》，载[法国]《回声报》，转引自参考消息网2011年12月14日。 (36)[美国]吉列尔莫·奥唐奈、[意大利]菲利普·施密特：前引书，序言。 (37)[美国]吉列尔莫·奥唐奈、[意大利]菲利普·施密特：前引书，译者前言部分。 (38)[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第123～125页。 (39)[美国]吉列尔莫·奥唐奈、[意大利]菲利普·施密特：前引书，第7页。 (40)[美国]吉列尔莫·奥唐奈、[意大利]菲利普·施密特：前引书，第2页。 (41)同上书，第3页。 (42)同上书，第2页。 (43)[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学导论：概念与过程》书，第121～123页。 (44)同上书，第104页。 (45)Saad Eddin Ibrahim,Egypt Islam and Democracy(Critical Essays),American Univqersity in Cairo Press,2004,p.246. (46)Ibid.,p.247. (47)[美国]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07页。 (48)[美国]吉列尔莫·奥唐奈、[意大利]菲利普·施密特：前引书，第46页。 (49)安惠侯：《阿拉伯国家转型及其走势》，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4年第1期，第5页。 (50)[美国]吉列尔莫·奥唐奈、[意大利]菲利普·施密特：前引书，第42页。 (51)同上书，第41页。 (52)田文林：《中东政治转型需要超越民主陷阱》，载《社会观察》2010年第10期，第74页。 (53)[美国]霍华德·威亚尔达：《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第99页。标签：政治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伊斯兰文化论文; 中东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中东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古兰经论文; 穆斯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