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森然《冰心女士评传》考释及其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冰心论文,森然论文,评传论文,及其他论文,女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冰心女士评传》校注 抗战时期滞留京津的王森然，大量编著近现代名人传记，在这一时期的写作中，王森然颇瞩目于新文学家，较为重要的编著工作，除了补缀30年代发表的《周树人先生评传》，完成篇幅较大、内容更为丰富的《鲁迅先生评传》①，并为攀附汪伪重臣周作人，编撰《周作人先生评传》②，传达“咸与维新”的志愿外，王森然还编著了短篇幅的《冰心女士评传》，刊载于济南大风社所编1942年2月1日《大风》月刊第9期《杂俎》栏，共计3000余字。全文附后： 冰心女士评传 谢婉莹，字冰心③，福建长乐人。生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一九○一)现年四十一岁。适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文藻博士。④ 其父谢宝璋性格豪爽沈挚⑤，在萨镇冰为海军部长时，曾充海军次长，居福州城内。女士生七月，迁于沪上，旋复侨居山东芝罘岛海边。因其自幼即与海军人物相往还，并时至兵舰玩耍，以此种特优之环境，使其内心透视“海之哲理”，与“海之美丽”。⑥ 女士及长，侨居北京。民国七年戊午(一九一八)卒业于北京贝满女中，旋升入协和女大，后并入燕京大学读书。女士生有清雅温文秀丽之面影，使人一见即生肃穆纯洁之感。⑦ 因性喜文学，课外常作小说，诗歌，散文小品，投登晨报附刊及小说月报。当时(在一九二○前后)中国文坛女作家尚不多见，冰心女士之名，遂震动一时。 燕大毕业后，于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秋赴美国留学，入魏斯理大学研究文学。其作品仍时寄往本国报纸发表。惜不幸偶得肺病，故读书之时少，而养病之时多也。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回国，任燕京大学国文教授。民国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六月，与社会学家吴文藻博士结婚。民国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二月，生子宗生。后二年又生一子。 女士创作甚多，著有寄小读者，春水，南归，繁星，姑々，超人，往事，等书。并译有《先知》一书。其作品中，最喜描写自然风景：如月夜，春花，大海之类。又善描写家庭生活：如父亲母亲儿童别离之情，其文如芙出水，天然可爱，文笔清畅流利，为近代闺秀派作家之代表。春水一书，已有英译本。⑧ 女士家庭状况，极为安适优美，论才可以优美北宋之李清照，朱淑真；论命则殊远胜过之。⑨ 女士幼受海之陶冶，其对海发生热爱，以极伟大之自然环境为对象，写其真挚圣洁之情感，有一尘不染飘飘欲仙之概。女士三岁时，居芝罘东山海边，每日所见：青郁之山林，汪洋无际之海水，与蓝衣水兵，灰白军舰。每日所闻，山风海涛，嘹亮之口号，清晨深夜之喇叭，(见冰心女士全集自序)其生活之影响，与思想之发展，均与普通女子之路径不同⑩，故其造就亦异于常人也。 女士兄弟多人，皆较幼，手足之情，甚笃厚。其母为一多愁善感之女性，极慈。于是家庭和乐融融，幸福之辉光，普照全家也。女士既有此优适温和之环境，遂凝固其作品之中心意识，发扬其极其强烈之热力与爱情，在此无尽爱之伟大基石上，建筑其人生观，宇宙观，与宗教观。 女士之表舅父，为王夅逢先生，乃晚清朴学大师一代宿儒，女士乃得而受教，获益匪浅(11)，暇时授以唐诗，培植其诗之基础。其舅父杨子敬先生，乃老同盟会会员，其在政治上之认识，即培养于斯人也。 当其四岁时，其母授以字片，即过目不忘，有女神童之目。其以后之创作，亦多数为母亲之爱所组成。其前半生之精神，亦全数寄于爱母也。 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丧母，其心灵上，乃受一致命之打击，悲痛之余，写其《南归》，一字一泪，令人不能卒读。仁人孝者之旨(12)，充溢于字里行间。女士在全集自序文中，有： “重温这些旧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当年戴起眼镜，含笑看稿的母亲！我虽然十年来讳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认，怕人看见我的未发表的稿子。而我每次作完一篇文字，总是先捧到母亲面前，她是我的最热诚的批评者……假若这时她也在这里，花香鸟语之中，廊前倚坐，听泉看山。……上海虹桥的坟园之中，数月来母亲温静的慈魂，也许被不断的炮声惊碎！今天又是清明节……不知上海兵燹之余，可曾有人在你的坟头，供上花朵？……安眠吧我的慈母！上帝永远慰护你温静的灵魂！” 真挚凄惨，哀感动人，使天下无母之人读之，充无限同情之感，下无限同情之泪(13)，女士自从其母识字片时，每值风雨之夜，其母即说与老虎姨，蛇郎，牛郎织女，梁山伯，祝英台诸故事，又由杨子敬先生授以三国志，水浒传，聊斋志异，林译之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14)，聪慧异常得人宠爱。至十一岁即阅毕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红楼梦，封神演义等书丛。继由王夅逢(15)授以论语，左传，唐诗，班昭女诫，梁任公之自由书；其父与友朋开诗社时，遇机可以旁听，故其小说诗歌之修养甚深。 辛亥(一九一一)之役，全家回福州，其祖父藏书甚富，昼夜阅读不倦，深得其祖父欢心。因其家中伯叔姊妹十余人，均调脂弄粉，添香焚麝，女士亦渐迷醉，故不久入福州女子师范读书，以改变其家庭生活。 民二癸丑(一九一三)全家始北来燕郡。虽未入学，然独喜读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及古今旧诗词，于是将其烂熟之故事，作为笔记，与幼弟等讲解，并曾写文言长篇小说。 民三甲寅(一九一四)秋，始考入北京贝满女子中学读书。该校功课严紧，不能多读小说，又因受基督教义之影响，隐隐中潜伏其爱之哲学。 当五四运动时，女士正陪其二弟，养病于北京德国医院，后被贝满女校学生会邀其返校充文书，同时又被女学界联合会选为宣传股长。为发表宣传文字起见，遂与其表兄刘放园所编之晨报副刊发生关系。此后更常读新潮，新青年，改造等杂志，思想意识为之一变。又在书中认识杜威，罗素，太戈尔，托尔斯泰诸世界名人，遂鼓勇气作处女作小说，曰：《两个家庭》，三天后，居然在晨报副刊登载，喜欢异常，遂又作《斯人独憔悴》，《去国》，《庄鸿的姊姊》等，从庚申(一九二○)至辛酉(一九二一)又写《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其新诗集繁星，春水，原为零碎思想，乃读泰戈尔诗所仿作者也。其立意为诗，乃在辛酉(一九二一)六月二十三日，从西山寄其《可爱的》一则，(16)予晨报副刊，晨报编者，予一莫大之鼓励，此后乃有作诗勇气。 辛酉(一九二一)文学研究会主持小说月报，发表其小说《笑》，《超人》，《寂寞》等，文名大震全国。 癸亥(一九二三)夏，燕京大学毕业。秋，与许地山等赴美，在美三年之中，用通讯体裁，写《寄小读者》信二十七封(17)，陆续在晨副发表。小说创作有《悟》，《剧后》；诗有《赴敌》，《赞美所见》等作。 丙寅(一九二六)夏，自美回国，因课务繁忙，创作甚少。 己巳(一九二九)六月结婚后，仅成《三年》，《第一次宴会》二篇，以后辞去教授职务，仅任义务功课。 辛未(一九三一)后，写《分》，译《先知》；又写《南归》。一因思母过痛，二因身体不健，从事休养，事变前尚寓北京海甸，燕京大学，燕南园，事变后，一度风传病逝昆明，或系落华生病故之误。 女士在五四运动以前之作品，材为试作，皆未保存，五四运动以后在晨报所发表之小说，虽有可观(18)，尚未成熟；自小说月报发表作品以后，始见精采，所以轰动文坛，惊动万千读者(19)，盖因其为女性作家也。女性致力于各种事业，均未见特长，独于文学艺术，为天所赋，可以体贴入微，种々动人，孰意女性，皆鹜外观，不肯努力，若冰心女士者，稍微注意，即一鸣惊人，故觉难能可贵也。 小说有超人，往事，姑姑，南归，四集。 超人集有笑，超人，烦闷，寂寞，离家的一年，遗书等篇。女士描写儿童之天真，母亲之爱，海之景色，充满温柔之韵味，文笔亦清澈美丽。 往事集中多叙述女士儿时之生活，家庭之欢聚，以及赴美留学时离别之情形，真挚动人。 姑姑集中有姑姑，分，第一次宴会，三年，四篇。《姑姑》写儿童之初恋，柔和美妙妩媚宜人。《分》以在医院初生之婴儿为主人翁，反映其他穷苦婴儿所受不平等之待遇。《第一次宴会》写夫妇爱，与母亲爱之冲突。盖皆自己之写照也。 南归乃女士们念其慈母之作，全稿约二万余言，感情真挚崇高，文字亦隽永可喜。书中叙述其母未死以前之家庭情况，与其服侍病榻前强为欢笑之情形，使人读之，不禁起思亲之感。 此外尚有去国集，为早年之作，文字亦俊逸自如。(20) 诗有繁星，春水二集，以外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均有透逸婉约之格调，热情潇洒之作风。 散文有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闲情等篇。 通讯有寄小读者二十九信，附山中杂记十则。其文空灵生动，活泼天真，读者不少欢欣与哀怨，令人起一种浓郁之怀恋。 回顾女士十数年来之创作生活，自有无限感慨，虽因时代演变，其作品不能如以前之惹人注意，但其所留于人间之影响，永远不能消逝，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将亦不能动摇(21)，尤其在女作家中，现代闺阁派中，诚属国内独一无二者也。 二 《冰心女士评传》的独特价值 《冰心女士评传》承续王森然以往写作惯例，由拼接各类已发表的冰心相关批评、研究、传记文字编撰而成，本篇来源文献主要有五个，一是王森然几乎每篇评传都会使用的贾逸君编著《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3年初版)；二是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月书店1933年初版)中关于冰心的两部分论述，分别在第五章《新文学创作第一期》与第九章《新文学作家略传》；三是《〈冰心全集〉自序——我的文学生活》(《青年界》1932年第2卷第3期)，后者其实也是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九章《新文学作家略传》冰心部分的主要来源；四是陈冰若编著《谢冰心女士评传·上》(北京《国民杂志》1941年第2期)，这应算作国内的首篇冰心评传；五是金慕农编著《谢冰心女士》(《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17期)。《冰心女士评传》的其他部分，应该是由王森然对以往冰心评论的总结，以及自己的一些判断。《冰心女士评传》在结构上可以分做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对作家冰心的总括介绍，第二部分是对冰心生平创作历程的细致梳理，以及对其创作类型、风格的详述及总结。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史料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冰心女士评传》这种类型的史料文献，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对待呢？具体到王森然的评传写作，如《鲁迅先生评传》就因保存了天津《益世报》增刊《追悼鲁迅先生专页》(1936年11月1日)、上海《大公报》鲁迅逝世采访及追悼文字等，变得异常重要。而《周作人先生评传》中关于周作人刺杀事件引发的史料挖掘，也是极为紧要的，笔者就曾借此发现当时日本主流媒体反共宣传的特殊方式，此外笔者还循迹找到战争后期周作人积极参与日伪宣传战争的有力证据。而在《傅增湘先生评传》(22)中，王森然照录了《藏园居士七十自述》(1941年)，经笔者考证，也揭示出一向为人尊崇的傅增湘在日据北平热衷与日伪政权最高层“亲善”的实际作为。当然《冰心女士评传》在这方面的史料贡献，远不及此三篇评传，因为它实在短小，按照王森然传记写作的体例看，甚至让人感到可能是未完稿，那么它的具体贡献及意义价值何在呢？ 首先，经过详细考证，笔者发现，最早独立成篇、较全面总结冰心创作生涯的冰心评传均是在沦陷区发表的，首篇是1941年陈冰若的《谢冰心女士评传》，第二篇是1942年王森然的《冰心女士评传》，而王森然这篇评传更加重要。应该说，在现代文坛，最初对冰心生平及创作系统总结的是作家自己，1932年冰心借亲自编撰全集之际，撰写长篇自序《我的文学生活》，围绕“一个作家是怎样炼成的”这一中心话题，首次全面自我回顾，概括自身成长与创作历程。1933年王哲甫编著出版《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便主要利用《我的文学生活》，概括归纳出较为系统的冰心年表。但由于冰心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中所占篇幅很少，故王哲甫这些概括归纳较难引起人们关注。王森然《冰心女士评传》的特殊之处，便在于以王哲甫的编著工作为基础，并结合陈冰若《谢冰心女士评传》、贾逸君《中华民国名人传》等相关论述，重新用流畅顺达之语言整理编排，表述一遍，成为一篇独立成文、眉目清晰的冰心成长与创作的详细年表。 其次，从冰心研究史的视角来看，《冰心女士评传》不仅保留了一些早经遗忘、忽视的见解及故实，而且王森然对于冰心的评判认识也有其特殊价值，便于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审视现代文坛的冰心观，对于当下冰心研究也具有一定的补充价值与启示意义。 《冰心女士评传》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关于现代文坛如何看待与评价女性作家的问题。王森然编著《冰心女士评传》时，态度比较老实，未见他一贯的恶腔滥调，既没有无节操的吹捧，也无攀附之图谋。他在文中盛赞冰心的勤勉与爱母的深挚，持论较为客观平和。为赞扬冰心，王森然做出了一个他自认高上的评价：“闺阁派”的首要作家。他在《评传》第一部分结尾，先引述《中华民国名人传》对冰心的定位，“善描写家庭生活：如父亲母亲儿童别离之情，其文如芙出水，天然可爱，文笔清畅流利，为近代闺秀派作家之代表”，然后借引陈冰若《谢冰心女士评传》，通过将冰心与北宋女作家李清照、朱淑真相比照，又对“闺秀派”作家，做出补充说明，“女士家庭状况，极为安适优美，论才可以优美北宋之李清照，朱淑真；论命则殊远胜过之”，最后在《评传》结尾，他做出一句结论性的评断，冰心“在女作家中，现代闺阁派中，诚属国内独一无二者也”，这可视作王森然对于冰心创作归属、水准的定评。应该说，这种对冰心的评判在现代文坛是较为普遍的，流风所及，甚至像毅真这样的评论者将五四后涌现的一大批女作家都用“闺秀派”来定位及描述，影响至今。 事实上，冰心极为反感这种看法，她在一次访谈中严正回击了此类批评，“人家说我是小姐，是闺秀，我是不承认的，其实有多少人比我小姐气得多了，自问我并没有怎样求生活舒服或是享用什么。人世的黑暗面并非没见到，只是避免去写它，像《冬儿姑娘》是个事实，而事实上比那还要‘利害’，但我是没去写出来”(23)。冰心的态度，实际也是凌叔华、苏雪林等所谓“闺秀派”作家的共识。但整个社会似乎从未顾及女性作家们的不断抗辩，仍然顽固坚持一些偏颇的认识，而这种情况的持续存在，主要源于社会人群几方面的偏见。其中最起作用的，是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蔑视女性作者的态度，虽经五四冲击，但社会人群的潜在意识，仍然会以另一种标准看待女性的作者。如为冰心戴上“闺秀派”头衔的评论家毅真，在其女性作家专论《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中，表面上批判了旧时代对女性作者的歧视，申明文学是整个儿的，作家无男女之分，可当他开始具体分析几位女作家时，一种难以掩饰的偏见与蔑视便暴露无遗。毅真首先对女性作者的创作题材做出武断限定，“女子文学中主要的对象总是‘爱’。因为女子是比较富于感情的，所以写出来的作品，也每多富于感情的成分”，之后他便完全以这样的标准为女作家分类，“第一期——闺秀派的作家 闺秀派的作家写爱是在礼教的范围之内来写爱。无论她们的心儿飞到天之涯也好，跑到地之角也好，她们所写的作品总是不出礼教的范围。所以这派的作家在未出嫁之前，其作品中之爱的对象是母亲，是自然，是同性。这一类的作家，可以冰心女士为代表。及至出嫁以后，其爱的对象就转为丈夫了。因为社会上所许可她们爱的，只有她们的丈夫。此类作家可以绿漪女士为代表。第二期——新闺秀派作家 这一派的作家并不像闺秀派的作家之受礼教的牵掣，但她们究竟有些顾忌而不敢过形浪漫。这一派的作家可以凌叔华女士为代表。她的作品中，主要的角色总是一个中年的太太，这个太太是爱她的丈夫的，但是偶然也要同他开个小玩笑。她的行为是一个新女性，但是精神上仍脱不掉闺秀小姐的习气”(24)。整个的分析让人感到十分荒唐可笑。(25) 这种深入骨髓的优越感在王森然身上也表现突出，《冰心女士评传》中看似都是对冰心的极力赞扬，但在评判冰心的最关键处，显露出的却是旧文人的不良积习，不仅对女性作者不大恭敬，而且在王森然眼中，与男作家相比，女性通通都要降格一等。如王森然称，冰心“自小说月报发表作品以后，始见精采，所以轰动文坛，惊动万千读者，盖因其为女性作家也。女性致力于各种事业，均未见特长，独于文学艺术，为天所赋，可以体贴入微，种々动人，孰意女性，皆鹜外观，不肯努力，若冰心女士者，稍微注意，即一鸣惊人，故觉难能可贵也”。而《冰心女士评传》中关于冰心的很多论断陈述，其实都是从闺阁作家这一固定的身份标签引申出来的。 当然，关于“闺秀派”偏见的产生，也与左翼文坛的固有认识密切相关。自1925年始，尤其是革命文学论兴起后，一些革命文艺家坚持“题材决定论”的标准，攻击冰心除歌颂母爱、儿童、大海外，根本不了解家国时事、普罗大众，是“小姐的代表”、“市侩式”与“贵族式的女性”，“她的人生观是小姐的人生观”(26)，“她所吟咏所描写的总不出于有闲阶级安逸生活的赞美……她不明了社会的组织和历史，而且不曾经过现社会的痛苦”等等。(27)冰心对这种评论非常不满，她对“闺秀派”命名的反批评便是对这几种社会偏见的严肃回应。冰心明确否认自己是“小姐”、“闺秀”，申明并未追求有闲阶级的安逸生活，而且自承了解“人世的黑暗面”，也对此做过文学表现等。冰心的这一严正态度，值得冰心研究者更为郑重地关注。 《冰心女士评传》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故实，如文中谈到1941-1942年“冰心之死”的谣传事件，“事变后，一度风传病逝昆明，或系落华生病故之误”。按，抗战时期“冰心之死”曾是喧嚣一时的热点新闻，如温莉的短讯《冰心死了大家失去了爱护者》就言之凿凿地传递着这个令人悲伤的消息，“小朋友们：告诉你们一个恶劣的消息……咱们失去了一个大朋友，一个爱护我们的人，大家猜猜是谁！就是冰心啊！冰心死了，真死了。”(28)文艺界也为此深感哀痛，在万书绅的《冰心女士》中就细致报告了“冰心之死”的具体时间与死因，“一代女作家谢冰心女士(婉莹)，在去年(二十九年)十一月里，以害肺病便无声无臭的死于物资缺乏的昆明了！年来很有几位学人，都相继死掉。冰心女士之死，文坛上又弱一个，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界重大的损失！她的病以至于死，远因却在执教燕京时便害着肺病”(29)。不过很快人们发现此为误传，实为许地山去世消息之讹。很可能是因为新闻执业者们过于关注许地山与冰心英伦恋情的轶话，造成了混淆。(30) 三 史料研究的几条原则 (一)关于文学外部研究的史料工作 笔者认为在目前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中，存在着一些盲区，比如很多研究者在史料工作中，往往就作家而史料，就文学而史料，为自己设置下天然的壁垒，将辅助文学研究及作家研究的大批史料全部挡出门外，更遑论细加收集考证。这些经常被排斥在外的史料，不仅包括20世纪中国作家在其他专业领域的言论及写作，还有围绕作家人格成长与作品形成的文学外部研究的史料。 在冰心研究中，这种情况表现得十分明显，主要集中在现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与冰心思想创作关系的问题上，相关史料始终未被重视，而实际上这一问题对于解读冰心的思想创作是具有关键意义的，因为以吴文藻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精英分子长期频繁活动于冰心生活中，并对她产生过重要影响，如冰心就亲自参加过长时段的田野考察。1934年7月7日—8月25日，冰心与吴文藻、雷洁琼、陈其田、顾颉刚、郑振铎、赵澄、容庚、文国鼎女士(Miss Augusta Wagner)九人分两次考察平绥全线，其中吴文藻、雷洁琼、陈其田三人皆为社会学家，冰心回京后出版考察记《平绥沿线旅行纪》(31)，吴文藻、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也分别完成考察报告。此外，1942年3月28日冰心在《关于自传》中，还谈及社会学者对她的启示，“和几个学优生学、社会学的朋友谈起，他们仍是鼓励我写，他们说一个人的遗传和环境，和他个人的理想与成就，是有种可寻迹的关系的，客观地写了出来，无论好坏，都有历史上的价值。我想想倒也不错，我是生在庚子年后，中国的一切，都有极大的转变，假若只把自己当做一条线索，来联络起四十年来周围一切的事实，也许可以使后人在历史之外，得到一个更生动更详尽的参考。而且在不以自己为中心的描写之中，也许使‘渺小’的我，敢于下笔”(32)。有时在谈话中冰心也表露出社会学的意见来。(33) 但现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与冰心思想创作关系问题，以及相关的史料工作，在冰心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甚至到了连吴文藻的基本经历都不清楚的程度。如《冰心女士评传》开篇首段有这样一句话：“适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文藻博士”，这是王森然引自陈冰若《谢冰心女士评传》的判断。笔者为考证这一说法，翻阅了有关中国社会学史、燕京大学校史、冰心研究方面的大量论著，发现仅就吴文藻任职这一件小事，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甚至错误的历史判断，这当然暴露出中国社会学史、燕京大学史研究中史料工作的严重疏漏，同时也显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者对文学外部研究的史料工作缺乏应有关注。实际上关于吴文藻在燕大的工作经历，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学刊物上有明确记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有年刊《社会学界》(1927-1938)，从1929年第3卷开始，各卷均载有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系(以下简称社会学系)的学年年度报告、学系概况等(34)，据此可清楚了解社会学系的系务状况：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22年成立，1928年始属法学院，1932年依教育部章程改隶文学院，1933年文学院院长周学章休假，吴文藻短暂担任文学院代理院长，1934年春杨开道代理社会学系主任，秋吴文藻担任，1935年社会学系恢复旧制，回到法学院，本年秋杨开道任法学院院长，而吴文藻1935、1937年担任社会学系主任(因1936年夏到1937年夏出国)，直到1938年离开燕京大学到云南大学创办社会学系。应该说陈冰若、王森然当时将一些情况弄混、判断错误是十分正常的，因为毕竟他们是圈外人，也可能是以讹传讹。但到了现在，学界还在到处传扬吴文藻担任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经历，就不再正常了。(35) 当然这可能只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的确能从中发现问题，认识到当前文学外部研究的史料工作被严重忽视的程度，并能由此及时适度调整史料学的关注重点与工作方向。 (二)史料工作的态度与伦理 在目前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中，史料考辨不精细的积弊还严重存在，这完全缘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仍在渐趋完善阶段，工作态度、工作伦理问题尚未得到专业性的强调，因此亟需在史料学建设中郑重申明。在冰心研究中，史料考辨粗疏的情况是很显著的，如笔者在对校王森然《冰心女士评传》与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时发现，冰心研究历来都较为忽视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比如在北京出版社1984年初版、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重印的《冰心研究资料》中，不仅在正文中未选录《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相关内容，而且在《冰心研究资料目录索引》中的标注亦不完全，仅标注出“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41—143页”，反而将最为重要的第九章《新文学作家略传》中的冰心部分完全遗漏。(36)事实上，这种遗漏、疏忽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中极为常见。 关于史料工作的态度、伦理问题，笔者在以往的史料学研究中也曾反复强调，这一方面较为突出的例子，是迄今为止，仍有不少研究者不加翔实考证与精细审查，将王森然的传记写作无限抬高，甚至将他剪刀糨糊的功夫，捧扬为学术大师的识见心得，这些不实之誉能够广为流转，已成为学界怪相。而在王森然被不明就里者高山仰止的同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未有学人肯花费心力认真校读王森然包括二十余篇近现代作家传记在内的大量传记写作，并做出彻底清理。 (三)在大历史中定位史料 在史料考订、研究工作当中，极其需要“知人论文”兼及“知世论人”，这理应成为最起码的原则。唯如此，方可获知作者为何而写，运笔有何深意，史料历史价值究竟何在？不过对这一原则的遵循在目前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史料工作中是严重缺乏的，仅就在沦陷时期编著《冰心女士评传》的王森然论，学界未遵从以上原则，塑造了人格高尚、功业昭著的世纪伟人王森然像，这是与实际的王森然大相径庭的。事实上，在分析王森然时，我们肯定不能仅停留于一篇《冰心女士评传》做出判断。的确，王森然在《冰心女士评传》中表现得较为恳切、朴实，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王森然不断恶化的趣味，掩盖他评传写作中愈加严重的庸劣、粗鄙，甚至产生错误的沦陷区王森然像。此时本篇史料的读解者就必须回到大的历史中与王森然的文学行为当中，结合时势及个人行为去认识他，藉此，沦陷区文人王森然的精神全貌才会准确呈现。 笔者据此路径，作出细致考证，能够清晰看到，在沦陷区讨生活的王森然，已不复30年代虽小节有亏，但大节无损之人，此时的王森然正亟亟奔走，四处投门，意图攀附汪伪重臣，一展“咸与维新”之志，其投效的重要手段，便是借助大量炮制迎合、吹捧文章，表现衷心投靠的“拳拳赤诚”。比如《周作人先生评传》就是王森然苦心孤诣打造的问路之石，笔者对此已有深入研究。这里可以补充一则新发现的史料，1944年，王森然在华北善邻会的《敦邻》(1月1日创刊)杂志发表《如何做一个现代的新青年》(2卷4期)，坦率地表明政治态度，高调宣扬大东亚主义的扭曲观念：反英美侵略、反“共匪”，号召青年“欢欣奔赴”牺牲，参加大东亚的“解放事业”。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就是贺仁轩的政论《速起肃清吏治剿灭共匪》。王森然此文已经确证了他在大时代的政治选择，如果说在《周作人先生评传》《傅增湘先生评传》中他还是欲说还休，甚至替传主的附逆行为遮遮掩掩，在这里便已是明目张胆了。但历史在他身上显示了一次公正，他混迹汪伪上层的愿望始终未能得逞，盼望投靠的汪伪政权、帝国日本也很快云散烟消，但这又岂非他的幸运？不过这一切都是题外话了。 ①《鲁迅先生评传》，《中国公论》1941年12月1日、1942年1月1日、1942年2月1日第6卷第3、4、5期，分三次连载。笔者校注后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笔者对此已做详细研究，见《鲁迅逝世后最早的鲁迅传记——王森然〈鲁迅先生评传〉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2期。 ②《周作人先生评传》，《华北新报》(北平版)1944年5月24、26、27、28、30、31日，6月2、3、4日，分九次连载。笔者的详细研究，见《粉饰逆伪意识形态的书写策略——从王森然的〈周作人先生评传〉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3期。 ③谢婉莹笔名冰心，王森然误作“字冰心”。 ④“适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文藻博士”，源自陈冰若编著《谢冰心女士评传》(上)，北京《国民杂志》1941年第2期。 ⑤“性格豪爽沈挚”，源自金慕农编著《谢冰心女士》，《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17期《人物志》栏。 ⑥“因其自幼即与海军人物相往还，并时至兵舰玩耍，以此种特优之环境，使其内心透视‘海之哲理’，与‘海之美丽’”一句源自陈冰若编著《谢冰心女士评传》(上)，北京《国民杂志》1941年第2期，原文是，“她所以从很小的时候便常能与海军界的人物相往还，常能到兵舰上面去玩耍。因了这个特优的机遇，使得她能够很透彻地认清了‘海’和海的美”。 ⑦“女士生有清雅温文秀丽之面影，使人一见即生肃穆纯洁之感”一句源自金慕农编著《谢冰心女士》，《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17期。 ⑧从《冰心女士评传》开头至此，为王森然对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下》《七·妇女》中“冰心女士”条的全文照录，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再版，第22-23页。仅几处不是：“现年四十一岁。适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文藻博士”，“其父谢宝璋性格豪爽沈挚，在萨镇冰为海军部长时”，“因其自幼即与海军人物相往还，并时至兵舰玩耍，以此种特优之环境，使其内心透视‘海之哲理’，与‘海之美丽’”，“女士生有清雅温文秀丽之面影，使人一见即生肃穆纯洁之感”，“后二年又生一子”，“姑々”，“其文如芙出水，天然可爱”。 ⑨从“女士家庭状况”到“飘飘欲仙之概”，源自陈冰若编著《谢冰心女士评传》(上)，北京《国民杂志》1941年第2期。 ⑩从“女士三岁时”到“普通女子之路径不同”，源自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月书店1933年版，第320页。 (11)此处疑为“匪浅”。 (12)此处疑为“旨”或“言”。 (13)从“女士兄弟多人”到“下无限同情之泪”，均源自陈冰若编著《谢冰心女士评传》(上)，北京《国民杂志》1941年第2期。仅一处不是：“其在政治上之认识，即培养于新人也”。其中“女士兄弟多人”一段，是陈冰若抄自金慕农编著《谢冰心女士》，《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17期。“王夅逢”，王森然抄录时误作王举逢。 (14)“水浒传，聊斋志异，林译之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之类”，是王森然抄录自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月书店1933年版，第321页，本来是说冰心自己阅读了这些书籍，王森然在抄录时误作杨子敬先生的传授。 (15)王森然抄录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月书店1933年版)第321页时，将“王夅逢”误作王举逢。 (16)王森然抄录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月书店1933年版)第322页时，将“得了很多新思想新智识”，改为“思想意识为之一变”；将《一个不重要的兵丁》误抄作《一个兵丁》。而《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将《可爱的》误作《可爱的诗》，王森然照录。 (17)《寄小读者》中的通信，冰心在美共写二十八封，发表于《晨报副刊》，回国后又写了第二十九篇，未发表。《寄小读者》1926年5月由北新书局第一次结集出版，选入已发表的二十七封，直到1927年8月第四版时增加了第二十八、二十九封。此处说二十七封是按《寄小读者》北新书局初版说的，但在后文，又按照第四版，说是二十九篇，这两处均来自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月书店1933年版，第323、325页，王森然照录。 (18)此处疑为“虽”。 (19)从“女士自从其母识字片时”到“所以轰动文坛，惊动万千读者”，均源自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月书店1933年版，第321～324页。仅几处不是：“故其小说诗歌之修养甚深”，“故不久入福州女子师范读书，以改变其家庭生活”，“思想意识为之一变”，“一因思母过痛”，“事变后，一度风传病逝昆明，或系落华生病故之误”。 (20)“文字亦俊逸自如”，是从王哲甫评述《南归》风格处移来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324页。 (21)从“小说有超人，往事”到“其在文学史上之地位，将亦不能动摇”，均源自王哲甫编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新月书店1933年版，第324～325页。仅几处不是：“盖皆自己之写照也”，“均有透逸婉约之格调，热情潇洒之作风”，“其文空灵生动，活泼天真，读者不少欢欣与哀怨，令人起一种浓郁之怀恋”。后两处均源自金慕农编著《谢冰心女士》，《实报》半月刊1936年第17期。 (22)王森然：《傅增湘先生评传》，《新东方杂志》1941年第2卷第7期。 (23)(33)子冈：《冰心女士访问记》，上海《妇女生活》1935年第1卷第5期。 (24)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妇女杂志》1930年第16卷第7号。 (25)凌叔华十分反感社会对于女性作者的不良态度，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曾于《晨报附刊》撰文批评新文坛的旧偏见，请求新文化的领袖与先进者提携、帮助女性作者的成长。见瑞唐女士(凌叔华)《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晨报附刊》1923年8月25日。 (26)光赤(蒋光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1月1日。 (27)贺玉波：《中国女作家·Ⅰ歌颂母爱的冰心女士》，《现代文学评论》1931年第2卷第3期。 (28)温莉：《冰心死了大家失去了爱护者》，《全家福》1941年第3卷第7期。 (29)万书绅辑《冰心女士》，北京《妇女杂志》1941年第2卷第4—5期。 (30)《艺坛瞭望台·一代文人落花生病逝当年热恋冰心女士·国人长英大学院者之首》，《艺术与生活》1941年第21期。万书绅辑《冰心女士》中仔细介绍过两人恋史。 (31)谢冰心：《平绥沿线旅行纪·序》，见《平绥沿线旅行纪》，平绥铁路管理局1935年版。文国鼎女士仅参加了第一次考察，容庚只参加了第二次。 (32)冰心：《关于自传》，《文坛》1942年第3期。。 (34)参看以下各期《社会学界》，1933年第7卷《附录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报告》《附录二·燕京大学社会学面面观》，1934年第8卷《附录·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度概况》，1936年第9卷《附录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度概况》，1938年第10卷《附录一·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度概况》。 (35)尤难让人理解的是，新时期以来吴文藻的声誉地位被弟子费孝通等社会学界名流着力抬高，结果连部翔实准确的年谱都没有，很多基本史实问题仍错漏混乱。 (36)《冰心著译目录》，见《冰心研究资料》，范伯群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标签：冰心论文; 燕京大学论文; 吴文藻论文; 文学论文; 王森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