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现状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器乐论文,中国论文,现状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隶属】 民族器乐学
中国民族器乐源远流长，从河南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算起至今已有8000余年的悠久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有过战国初期曾侯乙编钟乐队的雄伟壮观，也有过盛唐乐舞的艳丽辉煌！但自明清以降，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到了民国，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于国乐“政府既不提倡，学校又不列为正式科目，做子弟的要学习，还不免受父兄的呵斥与社会的蔑视，结果，所谓中国音乐，百分之九十九只能留在吹鼓手那里苟延残喘”（注：音乐周报：1997.2.7,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几乎到了自生自灭的地步！在中国社会发生急聚变化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刘天华先生等几十位爱国的民乐同仁振臂高呼“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注：音乐周报：1997.2.7,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并组织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音乐民间社团“国乐改进社”，他们在当时极为困难、孤独无援的社会环境下，怀着忧国忧民弘扬国粹的坚强信念，将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技法相结合，创作了二胡与琵琶多音乐曲与练习曲，使昔日沦落在民间的民族乐器登上了艺术院校的大雅之堂，为中国民乐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音乐的发展也是历经坎坷，几多反复，至今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但勿庸置疑的是近五十年来，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民族器乐取得了刘天华等先辈们难以想象的成就！刘天华先生的理想与夙愿已经变成了现实。如今面临世纪之交，冷静客观地对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现状作以评估与思考，对于中国民族器乐在21世纪的发展将是非常必要的。笔者近年来比较关注民族器乐事业的发展，今日就此问题谈谈个人所见、所闻与所想，仅以一家之言抛砖引玉，以期得到民乐界同好的指导与共同探讨，为繁荣我国的民族音乐事业献策献力。
一、中国民族器乐发展的现状
（一）中国民乐已进入多元化发展的时代
1、大、中、小型民族管弦乐队遍布全国各地。
民族管弦乐队的建立是时代发展、历史进步的产物，在中国如前文所述，早就有大型的官廷乐队，是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形式。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由于中西音乐的碰撞与交融，中国一批先进的民乐人士吸收借鉴西方管弦乐队的模式，结合中国民族乐器的特点，从数千种民族乐器中选择组成了以吹、拉、弹、打四个声部为基本编制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近年来又在交响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这种大型乐队人员编制一般在50～80人左右，时下有人称之为“鼓修文模式”，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是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广播民乐、济南前卫民族乐队等。几十年来，在彭修文、秦鹏章等老一辈民乐家的带领奋斗下，为中国民族乐队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示范与推动作用。然而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特点及各地政府重视程度不等，许多省、市对“彭修文模式”望尘莫及。因而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设置不同的乐队，一般而言，省级民乐队以中型为主，在20-40人左右，市级民乐队以小型为主，在10-20人之间，至于活跃在城乡各种类型的业余民乐队更是多的难以计数。他们在当今中国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积极地活跃在各地，尽管在经济转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乐市场不大景气的今天，他们都在为民族音乐的生存顽强不屈地挣扎奋斗，可歌可颂，成绩斐然。
2、“新潮音乐”的诞生。
在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以及音乐院校的教学改革，为一批年轻有才华的作曲家提供了发展的新契机，他们醒悟到“越是民族的越具有世界性”非中国民乐莫属，开始涉足民乐创作领域。他们以全新的观念来挖掘许多前所未有的表现方法，并吸收了许多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和中国古老的传统音乐相结合，使民乐创作和演奏产生了一个大的突破。其代表人物是谭盾、叶小钢、瞿小松、陈其钢、郭文景、周龙、陈怡等人。他们的作品虽赢得了一批以青年专业人员为主体的听众群，并受到国际乐坛的欢迎，却难以被大多民乐人士及普通百姓所接受。然而新潮音乐顺应了历史潮流，为古老的中国传统音乐汇入了一般新鲜的活力，在中国和世界乐坛上掀起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新闻热点（注：中国音乐1997.3期，田青：再谈民族音乐的“第三种模式”）。
3、“民族室内乐”的崛起。
近两年来，在北京突然间一下子冒出了好些个小乐队，人们称之为“小型民族室内乐团”，他们是：华夏室内乐团、中华雅乐组、华韵九芳、“卿梅静月”华乐演奏组、“风之声”华乐团、“胜蓝七馨”民族室内乐团等，与北京遥相呼应的是特区珠海在1996年诞生了“珠海女子室内中乐团”。
这种多以4-9人不等组成的小乐队与中国传统的广东音乐、江南丝竹、十番鼓、弦索十三套及北方农村的“吹打乐”等民间乐队十分相似，圈内人称之为“新古典主义”，但这绝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她在“质”的方面却有了新的飞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第一，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民办团体、“同仁”组织。第二，乐团成员都毕业于专业院校，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知名度的高水平独奏演奏员。第三，他们有一种危机感与使命感，把弘扬中国传统音乐作为自己的职责与奋斗目标，不计报酬，甘愿奉献（注：中国音乐1997.3期，田青：再谈民族音乐的“第三种模式”）。这些可敬的青年演奏家们在本职工作之余，潜心于“室内乐”，用高水平的演奏重新向人们展示中国博大深邃的传统文化，寻求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构筑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他们活跃在首都的音乐厅、大专院校，并远征法国。这种源于民间又回归民间的崭新组合受到民间特别是青年人的欢迎与音乐界人士的普遍赞扬，并在国际乐坛引起轰动。这种组合被人称之为民乐发展的“第三种模式”。
以上三种模式在当今中国民族音乐舞台上并存，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局面。
（二）中国民乐已走向世界，步入世界音乐之林
自文革结束后，70年代后期中国民乐开始复苏，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带来东西方文化的频繁交流，中国民乐出访的团体越来越多，至今可以说，在中国不仅中央级的民乐团体，就是省、市级的民乐团队大都有过出访的历史，仅以浙江民乐团为例：从1976年至今共出访十多次，遍及欧亚非拉东南亚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中国民乐已被世界人民所欢迎，它正在昂首阔步地步入世界音乐舞台。近年来主要标志有：
1.1997年2月20日中央民族乐团首演美国纽约著名的卡内基音乐大厅。这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个进入卡内基演出的东方乐团，他们精湛的技艺向美国人民展示了《将军令》、《春江花月夜》、《二泉映月》、《嘎达梅林》、《春梦》、《光明行》、《金沙滩》等七首中国传统乐曲，美国人听得如醉如痴，全然不顾绅士风度，站立起来大声喝采，掌声、欢呼声混成一片，以至使乐团连续加演四首，创下卡内基音乐厅之最，美国加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兴奋地高呼中国的“民乐万岁！”（注：音乐生活报，1997.3,杜次文：泪洒卡内基）
2.1998年1月28日享有殊荣的中央民族乐团再度进军欧洲音乐大本营——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在中国的春节之际，在“音乐之都”的“音乐圣殿”举办“中国民族音乐会”，高奏华夏古国的黄钟大吕，让世界人民倾听中国的声音，这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全中国民乐界为之振奋！在这世纪之交能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展示中国音乐，无疑给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对下一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江泽民主席于1997年10月25日特地为中央民族乐团写了贺词，盛赞“这是中奥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盛事。”（注：音乐生活报1997.11.14,江泽民主席贺词）
3.“亚洲乐团”的建立—中、日、韩“三国演义”奏新篇。
1993年9月24日由中国中央民族乐团团长俞松林、韩国国立国乐管弦乐团团长朴范薰、日本音乐集团著名作曲家三木稔在汉城共同签署了“亚洲乐团”创团协议，由此由中日韩三国组成的跨国“亚洲乐团”正式成立，这是由三国音乐演奏家，以演奏各自国家的乐器而共同组成的一个“多国部队”，旨在促进亚洲民族音乐的创作和交流，引起亚洲各国政府对民族音乐的重视，增进亚洲各国人民对民族音乐的了解。（注：人民日报1996.12.15,俞松林：亚洲音乐奏新章）这是90年代中、日、韩三国民乐演奏家们共同演绎的“新三国演义”，历史必将记下这有意义的一页。“亚洲乐团”成立后，自1994年6月23日至1996年12月15日已先后在汉城、东京、北京举办了三场音乐会，受到三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一新的跨国组合方式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和交流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港、台地区民乐发展情况
香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原因，于1977年成立的香港中乐团20多年来一直比较活跃，在东南亚与国际乐坛上享有盛誉，由于与大陆的乐团在运作方式上有所区别，形成了具有香港特色的职业中乐团，其主要特点是：①由于市政当局的重视与支持，每年有高额的财政拨款，因此有雄厚的财力保持乐团强大的阵容及开展各项活动。②他们采取西方管弦乐的表演形式，主要以在音乐厅演奏为主，演出采用套票制，每年定期举办音乐会100多场，并经常为学校、社区举办免费音乐会。③乐器配备齐全，编制阵容强大（有85人），演奏曲目广泛，经常邀请客席指挥家、演奏家、歌唱家，因此乐队的专业性与适应能力很强。（注：音乐周报1997.9.26,香港中乐团“辉煌二十年”展开研讨）香港中乐团的许多骨干都是由北京、上海等地的音乐院校及乐团去的高水平演奏员，20年来一直稳步地发展，成绩卓然，独具特色。
除“香港中乐团”这个职业乐团外，在民间自愿组合的业余乐团还有10多个，主要是：香港新声中乐团、国声中乐团、爱乐民族乐团、乐乐国乐团、岭南音乐团、女青年会中乐团、青年国乐团、沙田区中乐团及音统处所属的香港青年中乐团等。（注：由香港音乐活动家、民乐指挥家马文先生与中央音乐学院刘长福教授提供）一般由60-100多人组成，都是一批民乐发烧友与爱好者，其水平都不错，其中爱乐民族乐团还参加了“95’深圳中国民族音乐会”。
值得一书的是1997年2月13日至16日，在香港举办了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发展的方向与展望”为中心议题的“中乐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及侨居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的近30位民乐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理论家出席了会议，专家们就共同关心的民族管弦乐队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研讨，有取得共识的认识，也有针锋相对不同观点的争论，但无论怎样，把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放在“国际性研讨会”上研讨一事，足以证明中国的民族音乐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已超显重要了！
台湾民乐的发展是近十年间的事（在此之前的40年间，因两岸隔绝，台湾民乐发展的水平比较缓慢），1989年夏季，一群敢冒风险的台北大学音乐学院的学生与民乐爱好者通过民间渠道首次闯到了杭州，由笔者所在的“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接待了他们，在杭州举办了二个月的“民乐学习班”，这是台湾与大陆民乐界的首次接触，我们亲如家人的热情接待与民乐老师认真的教学，使他们打开了眼界，看到了台湾与大陆民乐水平的较大差距，他们拼命学习、奋起直追，与此同时，他们在与我们的日常相处中打消了当局宣传的大陆可怕的思想顾虑，在他们的投石问路与回去之后的宣传下，自1990年始，一批又一批的台湾学子与民乐爱好者纷纷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拜师学艺，随着两岸交流不断开放深入，他们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引进大陆优秀作品、指挥家与演奏家及优秀的民乐团体到台湾交流技艺，因此短短的几年中，台湾的国乐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台湾现在有台北市立国乐团、中广国乐团、实验国乐团、青年国乐团、高雄市实验国乐团等5家职业中乐团，其中“台市国”与“高实国”两团于1997年自春至秋，先后到北京、深圳、杭州、成都等地演出，其整体水平都很不错，演出方式也比较新颖，受到广大观众与音乐界人士的一致肯定。自1993年开始，由台北市立国乐团举办的“民族器乐大赛”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华人的参加，成为海内外奖金及演奏水平最高的比赛。1997年举办的第2届二胡比赛，前三名全部被中央音乐学院的马向华、于红梅、黄晨达获得，大陆高水平青年演奏家的参赛，促进了海峡两岸的交流，使台湾的民乐水平得以迅速提高。
（四）华乐遍布全世界
可以这么说：在全世界只要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必定有华乐（或称中乐、国乐）。例如在美国纽约有一个很著名的以保存和推展中国传统与现代民族器乐音乐为宗旨的“长风中乐团”，是一支由大陆赴美的汤良兴、吴蛮、杨艺、黄天佐、韦来根、曹莹映、周龙、陈怡等高水平的民乐演奏家与作曲家组成的室内乐团，团长郑小慧、黄启东夫妇是个特别爱国的中乐迷，他们在工作之余，全部精力都扑在乐团上，每年有各种类型的演出一百五、六十场，他们举办的四次中国现代作品音乐会已经在纽约这个世界文化重镇“为中国新音乐打开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推展窗口。”（注：人民音乐1995.9期，周勤如：在纽约访长风中乐团）
1993年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为庆祝广东乐社成立100周年，举行了为时半年的演出与研讨活动。
在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两国虽然没有专业的音乐院校，但以中小学生、青少年为主体的学习华乐的群众性活动特别活跃，且有一定水准。如在马来西亚，从高层政要首相、部长都身体力行，倡导中华文化，从而确定了华乐在马来西亚的主流文化地位。从1988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四届“全国华乐节”，其中以林氏顺兴、顺发、顺有三兄弟为普及、辅导中小学生提高华乐水平热情奔走，功不可没，他们辅导的培南独立中学华乐团还参加了“95'深圳中国民族音乐会。”（注：人民音乐1995.9期，杜庆云：追根寻源，华夏情深）据悉，成立职业性的华乐团已经被马来西亚政府提到议事日程，最近正在招聘优秀演奏人才，准备成立专业华乐团。在新加坡，政府鼓励保存和发展中国民族文化，每年春节华人都要举办“华族文化节”，1996年底向全球高薪聘用30名中国民族乐器演奏家，成立了首家“华乐团”。
在非洲毛里求斯国，有一个在非洲享有盛名的“中国音乐学校”。说起此事还是在1986年，毛里求斯的华人组织要求中国大使馆派一位民乐教师为毛里求斯国培养一个中乐队，浙江民乐团的多面手民乐专家朱良揩受文化部派遣在毛里求斯国执教二年，吹拉弹打样样来，很快为毛里求斯国培养了一个30多人的中乐队，受到该国政府的重视，在此基础上成立了非洲第一个“中国音乐学校”，至今这个民乐队仍然活跃在毛里求斯，在非洲有很大影响。
（五）民族器乐日益普及，民乐事业后继有人。
在当今中国，刘天华先生担心的“政府既不提倡、学校又不列为正式科目，做子弟的要学习，还不免受父兄的呵斥与社会的蔑视”这一现象再也不存在了。党中央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非常重视抓精神文明的建设，改革开放之初，西方与港台音乐文化的大量涌入，民乐一度陷入低谷，党中央适时地提出要在青少年中加强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提倡高雅音乐，这为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民乐工作者当仁不让地挑起了普及繁荣民乐事业的重担，在祖国各地，许多民乐团与著名的演奏家们面向基层，为广大青少年、中小学生举办音乐会，普及民族音乐知识，传授民乐技巧。在北京，1996年举办了“民乐之星”百场巡演；上海民族乐团面向高校推出“民乐会知音”百日展演活动；在广东举行了“'97广东音乐100场”演出活动；在杭州，浙江民乐团则面向全省中小学校主动送乐上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中小学校配合素质教育开设的第二课堂中，以民族器乐为特色的培训班受到广大青少年的喜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学习古筝的学生就有10万人，二胡、笛子、琵琶、扬琴，甚至洞箫、古琴等冷门乐器学习的人也日渐增多。如今，群众性的学习民族乐器的热潮已经成为90年代社会音乐生活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注：音乐周报1997.1.3,冯光钰：走出低谷）为了对业余学生的学习状况，给予科学合理并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的评价，规范日益火爆但也鱼龙混杂的乐器演奏教学秩序，在北京由中国音协、中央、中国音乐学院及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了四家“民族乐器考级委员会”，仅中国音协近二年来在全国24个省区及79个地市建立了“考委会”，考生猛增到63000人，（注：人民音乐1997.12期，金兆钧：中国音协考级工作会在北京召开）而在1997年刚经文化部批准成立的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民乐考委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在全国成立了18个“考区执行委员会”，而中央音乐学院的考委会已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举行了七届考级活动。考级促使群众性学习民族乐器的热潮走上了正规的轨道。老一辈民乐家无比欣喜地看到中国民族器乐事业后继有人！
（六）90年代的“国乐改进社”——民族管弦乐学会
在中国民族音乐事业陷入低谷的最困难时刻，1986年在北京以老一辈民乐家彭修文、秦鹏章、朴乐升、张殿英等人为首团结全国民乐工作者，率先在民乐界树起一杆大旗，成立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十年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苦苦挣扎努力奋斗，团结全国民乐同仁，以强烈的爱国心、责任感与奉献精神为我国民族器乐事业的普及、发展与传播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业绩：十年来组织了三次学术研讨会，三次全国性的民乐作品展播，组织了千人演奏的《中华大乐》、《龙乐音乐周》及“'95国际中国器乐独奏大赛”，对于促进民族器乐的发展繁荣与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注：中国民乐信息，1996.10.6,张鸿玮：开拓进取，再创辉煌）现在在全国许多省市都已普遍地成立了“民族管弦乐学会”，使民乐人有了自己的群众社团组织。如今“民族管弦乐学会”已经成为团结全中国民乐界人士振兴民族音乐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与刘天华先生当年成立的“国乐改进社”相比，无论在“质”与“量”的方面都有了根本的飞跃！刘天华先生九泉有知，可以欣慰了。
二、对中国民乐现状的思考
中国民乐近50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冷静客观地检讨民乐发展的自身与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尚存在诸多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与思考。
思考一：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
江泽民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邓小平在谈到此问题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十五大报告不仅为中国社会发展指示了航向，也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点燃了明灯。同社会发展一样，如今我国民乐事业的发展，也是处在普及传统音乐的“初级阶段”。因为我们从事的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业，近50年来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在普及传统音乐，寻求、探索民乐发展新路的万里征途中刚刚起步，面对传统音乐的历史长河，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在只是处在“初级阶段”，何以见得？试举几例：
1、民族管弦乐队的弊端：
目前大型民族管弦乐队在我国虽已普遍存在，并得到认同，但这并不是唯一理想的模式，无论从乐队的体制，或创作实践方面而言，仍处于实验阶段，虽然时下有人对这种“彭修文模式”的民乐队持基本否定的意见有些偏激，但其立足于民族民间传统，反对盲目崇拜西方的主张，以及创作观念、乐器改革、乐队编制等方面提出的批评却是不容忽视的。（注：中国文化报，于庆新：民族管弦乐的时代性与多样性）
民族乐队最重要的特征是这个乐队不仅具有民族乐器特有的音色，而且要具有特有的表现风格与演奏技法，中国的民族乐器有着强烈的个性色彩与民族特点，可是几十年来在大型民族乐队的发展过程中，偏重于“照搬”西方管弦乐队的编制模式、配器手法、声响组合等方面，却忽视了民族特色，比如用民族乐队演奏《卡门序曲》则是勉为其难，即使是一流的民族乐团也达不到一个普通交响乐队的效果。更有甚者有人为了追求所谓的“交响化”，在民族乐队中加入了长号、圆号、小号等铜管乐器，把好端端的民族乐队搞得不中不西、不伦不类！李凌同志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当今民族管弦乐队在表现力、音色、声响的组合，以及在丰富的演出效果等方面，还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展。……彭修文同志在以他们的乐队演奏外国乐曲时就把这一问题显露出来了。”因此他又说：“这要求我们的作曲家、演奏家更多多探索，继续努力。”（注：音乐周报，1996.8.21,李凌：愿大家关心民族音乐艺术的发展）
在乐器改革方面更显得滞后，几十年来改来改去，收效甚微，比如革胡，改了许多年，换了许多样式，至今人们仍钟情于大提琴而舍弃革胡；再比如在台湾还发生过这样的趣闻：某君拿着自己将二胡改为四根弦、弓子在外面的新式“二胡”，向日本音乐集团的行家夸耀，令旁观者汗颜得无地自容！（注：人民音乐，1997.6期，于庆新：访台湾音乐家林谷芳），如何在保持民族乐器个性特色的前提下，改革得更科学，更合理，在音色的融合、音响的均衡、音域的扩大等方面都能适应大型民族乐团的发展需要，这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艰巨任务。
民族乐队要再现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并在今天将传统与现代交融书写新的篇章，这条路将很漫长。我们必须在现今的“初级阶段”，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改进。
2、新潮音乐的不足：
对于“新潮音乐”，笔者肯定并赞赏这些年轻有为作曲家的创作动机与技法，但我认为他们存在着先天的营养不足，即他们对中国传统音乐了解不深或不多，他们自小接受的是西方音乐教育，并且大多不是干民乐出身的，对民族乐器的性能、作用了解不多，因此就显得底蕴不足。例如在国际上知名度很高的陈其钢，他自幼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及毕业后在浙江歌舞团工作，一直是吹双簧管的，后来入母校攻读作曲，过去写的都是西洋乐队作品，第一次写了民乐作品《三笑》，1996年2月11日他在法国听了“华夏室内乐团”演奏他的《三笑》后，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总谱写出来了，但奏出来是什么效果我无法想象，现在听了音乐会，发现民乐的声音太美妙了！”（注：音乐周报，1996.3.29,李西安；在你们的音乐里我发现了中国）他的这番发自内心的话语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对民乐的效果是“无法想象”，只是当他听了演奏后，才发现民乐是那么地“美妙”！可见他对民乐知之甚少！因此，尽管像陈其钢等一批年轻有为的“新潮音乐”家们，他们的创作技法有多高，在国际上名气有多大，但你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传统音乐面前只是处在“初级阶段”！你要使自己的作品表现真正的“中国味”吗？那就要甘当小学生，补上这一课，有了中国传统音乐奠底，今后必将写出更好的“新潮音乐”！（关于民乐创作属另外专题讨论，本文不详述）。
3、“民族室内乐”的困境：
近年异军突起的“民族室内乐团”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与国内新闻界的好评：1997年5月10日丁关根、曾庆红、刘忠德等中央领导出席了“华韵九芳”在北京音乐厅的首场演出；耄耄之年的中国音协名誉主席吕骥先生于1996年6月15日欣赏了“中华雅乐组”的音乐会后，欣然命笔赞曰：“人间哪得几回闻”。然而当人们对这些年轻的艺术家送上鲜花与掌声的同时，可曾知道他们背后创业的艰辛？
首先他们是一些志同道合、自愿结合的同仁组织，没有任何靠山与后台，他们都是北京各大院团的主要演员，平时单位里演出工作很繁忙，难得聚齐，每逢集中活动除了去大专院校做普及演出外，还要定期接受专家教授的指导排练，可见他们为此要付出多少时间与精力？其二，他们在经济上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白手起家，艰苦创业，首场演出都要自己凑钱登广告，印说明书，从赔钱开始。因此有了解内情的新闻界人士说：“有勇气走进这条夹缝的同行者似乎寥寥无几”，“民族音乐走向现代化尚未在真正意义上形成大气候”。（注：音乐生活报1997.3.21,大鸣：中国音乐继承与发展企盼大气候）可见这种小型的民乐团体若要在当今中国全面开花尚有许多困难，目前在全国各省市类似这样的室内民乐团更是寥寥无几。但笔者深信，在中国从事民乐的人都有传统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全国各地各民族不乏民乐高手，北京已经开了个好头，星星之火，势必燎原，“民族室内乐”新花必将很快开遍全中国！
思考二：民乐要改革，要走向市场。
当今国内的很多民乐团体都存在两大难题：一是经费不足，二是长期吃大锅饭，造成机构庞大臃肿，负担过重。因此，面临滚滚而来的改革浪潮，你要“适者生存”的话，就必须面向市场走改革之路，现在已有许多单位都在进行或酝酿此事。例如：1996年5月在上海“影视合流”的改革浪潮中，由原上海电影乐团民族乐队和上海广播民族乐团两团合并成立了一个崭新的“上海东方广播民族乐团”，打破了以往的模式，探索新的民族器乐组合方式，根据乐团的特点建立“东广”特色的民乐团。在建团九个月里已经上演了三场音乐会，如今已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生向往的工作单位。
民乐如何走向市场？各地都在摸索，笔者在此介绍一下“深圳民族乐团”的经验，可能会给人们一点启迪。
深圳民乐团诞生在1993年10月，是国内最年轻的一支新型民乐团，他既不同于内地各省也不同于香港的业余中乐团：她不是政府行为，是由笔者与几位深圳新、老民乐自发而创建的民间性质的乐团；她没有政府投资，全靠团员白手起家，自带乐器，团员捐款购买必需品；他不是一群民乐发烧友的临时组合，从一开始就怀着“为振兴民乐，勇于奉献”的精神，在人们当时称为“文化沙漠”的特区崛地而起，至今已经坚持了三年，团员从40人发展到60人，曾参加过“'94深圳迎春晚会”、“'95深圳中国民族音乐会”，1997年应王惠然之邀赴珠海参加《华夏风情》音乐会，为珠海女子室内中乐团协奏，至今已在深圳等地举办了20场音乐会，受到广泛好评与国内外同行的关注。该团成功的经验重要的一条就是走与市场结合的道路，现在乐团依托于企业，更名为“深圳中南民族乐团”，团长李潮是企业家，又是唢呐演奏家，他用商业的眼光与头脑根据市场需求操作乐团的所有演出活动，如今乐团已经有了积累，对民乐团一直在观望并给予关注的深圳市文化局，现在也慷慨地拨给了活动经费，“深圳中南民族乐团”终于在特区扎下了根。如今他们有一个更大胆地打算：准备在1998年春季宣布成立全国第一家“深南中南民族乐团股份公司”，将全面走向市场。
思考三：“中国音乐精品120场周末音乐会”有感。
1997年8月起，首都新闻界隆重宣传：由北京十几家文艺院团联合推出世纪末的浩大工程——“中国音乐精品120场周末系统公演”，称“从1997年9月12日起至1999年12月31日的28个月期间，每周五晚均有一场音乐会。该活动最突出的特点是“三个固定”（时间、地点、票价）。（注：音乐周报1997.9.26,紫茵：世纪末的浩大工程）可是过不多久，在11月即被记者宣布称“曾被创意人乐观估计的这次活动，在前八场演出时，仅出现了两三成的上座率。”究其原因，北京剧院负责人解释：一是宣传不够，二是售票系统不畅通。而研究人员则认为“想依靠120场来弘扬声势并就此造成民乐市场的繁荣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是某些干部坐在办公室里极具‘好大喜功’色彩的那一套。”（注：杭州日报下午版，1997.11.5,周中：北京中国民族音乐会上座率低）
笔者看到这么一个反差强烈的报道，胸中如梗，不得不吐为快：
首先必须肯定这是一个为振兴、普及民乐的一个大手笔、大动作，其勇气与胆魂可嘉，然而为什么却未能取得预想的好效果呢？上文所述的原因未免使人觉得有点强调客观及批评偏颇之嫌。
据我分析原因有二：
1.票价定位较高，脱离百姓大众消费水平。此音乐会定价为10、20、40、80元，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同在北京而且地段比北京剧院更好的北京音乐厅，自今年元月1日起推出的“'98艺术欣赏课系列音乐会”，面向广大青少年学生，每周双休日下午推出六大系列共106场音乐会，票价为10-30元，两组对比就很清楚了，谁会舍低取高又要大老远地跑去看高价音乐会呢？普及民乐的主要观众群为广大青少年，毕竟20元以上的消费水平对于他们来说还是高的。
2.不能守株待兔，要主动出击，组织观众。音乐会的组织者满以为“固定”了时间、地点、票价，人们就会来看了，其实这是一种守株待兔的消极做法，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坐等上门是行不通的了！须知现在的国情尚未到人们自愿掏钱欣赏雅乐的时候，更何况艺术市场普遍不景气，各艺术品种都在千方百计地争取观众，你若只寄希望于宣传和售票，那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走出办公室，深入基层，做宣传群众、组织观众的工作，舍此别无他法。试举杭州例子说明：在杭州早在1996年10月18日开始在市青少年宫音乐厅就举办“周五中外名曲音乐欣赏会”，票价一律三元（几乎是白看！一杯冷饮的钱都不够！）。为了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少年宫的组织者拿着杭州市委宣传部、团市委、杭州歌舞团与市青少宫四家单位联合签署的红头文件每天跑工厂、找企业、问学校，费尽了口舌，跑累了双腿，好不容易组织了第一场观众，看后一致反映：“这是真正的艺术，三元钱太叫艺术家掉价了！起码10元我们也会来看的。”而少年宫举办者与杭州歌舞团团长则说：“我们就是要用低价位使青少年朋友走进神圣的音乐殿堂，我们就是要占领这块阵地，向青少年宣传高雅音乐！（注：音乐周报1997.2.7,孙以诚：97新年音乐会在杭州高雅音乐独领风骚）”直到如今，杭州青少年宫三元钱的周五音乐会一年间已连演40场，观众达15000人次，场场火爆！
杭州成功的经验，想必会给北京主办者一点启示吧？
思考四：发展民乐事业，要多做扎扎实实的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形形色色的西方文化蜂涌而入，固有的传统文化模式受到冲击，许多艺术门类遭遇滑坡，陷入低谷，于是国人的心态就显得无所适从，浮躁不安：夸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有之，骂西方文化入侵，中华传统有辱也有之；面对不景气的民乐市场，悲观失望者有之，无动无衷者也有之。因此要担当振兴民乐的重任，首先必须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面对浮光掠影的现实，泰然处之，须知这是社会发展必然经过的阶段，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定如此。这样一想就没有必要惊慌失措了，同时更要明白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民乐姓“民”，来自于民、扎根于民、繁荣于民，中国人永远需要民乐，江泽民主席说的好：“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听到刘天华的曲子，都会顿生思念家乡之情。”（注：人民音乐1995.7期，江泽民主席出席刘天华诞辰100周年纪念音乐会）这是一种割舍不了的民族情结，民乐工作者应该充满信心地迎接挑战！
窃以为当务之急是必须面对“初级阶段”的现实，要为普及传统音乐多做扎实的工作，要将那博大深厚的中华雅乐用生动、通俗的语言，适当做些缩简调整或辅以讲解等手段的演奏形式，让大众走近民族音乐；要着眼于未来，培育下一代，在青少年中寻找知音，培养接班人；要加强民乐队伍的建设，加快改革的步伐，目前全国大部分民乐团（队）都存在着体制陈旧、管理不善、演出少、人员涣散的状况，不改革就难以走出困境。民乐界内部要加强团结，消除旧艺人及时代造成的不良习气与人为的隔阂，已故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当前在我们的行业中也存在隐忧，就是门户之见，尽管表面上很健康，但确实存在隐忧……艺术可以有流派，不能有宗派。”（注：中国民乐信息1996.10.6,彭修文：要实干，事业是干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加强自身的文化学习与人生修养，做“艺德双馨”的民乐工作者。
大型民族乐团要调整、巩固、改革、提高，创建若干个有中国特色体现我泱泱中华大国之风的大型民族风格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团！我们有作为的专业作曲家应关注参与民乐创作，使古老的民乐插上现代的翅膀，注入新的活力，推陈而出新。民族室内乐团具有自身规模小、运转灵活的优势，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应该大力提倡、普及、发展，彭修文先生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曾说过：“我们的室内乐还是太少，要大力发展，不见得光搞弦乐，弹拨、吹管都可以搞，不要老是‘老八板’。”因此，现存的民乐三种模式太少了，偌大的中国，56个民族，千余种民族乐器，必须有更多的模式，十种、百种，百花齐放万紫千红才好。
结语
当今时代给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党中央对民族音乐事业一直十分关心，首先江泽民本人也是一位民乐行家，他会吹笛子，拉二胡，平易近人，与民同乐，在日理万机之时，多次关心民乐：1995年4月3日江主席亲自参加了刘天华诞辰100周年纪念音乐会；1997年1月29日出席了“'97新春音乐会”，1997年10月25日又专门为中央民族乐团赴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中国新春音乐会”写了贺信，江总书记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振兴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他说：“优秀的民族乐曲对于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之情，有很大的作用。”“我们要积极弘扬民族文化，努力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党中央对民族音乐事业的关心给我们以极大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我们展示了发展民族音乐的广阔前景，有人曾预言：“21世纪的巨人将是中国！”那时中国不仅是以经济强国跻身于世界之林，也必将使最优美动听、最具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响彻全世界！花开遍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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