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审美幻象与全球化阶级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阶级论文,幻象论文,阶级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6)02-0101-16 一、中产阶级研究述评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内富裕阶层的形成，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此外消费主义的流行与大众媒体的渲染，也使中产阶级观念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受到更多关注。这不仅表现在大量当代影视作品以城市白领为描写对象，而且在文化批评方面，以中产阶级为视角的文章和论著不断出现，这包括孟繁华对中产阶级时尚的批判、凌燕对中产阶级文艺作品的审美话语和文化想象的评论，以及何晶对大众媒体如何塑造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论述等(孟繁华；凌燕；何晶)。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产阶级也开始成为论著论文的选题，如关于1960年代西方中产阶级代际文化传承的研究，以及狄更斯、乔治·爱略特和唯美主义与英国中产阶级观念的研究等(程巍55-118；严幸智121-24；王海萌、杨金才65-67；胡永华99-101；许娅、胡永华114-21)。 不过在文学批评领域，中产阶级还不是一个规范和成熟的概念，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批评实践，都还在初始阶段。相比之下，中产阶级的前身小资产阶级概念在几十年来的批判声中，其理论内涵和批评实践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近期出版的《中国“小资产阶级”文艺的罪与罚》不仅是对这一批评传统的总结，而且还包涵了我们今天对中产阶级的理解和肯定。此书所描述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中产阶级和后来毛泽东所说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前者被划定为“中农、小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其“经济地位很不稳固，经常处于分化之中”(寇鹏程3-7)。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中间等级”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259)。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与上述小资产阶级或马克思的“中间等级”有很大不同。这里主要是指二战前后在西方国家出现的以“白领”为主要构成的新的阶层。我们在下文中将要看到，对于这一新阶层的关注，在西方已有很长的历史。但我国关于这一阶层概念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米尔斯(Wright Mills)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1987年这部书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同年赵一凡在《读书》杂志上撰文予以介绍(116-18)。2006年周晓虹的第二个中译本出版，并被广泛引用。这部书描述了美国、特别是罗斯福新政后的社会状况。作者超越传统的阶级划分方法，把中产阶级分为新旧两种：旧中产阶级包括小企业家、小业主、商人和农场主等，占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中产阶级。而新中产阶级，包括现代企业中的管理人员、社会机构中的专业人员和商业销售人员等“白领”，在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尚未形成规模，是二战前后在西方国家勃然兴起的社会阶层。195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认为，马克思主义二元阶级理论已经过时，他所描述的阶级现象是一种19世纪的古典现实。他认为，阶级的最初原型具有严格的地域性：它起源于“19世纪早期的一个特殊阶级体系，即英国地主阶层”(128)。但是这个概念现在已经不再适用：“在当代的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它对于区分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几乎是毫无价值”(124)。如此看来，一些论者认为现在时过境迁，工人阶级已经变得富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可以致富，贫富分化将不复存在。他们不掌握生产资料，却拥有相当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应该说，米尔斯和尼斯比特对西方发达国家的阶层描述有一定合理性，但它是否可以移植到中国呢？ 我国的中产阶级研究起步于1980年代的社会学界，1990年代全面展开，2000年以后渐入佳境，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李春玲对此进行了分期和评判，并称如今在中国社会学领域“中产阶级研究成为热点”(47)。我国的社会学者不仅对国外中产阶级论著进行了大量译介，而且对国内中产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关于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倾向、文化趣味、教育模式等方面都有专题研究(周晓虹，《中国》)，为我们理解这一社会阶层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们在文学批评领域引进这一概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背景资料。社会学领域的中产阶级研究规模庞大，但与文学批评相比，两者思路有所不同。首先，社会学研究通常把中产阶级看作实体，侧重数据的统计和分析。但是因为我国近几十年来社会发展变迁迅速，很多数据很快就变得陈旧。这造成了对这一阶层描述的难度，也招致国外学者的批评。已有人指出，一些研究“描述不准确、数据不统一”，并有“大量猜测的存在”(李成1)。这些描述性研究的主要理论背景是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传统，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一研究的长处在于对社会人群分类，但缺点是对中产阶级的性质和阶级关系论述较少。正如美国理论家赖特(Erik Olin Wright)指出，现在多数社会学的研究集中在“阶级分类”上，“而不是讨论阶级关系”。这些研究是“定量的经验研究”，“都是以个体层面收集的数据为中心进行分析的”(《阶级分析》13)。因此，描述性的研究和浩繁的数据实际上并不能对我们了解阶级关系提供更多的帮助。“就阶级关系的本质来说，这些思路并未给阶级在性质上的变化留下多少理论空间”(9)。 其次，描述性研究很难采用全球化视角。虽然对中产阶级生存状况进行跨国比较已有成果(周晓虹，《全球》)，但由于描述性研究不以分析阶级关系见长，而侧重不同国家阶级实体之间的比较，因此无法说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后者才是本文所要关注和强调的重点。 因此，把中产阶级观念和中产阶级实体区分开来，并着重讨论两者之间的差异，很有必要。现有的中产阶级观念并不能如实地反映我国目前的中产阶级状况，而两者之间的这一落差则是我们从理论上理解中产阶级的出发点。这种区分在孟繁华、凌燕与何晶有关中产阶级的讨论中就已经初现端倪：孟繁华把中产阶级观念仅仅称作是“文化符号”(《符号》107)；凌燕认为中产阶级“与其说是一个实体的社会阶层，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想象”(231)；而何晶则强调，“中产阶层这一尚处于形成初期的少数群体”被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形象建构”(5-6)。甚至以实体研究和样本分析见长的周晓虹也认为：“对中国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产阶层还未能成为社会的主流，甚至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所谓‘蓝领’工人)的增长速度仍会大大超过‘中产阶层’”(《中国》23)。在这些研究者看来，我国中产阶级观念的思维模式和社会影响，都远远超过了中产阶级作为实体的规模或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面我们还要看到，中产阶级观念对生活方式的引领、对个体的塑造作用，已经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可以说，我国中产阶级观念超前而实体规模滞后之间形成强烈对比，对此学界已有共识。而观念大于实体，特别是这多出来的部分，构成了本文的主要议题。我们将引进拉康(Jacques Lacan)和齐泽克(Slavoj Zizek)的幻象(Fantasy)概念，试图从全球化资本扩张的角度，对中产阶级问题作出一个说明。 二、中产阶级理论的核心问题 在讨论中产阶级观念之前，我们先简要回顾一下西方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马克思曾八十余次提到过中产阶级(陆梅44-45)，但这一概念并没有在他的阶级关系理论中起主导作用，这一点国内外学者都有相关概述。赖特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是趋向于两极分化的”(《阶级》8)。糜海波在《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中则认为，马克思的中间阶层是早期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同义词”(129)。《共产党宣言》指出，“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251)。因此，以小农阶级、小企业主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过渡’阶级”(赖特，《阶级》8)。三元阶级结构在这里并不稳定，而是向二元阶级结构转化，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无产阶级化”概念。也就是说，社会趋于两极分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产阶级必然的瓦解趋势，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的重大社会冲突、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李强，《当代》143)。 从上述概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二元阶级论。因此《共产党宣言》宣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斗争的历史(250-51)。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强调的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关系和社会冲突。然而，马克思阶级理论的这一核心内容在20世纪却遭遇了空前未有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现实和理论两个方面。首先，如前所述，20世纪西方国家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二战以后的社会阶级状况，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有了根本不同。当年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历史趋势，非但没有在西方主要工业国家中发生，相反，随着股份制公司的出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崛起，中间阶层迅猛增长，而且成扩大趋势。这便是米尔斯的“白领”中产阶级理论的社会背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虽然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也曾约略提及“中间阶级”有时也有扩张趋势，但赖特认为，这与马克思总体的阶级“理论探讨无关”(《阶级》17注2)。针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赖特将之概括为“中产阶级的困扰”(14)。对于这一矛盾现象，赖特以不占有生产资料却具备支配权力的“矛盾阶级定位”加以解释。具体说就是中产阶级有一种特殊的、在“阶级关系内的矛盾定位”(contradictory locations within class relations；19)。显然，这种强调支配权力的阶级概念有着浓厚的韦伯主义色彩。韦伯和涂尔干在马克思以冲突为核心的阶级理论之外，发展出以权力支配或职业分工为核心的“社会整合”理论(李强，《十讲》46)。与马克思生产关系决定阶级地位的想法不同，韦伯认为形成阶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权力关系至关重要；而功能主义者涂尔干则更为看重职业分工。从表面上看，这两种理论似乎更加贴近现实，也能更好地解释现代社会结构中人群的划分和阶层的变动。而在这两种理论框架中，中产阶级都是被当作缓和阶级冲突的“缓冲层”来对待的(李强，《当代》156)。而这种三元阶级理论所描述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橄榄型”社会：中产阶级被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和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就不断有人试图解决经典马克思主义二元阶级论与中产阶级现实的“困扰”，最早是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于1909年提出德国中产阶级是在扩张而非缩小。1912年和1937年德国社会学家莱德勒(Emil Lederer)两次指出，由职员和技术人员、办公人员构成的“新中产阶级”是一个具有特殊利益的阶层(李强，《当代》144-45)。接下来便是我们熟悉的米尔斯于1951年对“白领”阶层的研究，和1959年达伦多夫(Ralf G.Dahrendorf)对中产阶级群体细致的划分(李强，《十讲》55)。此外，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分别就中产阶级问题出版了多本重要的研究著作(86，217-30)。 但是上述这些理论对于所谓的“中产阶级困扰”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其中遗留的主要理论问题有两个。其一是关于中产阶级内部的构成问题。李强指出，中产阶级是否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吉登斯和戈德索普就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如果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则中产阶级稳定社会功能就有了依据。如果中产阶级是个四分五裂的阶级，则本身就矛盾重重，很难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当代》146)。于是，对中产阶级本身所进行的描述性分类研究又回到马克思的起点，最终仍然需要对阶层之间的关系加以说明。中产阶级介于社会上下层之间，它是整合了社会冲突，还是隐藏了更深刻的社会矛盾？这个“缓冲层”在什么样的范围内才是有效的？对社会的稳定作用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成立？上述理论对此并没有给出一个理想的答案。这种情况也应和了赖特对描述性阶级理论的批评，他认为这种“根据贫富差距的变化”而“划分出的不同阶级类型”，如同“根据人口分布变化而划分出的人口学类型一样”，不能给予我们对阶级本质的理解。因此他断言，这种“定性”的讨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方法》9)。 实际上，三元阶级论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它的理论症结，在于缺乏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如果仅仅将人们的视野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比如在西方发达国家之中，中产阶级确实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但是一旦引进全球化的概念，也就是说，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待阶级问题，那么中产阶级的社会作用，它是否还是“缓冲层”，就需要重新评估。可以这样说，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内部，它在某种意义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在上层和下层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火墙。但在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它无法避免国家之间的经济冲突。而这种冲突，很多理论家认为是明显地具有阶级冲突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是一种世界性的解决方案吗？也许它的调和性仅仅是一种虚幻的社会现象？ 在这里我们把问题转换为这样的表述：三元阶级论与二元阶级论这两种理论本身之间的关系如何？而这种关系与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阶级状况的差异是否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实际上，三元阶级论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一种对现存社会阶级状况的客观描述。相反，三元论中的中产阶级观念只不过是对二元阶级结构的一种修辞性表述。它绝不是我们的研究终点，而是起点。 三、世界体系理论与中产阶级 近年来在我国流行的世界体系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中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抛弃了现代性理论以时间为主轴，虚构现代社会如何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进步神话。它宣称，所有社会形态，无论现代还是传统，都处在同一时间平面上。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时间关系(如先进/落后、现代/传统、发达/不发达)，而是一种空间关系。这是一种全球平面图上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关系网络。核心地区指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地区，外围地区指非洲与其他地区的传统社会。 世界体系理论的方法论背景就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词的含义不是由词本身的性质，即它所代表的事物所决定的，而是由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对于沃勒斯坦而言，发达地区不是独立的分析单位，不发达地区也不是独立的分析单位。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是表面不同而实质上互为依存的单位，是核心与外围的关系。如果没有不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就不能存在，这与我们过去传统社会依赖现代社会启蒙的看法截然相反。发达地区反而更加依赖不发达地区，就像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人，失去奴隶就无法生存。这种非本质主义的“外因论”或“关系说”，是我们理解历史和社会现状的关键因素，也是我们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看作是理解单个社会阶层的理论前提。世界体系内部的各个因子，即各种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才是理解单独一个国家内部的中产阶级的真正钥匙。 中国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经历证实了这一点。与其说中国主动去融入世界，不如说世界体系根据自身补充营养和扩张的需要，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并使之扮演了一个提供劳动力资源、矿产资源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角色。没有这种资源和产品在体系中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世界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体系中所有社会都是现代的，无所谓现代与传统。可以说，“历史上只存在一个‘现代世界’”(沃勒斯坦7)。在这个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整体格局中，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或社会是发达还是不发达。也就是说，是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孰为现代、孰为传统。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并没有因为中产阶级的出现而消失，它只是以全球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阶级以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整个一个民族都动员起来，比如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提供沃尔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商品之时，工人阶级的内涵与外延已经膨胀到如此巨大的幅度，远远超出了当年马克思的想象。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一书中，已经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拉丁美洲在世界经济体制中的位置是如何成为它的“不发达的根源”的(26；多斯桑托斯336-83)；詹姆逊也曾预言，全球化的结果是出现一个“新型的世界无产阶级”(217；糜海波，《国外》216-29)。而伊格尔顿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亨特(Tristram Hunt)的话说，“对于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一事实，亨特的评论是：‘广东和上海的经济特区总让人不免想起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和格拉斯哥’”(伊格尔顿17)。而我们身处其中，反而对这样一个沉默不语的下层视而不见；也没有一个像狄更斯那样悲天悯人的作家，告诉我们富士康15连跳到底意味着什么。 如上所述，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阶级问题至关重要。由于全球化劳动分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将低端制造业的工厂外迁，并把科技信息产业的低端部分外包，使中国大陆与东南亚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成为“世界工厂”。这就是说，发达国家提供资本，不发达国家提供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商品生产。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生产中获取剩余价值之后，再通过货币等各种金融工具，对不发达国家通过劳动积累的财富进行再分配，以不为普通人所知的秘密方式进行财富转移。比如，作为世界储蓄货币的美元与欧元就是转移财富的一种方式，所谓铸币税就是指印钞国通过发行货币取得的巨额经济收益。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家之间的掠夺非但没有因为战争的减少而终止，反而愈演愈烈，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立观念现在以民族与国家利益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巴西经济学家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指出，国际冲突具有“阶级性”：“这不是两个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具有国际根基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以及由这两个阶级所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2-3)。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上，阶级并没有消失。在全球化时代，只是阶级对立的形式发生了转变，阶级作为人群发生了地理位移。 弗兰克将这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共生关系称之为依附性积累；而印度籍经济学家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则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所造成的不发达国家的持续贫困称之为“悲惨性成长”(或译“贫困化增长”；201)。这些学者从理论和事实两个方面都证实了阶级概念的现代民族表现形式。弗兰克在南美诸国经济的研究中认同“阶级分析从属于殖民地结构的分析”的论断，并提出“‘外部’交换对‘内部’生产或阶级决定性的问题”(4，6，11)。实际上，外包和低端制造业的利润极为低下，因为这些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被发达国家通过品牌、设计、物流、营销等一条龙产业整合而大量攫取。不发达国家得到的一点打工费和贱卖资源的收入仅够维持生存，无力再从事高端产业整合，这样的结果就是不发达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经济体。巴格沃蒂则描绘了另外一幅悲惨的图景：不发达的贸易地区如果仅维持劳动力比较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最终将降低本国收入，并产生巨大的地区贫富差异，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 实际上，弗兰克和巴格沃蒂所讨论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的现代版本。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劳动异化时说，劳动者所创造的产品越多，他的对立面就越强大，他的境况就越悲惨(45)。贫富分化现象是资本主义体制内部的必然性矛盾，并不会因为发达工业国家的进步而结束。相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使这种贫富分化现象扩展到全球，形成更大的规模，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 由此可见，由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工人阶级“外包”到不发达国家，将不发达国家的整个民族都变成了工人阶级。同时，发达国家通过金融运作再将不发达国家那点可怜的血汗钱以债务的形式转移回来，以贷款的形式发放给本国居民，使发达国家内部的工人阶级也成为有房有车的一族，或是报酬优渥的白领。总之，发达国家力图让本国全体国民上升为中产阶级。李强在评论世界体系理论时指出，“经济发达国家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而这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经济支撑，恰恰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剩余价值的转移。而经济不发达国家则由于转出巨额的剩余价值而形成了巨大的底层社会。”因此，“大量剩余价值通过不平等交换输送到了核心国家，其结果是我们为富裕国家培养着中产阶级，而形不成中产阶级在本国的主体地位”(《十讲》77-78)。这无疑是目前我国对于中产阶级问题最为尖锐而深刻的见解。 所以说，孤立地看待中产阶级，或仅仅以其收入、工作性质与生活方式对其进行界定，永远不能了解中产阶级的真相。这就像本质主义从事物的内部探讨事物的性质，完全不可能理解这个事物的实质。从实体的角度研究中产阶级，虽然在微观的社会学和统计学方面具有价值，但是从宏观理论上看，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视角，从而真正理解我们在世界经济体制内的位置和状况。前面提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中只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中产阶级这一中间项并不重要。依附性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关于全球范围内劳动分工和资源配置的观点，以及美元铸币税在世界范围内转移财富的现实，说明中产阶级是全球化劳动分工的产物，是世界经济结构化的结果。韦伯/涂尔干关于阶级的描述性分类理论说明的只是一国内部的阶级状况，他们无法说明中产阶级在国家之间的游走和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无法再将中产阶级仅仅理解为一个实体。新的理解方式必然更加重视中产阶级观念形成的“外部原因”，并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关系说”和“冲突论”为基础的阶级概念进行心理学补充。中产阶级并非如我们所善良地想象的那样，是解决贫富分化的有效方案。相反，中产阶级现象具有某种虚假性，从心理分析角度上说构成了一种虚幻的现实。从地球资源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根据西方社会学者杜宁(Alan Durning)的统计，如果整个世界的人口都变成中产阶级，即以美国工人阶级的“贫困线”为标准(10)，有一般的住房与汽车，那就要消耗7个地球的资源：“全球环境不可能支持我们当中的11亿人像美国消费者那样生活，更何况55亿人或以后至少可达到的80亿的人口？”(8)虽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估算，需要进一步的量化数据，但就现阶段而言，中产阶级的中国和中产阶级的非洲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的概念。可是我们却固执地抱有这一幻想，像卡列班(Caliban)一样不能接受丑陋的现实而执意追捧中产阶级观念，这到底是为什么？ 四、中产阶级观念作为整合现实阶级矛盾的幻象 至此，我们的讨论已经从对中产阶级的描述与统计、西方中产阶级崛起与经典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矛盾、世界经济范围内中产阶级的地理位移，到最后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我国中产阶级观念与中产阶级现状之间的落差，或者说，观念与现状之间是什么关系。显然，这两者不是一种同一性关系。中产阶级观念泛滥于大众传媒、影视作品、通俗文学和日常生活品味之中，形成一种强大的“中产话语”(凌燕233-42)。而中国城市化集中在沿海城市和内陆省会城市，如果除去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实际的城市化率远远不能达到现在公布的50%。对于这样一个比率，“中产阶级写作”可谓规模庞大。“从白领到成功人士，从小资到BOBO族、IF一族”，即所谓“国际自由人”，“媒体的喧嚣”使他们“成为一个处处可见的大众化群体”(凌燕242)。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中产阶级作为实体的相对弱小。戴锦华指出，中国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尝试‘喂养’、构造中国的中产阶级社群”：“种种话语实践凸现着一个形成之中的阶级文化；但除却优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确乎处在阶级急剧分化中的中国社会状况，却成了一个‘不可见’的事实”(37)。何晶认为，“中产阶层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群体，而是媒体依照自己的观察和想象在文本中建构起‘中产阶层’的形象”(5)。凌燕宣称，“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是生存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中，而是隐现于传媒中”(243)。可见人们几乎一致地看到，中产阶级观念在中国过于超前，远远大于现实。 为了解释这一观念与现实的落差，我们要引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概念——幻象。幻象是一个能够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连接起来的黏合剂。在幻象中，人们试图用心理现实去整合物理现实。不过理解拉康幻象概念的作用还要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谈起。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中描述了一种“噢嗒”游戏：他的一岁半的孙子十分“依恋他的母亲”，但当他母亲不在时却“从不哭叫”，而是自己玩一种游戏： 这孩子有一只木制的卷轴，上面缠着一根绳子，他从未想到可以将这只卷轴拖在地板上，比如当作一辆车子拖着玩。他只是抓起系在木轴上的绳子，提起木轴然后熟练地将它扔过用毯子蒙着的、自己的小摇床的栅栏，使木轴消失在小床里。与此同时，他嘴里喊着“噢—噢—噢—噢”。然后又抓着绳子把木轴从小床里拖出来，嘴里还一面高兴地叫着，“嗒！”(“在这儿”的意思)于是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游戏——丢失和寻回。(《后期著作选》12) 弗洛伊德的结论是：线轴替代了母亲，在重复母亲缺场的不愉快经验中得到乐趣(14)。拉康则更进一步，认为这种替代物就是语言。“噢嗒”游戏是语言习得的开始，是向符号界过渡的边界。儿童用语言符号的在场和缺场取代了母亲的在场与缺场。语言把自我带进一个全新的、由符号编织的网络世界之中。拉康是这样评价“噢嗒”游戏的：“这就是符号界的切入点；符号界在幼儿主体形成之前便已存在，而他必须将自己结构化，并与之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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