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的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的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结构论文,模型论文,知识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62（2005）04—0073—08
企业永远是现代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单元，企业的组织结构则是这个单元的骨架。企业组织结构演化是否遵循一定的规律等企业组织结构的深层次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专家、学者甚至实践者的关注。
一、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的研究视角及演化的分析方法
企业组织结构演化必定涉及主要自变量与因变量（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已有的研究认为，企业规模大小、战略内容、环境的稳定状态、工艺技术水平、权力控制因素等一般都是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具体形式的共同因素。而且如果设计具体组织中的某一内容还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例如，设计某一部门负责人的管理幅度时往往需要考虑以下具体因素：1.管理工作的复杂性和相似性；2.工作能力；3.领导者的风格；4.管理业务标准化程度；5.授权程度；6.信息传递的效率；7.下属职能的类似性程度；8.组织机构在空间的分散程度；9.得到协助的有力程度；10.经营形势和发展阶段。另外，随着知识理论的发展，知识也被认为是影响企业组织形态的一个因素。[1]（P41）显然，通过罗列各种影响组织形态的因素从而达到设计具体的组织结构是个案分析的常用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是不能揭示组织结构演化中哪些变量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么多因素中，绝大多数是特定变量。例如，战略因素、企业规模、权力控制等都只能在具体企业中进行具体的分析。这些变量大多数是随机变量，它们不能够系统性地影响组织结构演化。而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特指企业种群角度（注：演化（evolution）最基本的含义之一就是生物演化通过一代又一代个体经过长期的变异—遗传而进行的，这是指生物种群的角度。参见1.Gerard M.Dalglish：Evolution；2.Biol.，Change in a Population of Living Things by Such Process as Mu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The Theory That All Existing Organism Developed from Earlier Forms by Natural Selection.载Random House Webster'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English，Random House In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第461页。），这是抽象意义上的企业，而不是具体的某个企业。这样，需要通过种群的视角（企业整体角度）来区分和剥离对组织结构产生不同影响的因素。
本文所采用的基本分析理论是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末，并且经过Thorstein Veblen、Alfred Marshall、Joseph A.Schumpeter、Armen A.Alchain、Simon、Hayek、Richard R.Nelson和Sidney G.Winter、Ulrich Witt、Herrmann-Pillath、Masahiko Aoki等人卓越的研究工作后，演化经济学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学学科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注：Centre Walras认为，演化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科的两个重要方法，它们通过用相似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参见Centre Walras.Call for Papers：Institutional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J Evol Econ 2002，（12）：373-374.
Herrmann-Pillath认为，“在我看来，演化经济学（EE）可能被发展成人类科学统一的普遍方法……一门‘通用经济学’必定是以一个整合的方式处理最优和新事物的演化科学。”参见Herrmann-Pillath.Evolutionary Economics as a Universal Methodology for the Unity of Human Sciences，2002.），演化的思维和方法也越来越多应用到了对许多问题的分析。Herrmann-Pillath认为，演化经济学具有一个更富包容性、视野更开阔的方法论框架。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每个个体的行为及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单独的刻划，从个人行为到集体行为的形成机制以及其中涉及到的组织和制度因素都在模型中得到了反映。[2]（P63）演化经济学现在已经拓展到技术创新、制度变迁、经济增长、产业演变、企业演化、企业战略选择等许多领域。演化经济学认为，有意识的选择、竞争压力、市场力量（如企业、消费者等）或者环境限制对技术、制度、地区以及甚至整个经济、社会演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3]（P259-281）
演化经济学采取了“变异（variation）—选择（selection）—保持（retention）”的基本分析框架。其中，变异是选择的前提，因为变异产生了用于制造选择的原始材料。[4]（P393-417）Rodolphe Durand认为，选择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变异的一些不同类型可能被消除。而保持的作用就是在处理基本不确定性的时候，为发展新的惯例和能力，为稳定行为提供时间，表明企业能够识别选择的变异和再生它们以提高他们的生存概率。[5]（P320）选择在个体演化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只有选择才决定了演化的方向。选择是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的法则进行的，对企业来说保持企业效率最大化就可以确保其适应环境的需要。（注：关于企业生存的标志一直处于讨论，首先主要出现在Penrose在其Biological Analogies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中对Alchian的关于“正利润”的标准进行了深入讨论。）
二、知识与企业组织结构之间关系的定性分析
演化经济学认为，演化的本质是相对稳定经济活动的体系和有特殊目标知识的相关体系。[6]（P4）在企业运行中，知识具有决定性作用。Penrose认为，企业的成长取决于企业的知识，特别是管理团队中的知识。[7]（P804-818）企业知识理论也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知识体系，企业的一些主要现象（如企业为何存在、企业的内部协调、企业组织结构、企业边界、企业间的异质性）都是由知识的性质所决定的。[1]（P62）哈耶克也在利用知识的分布特性来研究其对组织结构的影响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注：迈克尔·C.杰逊、威廉·H.麦克林同时认为，哈耶克的开创性工作提供了一个起点，来分析知识的分布如何影响组织结构，以及这种分布在组织理论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1.知识与人类行为
哈耶克很早就提出：“我们所谓的知识首先是一个行为规则体系，这些行为受到显示不同激励联合的等值或差异的规则的支持和改善。”[8]（P178）尽管知识作为一个规则而存在，但是规则的概念具有广泛的分析含义。在演化经济学文献中，由Nelson和Winter描述的规则概念是作为行为惯例的“Veblen-Penrose-Simon”杂交概念。Nelson和Winter已经把Polanyi的知识概念与惯例的概念联系起来（注：知识的含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定义。波兰尼（M.Polany）则将知识定义为“一种信念，是一种寄托……知识不是主观的，它是客观性与个人性的结合……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认知（knowing）人为地‘塑造’的”。[9]），而惯例被他们看作人类行为的基本元素。惯例是包含类似技术的知识的行为习惯模式。[8]（P181）这种知识不能被描述或清晰的传递，但是可以通过学徒或试错学习的过程而获得。惯例存在于在一个个体、组织或更广的制度中，并且明显是一个行为规则体系和知识结构。[8]（P176）
2.知识的专业性和系统性
从不同的角度看，知识就具有不同的特性，与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紧密相关的是知识的系统性和专业性。（注：知识的默会性和明晰性是知识的一对重要性质。波兰尼被认为是最早将人类知识分为明晰的知识和默会的知识两类，其划分的主要标准是这种知识能不能通过知识编码（knowledge codify）的方法进行传递。因此，能否编码也成了知识默会性与明晰性的主要区别标准之一。通俗地讲，默会性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知识，而明晰性知识是可以言传或以文字的形式传递。由于知识的默会性和明晰性不对企业组织结构演变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不进行详细描述。）
知识的专业性指知识可以根据其内容逻辑上的相对独立性分成不同分种类、不同领域的知识体系。例如，一所综合性大学中按知识的专业性可以分为理科、工科和社会学科三大类。知识的专业性划分对于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等几乎所有机构和部门的管理工作与研究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根据西蒙关于人有限理性的假设，人的大脑在获取、储存和处理知识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人们不可能掌握所有知识，而最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知识的系统性指知识根据其内容逻辑上的连贯性可以成为一个体系，或者说不同种类、领域或专业的知识可以按照其内容上的连贯性而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再如，关于理科和工科的知识可以组成自然科学这一体系。系统性知识在组织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决策者可以凭此协调跨部门或由不同专业知识构成的任务。
然而，知识的专业性和系统性具有相对性的特征，即一定专业的知识内部具有系统性的特征，而一定系统的知识具有专业性的特征。知识的相对专业性体现了知识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而知识的相对系统性则反应了相对独立的知识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不同层级的知识体系中有内在不同的逻辑，这些不同的逻辑是人类进行不同边际搜索时的不同依据。
3.认知性质与企业组织结构耦合
在传统经济模型里，决策者被认为是理性的。如果决策的依据是：（1）一系列已知的可想象的具有相应结果的选择；（2）一个已建立的规则或一套能对所选方案按偏好进行排序的联系；（3）一个最大化标准，那么，行为者在经济学上就是理性的。（注：Alexis和Wilson：Christopher S.Boerner、Jeffrey T.Macher和David J.Teece.[12]（P44））西蒙否定了传统模型里行为者应有的理性，并且引入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也否定了理性行为假设在许多情形中具有很大的预言力量，并且不同意Friedman关于有用的信息是否可以通过与那些直接决策的人交谈而得到。西蒙认为，由于大脑有一些严格的限制，没有理由假设个体可以始终如一地取得最佳选择。此外，西蒙根据人们一贯地使用关于信息搜集和处理的某些程序情况，提出了一个程序理性。这是被信息处理能力有限的人们所使用的计算战略，因此，对于西蒙而言，理性选择就是那些使用信息收集与计算的合理程序以便做出决策。[16]（P679—681）Williamson认为，人的有限理性意味着个人注意力的范围、理解、交流和计算的能力以及范围均是有限的，或者说，大脑的有限能力意味着任何决策者拥有的知识，都只是人类所知知识的很小一部分。[9]（P44）哈耶克也有类似看法：知识可以交流，可以扩展，但却不可能完全集中于个别或机构手中，更不可能被个别人所完全掌握，或者说，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知识分布系统，它们是分散化的系统，缺乏一个掌管企业全局的“头脑”。[1]（P41）专门知识存在于组织中的所有层次，而不仅仅是较低层次。[9]（P65）例如，一位机器操作工通常都具有有关特定机器特性的专门知识，但首席财务官也可能具有有关资本结构决策的专门知识。首席执行官常常可能拥有有关公司所面临的战略问题和机遇的最佳专门知识。
虽然西蒙的有限理性概念促成了企业行为观点，这是基于个体心理特性。例如，渴望、期望以及信仰，但是西蒙“有限理性”观点的核心特征是：有限的信息搜寻。这一理论把有限理性视为受到时间成本、信息搜寻成本和计算能力成本的限制的受约束的最优化。而“有限认知”则强调了人们的认知是适应性的，认知上的限制由于包括了审慎思考的成本和短期记忆，因为理性选择过程所需要的能量成本不可小视，人脑的运动大约消耗了五分之一的能量。[10]（P32）这样“有限认知”更清楚地表示了我们逻辑能力的有限，而“充分利用所有效果信息”绝非理性行为的一个定义，而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择。[11]（P1227-1239）所以，企业组织结构也是克服人类“有限认知”的一种规则，因为人类通过这些规则可以以相对少的计算成本发现关于复杂问题的近似解决方法。[8]（P167-187）
由于人类的有限认知，分布在企业各个部门和分支知识必须通过适应性的企业组织结构才可以进行有效的决策。然而，由于不同知识之间存在内在逻辑性与系统性程度不同，因此，必须根据知识的内在逻辑性、专业性、系统性来进行知识的科学分布。（注：知识的这种特性也符合人们日常解决问题、进行学习的边际搜寻倾向。）在其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过程中，决策者们要有目的地挑选出有关知识（包括决策所需考虑的知识）……，并对这些专门知识（这些专门知识由行使共同功能的、传统上相当分散的不同单体所拥有）进行综合，这样才能作出最佳决策。[12]（P44）具体来说，企业内部关于部门的设立体现了知识的专业性，而部门之间的协调则是知识系统性的要求。因为只关注各个部门内部的知识而进行决策就不一定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在进行决策的时候还要站在知识的系统性角度思考。或者说，知识在企业某个部分中的地方将直接相关于企业另一部分所采取的行动。例如，被这个工程或生产部门拥有的生产技术知识相关于销售或营销部门所做的计划产出决定，这是基于他们自己关于市场需求的知识。再如，关于消费者偏好或市场竞争的知识可能对于选择产品研究领域和所承担的发展是重要的，这个叫序列互补。（注：Peter J Buckley，Martin J Carter.Managing Cross-border Complementary Knowledge.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I White Plains；Spring 1999.91.）知识之间的互补性就是说知识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逻辑，应该站在更高的知识层次去分析，这样才能保证决策时具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知识基础。
换言之，知识的专业性要求企业组织结构的职能化，而知识的系统性要求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
三、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的模型分析
上面已经分析了知识专业性、系统性及其他性质与企业组织结构职能化、扁平化之间的内在关系。现在，将对这种决定关系进行模型分析，以便揭示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化规律。
在对组织结构演化过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与青木昌彦的思路一样[12]（P100），首先假定组织是马沙克和拉德纳（Marschak和Radner）意义上的“团队”（teams），它们由具有共同目标函数的成员组成，这相当于不予考虑组织内部博弈方面的内容。同时，把组织内部对不同问题的决策（注：迈克尔·C.杰逊、威廉·H.麦克林认为“当知识对于决策有价值时，那么将决策权与有助于决策的知识结合起来是有益的。有两种基本方式来完成知识和决策权的结合。一种是把知识传递给那些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传递给拥有相关知识的人”。[9]这也是把组织看作是知识分工的依据之一。）和协调分配（知识分工）称为组织结构。（注：这类似于青木昌彦的处理思路，他把组织内部不同任务单元信息加工活动的分配（认知劳动的分工）称为组织结构……但他侧重于研究组织的信息系统方面的特征，而不同的是，本文作者侧重于组织的知识分工方面的演化特征。[12]（P102））由此，对企业组织结构演化就转变为对企业中层决策者的知识及其决策效率进行分析。
由此，文章的基本逻辑是：首先，根据演化经济学，企业通过“适者生存”规律进行演化，企业组织结构的演变也符合这一规律；其次，作为企业整体效率缩影的决策者决策效率有何变化规律，如何确保企业的“适者生存”；最后，专业性知识和系统性知识对决策效率有何影响，相对应的企业组织结构如何演变。[7]（P804-818）[13]（P801-810）[14]（P29-40）通过这些逻辑推理，模型将试图揭示专业性知识、系统性知识与组织职能化、扁平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1.决策者决策效率模型
根据上面的分析，首先设定，某一中层决策者在某一时刻所拥有的知识量（k[，0]）是既定的，它们是“关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这里所依据的现实基础是，人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学习使知识存量大幅增加，而且组织在进行知识分工时所依据的是人们当前所拥有的知识存量，而不是未来不可知的知识量。根据前面对知识进行系统性和专业性分类，这个决策者的知识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决策者所拥有的专业性知识（S[，0]），另一部分是系统性知识（E[，0]）。而且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可以认为在较长时间范围内，决策者所拥有的这两种知识存量是不变的。例如，一个市场营销部门的主管既具有相对深厚的营销专业知识，但是，如果其负责关于产品开放、推广项目，那么，他还必须对生产制造、产品开放、财务等相关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就有下列等式：
k[，0]=S[，0]+E[，0]
（1）
同时假定，这个决策者平常的决策有两类组成，一类是主要以专业性知识进行的决策，另一类主要是用系统性知识进行协调、决策。由此，这个决策者在时期t内（这里设定是一年）所创造的总产出（P[，0]）可以用下面的等式（2）进行表示：
P[，0]=n[，0]*S[，0][α]+m[，0]*E[，0][β]
（2）
其中，根据各国关于生产函数中技术贡献率的实际统计（注：由于全要素生产函数中的技术是广义上的，所以，在这里技术的贡献率等同于知识的贡献率。），假设0＜α，β＜1。
由于决策者所拥有的专业性知识和系统性知识在较长时间范围内是一定的，这样决策者所创造的总产出（P[，0]）只取决于n[，0]与m[，0]。n[，0]表示在一年中，决策者凭借专业性知识所做的决策次数。由于其专业性知识为常量，根据大数定理，一定的知识量在每一段时间内所能有效决策的次数是一定的。所以，尽管n[，0]与S[，0]正相关，但是，在这里仍然是一个常量。m[，0]表示在一年中，决策者凭借系统性知识所做的决策次数。
2.企业组织结构职能化演化的模型
在企业演化初期（注：这里所谓的企业演化初期特指钱德勒所说现代公司制兴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的知识总量很少、知识基本上处于低度分化。在这个时候，业主制企业中的决策者基本上凭借其掌握的企业经营知识进行一切协调工作，但是，所掌握的知识只是很浅层次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考察决策者关于专业性知识与系统性知识的替换，假定时间t固定，这样将对公式（2）进行变换。
根据公式（1）和（2），可以得出公式（3）：
P[，0]=n[，0]*S[，0][α]+m[，0]*E[，0][β]
=n[，0]*S[，0][α]+m[，0]*（k[，0]-S[，0]）[β]
（3）
由于0＜α，β＜1，而且公式（3）为连续函数（注：“连续性假设”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本假设。用数学语言定义“连续性”，可以在欧几里德空间里给出，也可以在一般的拓扑空间里给出（例如“开集的原象是开集”就是映射连续性的一个定义）。不过，后者往往不能保证均衡的存在（取决于拓扑空间的连续性质）。连续性是一种函数依赖关系，即因变量对自变量所发生的变动的连续依赖关系。在欧几里德空间里。首先定义函数或者映射在一个点上的连续性：一个因变量y（x）在它所依赖的自变量x变动范围内的一点x=α处连续，当且仅当对于给定的（任意小的）一个数值e，存在着点α的一个“q-邻域”，只要x进入这个“q-邻域”y就进入α的映象y（α）的“e-邻域”。其次，定义函数或者映射在集合上的连续性：因变量y（x）在自变量x的值域的某个子集A上连续，当且仅当y（x）在A的任意一点x=α处是连续的。），所以，在S[，0]∈（0～k[，0]）中具有最大值，如图1所示。（注：在这里，n[，0]与m[，0]之间的大小关系如何不影响所希望得到的论证结果。）
附图
图1 企业组织结构的职能化
这种情况说明，在企业的初期，企业决策者如果进行知识专业化（注：这种专业化其实是把知识从大系统向小系统进行细分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小系统之间的知识逻辑性较弱，那么，这种划分是有效的，否则就会降低效率。）、并不断提高专业性知识在决策中的比重，这将整体上提高企业的产出。根据企业演化中“适者生存”的法则，在图1中把提高专业性知识的比重提升到S[*]时都是理性行为。知识的这个要求在企业组织上反映为企业从一开始的直线制向职能化方向演化，这是一个部门不断细化的过程。
钱德勒在研究企业演变过程中发现，现代企业兴起的主要标志是出现了职业经理阶层，这使得以前由所有者统管一切企业事务的转变到由职业经理在企业中层、高层不同部门进行管理。[15]（P120）这一过程也是管理者知识不断专业化和部门不断细化的过程，例如，以企业的财务部门来说，在19世纪70年代，大铁路公司财务主要主管审计和财务两大部门。[15]（P120）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杜邦公司的财务主管下属的财务部门和审计部门分布由证券、税收、查账、保险赔偿、统计与会计、票据+应收帐款、成本分析组成。
3.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演化的模型
社会知识总量和知识种类会不断的增加，这又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决策者效率的不同变化。由于整个社会的知识以级数增长（注：即技术增长的式子可以表示为：Nt=r[，c][f（t）]*N[，0][g（t）]。[16]（P11）），某一系统性知识E[，0]下属可以协调、决策的专业性知识以级数增长。这样，尽管决策者的系统性知识在既定时间内是一个常量，m[，0]也在以级数增长，这可以用公式（4）表示。这表示m[，0]与某一系统性知识E[，0]下属的专业性知识总量S[，0]呈正相关关系。
m[，0]=ε*S[，0][h（t）]
（4）
由此，式子（2）可以转化为：
P[，0]=n[，0]*S[，0][α]+ε*E[，0][β]*S[，0][h（t）]
（5）
根据郑亚莉、陶海青在《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成长》[16]（P9）一文中所做的分析，公式（5）可以表示为图2所示。
附图
图2 企业组织结构的职能化
这个模型表示的最基本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知识增长处于一种非线性的状态，决策者进行系统化的知识协调和决策的次数也以非线性的速度在上升，而这使得组织的效率得到增长。或者说，由于知识的非线性成长，企业知识中的系统性知识在企业的决策和协调中将变得日益重要。鉴于这样一种知识分工的新趋势，企业的组织将沿着从等级制向扁平化方向演化，这样从组织上保证了经常性的系统性知识决策与协调。因为如果企业的分支机构过于细分，这意味着企业中的系统性知识被用于决策的次数大大减少，如图1中的曲线a向曲线b方向逐渐转换。这种通过部门过于细分而割裂不同部门或不同任务之间知识的逻辑性，会降低企业的产出，从而使企业的竞争力大为减弱。根据企业演化中“适者生存”的法则，这种组织类型的企业很容易被淘汰。
4.组织学习与模型改进
在上面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的模型中是不考虑决策者的学习行为的，然而现实中，由于人们是有限理性的，这样通过学习来修正他们的行为就变得非常有意义。例如，在Ellison和Fudenberg的有限理性行为者学习模型里，当行为者在其决策过程中结合了普遍的不同行为时，决策才会改进。[9]（P58）通过学习，人们的知识存量、专业性知识与系统性知识分布为（kl）、（Sl）与（El），这时公式（5）转变为公式（6）：
P[，l]=n[，l]*S[，l][α]+ε*E[，l][β]*S[，l][h（t）]
（6）
并且，k[，1]＞k[，0]、S[，1]＞S[，0]、E[，1]＞E[，0]以及n[，1]＞n[，0]、m[，1]＞m[，0]，所以由P[，1]＞P[，0]。这在图3上表示为曲线a向曲线c逐渐转换。显然，曲线c比曲线a具有陡峭，这意味着通过学习以后，决策者系统性知识在决策中的产出增加更快，企业就会按照系统性知识的要求加强进行部门之间的协调。
附图
图3 组织学习与组织结构演化
四、结论
文章旨在构建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的基本模型。通过理论推理和模型分析，认为专业性知识与系统性知识代表了企业中决策者进行决策时所依据的两种知识类型，而这两种知识又会随着社会知识总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对决策者的决策效率发生变化。在“适者生存”规律的作用下这个转变过程是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符合企业演化过程中的社会选择要求。这在企业组织结构演化上的反应是企业先后经历了职能化与扁平化的演化过程。在这个模型中，有限认知是前提假设，知识的非线性成长是企业这种组织形式产生与演化的原动力，企业演化规律是企业组织结构演化现实动力，而知识的专业性与系统性则决定了企业组织结构先职能化与后扁平化演化方向。
在上述基本结论的基础上，还要对上述理论的模型分析进行以下两点的补充说明。
首先，这个模型仍然符合现代社会不同企业类型的组织形态（部门分化情况）的差异。特别是在知识、技术密集程度不同的企业中，企业的组织结构不尽相同。这是因为，知识密集的企业中相对用于较多的知识含量，这样根据模型揭示的原理，这种企业将呈现更多的扁平化特征。而在传统企业中，部门分化和等级制现象依然比较普遍。
其次，尽管这个模型所揭示的系统性知识及专业性知识在增长而在决策中使用的比重不断上升规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种系统性知识的决策和知识协调都要求有固定的组织结构来进行耦合。一般来说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某一种系统性知识所解决的问题只是一种临时现象，那么，这也只是临时的任务型组织即可。例如，当今所流行的团队就是以知识的逻辑性为纽带而组建，但是，当团队的任务完成以后，这个团队就自动解散了。而当一个企业具有很多跨部门、跨企业边界的团队时，企业就像是一个由知识所编织的网络。这种网络化的组织形态是企业组织结构的最新演变趋势，它更加体现了知识的重要性。（注：根据许庆瑞、陈重对组织创新整体、部门、项目三个层次的划分，网络化仅是属于项目层次上的演变，而职能化与扁平化是企业整体上的演变。）
修改于2005—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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