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锐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将对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实现我国经济中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所强调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十三五”乃至今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理论基础很容易被认为是来源于里根政府时期风靡一时的美国供给学派。应当说，我国致力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某些方面与供给学派的某些主张确有相近之处，但由于我国国家性质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特殊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应该也不可能简单照抄供给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而应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出发，充分汲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滋养，在充分认知我国经济供给侧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广泛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充分考量供给侧运动规律的经济学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寓居”的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也进行了深刻分析，从而建立起一种审视市场经济的独特语境，即以物质资料生产、再生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阐释市场经济运动机理。 首先，从社会生产总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指狭义的生产)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是生产总过程的起点和决定环节。分配和交换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分配是指社会对劳动产品的分配。交换是指人们互换劳动和劳动产品的过程。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只有通过分配和交换，才能最后进入消费。消费是指人们消费物质资料以满足各种需要，它是生产总过程的终点。总体上说，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但物质资料生产始终是起点和基础。道理很明显，人们能够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只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进一步地，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分配方式、交换方式以及消费方式，而不是相反。可以这样认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范式下，生产即供给，始终是供给与需求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 其次，从微观即企业层面看，马克思主要研究资本主义企业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运动规律，但撇开社会经济制度的具体规定性，也可以把这种分析理解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配置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市场需要提供产品及服务，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努力使逐利活动能够不间断地进行且不断扩大，从而实现更多的经济利益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企业要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必须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努力使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按社会价值出售，才能获得正常利润乃至超额利润，也才有可能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积聚)以扩大生产规模，并有效地进行资本集中(直接融资与并购重组)，以便在更大的规模上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自我发展。而上述目标的达成，实际上是以企业层面的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顺畅进行为条件的。虽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从商品到货币的转化是“惊险的一跳”，从需求侧强调剩余价值实现的特殊重要意义，但依然假定资本主义企业在“买”和“卖”两个环节不存在问题。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企业的供给成本、质量及效率是理解微观经济问题的枢纽。 再次，从中观即产业的层面来观察，马克思虽然没有现代意义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概念，但是通过对同一产业内部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关系、不同产业间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等问题的研究，对涉及中观层面供给结构的两大问题——产业组织结构与产业结构——均有非常深刻的洞察。① 复次，从宏观即整个国民经济角度来观察，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更是一种明显的、以供给结构为核心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均衡的经济学说。马克思把全社会的经济抽象概括为生产资料生产部类(第Ⅰ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第Ⅱ部类)，分析两大部类生产出来的社会商品总和(W=C+V+M)的各个组成部分如何通过两大部类内部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实现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问题，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结构均衡的内在机理。虽然马克思的主旨是从社会资本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波动和危机的必然性，但提供了一种从实体经济，特别是物质资料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关注宏观经济结构平衡的独特视角。只有围绕物质资料生产这个核心建立起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均衡，宏观经济的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② 最后，从国际经济关系层面来观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旦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国际竞争的密码也隐藏于供给结构之中。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价值即国际价值，不是取决于各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国民平均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③。不仅如此，在一国国内，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而在世界市场上，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国际价值量成正比。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有不同的国际价值。这对于解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面临的尴尬处境是极具启发性的。中国能否在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获得更有利的贸易地位和更高的国民福祉，最终取决于中国制造的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国际价值量成正比，只有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民劳动才被认为是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价值的劳动，而凭借人工低成本形成的加工、代工战略参与国际竞争是没有出路的。 二、经济生活中供给侧面临的主要结构性矛盾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后，之所以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因为仅凭刺激需求，进行需求侧管理的办法来维系中国经济的中长期稳定增长越来越困难，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出口、消费等传统“引擎”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越发不明显。例如2015年以来，央行已经5次降息，发改委新批基建项目2万亿人民币，但贷款仍处于负增长，经济颓势难改。房地产业萎靡不振，产能过剩愈演愈烈。实体经济不振，资本过度进入虚拟经济领域。企业成本攀升，而消费者对国内产品质量缺乏信心甚至失去耐心，等等。这说明，需求不足只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侧着手改革。这种改革必要性集中在微观、中观、宏观、国际经济协调、政府治理等不同的层面，亟待解决。 (一)微观层面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差，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出口虽多，但附加价值较低。在国内人工成本、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较低的条件下，这种状况尚可维持，一旦这些环境变化，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高企、利润被摊薄，企业生存面临挑战。 二是企业发展理念模糊，还有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还没有完全建立起适应市场、创新发展的信念，对依附政府、“山寨”国外产品乐此不疲，而在自主创新、精准化生产、精细化服务等方面投入不足，发展方式粗放，在与外资产品及服务竞争的过程中处境尴尬。另外，企业信仰缺失、唯利是图，仿冒、掺假、使假、造假现象也大量存在。虽然只是少数企业所为，但损害了中国企业整体的产品形象和信誉，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信心。国内消费者在境外大量采购或邮购国外产品，如奶粉、化妆品、电饭锅、马桶盖及各种奢侈品，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消费者对国内产品及服务信心的缺失程度。 三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给全社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外部影响，代价巨大。④ 四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关系仍有龃龉。目前，民营企业仍然良莠不齐，民营企业数量虽多但竞争力不强，存在诸如产品与服务低端化、融资瓶颈、技术进步乏力、管理水平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但民营企业往往把自身成长困难的外部环境因素归结为国有经济垄断和政府行为，并认为破解民营企业发展困境的对策是应该进一步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国有经济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甚至退出自然垄断领域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不再“与民争利”，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让出足够的“空间”。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相邀参与垄断行业及城市公用事业改革也表现出不信任与观望，甚至心存忌惮。⑤ (二)中观层面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产业结构中低端状况长期维持，产业结构升级缺乏动力。产业结构调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在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间摇摆的过程，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的一哄而起、重复生产、重复建设也就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经济现象。 二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许多产业，包括战略新兴产业，过度竞争状况十分明显，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甚至出现大量长期亏损却没有退出的“僵尸企业”。⑥ (三)宏观层面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 一是扩大内需政策诱发了新一轮的以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投资潮，使得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粗放式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 二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形成了一种非市场的诱导效应，激发了各地区、各部门的盲目扩张冲动，遏制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其结果是地方债务风险增加，产能过剩加剧。 三是分配不合理，扩大消费乏力。初次分配不合理，居人口多数的劳动人口收入比重过低，消费不振。住房问题、教育问题、“高龄少子”、“未富先老”等问题的日益尖锐化则表明，再分配可能不仅没有熨平初次分配的鸿沟，反而放大了初次分配业已形成的分配不公，加剧了公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是造成“拉动内需”却“拉而不动”尴尬的根本原因。 (四)国际经济层面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但中国产品和服务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支撑，附加价值低。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寻求突围，从根本上说要提高中国供给国际市场商品及服务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国际市场上中国商品及服务的品牌、品质及其附加价值，从根本上提高中国制造的竞争力。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治理而言也面临一系列矛盾。 一是政府治理“越位”与“缺位”并存的矛盾。⑦ 二是宏观调控面临结构调整与总量调整、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孰轻孰重的抉择。由于总量调整和需求管理可以在短期内马上看到政策效果，是宏观调控中常用的政策手段组合，而结构调整与供给管理则需要较长的观察期才能看到政策效果，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需要战略定力。 三是政府治理面临“放”与“管”的抉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求简政放权，刺激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增加供给数量，提高供给水平；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特别是事中、事后监管，改善微观主体供给商品及服务的质量。这就需要处理好“放”与“管”的辩证关系。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按照“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在继续精准、适时调控社会总需求，防范短期风险，增强我国经济的自我循环、自我修复能力的同时，为了实现经济中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迈向产业中高端的愿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经济生活中供给侧的各种结构性矛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也主要应集中在微观、中观、宏观、国际经济、政府治理等几个方面。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微观着力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取得成效的基础在微观，这就特别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有利于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氛围，并提供相关激励与约束统一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框架，使企业对中国经济新的发展理念、秩序及规则等有充分的认知，并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到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将进入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期。根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民营企业发展在理论依据、法律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不存在任何障碍，结构调整与优化，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要依靠民营经济，以负面清单管理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管理经济方式方法的变革将使民营经济直接受益，国有经济深化改革也为民营经济参与垄断行业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外资经济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垄断利润减少的条件下可能出现部分退出中国市场、弱化对华产业控制态势，这无疑更加对民营经济的成长、壮大有利。中国民营企业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发展。为此，一是要不断提高民营企业自身素质和实力，在企业信仰、企业理念、研究开发与技术进步、品牌孵化、精细精准生产服务、产品质量与安全、企业组织管理等方面学习借鉴外资企业先进经验，在“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战略实施过程中做大做强民营企业，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赢得全世界尊重的目光。二是民营企业家应该充分认知国情与世情，提升战略思维能力。例如，关于国有经济及国有企业的认知，希望民营经济应该看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识，国有经济承载全民福祉。在当代的全球博弈中，国有企业说到底是国家企划事业，涉及中国的“身家性命”，国有经济作用空间及其存在的领域几乎是后发国家和若干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共同的情形。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国有经济的全面深化改革，国有经济将扮演好其应该扮演的角色，并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全社会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基于这样的战略思维，民营企业应该选择与国有经济合作共赢而不是相反的策略，只有这样才能在国有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的“三国演义”中自我壮大。据此，按照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传统上一直由国有经济控制的自然垄断行业及资源垄断领域将吸引民营企业以包括公私合作(PPP)在内的多种混合所有制形式进入，对于民营经济而言也应该视为一次历史性的机遇而不能视为所谓的“陷阱”。 国有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力量。作为微观经济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则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不断提高效率与效益的基础上回应国民的福祉诉求，同时在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发挥好引领作用。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着力点是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根据《建议》的要求，无论是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要积极参与到实施“中国制造2025”国家战略、建设制造强国的行动中来，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都应该积极融入国家工业强基工程，开展质量品牌提升行动，瞄准国际同行业标杆推进技术改造，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都应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强化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等。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观着力点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础在微观，重点在中观，关键在产业，提升中国产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是核心。 首先，要以区域均衡协调发展为目标，坚持在划分国土功能区的基础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避免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产品结构趋同，解决重复生产、重复建设，破坏生态环境，危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同时，根据《建议》的要求，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强化区域服务功能。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重点地区一体发展，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开辟农村广阔发展空间。 其次，调整产业结构，既要规避市场调节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时滞及盲目性，积极发挥政府干预的速效特质；也要防止政府干预的主观性，增强预见性，产业结构政策应该是导向性的，而主要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建议》要求，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包括：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构建新型制造体系，促进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壮大；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拓展网络经济空间；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等等。 再次，调整产业组织结构。合理的产业组织状况的形成需要有某种替代市场的机制：一是需要企业之间的自我整合，通过兼并、联合、重组，即借助于“自组织”力量，协调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与市场的关系；二是发挥产业组织政策的“他组织”作用⑧，在市场准入、退出、技术标准等方面引导企业规避垄断与过度竞争，在产业层面展开有效竞争。把治理产能过剩上升到关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实施企业强制退出机制，果断叫停“僵尸企业”。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宏观着力点 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基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旨在说明现阶段在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中，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正在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应更加重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节和供给管理，围绕实体经济建立起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均衡，不断提高供给效率。同时，应审慎运用总量调节和需求管理政策，特别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牵引力结构，改变出口、投资“狂奔”，而消费“跛足”前行的不正常状况。⑨继续发挥好投资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过政府公共投资的示范和引导，充分吸纳民间资本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事业投资，以更好支撑对经济发展全局具有重大意义的城市化进程，提高我国城市的现代化水平。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国际经济协调 要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实现更多的国民所得和更高的国民福祉，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中国供给世界市场产品和服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运用自主知识产权及核心技术改进产品及服务品质，孵化中国自主品牌。根据《建议》的要求，要发挥出口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增强对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结合度，培育以技术、标准、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对外经济新优势。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营造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新优势，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政府治理 创造让各种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安排，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是政府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政府治理变革的迫切要求。换句话说，政府治理自身也需要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种改革从根本上说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集中精力扮演好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政策框架等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根据《建议》要求，一是通过全面改革，进一步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二是优化企业发展环境，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优化运营模式，增强盈利能力。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另外，在“新常态”下，政府应该更加平等地对待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应该像重视国有经济一样重视民营经济发展，像曾经特别支持外资经济一样特别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地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 ①参见谢地：《马克思语境下的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645页。 ④参见谢地、谢斯儒：《中国梦的经济学解析》，载《经济学家》2014年第1期。 ⑤参见谢地、张旺鉴：《谁阻碍了民营经济成长？——基于民营经济与外资经济、国有经济关系的观察》，载《社会科学辑刊》2015年第6期。 ⑥参见谢地、谢斯儒：《中国梦的经济学解析》，载《经济学家》2014年第1期。 ⑦参见谢地：《做好“加减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14年2月11日。 ⑧参见谢地：《产业组织优化与经济集约增长》，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161页。 ⑨参见谢地、刘佳丽：《我国经济发展“牵引力”结构畸形的生成机理及其调整对策》，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萃——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战略思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标签：民营经济论文; 结构性改革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政府服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