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南地区论文,佛像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1980年，俞伟超先生撰文首次明确指出东汉时期在中国内地已出现早期佛像（注：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文物》1980年第5期。）。近年来，随着中国南方早期佛像又陆续发现，进一步引起了人们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例如，1991～1993年中日两国学者联合进行了“佛教初传南方之路”专题考察，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作为成果的一部分，一是又新辨识出一批早期佛像，二是推动了对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注：a.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
b.有关成果还见于《东南文化》发表的一系列专题论文和1990～1993年分别在成都、南京、京都召开的三次专题讨论会上所发表的论文等。）。同时，考察的结果又提出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1994年以来，笔者也曾在西南和西北地区进行过数次这方面的专题考察，并辨识出数例早期佛像。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近年来的这些考察工作和研究成果。
综观目前发现的南方早期佛像，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均在墓葬中出现，而且与丧葬活动的关系密切，其中绝大部分又出现在墓中随葬的某些具有地方性文化特征的冥器上。也就是说，它们与当地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佛像和相关问题，加深对这些佛像出现的文化背景的理解是必要的。
根据其所依存的物体、图像学特征和地域分布，大致可将南方早期佛像群分为长江上游（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和长江下游等三个系统（注：日本学者山田明尔首先提出中国南方早期佛像可分为四川系、长江下游系、长江中游系的“三系统”划分说。参见山田明尔：《尖顶帽の胡人と佛教》（发表要旨），日本京都·南方ル—ト·シンポジウム，1993年。）。在年代上，西南地区的佛像均属东汉晚期到三国蜀汉前期，长江中、下游的佛像基本上属三国后期至西晋，个别延续到东晋初年（注：a.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16、34。）。可见两者存在着时间上的早晚差异。
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在年代上最早，造型也与南亚早期的佛像接近，因此它们很可能代表了中国内地（相对于新疆等地而言）最早阶段的典型佛像。本文即以当时西南地区的区域文化为背景，对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二、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
截止到2001年，在西南地区的12处确切出土地点共发现早期佛像32尊以上，其中四川乐山麻浩1号崖墓的画像石刻中一尊（注：a.李复华、曹丹：《乐山汉代崖墓石刻》，《文物》1956年第5期。
b.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1。），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的画像石刻中2尊（注：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2及159页图版说明。），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的钱树座上1尊（注：南京博物院：《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第37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的钱树树干上5尊（注：a.绵阳博物馆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
b.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8及160～161页图版说明。），重庆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的钱树树干上6尊（注：a.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铜摇钱树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b.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9～12。），忠县涂井14号崖墓出土编号为M14∶31①的钱树树干上3尊（注：a.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铜摇钱树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b.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9～12。）、同墓编号M14∶31②的钱树树干上5尊（注：a.赵殿增、袁曙光：《四川忠县三国铜佛像及铜摇钱树研究》，《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b.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9～12。），开县红华崖墓出土的钱树树干上4尊（注：资料由重庆市开县文管所提供。），贵州清镇1号石室墓出土的钱树树干上2尊（注：罗二虎：《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陕西城固砖室墓出土的钱树顶饰上1尊（注：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汉中铺镇5号砖室墓出土的钱树树干上2尊（注：资料由陕西省汉中市博物馆提供。）。最近，在四川绵阳的2座东汉崖墓中又出土了2件树干上有佛像的钱树（注：资料由绵阳市博物馆唐光孝提供。）（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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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西南地域文化区与早期佛像分布示意图
此外，在日本还收藏有3件带佛像的钱树，其上共有4尊佛像（注：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13、14、15。）。虽然这4尊佛像的出土地点不明，但根据造型风格和制作工艺等方面判断，也应属于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原来的出土地点应在西南地区。
这些佛像的共同特点是均为坐像，右手施无畏印（或施无畏印的变形），左手握住衣角，双手之间的衣端下垂呈“U”字形。图像中面部清晰者，其鼻下可见有胡髭。
上述这些早期佛像，根据出土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崖墓石刻画像中的石佛像，一类为墓葬中随葬钱树上的铜或陶佛像。
（一）画像石佛像
共发现3尊，均位于大型前堂后穴式崖墓中前堂内壁的墓穴门上方正中位置（图二；图三）。崖墓在东汉时期的西南地区十分盛行，并构成了这一地区汉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之一。这种前堂后穴的结构是崖墓中的一种较为特殊的形式，主要分布在岷江中下游地区，其特点是前堂不封闭，生人可以自由出入，前堂的周壁多有仿木结构建筑的雕刻装饰和画像（参见图二）。从功能上讲，它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墓前地面上的石室祠堂，而开凿于前堂内壁上的墓穴（后穴），则相当于砖室或石室墓的地下部分，因此墓穴门都是封闭的（注：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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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前堂内壁及画像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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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石刻佛像（乐山柿子湾1号崖墓2号墓穴门上方）
在大、中型崖墓中画像出现较多，并且在墓中的分布有一定规律，特定内容的画像通常出现在某些特定的位置。
墓门和墓穴上方是画像出现频率最高的位置之一，常见的画像内容有“胜”纹、羊、龙虎衔璧、嘉瓜、鸟鱼图、蹲熊等。其中最常见的是“胜”纹，如乐山肖坝建和三年（公元149年）周代墓的墓穴门上方（注：为笔者在乐山考察崖墓所获资料。另见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四川，1949年。）和彭山江口951-3号崖墓墓门上方即是（注：为笔者在彭山考察崖墓所获资料。）。我们知道，“胜”为汉代画像中西王母头上的重要装饰物，并成为辨识西王母形象的标志之一。《山海经·海内北经》也记载有“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胜”纹脱离西王母的形象而单独出现时，仍可作为代表西王母或西王母仙境的一种标志。此外，羊代表吉祥之意，龙虎衔璧当寓意升仙，嘉瓜是四川汉代画像中常见的一种象征仙境的物像。鸟鱼、龙虎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均是能够帮助、护送人们升仙的神兽灵禽，它们的出现也应当寓意升仙。蹲熊大量出现在汉代的各种器物和画像中，熊在中国古代是一种被赋予多种含义的动物，在这里似乎是作为仙境的象征而出现。
上述的画像中除了羊之外，其他出现在墓门和墓穴门上的物像似乎均与象征仙境或升仙有关，出现这些画像的目的当是人们希望入葬者能够顺利地升天成仙，因此尽量将墓葬布置得与人们想像中的仙境接近一些，寓意墓葬即为仙境。如前所述，崖墓本身就可能寓意有西王母所居石室仙境之意（注：《太平御览·礼仪部》引《汉旧仪》：“祭西王母于石室皆有所，二千、令、长奉祀。”（《四库备要》孙星衍辑《汉官六种·汉旧仪补遗》，中华书局，1936年）），崖墓的题记也清楚地表达出死者希望会仙友的愿望（注：邓少琴：《益部汉隶集录》，四川，1949年。）。显然，佛像在墓葬中的这一位置出现，并非是作为人们顶礼模拜的宗教偶像，而更可能与上述“胜”纹等画像的含义类同，是作为仙境的一种标志，寓意入葬者已进入仙境天国。
（二）钱树上的铜或陶佛像
目前所发现的达29尊以上，如果再加上流散在日本的4尊则共有33尊以上，其中除了1尊为陶佛像外，其余均为钱树上的铜佛像。应该指出的是，钱树是一种在东汉时西南地区十分盛行的特殊冥器，也是这一地区汉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之一。在这一区域内普遍随葬钱树，数量极多，只是因绝大部分墓葬已被盗，所以现在能够见到的铜树数量很少。由此推测，当时饰有佛像的钱树数量应该远多于此。
佛像位于钱树的顶饰上和树座上的仅各有一例，其余均在树干上。墓中随葬钱树的基本含义是希望墓主死后能够通过神树升天成仙并在仙境享受富贵，古人认为神树能够沟通天地，使人神来往于天地之间，因此树上的各种画像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下面我们对钱树的树干、顶饰和树座上的图像分别进行讨论。
1.树干 这是佛像出现最多的一个位置，其特点是每节树干上的佛像均相同。树干上的主体图像目前所见有三种。第一种是双猴抱树，如陕西勉县红庙砖室墓出土的钱树（注：唐金裕，郭清华：《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每节树干上有一对称的猴子抱住树干，其年代为东汉中期。第二种是蹲熊与璧，如贵州清镇1号墓（注：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和兴义8号墓出土的钱树（注：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在每节树干上有一蹲熊位于一个巨大的璧中，树干上常见有云气纹，其年代均为东汉晚期。第三种是佛像与钱纹或佛像与蝉纹，前者如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重庆忠县涂井5号崖墓出土的钱树，后者如忠县涂井14号崖墓出土的钱树；每节树干上为一坐佛，佛像的两旁为对称钱纹或蝉纹加钱纹，钱的边缘有羽状物（图四），其年代为东汉末至蜀汉前期（注：资料由重庆市开县文管所提供。罗二虎：《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从年代上观察，三者之间似乎存在一个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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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钱树树干上的佛像（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
猴的形象常出现在与仙境有关的画像中。璧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礼器之一；中国古人的宇宙观认为天圆地方，而璧呈圆形，可代表天之形，故常用于祭天，它出现在能够通天的神树上，合于上述观念。云气纹是汉代最常见的纹样之一，在四川的画像中也大量出现，并常飘泛在西王母和各种与仙境相关的物像周围，象征画面内的各种物像均在仙境之中。蹲熊在前文已有论述，可作为仙境的象征，在这里它居于璧中，周围饰以云气纹，象征天国仙境的寓意更为明显。
钱纹也是汉代常见的一种纹样，它无疑反映出汉代社会中存在的金钱崇拜观念，也表达了墓主人乞求富贵的愿望。西南地区有关钱纹的画像图案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龙虎衔钱，如四川乐山严龙崖墓（注：资料为乐山崖墓博物馆黄学谦提供。），其画像刻在墓门的上方，龙虎共衔一钱币。从画像的形式和所在位置观察，这种图像应由龙虎衔璧演变而来。第二类是联钱纹，在墓砖图案中较多见；有的还与璧相互串联共存，形式多样。第三类是单纯的钱纹，将一个钱纹置于崖墓墓门上方或石棺一侧的画像上方，这也应为龙虎衔璧的变体省略形式。所有的钱币均为方孔圆钱，璧用于象征天国，钱却是财富的象征，二者的含义在表面上似乎毫无关系，可为什么在画像中或钱树上可以互换或共存呢？这可以从二者的形式含义上进行分析。中国古人认为天圆地方，璧的形状是外圆内圆，故象征天，而钱币是外圆内方，可象征天地，沟通天地并融为一体。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丧葬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天地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将钱与璧互换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的各种图像内容，均是象征天国仙境和升仙的。只是蝉纹出现在钱树树干上，其含义令人费解，目前还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
2.顶饰 目前所见的顶饰图像有四种。第一种以龙为主体，如贵州兴义2号墓出土的钱树（注：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贵州兴义、兴仁汉墓》，《文物》1979年第5期。），其年代约为东汉晚期前后。第二种以凤鸟为主体，如四川彭山双江崖墓出土的钱树，其年代为东汉（注：该钱树陈列于四川省博物馆。）。第三种以西王母为主体，如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崖墓出土的钱树，图像中西王母坐于龙虎座上，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璧和仙境花草，其年代约为东汉末年（注：绵阳博物馆何志国：《四川绵阳何家山2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3期。）。第四种是以佛像为主体，目前仅见陕西城固汉代砖室墓出土的钱树一例，图像中佛坐于一个巨大的璧上，旁有一个跪拜道士之类的人物，佛和璧的周围有仙境花草（图五），其年代约为东汉晚期或稍晚（注：罗二虎：《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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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钱树顶饰上的佛像（陕西城固汉墓出土）
以上四种配置中的图像内容，均是象征天国仙境和升仙的。值得注意的是，顶饰中佛像配置的图像构成与西王母配置的图像构成是如此的相似。
3.树座 在此位置出现佛像的目前仅发现一例，即四川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的钱树，图像中佛坐于中间，两旁各有一胁侍站立，三者的下方为龙虎衔璧（图六）。此图像的配置与上述以佛为中心的顶饰图像相似，含义也应为寓意仙境和升仙。此外，钱树树座的形状和图像虽然多种多样，其内容仍然均是寓意仙境和升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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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钱树树座上的佛像（彭山豆芽坊166号崖墓出土）
总括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这些佛像在汉代西南地区的墓葬中出现和流行的时间，大致是东汉晚期到蜀汉时期。也就是说，至少在东汉晚期时佛教以某种形式已传入这一地区。（2）看不出这些佛像与佛教教义、寺院和僧侣之间有何直接联系，相反却是被本土传统的神仙和升仙信仰吸收而出现，与神仙思想和天国仙境观念之间关系密切。（3）佛的出现并非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是作为天国仙境中诸神灵的一员，与本土传统的神仙或神兽等神灵同列出现。当时的人们为了死后能升入天国仙境，而通过在墓中的对此竭力模仿，以期死者能顺利升仙。佛是作为这一天国仙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因而带有较强的与死后世界相关的巫术性质。（4）与画像和钱树的总体数量相比，有佛像者仅占其中极小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佛教在这一区域内并不盛行。
三、早期佛像在西南地区的传播
目前，西南地区早期佛像发现的地点虽然不是很多，但分布地域却十分广泛。从陕西的汉中盆地至贵州中部的清镇一带，其南北相距700公里以上；而从四川盆地西部的乐山至盆地东部的开县一带，东西相距约有400公里。在这一广袤的区域内，佛像不可能是同时出现的，其间必有一个空间和时间上的传播过程，当然也存在着传播者。
关于这一区域内佛像的传播者。就目前资料而言，所有的早期佛像，除乐山发现的3例崖基石刻佛像之外，其他均发现于钱树上。因此，钱树当是佛像传播的主要媒介物。我们知道，钱树是这一区域内在佛像传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一种特殊的随葬品，为这一区域内的汉人所使用。因而可认为，当佛像进入这一区域后，在本区域内的传播者应主要是本地的汉人。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佛像在这一区域内的传播过程。这不可避免地又要涉及到年代学问题。关于四川盆地内佛像及所属墓葬的年代，虽然目前学术界对将其大体上限定在东汉晚期至蜀汉时期这一范围内无多大异议，但在具体的墓葬断代上却有分歧，并存在许多问题。这是因为：首先这一时期家族葬盛行，入葬往往多次进行，所以墓葬的建造年代与使用的下限年代之间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再加之墓葬多已被盗，随葬品的入葬先后和组合情况不详，因而造成了断代上的困难；其次，由于墓葬被盗而钱树多已残缺，再加上钱树本身又无铭文，因此目前尚无法系统地对钱树进行类型学排比以断定其相对的早晚关系。笔者认为，四川乐山、彭山和绵阳出土的佛像年代大体上均为东汉晚期至东汉末年，但个别的可能会早到东汉中期；而重庆忠县和开县出土佛像的年代则为东汉末年至蜀汉前期。
除了年代上的早晚关系之外，还有一些现象也暗示着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传播的过程。就文化传播的一般过程而言，当一种新的外来文化元素进入某一文化区域之后，通常是首先在中心区被接受，然后再扩展到周围地区；也只有在文化中心区被接收之后，这种外来的文化元素才容易被这一区域内的广大地区所接受。笔者认为，西南地区在东汉时已形成一个在汉文化范畴内的区域文化，而川西地区在这一文化区内始终居于中心位置（注：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第169页，天地出版社，2000年。）。
从图像学的角度观察，贵州清镇发现的早期佛像，其整体上虽然也与西南其他地区佛像的造型大体相同，均施无畏印，但其右手却似为握住衣角，显然不合佛教造像的规范。这应是对本区域内其他佛像一种错误的摹仿，从地缘关系上讲，它很可能是摹仿川西地区的佛像。从年代上看，它也大致稍晚于川西地区佛像出现的年代（注：罗二虎：《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第2期。）。
在四川盆地东部的重庆忠县和开县发现有早期佛像，年代为东汉末年至蜀汉前期，略晚于川西地区佛像出现的年代。四川盆地东部在古代经济、文化一直不太发达，多为山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主要是通过长江这一东西通道；其东面穿过三峡后即为长江中游地区，那里既无早于蜀汉前期的佛像，又无长江上游系统的佛像。因此，四川盆地东部的早期佛像很可能是从西边传来。
在四川盆地西部，早期佛像发现的地点均位于川西一带，包括乐山2处、彭山1处和绵阳3处，其佛像有的位于钱树树干上，还有的位于钱树陶座上和崖墓的画像石刻上。此外，在川西地区的什邡发现有东汉的佛塔画像砖（注：贺云翱等编：《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出版社，1993年。图版2、31。），在乐山出土有施无畏印的东汉陶俑（注：唐长寿：《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图版31，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在彭山崖墓的画像石刻和画像砖上还有莲花等与佛教或佛教艺术相关的文物（注：见于彭山县江口951-3号崖墓和彭山县文管所藏东汉崖墓出土画像砖。）。总的来说，这里佛像出土的地点相对较多，佛像和与佛教相关的遗物种类较为多样化，年代也相对较早，这些都暗示着四川盆地东部和贵州地区发现的佛像可能均源于此。
陕西汉中地区也发现有2处早期佛像，但那里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虽然从川西地区传来的可能性很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存在从这一文化区域外直接传入的可能性。
四、早期佛像的传入路线
我们只要留心注意西南地域文化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就会发现它与人们常说的作为古代商路和文化通道的三条“丝绸之路”在地缘上均有一定联系。因此，作为假说，可以考虑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有以下三条可能的传入路线，即从西北方、西南方和东南方传入（图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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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西南地域文化区与东汉时期中外交通路线示意图
（一）西北方传入路线
主要经由古代的“丝绸之路”（或称“西北丝绸之路”），即从古代的犍陀罗地区经由新疆、河西走廊，然后在甘肃天水一带与东去的丝绸之路分道后南下进入这一文化区（注：也有学者提出由西北传入的路线，但认为是从青海进入四川。参见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文物》1992年第11期。）。一般认为中原地区的佛教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的，那么两者的传入路线大体是相同的。
关于这一推断，我们还可以从图像学分析中找到直接证据。例如，西南地区早期佛像的造型与犍陀罗地区早期（或称第一期）佛像的造型之间有许多共同特点。（1）右手施无畏印而左手握住衣端的坐像，这是西南地区早期佛像的共同特点，这种类型的坐像在犍陀罗的早期佛像中也同样流行。（2）西南地区早期佛像多为肉髻，其头发可见者则是用细密的平行纵线来表现，这与犍陀罗佛像发髻的特征相似，而秣菟罗早期佛像则均为螺髻。（3）西南地区早期佛像中面部清晰者，多可见其鼻下有髭，这在印度佛像中仅见于犍陀罗地区，并主要盛行于犍陀罗早期佛像中。（4）西南地区早期佛像均着通肩衣，结跏趺坐，不露双足，衣纹线多在胸前呈“U”字形重叠。这些特征也同样盛行于犍陀罗早期佛像中。秣菟罗本地传统的佛像则为右袒式袈裟衣，下露双足（注：关于犍陀罗早期佛像的特点，笔者还参考了H·因伐雨特所著《犍陀罗艺术》（Candharan Art）（李特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和宫治昭所著《佛教的起源和秣菟罗造像》（谢建明译，《东南文化》1995年第5期）等文献。）。由这些方面来看，西南地区早期佛像的总体特征与犍陀罗的早期佛像接近，而与秣菟罗地区的佛像相差较远。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在犍陀罗佛像中，其北部的斯瓦特（Swat）地区佛像与中国南方早期佛像的关系最为密切（注：宫治昭：《中国初期佛像の南北とマトゥラおとびカガンダラの异同源流》（发表要旨），日本京都·南方ル—ト·シンポジウム，1993年。）。
从地缘交通方面来看，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东传最有可能取道的，也是“西北丝绸之路”这一路线。
（二）西南方传入路线
即从印度西部经由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缅甸进入云南西部再到四川盆地。这是一条至迟在公元前2世纪就已开通的古道。根据文献记载，在西汉前期时蜀地（川西等地区）的商品已经由此道输出到印度等地（注：《史记·大宛列传》。），在东汉时属于这一文化区内的永昌郡（郡治在今云南保山一带）也有身毒人在活动（注：《华阳国志·南中志》之“永昌郡”。）。现在人们常将这条古道称为中国“西南丝绸之路”。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条古道在汉晋时期就已存在（注：a.罗二虎：《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调查》，《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1993年。
b.罗二虎：《汉晋时期の中国“西南シルクロ—ド”》，见《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三二集第25页，日本龙谷大学，1994年。）。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南方早期佛像即由此道传入（注：阮荣春：《“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研究概说》，《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不过，目前在这条古道沿线的几个重要地区，如阿萨姆、缅甸和云南，均未有资料足以说明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3世纪前半期有佛教传入和存在的迹象。因此，其作为佛教传入的路线，目前还仅停留在一种假说的阶段，需要今后材料的进一步积累。
（三）东南方传入路线
即从古代海上商路到达南中国海沿岸的越南北部或珠江三角洲一带，然后再分别经由元江（红河）或珠江溯江而上到达云南、贵州地区，从而进入这一文化区。人们在习惯上将这条到达中国东、南沿岸的海上商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而将从越南北部和珠江三角洲通往云南和贵州的古道分别称作“滇越道”和“牂柯道”。
贵州地区在古代与珠江三角洲一带交往较多，西汉时蜀地的枸酱即是通过夜郎国（在今贵州西部）贩运到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而汉灭南越国也是取道巴蜀、夜郎，沿牂柯江而下（注：《史记·西南夷列传》。）。在广东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发现的汉代异域人陶俑较多，这些异域人陶俑出现于西汉中期，东汉时数量大增（注：黎金：《考古随笔（一）》，《广州文博》1987年第2期。）。从人种学角度观察，可分为两类，一类可能是分布于东南亚等地区的小黑人，一类为西域等地的胡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珠江三角洲一带通过海路与域外的交往较盛。不过，迄今尚未见到广东和越南北部地区有任何与早期佛教相关的文物出土。因此，西南地区的早期佛像从这一路线传入的可能性也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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