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儿化的形态句法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句法论文,北京话论文,形态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词汇意义弱化与词法形态
1.1音变儿化与小称儿化
关于北京话带儿化韵的词的来源，早期的研究认为有三个：
(a)里→儿：这儿 那儿 哪儿
(b)日→儿：今儿 明儿 昨儿 前儿 后儿 几儿
(c)兒→儿。一般说是指小，但实际上只是一个名词标记。另有几个动词带儿尾。（赵元任，1968；董少文，1958等）
尽管对于(a)(b)两类“－儿”的来源也有不同看法（注：刘英(1990)认为，“里”不是北京话“这儿、那儿、哪儿”的儿化来源。“儿”表示处所的儿化词“这儿”的来源不是“这里”，而是古代像[xa]一类表示处所的语素，在古代文献中记作“下”。马庆株(2004)则认为，从语音上看，表示处所的儿化词“这儿”的来源不是“这里”，而是“这块儿”，与刘文看法相近。尽管意见分歧，各家都认为处所词的儿化是表处所的语素自身的语音变化，与小称来源的“儿”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可以肯定，它们都是单纯由音变而形成的，成员有限。这与(c)类源自名词虚化的“－儿”性质不同。
陈治文(1965)对上面三类有所补充，他发现还有一类情形，即zh-、ch-、sh-、r-声母的字，在一定条件下使前面的一个音节发生儿化。
(d)zh-、ch-、sh-、r-声母的字，在一定条件下使前面的一个音节发生儿化。如（注：笔者个人的考察发现，这类词的“儿”与真正的儿化韵还是有区别的，并没有成为第一个字对应的儿化韵。三字词的第二个字，声母变为零声母，轻声，同时仍然占一个音节长度。）：
顺治门→顺儿门盘缠钱→盘儿钱
图书馆→图儿馆羊肉胡同→羊儿胡同
尽管各家意见不尽一致，但是，从形态学的角度看，其实我们只需要区分为两类（注：此处仅举有代表性的几家观点，儿化韵的研究综述可参看李延瑞(1996)，关于儿化语音形成的历史问题的较新讨论可参看王福堂(2002)。关于北京话儿话词的材料除了已经出版的北京话词典之外，可参看彭宗平(2005)。）：
（一）音变儿化，如上述(a)(b)(d)三类。音变儿化是单纯由语音条件促发的，不涉及语义和句法变化。
（二）小称儿化，如上述(c)类。这类儿化不是单纯由语音条件促发的，语音的变化是语义和句法变化的外化手段。
音变儿化的成员是相对有限的，而小称儿化则是具有能产性的。本文主要讨论小称儿化。下文提到“儿化”时也仅指小称儿化。
1.2 儿化构词
在儿化词发展过程中，含有“儿”尾的词使用在先，多数学者认为是唐代开始出现，宋以后越来越常见。但是儿化则要晚得多。“儿”作为名词最早指“小儿”，而后意义逐渐虚化。根据王云路(1998)的研究，“儿”的意义在近代汉语中的引申过程可以概括为：
1)小儿→晚辈→女孩子
2)小儿→晚辈→男孩子→男子汉→壮士
早期形式中，含“儿”名词内部结构关系是偏正式，“儿”是核心构词成分。
太田辰夫(1958/1987:87-88)说，“儿”作为接尾辞在唐代多用于表示动物的名词，表示小或可爱。如：鱼儿、龟儿、鸭儿、雀儿、猫儿、狗儿，等等。动物以外的事物只有很少几个（如：瓶儿、箱儿、巢儿、衫儿、眉儿、心儿）。宋代以后可以广泛用于一般名词后，但是仍然保留了表小或可爱的意义。在宋代，开始有了“儿”不限于指小意味的例子；到了元代，“儿”的指小性弱化，“儿”单纯作为接尾辞的例子多起来。但是总的说来，“儿”表小或可爱，“子”表示大的或可憎的。
关于儿化韵产生的时间，太田辰夫(1958/1987:90)认为最晚在清初，李思敬(1984)根据明代歌谣、小说等材料推测，认为产生于元末明初，王福堂(2002)认为应在明清之间。而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儿”变为非独立音节的过程似乎仍然没有完结。新派北京话已经儿化的词在老派（尤其是满族人）北京话里，“儿”自成轻声独立音节的词还有不少，例如“样儿、取灯儿”中的“儿”。（参看林焘， 1982；周定一，1984；林焘、沈炯，1995）
如果把上述音—义演变的线索结合起来就可以发现，“儿”从构词语素发展为构词形态的过程，同时也是它语音形式逐步弱化的过程。当“名＋儿”指称概念意义上“小”的事物时，“儿”具有独立音节地位。随着“儿”指称意义的虚化，“儿”逐渐失去了独立音节地位。这个演变过程的中间环节，就是“儿”说成轻声音节。这种形式上世纪80年代仍然活在当时的老北京人口中，但是现在已经没人这么说了。即：
具有字调的独立音节→轻声的独立音节→卷舌韵尾
从开始出现儿化韵到含有“儿”尾的词全部被说成儿化词，这个过程是“儿”作为构词形态逐步确立的过程。
目前发现的关于儿化构词（非音变类）现象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类（注：可参看赵元任(1968)、朱德熙(1982)、林焘(1982)、周定一(1984)、毛修敬(1984、1989)、李善熙(2003)、彭宗平(2005)。）：
1)儿化形式与非儿化形式在指称意义上有差别，儿化形式指称形体小的事物，可以称为“客观小量”。如：
球儿 绳儿 盆儿 坑儿 车儿
2)儿化形式与非儿化形式在指称意义上没有差别。用儿化形式，与所指实体的物理属性（大或小）没有多大关系，仅仅表示可爱，可以称为“主观小量”。如：人儿、脸儿、嘴儿。（注：“小偷儿”可能表小，但不表可爱。确实如此。不过，这里有个“小”，我们没法确定表小的意思是由“儿”带来的，还是“小”赋予的。我说的表小是指不带“小”字而由儿尾决定的“小／可爱”的意思。口语里有“这人偷／小偷小摸惯了”的说法，“小偷”是一种不太严重的偷窃行为。“小偷儿”的“儿”可以看作一个名词化的手段。所以可以说“小偷儿”，但是不能说“惯偷儿”而要说“惯偷”。从这个角度看，“儿”还是加在“小量”的行为后面，不用在严重的不好的行为后面。这种对比多少也透露出“儿”的主观性。）过去谈儿化的时候说，儿化可以带出轻松的语气，其实就是“主观小量”。比如：
这孩子嘴儿甜［与褒义陈述搭配］
*这孩子张嘴儿就骂人 ［与贬义陈述搭配］
“主观量”的表达功能还能延伸到名词之外的类别：
慢慢儿 偷偷儿 远远儿
月月儿 天天儿 回回儿
3)儿化和非儿化的形式共存，“－儿”的有无与表“小”的意义无关。有学者称为自由儿化。如：
刺儿 姨儿 字儿
4)去掉“－儿”的非儿化形式或不能单说，或只作为书面语词汇。如：
名词：味儿味道 事儿事情 信儿信息 人缘儿人际关系 坎肩儿背心
动词：玩儿 葛儿死 颠儿离开
5)转指标记。动词或形容词带“－儿”后缀而变为名词，指称与行为或属性相关的事物。如：
盖儿 捆儿 拍儿 摊儿 挑儿 淘气儿
通过小称儿化可以转指不同的语义格。（注：北京话里数词带儿化音可以指称孩子，如“三儿”“六儿”指家里的第三个、第六个孩子。感谢殷国光教授告诉笔者，这类对子女的称呼不区分男女。我们认为，尽管如此，这种用法实际是“儿”保留了“孩儿”的词汇义，只是语音上“儿”弱化了，不能看作数词加“儿”转指人。）如：
施事／主事：V-儿（托儿暗中帮衬生意的人）
“儿”具有转指功能是较早的事情。《红楼梦》里就已经出现了单音节形容词、单音节动词加“儿”变为名词的例子，如：错儿、短儿、尖儿、好儿、坠儿。（周定一，1984）
儿化词具有“可爱”的意味或轻松的语气，虽然“儿”的词汇意义弱化，但是产生了新的语用意义——主观小量。而“儿”具有转指功能，“儿”的词汇意义进一步弱化。“儿”的词汇意义减弱至最低——仅仅表示“事物”，“儿”属于构词形态范畴，用于派生新词。
二 自指意义与句法形态
2.1 自指
赵元任(1968/1979:117-120)曾经举过几个动词和形容词带儿尾的例子，如“唱儿、包儿、印儿、画儿、塞儿；玩儿、火儿、颠儿、葛儿”、“亮儿、好儿、空儿；弯儿、方儿；黄儿、单儿”。不过，能算作自指的只有“亮儿、好儿”。朱德熙(1983)说，“汉语的名词后缀‘－子、－儿、－头’加在谓词性词根上造成的名词绝大部分都是表示转指意义的”，“汉语缺乏表示自指意义的后缀”。
北京话的小称儿化是不是具有自指功能，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笔者通过对当代北京话的调查发现，儿化形式也可以自指，尽管数量和类型不如转指的那么多。如：
V-儿：响儿 转儿 滚儿 救儿 死儿 蹭儿
A-儿：好儿 乐儿 错儿 亮儿 鲜儿 准儿
自指的儿化并没有造成词汇意义的变化，仅仅改变了词的语法属性。
自指的儿化词大都经历过作为动宾离合式宾语的过程，动—宾意义上具有固定的意义关系。如：
赵元任(1968)也曾指出这类现象。不过，他认为这些动宾式是不能拆开的，其中的“宾”不能单独运用。
但是，在当代北京话里，儿化形式可以脱离特定动词，可以跟“打”“有／没”之类的空泛动词搭配。如：
这类儿化是纯粹的名词化手段，功能在于改变词类。
2.2 句法形态
从形态学角度看，后缀“－儿”已经具备两类功能：
1)派生(derivation)：改变词汇意义，构成一个新词。如：
(13)画儿 盖儿 摊儿 托儿 戳儿 扣儿
好儿问候 短儿缺点 空儿空隙／空闲 黄儿蛋黄
头儿上司 信儿消息 白面儿海洛因
颠儿离开 翻儿翻脸
2)屈折(inflection)：相同词汇意义，不同语法形式。即自指类儿化词。如：
(14)乐儿 整儿 零儿 好儿 错儿 单儿
屈折词缀表示语法关系，如英语的-ing、-ed、-s。这类儿化是纯粹的名词化手段，功能在于改变词类。
“转类”的儿化，标志着儿化已经可以作为一种句法屈折的手段了。
2.3 功能扩展
1)从语音特征上看，“儿”经历了从自由到附着的衰减过程：
独立音节＋字调＞独立音节＋轻声＞非独立音节
2)从语法功能上看，“儿”经历了从自由语素到屈折手段的虚化过程：
复合＞派生＞屈折
3)从意义上看，“儿”经历了从客观量到主观量进而失去附加意义的语义漂白过程：
客观小量＞主观小量＞中性
三 儿化的个体化功能
我们发现，一些可儿化可不儿化的词，选用哪种形式具有指称差异。具体表现为，当儿化形式与非儿化形式出现在同一语篇的时候，具体指称某一个体的时候倾向于使用儿化形式。可以说，儿化赋予光杆名词具备个体性的指称功能。具体表现为，光杆无指名词不用儿化形式，光杆类指名词不用儿化形式。（关于汉语中五指名词、类指名词的区分，请参看陈平，1987）
3.1 无指名词不用儿化形式
无指成分侧重于从名词的抽象属性方面去指称事物，它表现的对象不是某个或某些实体。如“他是学生”中的“学生”，“木头桌子”中的“木头”，“他的篮球打得好”中的“篮球”，“他画工笔”中的“工笔”，“打麻将打上了瘾”中的“麻将”。（关于五指名词常见的句法位置，可参看张伯江，1997）
就光杆名词来说，因语境不同，其指称功能可以不止一种。如：
(15)中的“母亲”是五指名词，(16)中的“母亲”是有指且定指的名词。
下面看看儿化与非儿化的对比。以“字”和“字儿”为例，说话人在用到“字”这个名词时，如果仅仅着眼于这个名词的抽象属性，而不是具体语境中具有这个属性的事物，则不用儿化形式。如：
其中“造字”的“字”是无指宾语，不能换作“字儿”。
陈平(1987)曾给出了汉语中与名词指称性质有关的七种主要词汇形式：
A组 人称代词
B组 专有名词
C组 “这／那”（＋量词）＋名词
D组 光杆普通名词(bare noun)
E组 数词（＋量词）＋名词
F组 “一”（＋量词）＋名词
G组 量词＋名词
陈文认为A-G各类格式都可以表现有指成分，而五指成分限于D-G四种格式。从北京话的情形来看，可以在这个表的基础上再补充一条，光杆普通名词的儿化形式不能表现无指成分。
3.2 类指名词不用儿化形式
名词性成分的所指对象如果是整个一类事物，我们称该名词性成分为类指或通指成分。类指性成分把对象当成一个类整体去指称，着眼于对象的类别整体属性。例如谈字的不同类别的时候，说“象形”或者“简化”时，用非儿化形式“字”，如(18)(19)。在指称个体的时候，用儿化形式。（注：更多例子见安欣(2006)。）如下面例子中的“‘鸟’字儿。”“‘妇’字儿”和“‘富’字儿”等。
这里存在一种发展的不对称，当需要具体指称某“字”的时候，在被指称的那个对象已经共现的时候，用不用儿化是可选性的。可以说“一个‘天’字”，也可以说“一个‘天’字儿”。但是，如果被指称的那个对象没有共现，用不用儿化则具有指称差别。
类指性话题／主语不用儿化形式。如：
相反，所指对象如果是一类中的个体（即单指成分），光杆名词儿化形式作单指而不作类指。如果名词前加“小”可接受，不过这其中恐怕是“小”的意义影响。比如下面的例子，其中的“小猫儿小狗儿”指称小型动物或宠物，不是从类属方面指称猫和狗。
(23)小猫儿小狗儿一律不能往火车上带。
(23')小猫儿小狗儿可以养，大型犬特别是身高超过35厘米的，不能在城市居民区里养。
再如：
(24)A：咱们再说个什么呢？
B：哎。这回咱们说这个有名目啊。
从名词的典型性来说，五指名词是最接近形容词的，名词转为形容词大都经历无指化阶段。而汉语里，光杆名词的指称属性特征往往要借助于句法位置或与其共现的成分来确定。如下面(25)(25')，从a至d反映了“肉”从具体到抽象，从具备名量特征到不具备名量特征的几个阶段。
(25)a.他朝我碗里夹了一块肉。 （三块肉）
b.肉不好消化。
（*三块肉）
c.他信佛，不吃肉。
（*三块肉）
d.这人性子太肉。 （*三块肉）
(25')a.他朝我碗里夹了一块肉／肉儿。［有指，不定指］
b.肉／*肉儿不好消化。 ［类指］
c.他信佛，不吃肉／*肉儿。 ［五指］
d.这人性子太肉／*肉儿。
综上所述，儿化用于表现事物具备个体性特征，可以说是体现“量”意义的一种手段，是在名词化标记功能之后语法意义的进一步抽象化。
这里存在一种发展的个体差异。有的人嘴里的儿化词多，有的人少。就一个事物来说，有的人说到它的时候永远用儿化形式；同一个对象，另有一些人会用到儿化和非儿化两种形式。
假如一个人他在提到“字”这个东西的时候，有儿化和非儿化两种形式，那么，就存在上文提到的分工。安欣(2006)用22个相声对着录音作了考察，大致符合本文谈到的规律。不符合的情况也有，仅仅发生在反问句、否定句或者引出一个对比话题等特别需要强调的场合，指具体的对象也用了非儿化形式。
而上面说的这些语境其实恰恰是不符合“主观小量”这个原则的。换句话说，使用儿化首先需要满足句子的宏观要求，其次是指称方面的要求。
四 结论
儿化的早期阶段一般指称小的物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客观上量小词汇意义。进一步发展，用来指在说话人看来“小”或“可爱”的东西。这是一个主观化过程。当不限于指称“小”或“可爱”的事物以后，儿化的转指用法是词汇形态手段，用来构成名词。自指儿化的出现，儿化开始作为一种句法形态手段。而这种形态手段的意义也就是典型的名词性成分的语法意义，具备“量”的语义特征。“量”特征也正是典型名词的语义特征。可以概括为：
客观小量＞主观小量＞“量”特征
汉语是一个较少句法形态的语言，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百年来，确实有一些形态成分产生，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讨论五四以后新兴的句法的时候提出，“五四以后，汉语的句子结构，在严密性这一点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基本的要求是主谓分明，脉络清楚，每一个词、每一个仂语、每一个谓语形式、每一个句子形式在句中的职务和作用，都经得起分析”（477页），并专有一节讨论句法严密化的六种情况。并且预测，今后汉语语法发展的基本趋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构词法上新词绝大多数将是双音词；而在句法上，将来的句子结构会更加严密化。（483页）
当代北京话一系列形态句法手段的衍生也证实了这种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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