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欧学者对于其福利国家体制的研究、论争及其论争的逻辑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欧论文,于其论文,福利论文,逻辑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论
在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的福利国家类型学中，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4国被归入“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这一模式。该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观念为价值核心，具有高税收和高再分配效应等制度特征。（注：Esping-Andersen,1990.）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在国际社会政策研究中流行，使这一模式受到种种批评。（注：MacGregor,1999.）这些批评也影响了北欧国家社会政策的分析和制定者，例如在瑞典，其1993年经济委员会（即Lindbeck委员会）就宣称现行的福利模式是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并主张把以往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导向转向自由主义方向。（注：Blom-Hansen,2000.）尽管如此，许多理论工作者仍认为这一福利模式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基础。例如奥尔森·胡特(Olsson Hort)就宣称瑞典模式并未终结，而林德布姆(Lindbom)也坚持这一模式没有瓦解。（注：Olsson Hort,1993,p.86; Lindbom,2001,p.171.）布隆贝格(Blomberg)和克罗尔(Kroll)以芬兰为例说明，在整个90年代这一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仍然稳固，而阿莱斯塔罗(Alestalo)和弗洛拉(Flora)对民意调查资料的研究也显示公众对此模式的支持并没有明显下降。与此相应，安德森(Andersen)等人在他们对相关调查资料的研究中强调说，我们至今仍没有发现任何确实的证据能证明在北欧4国，普遍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已经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注：Blomberg & Kroll,1999; Alestalo & Flora,1994; Andersen et al.,1999 .p.24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评估北欧福利模式问题上，理论分析家强调北欧模式的合法性，而政策分析者则从自由主义观点出发来指责这一模式，并主张“瓦解”这一模式。这就引发我们探究产生这一矛盾的原因的兴趣。通常，理论阐释和政策分析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相互支持的：理论研究具有政策蕴含，而政策分析又以理论为指导。但在某些情况下，这两方面的研究也会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矛盾。
北欧福利理论研究概览
从历史上看，北欧的社会福利研究源于人口和贫困调查。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个很早就形成的传统，即由政府的专业委员会进行生计调查并编辑成册。而就理论研究而论，北欧学者很早就培养起了对于制度研究的兴趣。在20世纪60～70年代间，“福利社会学”在这些国家中发展起来，并与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出发的社会学研究相结合。这些研究深受汤森(Townsend)对贫困问题制度性研究的影响，也与当时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韦伯理论相结合。（注：Vettenranta,1986,p.263.）由此，北欧学者在社会政策的研究中把研究重点放在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分析上，而非具体的社会管理或公共管理(social or public administration)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将注意力局限于社会（或公共）管理问题将会导致对造成这些问题的广泛的社会背景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研究的忽略。（注：Henriksen,1987,p.384,p.384,pp.388～389.）
此后，北欧对福利问题的制度性研究沿着以下三个方面发展：一是对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以及权力资源、资本积累和社会再分配问题的研究。这类研究涉及社会结构和社会政策发展的逻辑。其中，色邦(Therborn)阐发了市场和福利国家平行发展的论点，而科尔皮(Korpi)则以阶级分析为手段，通过阐述福利国家的结构和制度背景来揭示阶级关系的变化与福利国家演进的关系。（注：Therborn,1987; Korpi,1978.）二是对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聚焦于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发展模式。在这类研究中，蓬图森(Pontusson)等人对北欧民主制度的讨论揭示了大众的社会行动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而罗思坦(Rothstein)则探讨合作主义机制如何形成第三条道路并影响政策制定模式，（注：Pontusson & Kuruvilla,1992; Rothstein,1987.）在这一模式中，社会政策的制定成为一个阶级谈判、协调和妥协的过程。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把对北欧社会的制度分析与政治分析联系起来，并使分析这些国家的政治背景和政策制定模式相统一。
第三个研究维度是从日常生活方式着眼来对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进行制度分析。在北欧，这类研究为阿拉特(Allardt)所开拓。在他看来，北欧福利国家模式与公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所以，社会政策的研究不能狭隘地服从于国家政策制定的需要，而要深入研究福利体制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生活方式，把对福利国家的研究与对于日常生活方式的分析挂钩。（注：Allardt,1990,Challenges for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Acta Sociologica,33(3); Allardt(eds.),1981; Allardt,1973.）他的这种观点也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可，例如，帕尔塔宁(Partanen)强调从生活方式和日常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福利问题，而安德森(Andersen)则认为自60年代中期以来，北欧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国家福利的扩张和生活方式变化这两个要素互动的一种结果。（注：Partanen,1978,p.68; Andersen,1993,p.27.）其后，这一研究维度被文化研究和女权主义学者所强化。他们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家庭生活与国家的关系，从而揭示了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
除此之外，对福利国家的制度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支持该体系运行的社会规范进行分析。北欧学者把“社会团结”这一规范作为北欧价值体系的核心。这一规范由涂尔干所倡导，但在北欧土壤上，这一规范的成长得到其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支持。正如阿莱斯塔罗(Alestalo)所说，北欧农业社会中的互助主义精神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这些国家发展其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奠定了伦理基础。（注：Alestalo et al.,1985.）在当代，这一规范被社会民主主义者进一步强化了。人们把“社会团结”观念与马歇尔(Marshall)的福利权利理念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之家”的理想相融合，形成了“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和“北欧公民权”(Nordic citizenship)这些概念。（注：“人民之家”的理念主张把国家建设成一个和谐社会，使其全体成员都能像兄弟般地生活在一个充满友爱的大家庭中，参考Khakee & Low,1996；“社会公民权”观念参见Hernes,1988.）
总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北欧学者揭示了其福利国家产生的背景、特征及其制度化基础。由于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在北欧社会存在的合理性，他们的研究有助于把北欧社会政策的导向引向国家福利的扩张和发展制度化的公共服务方向。尽管如此，由于这些研究聚焦于“社会（福利）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对于与公共管理相关的“政策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很薄弱，尽管其研究也难免会涉及到政策问题，但他们却力图把这些问题推给政策分析家去做。
政策分析中的主流思潮
政策分析与理论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理论应该成为政策分析的基础，因为制度环境可以限制政策选择的空间，或决定现行政策在执行中的有效性；同样，制度环境的改变也会对社会政策的制定提出新的要求，例如战后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支持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因而理论家关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阐释也就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完善使公共服务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使理论家对于公共服务和生活方式的研究具有政策性含义。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理论分析与政策分析双方是高度统一的。政策制定者接受理论工作者所提供的视野和导向，分享理论分析的成果，并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来消除社会不平等，促进社会团结。
在这一时期，人们把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看做未来的发展模式，而社会政策制定者也以发展制度化的福利体制和公共服务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这一政策导向也为北欧所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在此背景下，北欧国家逐渐建立起以普遍主义为特征的福利国家模式。直到80年代末，民众对于这一国家福利体制是基本满意的，（注：Kosonen,1987,p.281.）而这种状况也鼓励了政策分析者去倡导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并反对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主义福利观念。譬如在80年代早期，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帕尔门(Palme)批评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会把社会引向自私；而在芬兰，直到80年代后期，埃雷萨里(Er
saari)仍宣称我们在福利国家中并没有危机感，从而拒绝接受那种带悲观主义色彩的“危机论”观点。（注：关于Palme,见Canova,1994；关于芬兰，见Ersaari,1987。）
尽管如此，自90年代初期政府精英的观点开始向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发生转变。在他们的影响下，丹麦右翼政府在1992年发表了“选择福利”的报告，表达了其寻求福利财政新路径的意图；瑞典在1991～1994年保守主义政党执政期间采取了福利服务私有化的政策；在芬兰，阿霍(Aho)领导的右翼和中间联盟政府也主张政府必须削减公共开支；同样，在丹麦和挪威，政府试图通过社会政策的改革使福利资源多样化，社会服务分散化，并提高人们的就业积极性。（注：Andersen & Greve,1996; Kosonen,1993,p.62.）在这些改革举措的影响下，国家福利开支被进一步紧缩，个人付费制被广泛采用，个人对社会保险的投保率也有所提高，而瑞典的一些学者更进而呼吁用“福利社会”的目标去取代“福利国家”的模式，并主张通过私有化和再私有化这些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注：关于私有化政策，见Kosonen,1999,p.432；关于“福利社会”理念，见Lin,2004。）
为解释社会政策导向在90年代初发生转变的原因，我们需要考察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在经济上，福利国家在战后的扩张是以稳定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注：Castles,1978.）在此期间，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运用充分就业政策（特别是瑞典的“RehnMeidner”模式）去发展经济，并利用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资源去发展国家福利。（注：Pontusson & Kuruvilla,1992; Lindbom,2001,p.188.）但这些经济条件随后发生了变化：丹麦经济在80年代末开始衰退，而90年代初期的经济萧条则打击了芬兰（由于其贸易伙伴俄罗斯的经济崩溃）和瑞典（只有挪威是个例外）。这样，为了解决紧迫的福利财政和社会行政方面的问题，政府精英改变了他们对“国家福利”这一理念的支持态度。
恶化的经济状况也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态。由于其恢复经济发展的努力失败，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1年的大选中落败。其继任的保守主义政府在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的领导下进行了体制改革，削减了公共开支，并鼓励市场和个人承担起福利责任；在1989～1992年期间，丹麦执政的非社会主义政党采用福利服务多样化的策略，并制定了相关的社会政策去促进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在芬兰，阿霍(Aho)领导的中右派政府在1992年上台后也开始削减福利支出。挪威工党（具有社会民主党性质）仍然控制着政府，但它也采纳了工作福利制(workfare)原则去修正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社会平等理念。（注：Pontusson,1992; Torfing,1999,p.28; Kosonen,1999,p.433.）这些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引发了政府精英观念的转变。
在分析经济政治原因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外来观念的影响。90年代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潮在国际社会政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这使北欧政府精英从国外学到的社会政策观念大多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北欧的一些政策分析家从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工作伦理和全球经济竞争等角度来批评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从国外理论中寻找依据来支持他们削减福利开支的主张。即使在90年代经济发展得相当好的挪威，这些外来影响也使其政策讨论趋向顺应市场化问题和自由主义思潮，（注：Abrahamson,1999.）尽管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上，挪威对福利的削减程度很小，在某些方面（如家庭政策）甚至有所扩展。
在这些政策分析家的推动下，北欧各国非社会民主党政府先后进行了削减国家福利的努力。这一导向逐渐成为国家社会政策制定的一般趋向，以至于其后继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仍然继承了这一路线。在瑞典，社会民主党于1994年重新执政后接受了私有化的政策主张，而以丹麦社会民主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在1993年上台后，也要求社会政策能更为敏感地反映市场的需求。同样，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合作政府于1995年执政后，在许多方面仍沿袭了此前的非社会主义政府的改革政策。（注：关于瑞典私有化，见Olsen，1999；关于丹麦和芬兰的社会民主党的福利改革政策，见Ploug,1999,p.433。）这样，我们不禁要问，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中，政策制定者怎么可以采用自由主义的理念来指导其政策制定？他们又如何能说服公众去接受他们的观点？这是否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可以超越社会体制的限制而自由选择他们所偏好的社会政策？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制度在80年代以后瓦解了？如果不是，那么这一制度何以允许政府精英将社会政策的导向引到与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相反的方向？
导致政策转向的制度原因
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应回到社会制度与政策分析相关性的问题上。对此问题的制度性分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一是从结构和功能角度去研究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的特征；二是从社会政策制定模式的角度去考察北欧的合作主义制度(collaboration)和民主政治对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三是从研究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一角度去检验福利国家机构的扩展（特别是公共部门的扩展）对于重构公共领域与私人或家庭生活空间的界限的影响。
首先，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看，自80年代以来北欧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经历了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化。这一转化带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社会阶级力量和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影响尤为深远。在福特主义社会中，标准的工资给付和长期雇佣形式强化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而后福特社会的小型化、灵活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特征则强化了中产阶级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注：Castles,1978; Esping-Andersen,1985; Kosonen,1993,p.54.）这样，阶级团结的操作性意义被减弱了，并逐渐为分化的职业群体的利益所取代。其结果是，当人们的阶级身份变得模糊了，他们作为阶级成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就削弱了。这种状况造成了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基础在北欧各国不断削弱；（注：Korpi,1989,p.289.）这也使政府精英在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中向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倾斜（特别是通过推行私有化政策）。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当阶级划分的界限模糊后，人们的阶级身份逐渐淡化为没有阶级标签的“公民”身份。（注：Esping-Andersen,1985.）这就强化了普遍意义上的（而不是基于阶级关系的）“公民”身份，从而为普遍主义的福利模式运行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就合作主义和民主政治制度而论，北欧国家被视为合作主义的典范。（注：Blom-Hansen,2000,p.157.）这一合作主义的社会机制包括集中化的劳资谈判、高度组织化的工会和劳资双方及政府参与的三方协商机制(tripartism)等因素。（注：Moene & Wallerstein,1995.）随着生产方式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机制的运作受到了新的挑战。在瑞典，劳资双方在市场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在80年代出现了破裂；而到了90年代，其重要性逐渐由跨行业协议所取代。在芬兰，三方谈判机制至今仍然有效，但由于工会的政治力量对芬兰社会政策制定的影响要比其在丹麦和瑞典弱得多，同时也由于国家对劳资冲突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政府精英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很大的自主权。总体而言，社会政策制定的精英化趋势削弱了北欧合作主义机制对于社会政策的影响，而民主决策机制的弱化反过来又削弱了工人阶级和左翼力量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这些条件使政府精英能够进一步向右转，并以增强经济竞争力为名来倡导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
再者，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看，北欧4国在80年代都扩展了其公共服务部门。在这4国中，政府雇员在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80年的17%上升到1991年的20%。（注：Huber & Stephens,2001,p.358.）公共部门的扩展也强化了国家和公民的联系，创造了赫尼斯(Hernes)所说的个人与国家间的制度性融合。（注：Hernes,1988,p.208.）这样，以往建立在阶级谈判和协调基础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就转化为一个以个人和国家互动关系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据此，理论家的阶级阶层分析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在政策分析家看来，理论家关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阐述缺乏与政策制定进程的直接联系，因而他们的研究对社会政策制定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
综上所述，北欧4国在社会政治基础和制度结构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为研究者评估其福利模式提供了宽泛的经验证据，这给学者们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度去选择证据来证明他们各自的观点。那些拥有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理论家可以用一些证据来反驳“重新商品化”(recommondification)的必要性，而另一些坚持自由主义观念的政策分析家也可以从这些经验资料中获得证据来揭示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的弊病，即使对于同一现象，双方的看法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在对公共福利服务部门扩展的评估中，政策分析家往往将之视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理论家则将其解释为社会福利发展的标志之一。因此，理论家和政策分析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并用不同的假设来评估这些变化，以便为他们不同的利益和目的服务。这种对立使理论家停留在理论层面而不愿介入政策分析，而政策分析家则只能从国外去借用理论概念来为其自由主义的社会政策辩护，结果，这种做法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隔阂。
政策分析的逻辑
当我们把视野从制度分析的逻辑转向政策分析的逻辑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北欧社会政策争论中所流行的观点大多是从国外输入的。（注：Abrahamson,1999,p.31.）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当理论分析并不能为政策分析者的需求服务时，他们不得不转向国外去借用理论和方法，这些从外面借用的观念大多具有自由主义性质。于是，我们有必要考虑这些从海外输入的自由主义观点是否能从社会民主主义的体制中获得支持。既然任何社会政策观念的应用必须有一定的制度土壤来培育，那么如果这些外来观念能被政策制定者所采纳并在实践中运用，我们就有理由假定这些观念与本土的社会环境有某种适用性。于是我们就要问，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这些自由主义的观念可以与北欧的普遍主义理念和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相协调。要研究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澄清普遍主义这一概念，研究普遍主义社会政策与自由主义社会政策的联系。
在概念上，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至少两种形式的普遍主义，即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和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minimal universalism and maximal universalism)。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概念可以通过贝弗里奇的“国民最低保障”理念来反映。它要求政府能赋予所有（或几乎所有）公民以最低限度的福利保障的权利；而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理念可以通过艾斯平—安德森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模式的描述来表达：在这一模式中，所有公民都是福利体制的受益者，都有向社会保障体系作贡献的义务。（注：关于minimal universalism和maximal universalism,参考Powell & Hewitt (1998)和Esping-Andersen (1990),pp.27～28。）这两种形式的普遍主义都包含了至少以下三个共同因素，即普适性、国家主义和公民的福利权利。普适性是指对公民只要是符合给付的标准就应该给付；国家主义是指国家是福利责任的主要承担和组织者；公民的福利权利是指福利津贴的付给是作为公民权利授予的，而不是作为慈善或对其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的回报而给予的。
从社会制度看，与这两类普遍主义理念相应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当然其他福利国家模式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包含这些因素）。如果我们把这些理念和政策模式的相互关系放入一个图表中表达，我们就可以把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和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设为一个坐标的两端，并把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放在接近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一端，而把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放在另一端（见图）。在北欧国家中，其强大的左翼力量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影响要求这些政府奉行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原则，而在社会政策的实践中，这些国家不仅仅给那些最贫穷的公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且也通过社会政策的手段在全民中进行收入再分配。（注：Kautto et al.(eds.),2001.）因此，我们有理由在图示中把北欧模式放在靠近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一端。
←自由主义模式——(B)—社会民主主义模式(A)—(C)→
最小程度的普遍主义最大程度的普遍主义
当然，仅仅划分这两类普遍主义的形式还是不够的，因为本研究的关注点不在于揭示北欧模式的性质，而在于评估其体制的合法性、稳定性、发展和变迁。为了体现体系的变化，我们可以在图示中设置ABC三个关节点来表达以下三个基本点。第一，在以上坐标上，处于同一模式的各福利体系（比如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可以在坐标上占据一个域而不是一个点，而任何一个体系（如瑞典）在图中所处的位置也是动态的，而不只是图表中的一个静止的点；第二，任何一个体系在坐标上的位置是可以根据其所具有的普遍主义程度增减而前后移动的：削减国家福利供应可以使该体系从现状A点向自由主义方向推进（比如说到达B点），而左翼力量的增强则会导致体系向相反方向移动（如C点）；第三，在一体系保持其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即在图表中的一定区域内），其所发生的变化一般只是量的变化而不是模式类型的质变（即改变其所属的区域）。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北欧福利体制改革的现状。
如果回顾9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改革措施，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大多数的改革措施所导致的只是量的调整（比如缩小福利津贴给付的准入性和标准），而不是引起质的变化。这样，尽管一些政策分析家一再宣称北欧模式已经走向终结，理论分析家则坚持认为该系统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奥尔森·胡特(Olsson Hort)等人强调，当今瑞典模式所具有的基础与先前并没有很大的不同（包括由资本主义驱动的经济增长，大众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和国家给予的社会津贴这些因素），而普洛乌(ploug)则宣称北欧国家目前所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也只具有表征的意义。（注：Olsson Hort,1993,p.86; Ploug,1999,pp.102～103.）根据这些学者的判断，这些国家的福利模式仍保持其稳定性。据此，我们可以回到上述图表的讨论。量的变化反映在图表上会显示出体系在坐标上的左右移动，但只要其所处的总的区域位置不变，这一体系的类型就不会改变。按照这个思路来理解理论与政策分析间的矛盾，我们就可以看到理论分析者注重其体系在宏观尺度上的变化，即该模式在总区位上的维持或改变；而政策分析者则注重体系目前所正在经历的移动，并把这些变化方向（主要是量的变化）看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进而讨论北欧模式“危机”这一话题。经济状况的恶化会导致福利财政方面的困境，从而迫使政府精英去采用自由主义的政策手段把体制导向自由主义方向；但只要该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仍然存在，该体系一旦获得经济条件的改善就有可能恢复到先前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难确信那些基于经济状况所作出的分析能给我们提供模式变化的可靠预测；相反，我们认为理论家关于体制合法性的分析更能为我们的前景分析提供一个可信的基点。这一看法并不意味着去贬低政策分析家在确定社会政策导向上的作用，因为他们所导入的新观念和新视野会给体制变迁带来长远的影响。例如在北欧，政策分析者的努力使目前北欧的社会政策的指导思想成为自由主义观念和社会民主主义观念的混合体。但是，只要社会民主主义体制能维持其基本的稳定，普遍主义的社会政策模式在北欧就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于我们所观察到的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社会政策的观念混合现象，其根源也不仅在于那些外来观念对政府精英的影响，还在于两者间所存在的内在联系，正是这种联系为两者的交融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总结
本文分析了北欧各国福利研究中理论分析和政策分析之间存在的矛盾：前者倡导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坚持北欧模式的合法性仍然具备；而后者则倡导自由主义的政策思想，强调在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下进行制度改革以削减公共福利开支的必要性。本文探讨了这一矛盾的成因并对其制度背景和政治生态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制度转化的动因和政府精英在引导政策变化中所起的作用，也阐述了普遍主义理念的两重形式并由此解释了造成政策与理论矛盾的一些原因。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主张理论工作者要能够理解政策分析者的视野和观点，与其进行对话；而政策分析者在汲取外来观念时也要与本土化的理论相结合，因为这些理论能深入地分析北欧社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的特性。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去看问题，那些相信北欧普遍主义模式能够维持下去的理论研究者就不必去否认北欧现行社会政策向自由主义方向滑行的现实，而那些强调政策变化的分析家也不必急于宣称现行北欧模式已陷入“危机”境地并需将其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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