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界论文,中国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D69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4)05-0102-04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学术界首先提出来的。这种理论传入中国，人们以为现代化的理论观点完全是一种新东西，颇有点舶来品的味道。实际上，中国知识界从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比西方要早20年。“现代化”一词，在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到了30年代，“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中国报刊上经常使用。在30年代里，中国知识界围绕着中国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核心问题又展开了集中讨论。讨论所涉及问题的全面性和深刻性，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在讨论中，中国知识界开始用“现代化”的概念来代替“欧化”、“西化”等偏狭的概念，把对中国根本出路问题的探讨 从文化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实际上提出了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今天重温 这场讨论，探讨其中的得与失，对于梳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 值，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讨论发起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是在中国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据统计，资本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总额1930年为34亿美元，1936年则增至43亿美元。1932年中国进口贸易额由1926年的17亿元增加到22亿元，出口额却由13亿元下降到7亿元，入超值由1926年的4亿元猛增到15亿元。[1](P48)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和剩余农产品的大量倾销，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工业和农业，造成了中国城市工业的衰退和农村经济的凋敝。
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独霸东北的经济资源。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中国东北后，为了把东北变成其扩大侵华的战略基地、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场所、 战略物资和工业原料以及农产品的稳定产地，疯狂地掠夺东北的资源，独占和控制了东 北所有矿业、铁路、金融、制造、电力、汽车、水泥、棉纱、森林、通信、面粉等行业 。1933年初，又向热河和长城要塞发动进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第三，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大批农民流离失所。1930年，陕、晋、察、甘、湘、豫、黔、川、热、苏、赣等省517个县发生旱灾，灾民达2000多万人，死亡1万多人，损失2亿多元；188个县遭受虫灾，灾民达870多万人，死亡2万多人，损失1.5亿元。1931年，苏、皖、赣、鄂、湘、豫、浙、鲁等8省290个县发生水灾，受灾区域达32万平方公里，灾民1亿多人，2.55亿亩耕地被淹，农产品损失达4.57亿元。[2](P419)以及沉重的赋税和高额地租，亿万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第四，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围剿”红军，造成财政赤字增加，军费开支巨大。1929年中国财政总收入为3.34亿元，支出为4.34亿元，赤字1个亿；1930年财政总收入为4.84亿元，支出为5.85亿元，赤字1.01亿；1931年财政收入为5.58亿元，支出为7.75亿元，赤字2.17亿。而军费开支，从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数字(不包括秘密军费)看，1928年为2.1亿元，1929年为2.45亿元，1930年为3.12亿元。三年增加了50%，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3](P351)浩大的军费开支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
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根本出路问题进行新的思考。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中国现代化问题号”，这个特辑是事先向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约写的专题征文。编者在前言中写道：“须知今后中国，若干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顶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现在我们特地提出这近几十年来，尚无切实有效方法去应付的问题，作一回公开的讨论。”[4](P356)讨论的重点是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几个什么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当时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由此展开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
三、主要观点
第一，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先决条件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从人才稀少、资金匮乏、生产技术落后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所遭遇的困难，提出要大量培养和合理使用人才，开发国民资本和利用外资，用先进的生产技术来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有的学者从外资经济的压迫、财政币制的缺点、苛捐杂税的繁重，军阀混战的频繁、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政府对经济事业的漠视，家庭制度的不良、人口分布的不均、盗匪的盛行，民众教育的不发达，好逸恶劳、排斥异己、虚荣守旧的心理等角度分析了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障碍，提出要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有健全的经济、清明的政治、安定的社会、适当的教育、良好的心理。
有些学者还从根本上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杨幸之在《论中国现代化》一文中指出：“中国之所以落后，所以不能现代化，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的桎梏束缚与残酷的侵略榨取，实为一个大因”，而“残余的封建势力之反动与阻挠，又正是致使中国落后的另一大因”。因此，要促使中国现代化必须首先“对外发动民族革命战争，废 除不平等条约，摆脱一切经济上与政治上之桎梏，推翻国际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同时对 内发动广大的民主斗争，扫荡军阀政治，肃清残余的封建势力。”[5](P253)罗吟圃在 《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我见》一文中也指出：“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第一是资本 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第二是国内军阀混战的频仍和农村经济的破产。但是 我国政治的所以会脱轨，军阀的时常要混战，农村经济的破产，却是资本帝国主义者， 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必然的结果，所以要根本上排除中国现代化的困难 和障碍是应从打倒帝国主义推翻现社会制度入手。”[5](P268-269)董学之在《中国现 代化的基本问题》、吴觉农在《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陈高庸在《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 化》等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第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具体道路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讨论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是生产落后的国家，现代化的第一步应该是设法发展生产。要发展生产，最紧要的问题是要增加资本投入。而“获得为人类本性，现代化之障碍，既已除去，人民必乐于经营企业，获利愈多，则人民皆自动的投资，不患资本之无着。”[6]因此，中国的现 代化应该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种观点，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道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奋起直追，努力进行，这决非私人资本所能办到；社会主义则是要用革命的方法，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依靠政府的力量搞工业化，这不符合中国的 实际。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道路。
第三种观点，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走向衰败，社会主义走向新生的时代，“如果能决心依照社会主义所主张一样，把生产机关收归公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政策，有计划的，图谋根本上使中国现代化，则中国的前途才有希望。”[7]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社会主义为基础，如果不采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希望的。”[8]
第四种观点，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走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相 当程度的发展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 社会，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也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不需要资本主义革命；中国 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而且需要走既非资本主义，又非 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道路“不仅顾及现在的客观条件，而且确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 途。它的任务，不仅在凭借广泛的政治力量来扫除封建势力掩护下的残酷剥削与消灭帝 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支配，而且还要确立进步的经济政策来改造涣散的小农发展，经过相 当的发展以后，再开始从各经济部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9]
第三，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资金来源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一致，即主张在现代化初期要利用外资，而且对利用外资的方法和领域也进行了探讨。张素民在《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一文中指出：“利用外资之法，一为借债自办，一为仿照苏俄的办法，将特种产业，如矿产森林之类，与外国资本家办。”[5](P233)戴霭庐在《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几个问题》中指出：“至于充裕资本的步骤，第一是利用外资，第二是增加国民资本，第三是利用国民资本，如有必要，仍旧可以利用外资。更就利用外资的方面言，我以为最要紧的是改良固有生产，使出口货可以增高其价额；其次创设基本工业，使国内轻工业成本减轻，可以不受外货廉价的竞争，而且可以逐渐少用舶来原料，然后及于交通以及一般工业。”[5](P263-264)在强调要利用外资的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中国现代化不能完全依靠外资，“如果完全依靠外资，以发展中国，就是等于断送中国。这已经不是理论上争论的问题，而是80多年来中外关系历史所烘托的结论。”[5](P224)
但是，也有的学者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在过去和现在对中国所输出的资本丝毫没有利于中国，增加中国现代化的可能性。反之，中国的日趋于殖民地化的理由，却是根源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资本的侵入和压迫。列强在华政治上的优势与资本的雄厚，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不得不屈服而形成附庸隶属的现况。”[5](P272)因此，中国现代化的资金来源要立足于国内，通过节制消费、鼓励储蓄等方法，增加国民资本，反对利用外资，认为帝国主义列强投资中国，在中国建设大规模的工厂，直接利用中国丰富的资源，雇佣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和倾销商品，严重地打击了幼稚的民族工业，破坏了中国的经济。
第四，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步骤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在讨论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先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复兴农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农业是国民生存的根本，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财政的源泉，是工业品的市场，“只有在农村繁荣，农业兴盛，农民富裕的前提下，中国工商各业始有发展兴隆之可能，是以复兴农村，建设农业，乃为工商各业树立发展之前提与基础。”[10]“乡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惟一可能的路。”[11]
第二种观点，主张先发展城市工业，通过振兴城市工业来救济农村。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工业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中国只有实现工业化才不至于落伍；工业化可以促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和财富迅速增加；只有实行工业化才能振兴民族工业，抵制外国工业品的倾销；工业化可以利用农村的原料、吸收农村过剩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村危机。而农业受自然条件影响比较大，生产能力有限，所以“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们只有努力走上工业化的路，才可以图存”。[12]
第三种观点，主张先在农村培植小规模的农村工业，以此作为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基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由一个相传了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立即过渡到工业社会，中国的工业经济，应该由现有的这个农业经济蜕化出来，而不能另自产生，即“应该在农业上想工业化的办法，应该在农村里建设工业的基础。”[13]
第四种观点，主张农工并重，以农立国，以工建国。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发展农业必须与工业化相配合，这样才有远大的前途；工业化并不限于都市和工业区，而是要推广到农村，使农业生产机械化；在建设工业化的都市的同时，还要建设工业化的农村——也就是农业的工业化。在此基础上，他们强调指出：“立国虽不妨以农业，建国则必须以工业。”[5](P897)
四、评价和启示
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把对中国根本出路问题的探索从文化领域推进到经济领域，初步提出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历史进步。在讨论中，学者们提出的一些思想理论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通过讨论，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基本问题有了比以往更加清楚的认识。在讨论中，中国知识界开始用“现代化”这一概念逐步取代了“西化”、“欧化”等概念，并对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基本要求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比如，认为狭义的现代化就是指工业化，广义的现代化就是指社会进步；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是着重于生产力的提高，现代化问题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问题；现代化的特征是生产机械化、生产合理化、生产计划化；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发展自然科学、发展现代工业、发展各种学术和达到思想科学化。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和探索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这与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根据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但比西方要早20年。
第二，在中国现代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中，主张走私人资 本主义或受节制的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数非常少，这些学者主要是受西方个人主义、社会 民主主义和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既不可能实现，也是已 经过时了的。主张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占绝大多数，这些学者主要是 看到了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危机打击下呈 现颓势的状况并受其影响。中国知识界在当时的这一动向是很值得注意的，它反映了中 国知识界在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华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对世界发展趋向认识的进步。
第三，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国家里搞现代化建设，究竟会遇到哪些困难与障碍，对于这个问题，至今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十分明了。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要走向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大障碍莫过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害的总根源，是阻碍中国独立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中国封建势力的腐朽与反动统治也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中国知识界中的许多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讨论中明确提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的统治。这种认识是符合当时中 国实际的，也是非常进步的。
第四，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先期工业化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它们的人均产值大多在200—250美元，有的高达400—500美元，而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启动工业化时人均产值却不足100美元。[1](P232)这说明，资金短缺是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一个特殊困难，由此决定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必要性。但是，如何防范吸引和利 用外资可能带来的风险呢?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在走向现代化的 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道路呢?对于这些问题，至今也不能说我们已经完全清楚。中国知识界在讨论中就上述 问题所提出的一些思想理论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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