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话语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当代中国论文,话语论文,理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话语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反映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抑或价值选择。换言之，话语转换不是简单的文字更改或者符号替换，而是有着强烈的意义表征。透过话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话语主体真实生活境遇及其所处的时代镜像。意识形态理论话语既是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我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切入点。随着世情、国情的变化，加之传统意识形态理论面临的困境，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必须跳出单纯的政治话语，实现向文化话语的转换。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能否牢牢地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话语转换的必然性
意识形态作为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是社会领导集团用来整合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最重要理论导向。恰当的意识形态话语是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重要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意识形态理论基本上是围绕政治、阶级、革命等概念展开的，形成了一套政治话语体系。当然，这一理论话语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在国际上，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威慑；国内面临着复杂而激烈的阶级关系，这样的内外环境使我们必须突出政治话语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地位，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理论。关于这一点，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①简言之，除政治话语外，我们不具备建构意识形态理论其他话语的现实土壤。随着理论赖以生成和发展的社会现实不断变化，原有的政治话语在现实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意识形态工作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经济建设方面，意识形态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边缘化”的境地，社会成员对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认同正在弱化，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的空间出现萎缩。意识形态似乎成了一种符号和记忆，似乎只是毛泽东年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尽管国家和政府层面有专门的机构主抓该项工作，然而给人的印象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面临一些重大突发事件时，人们总是指责意识形态工作无力；在平常生活里，人们认为意识形态工作多余，没有存在的必要，意识形态理论的合理性遭受质疑。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内容和结构面对新的变化和挑战表现出诸多的不适亟待调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展开，西方各种理论观点和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冲击，而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工作方式缺乏应有的创新，以致出现了失语现象，没有与之平等对话的能力，使西方的一些价值观大行其道。另外，在发展本国文化和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方面，意识形态工作也显得相形见绌。
另外，由于意识形态理念过于强调政治性而制约了人们的接受度。过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依靠政治权力强制推行并以大搞群众运动、标语口号式的方式来进行的。由于缺乏文化因素，思想陈旧僵化，语言单调乏味，很难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传统意识形态工作由于夹杂过多的政治因素，实质上形成了一种依靠政治权威主导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用以前的模式，势必出现意识形态工作遭人质疑、令人失望和教育效果不佳的局面。一些体现主旋律的新闻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中的说教式生硬表述，公式化、概念化的宣传而不易被人接受和欢迎。究其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理论文化话语的缺失造成了工具与价值的分裂，表现为意识形态理论沦为纯粹的政治工具，失去对人精神世界或者意义世界的关照。显然，缺乏人文关怀的冰冷话语会影响到社会成员的接纳程度。
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势变得更加隐秘和柔性化。文化路径成为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首选，因为人类文化发展是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并在形式上是多样性的，在内容上是开放性的，所以更易于被人接受，尤其是青年人。对意识形态的引导与控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做得更有力度且更加隐蔽，它们凭借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输出娱乐电影、家庭肥皂剧、现代广告、畅销读物、摇滚乐、流行歌曲等文化工业品，借以传播他们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取向、价值标准。其实质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渗透，值得我们高度警惕。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攻势，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被动封堵显然难以奏效，唯有主动疏导和化解才是我们的出路。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以开放的视野、宽广的心胸来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另一方面必须立足于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加强文化建设，最终建立起一套我们自己的文化话语和价值体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
二、文化话语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场域中的地位
文化与意识形态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概念，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精神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总和，意识形态则是其中被赋予了特定阶级意志的思想或精神体系。文化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土壤和根基，意识形态则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导向。本文所论及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转换，这其中的“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这是我国意识形态的性质所决定的。由意识形态政治话语向文化话语的转换并不是要消解或淡化主流意识形态，而是现阶段我国巩固意识形态的现实选择和实现策略，是为了更好夯实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坚实基础，增强其亲和力、吸引力、凝聚力以及同其他意识形态的竞争力。
事实上，由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的强势突显，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理论正面临挑战。在一个开放、文化多元的环境中，传统的政治话语不足以反映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时代特征。面对这一不利境况，我们必须化危机为转机，危机出现处往往也是转机来临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文化话语的缺失恰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理论探讨空间。“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转换应反映现实的变化与现实需要，应是对国情和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反映。在这一转换中我们要丢弃的是‘左’的扭曲的阶级、政治等意识形态话语主题。意识形态的话语主题和内容可以是、也应该是随着中国国情与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②相对于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法律、伦理等话语而言，文化话语有着自身的独特优势，具有极强的渗透性、持久性。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在全力助推意识形态理论话语的文化转换。
1.文化强国已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方略
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认识是一个渐次深化的过程。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那里就开始了关于文化建设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就曾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问题。他认为，我们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社会主义初期又提出了发展文化的“双百”方针。鉴于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文化问题一直处在各项事业的边缘位置。当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事业应该起步于改革开放，邓小平的理论探索功不可没，其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认识集中体现在他对精神文明的论述中。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③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设想。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邓小平首次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范畴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准确的界定，从战略的高度把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上来。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讲，“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⑤可见，“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在内容上和本质上是一致的。1991年，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的表述。他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重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⑥江泽民的这些论述科学地解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定位，为先进文化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首次以独立章节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并列的理论高度，体现了我们党对文化认识的深化。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多次强调，要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2011年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们党首次以全会决定的形式来讨论文化问题，该决定系统梳理了文化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发挥的重要作用，指出了当前文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八大全面阐述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展战略，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⑦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了更全面认识和深刻把握，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文化的作用作出高屋建瓴的理论引导，为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2.文化问题是学术界的理论前沿和热点议题
在新形势下，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一方面有利于为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立根本的出发点，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思想界，有关文化的讨论就一直从未停歇过，曾经出现过两次文化潮，分别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和90年代“国学热”；进入新世纪后，我们主要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纵观30多年的文化演绎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背后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三种文化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三种文化观一直处在不断激荡中，其中既有斗争又有融合，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特色。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文化探讨和建设才回归到理性、客观的轨道上来。具体来看，80年代的“文化热”主要是从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入手，如萨特、弗洛伊德、尼采的哲学观点，汤因比的历史学观点，韦伯的社会学观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等，其本质是一种西方文化热；而90年代的“国学热”则是传统文化热。概言之，这两个阶段的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这样的特征：80年代的“文化热”是宣扬西方现代文化，目的是肢解传统价值，重在批判；而90年代的“国学热”则是以复兴传统为基调，注重传统文化的学理研究，意在建设。表面看来，马克思主义文化受到排挤，其实不然。通过这两次“文化热”使不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背后的各种镜像也凸显出来，这恰恰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提供了突破口。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进行自我反思的一个良机。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不可能在新世纪里旗帜鲜明地走向文化前台。总之，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化在我们意识形态理论话语中的热度和地位。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内容上往往具有一致性。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就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确保国家文化安全”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提出要“积极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牢牢把握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三、彰显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文化话语的路径分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深刻的变革。社会变迁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定位、运作方式和影响的认识。主流意识形态在内容和话语表述方式上应该在应对和回答时代与实践的挑战中，实现创新发展和自我完善。同时，意识形态理论发展所面临的困境要求我们不断彰显意识形态文化话语，开拓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创新的文化路径，即提升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价值，发掘构建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资源，营造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文化环境。
1.提升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内涵
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上，法国哲学家特拉西首创了“意识形态”一词。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被理解为观念的科学，而且他首创该词的本意就是为了全面清算和批判封建神学和教会哲学思想。可见，一开始意识形态理论就担负了工具角色，但同时，意识形态理论承担着实现人的思想解放的历史使命，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关怀。意识形态理论兼具工具与价值的双重角色，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述。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理论既是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武器，也是实现整个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最终获得全面自由解放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在社会稳定时期，意识形态理论一直是统治阶级控制被统治阶级的有效武器；在社会发生变革时，它又沦为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工具。就这样，政治功能一直被凸显，而人文价值却被遮蔽。事实上，政治工具与人文价值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缺少人文价值指引的政治工具，其作用毕竟短暂且有限；同样，缺少政治工具的人文价值只能沦为抽象、空洞的文字游戏。无疑，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工具性与人文价值性具有内在交融性与共生性。意识形态理论同时兼具政治性与文化性，要求我们既看到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功能，也要看到其文化价值，更要看到其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意识形态理论的目标不仅在于维护现行的社会秩序，也要促进社会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通过对意识形态理论政治话语的纠偏以及对文化内涵的提升，体现了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本质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加强文化强国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选择。
2.发掘构建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资源
既然意识形态理论兼具工具性与价值性，那么，我们既要发挥其政治工具作用，也要注重其文化价值的提升，不断拓展文化资源、充实文化内涵。任何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发展至少应具备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有赖于现实的社会基础，二是得益于此前的文化传统与理论积累。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世一方面是马克思对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作出深入科学分析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批判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产物。由此可见文化资源对于理论创立与发展的意义。列宁曾指出：“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⑧“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⑨此外，民族文化也是构建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文化资源，同时，弘扬和培育民族文化是意识形态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和内容。脱离民族文化的意识形态理论难以让人接受，更不可能有发展的生机与活力。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文化创造和深厚的文化积淀，这是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蕴含着民族精神的文化富矿。如何有效利用好这一宝贵的文化资源，同样是构建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理论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前提条件。
3.营造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文化环境
提升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品位，需要整个社会形成弘扬优秀文化、抵制消极与腐朽文化的氛围、机制，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积极构成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在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方面的巨大合力。基于对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进步内在关系的把握，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向“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做到德艺双馨，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这一殷切期望，要求包括文艺工作者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工作者严肃认真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为人民奉献最好的精神食粮，努力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胡锦涛同志的论述，为我们在新时期新阶段推进意识形态理论工作提供了更加宏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指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⑩这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南。营造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的文化环境，要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基础上，在继承中求创新、在多元中求主导、在交流中促合作，不断顺应时代要求，满足群众需要，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通过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3页。
②张骥、程新英：《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回应》，《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2期。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8页。
④《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⑤《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⑥《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⑦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⑧《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
⑨《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页。
⑩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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