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资本市场、国际贸易失衡与个体福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完全论文,资本市场论文,福利论文,个体论文,国际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自2000年以来，全球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全球的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市场国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和以亚洲和石油输出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大量经常项目盈余。发达国家主要的经常项目赤字来自于美国。尽管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所降低，但是也高达6733亿美元（占该国GDP的4.7%），与其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对应的是其大量负的净储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常项目盈余自上个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迅猛的增加，其中亚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经常项目盈余最多，2008年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经常项目盈余达2824亿美元（占该地区GDP的5.8%），中东国家经常项目盈余3416亿美元（占该地区GDP的18.8%）。中国2008年经常项目盈余4261亿美元，占该年中国GDP的10%，相应中国出现了大量的正的净储蓄。与上述世界经济失衡伴随的是储蓄率的变化。世界的私人储蓄率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一直维持在20%左右，其中发达国家的私人储蓄率一直略低于20%，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私人储蓄率一直高于30%。
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都有很大发展，但是二者之间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距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Abiad等(2008)构造的金融自由化指标说明新兴市场国家和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自1973年以后金融自由化的程度不断提高，二者之间金融自由化差距的程度在过去的近30年中没有太大的变化。在货币政策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充分考虑汇率因素，这些国家都采取不同程度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一直以维持其自身GDP稳定增长和防止严重通货膨胀（下文简称通胀）为其货币政策的核心，在其各种货币政策中没有将稳定汇率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本文针对上述世界经济的特征，在无限期不确定的分析框架下，重点分析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对该国个体行为及国际贸易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 文献综述
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世界失衡的机制与原因。如Mann(2002)、Cline(2005)认为预算赤字是造成外部不平衡的重要因素，即孪生赤字假说。Lane和Milesi-Ferretti(2005)、Blanchard和Giavazzi(2002)认为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相对贬值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原因，即汇率贬值假说。Bernanke(2005)，Gruber和Kamin(2007)认为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储蓄过剩，即全球储蓄过剩假说。Dooley等(2004)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在外汇市场上大量购进美元以保持汇率稳定，增加的贸易盈余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失衡，即布雷顿森林体系Ⅱ假说。
上述研究都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个鲜明的差距，那就是二者之间资本市场成熟程度有着长期而持续的差距。随着世界经济失衡的进一步加剧，针对资本市场对国家贸易失衡的影响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很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金融发展程度的差别是造成世界失衡的主要原因，即形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优势假说，这也是本文的基本观点。
Svensson(1988、1989)认为不同的货币政策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产组合的影响最终决定了国际间的资本流动。该文在两期框架下完成了货币政策对贸易赤字的影响的分析，但没有详细解析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Willen(2004)从纯理论层面讨论了不完全资本市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认为更加完全的资本市场减少了个体储蓄的动机，从而引起该国国际贸易赤字。但是该文是在两期下完成，并仅仅是理论上的分析。我们的研究则主要在无限期的分析框架下进行，并进行了数值模拟以观察不同因素对国际贸易赤字和资本流动的影响。Gourinchas和Rey(2005)重点从历史和经验的角度研究了储蓄行为、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是如何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Caballero等(2008)从资产市场上资产的供给与需求角度研究了资本市场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认为全球经济失衡是资产市场需求和供给实现均衡结果的体现。但是该文是在确定性分析框架下完成的分析，我们的研究框架则是在不确定框架下完成的。此外Caballero等(2008)的文章主要从资产的供给方面进行分析，而我们的分析主要是从资产的需求角度分析。较为完整研究资本市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文献是Mendoza等(2009)，他们解释了在资本市场完全性不同的情况下国际资本流动的特征，认为资本市场发达国家会在全球配置风险资产，资本市场欠发达国家则主要通过向发达国家购买债券来输出资本，Mendoza等(2007)分析了金融全球化对金融欠发达地区的福利影响。李俊青(2008)也讨论了一国资本市场完全性对该国贸易状况的影响，但是该文是在两期一般均衡框架进行的解析分析，没有涉及无限期一般均衡的分析，也没有分析在本文中讨论的货币政策等因素对人选择行为的影响。此外，祝丹涛(2008)也定性讨论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王自锋等(2009)讨论中美金融市场差异以及经济增长率差异给两国贸易产生的影响，但该文的分析主要是在Caballero等(2008)的框架下完成的。
本文在存在宏观经济风险的假设下展开对国际贸易失衡的研究，在借鉴Svensson(1988、1989)对两贸易国之间货币政策组合的分类方法之后，本文引入了对不同货币政策的讨论，使得我们可以考察两国之间不同货币政策对名义债券的实际收益造成的影响，从而考察不同货币政策组合对个体资产选择和国际贸易失衡的影响。针对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本文还给出贫富差距对国际贸易余额的影响。
本文以下安排为：第三部分建立主要分析模型；第四部分为数值模拟结果；第五部分给出结论及政策建议。
三基本模型
本节描述模型的基本环境设定、模型的构造以及市场的出清条件。
（一）基本环境
6.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本文中不完全市场程度的刻画参考Mendoza等(2009)。如果资本市场是完全的，那么对居民可以获得的可行资产（如各种商业保险产品以及政府提供的非商业性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没有限制，个体能够对所有微观状态风险进行完全的保险。然而，因为市场的摩擦，每一个国家可行的资产集合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由于不同国家对外生风险的法律核查能力是不一样的，这就会造成金融资产契约的执行有很大的不同，从而造成个体实际金融资产集合在不同国家有很大的差别。非负参数
刻画了第一国与第二国执行金融契约能力的程度，该值越大说明市场完全程度越高。
（二）个体最优化问题及其市场均衡条件
四 数据模拟
本节研究该模型的数值分析结果，进行相关的比较静态分析，以研究不同宏观经济参数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主要对开放经济环境下的个体行为进行讨论。②在开放经济情况下，我们使用的是两国模型，第一国参数参考使用成熟市场国家（如美国）的参数，第二国的经济参数参考使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参数。此时重点分析货币政策组合、资本市场完全程度以及贫富差距对两国资本流动、国际贸易失衡、个体消费和福利等方面的影响。下面所有分析中个体特征参数均采用β=0.925，σ=1.5。③
（一）不同货币政策组合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分析
货币政策可以分为独立性货币政策和协调性货币政策，根据这些货币政策进行组合，以考察货币政策对两国债券买卖、贸易赤字和个体福利的影响。
我们重点讨论以下四种比较典型的两国货币政策组合。组合一：两国都采用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组合二：第一国采用稳定价格的货币政策，第二国采用稳定名义GDP的货币政策；组合三：两国都采用稳定名义GDP的货币政策；组合四：第一国采用稳定名义GDP的政策，第二国采用单边钉住的货币政策。
由于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各国在不同的宏观产出下的物价水平并不是一样的，那么国内外发行的名义债券虽然都承诺下期支付一单位名义货币，但是这些债券的实际购买力（即实际收益）并不是1。表1总结了两国采取不同货币政策时，本国债券和国外债券的实际收益情况，其中两国的产出都是在好宏观状态下产出为1.02，差宏观经济状态下产出为0.98。
在讨论货币政策组合对两国个体行为的影响时，我们设定两国除了货币政策各自可能有所不同外，其他经济环境的参数两国都一样，以便单独考察货币政策对两国个体行为的影响。这些参数设定见表2。
下面重点讨论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各国买卖本国债券和外国债券的数量，用以说明两国间的资本流动以及对一国经常项目状况和个体福利的影响。计算结果见表3。
1.第一种货币政策组合下个体行为分析。此时，两个国家的债券没有受到通胀的干扰，所以两个债券都是无风险收益债券，并且两个债券的实际收益是一样的。在gg和bb宏观经济状态下，由于两个国家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在全球债券市场均衡的约束下，两国个体都不会买卖第一国债券和第二国债券，两种债券在这种情况下的交易量为零，两国个体的福利水平也一样，相应的两国贸易赤字也为零。在gb宏观经济状态下，由于第一个国家比第二国有较高的劳动收入禀赋，所以第一个国家会购买债券（由于两个债券是一样的，所以两种债券的购买量(0.0124)是一样的），同时，第一国出现贸易盈余(-0.0247)。相应的第二个国家会卖出两种债券，第二国出现贸易赤字(0.0247)，由于第一国的劳动禀赋大于第二国，所以，第一国的消费(1.0216)也大于第二国的消费(0.9784)。最终使得第一国的福利(-0.5638)优于第二国的福利(-0.6920)。在bg宏观经济状态下，债券买卖、贸易赤字和个体福利正好相反。
当剔除了劳动收入禀赋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后，即在两国个体的劳动收入禀赋相同的情况下，如第一国个体在gb状态下而第二国在bg状态下，或者第一国个体在bg状态下而第二国在gb状态下，单独观察货币政策对个体福利的影响时，由于两国的债券对两国个体消费的平滑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在两国都采取钉住通胀的货币政策时，两国的福利表现都是一样的。
2.第二种货币政策组合下个体行为分析。第一国的债券是无风险债券，第二国家的债券实际上是一个随着该国产出变动而变动的风险债券，这样如果只有第一国债券，该债券对两国个体而言都是完全相同的无风险债券，所以两国不会有对第一国债券的买卖。如果存在第二国的债券，由于第二国的债券的收益与第二国的产出完全正相关，所以第二国总体会卖空第二国债券。由于第一国产出与第二国的债券收益不是完全相关，具有一定的对冲性，所以第一国一定会购买第二国的债券（在四种宏观状态组合下，第一国对第二国债券的购买量都是正值），相应的第二国只有卖出第二国的债券（在四种宏观状态组合下，第二国对第二国债券的购买量都是负值）。第一国为了平衡其进口的债券，必须出口本国的债券或者商品（或者同时出口本国的债券和商品）进行平衡，所以理论上第一国对本国债券的买卖方向是不确定的，对应的第二国对第一国债券的买卖方向也是不确定的。从实际数据模拟的角度，在大多数宏观经济形式下，第一国通过卖空第一国的债券来为自己进口的第二国债券进行了部分融资。在gg、bb和gb的情况下，第一国都出现了贸易盈余，第二国都出现了贸易赤字。在bg的情况下，第一国出现了贸易赤字，第二国出现了贸易盈余，这主要是由于此时第二国的劳动禀赋大于第一国的劳动收入禀赋的结果。由于第一国债券和第二国债券都可以对第一国的劳动收入禀赋产生对冲作用，而只有第一国债券能对第二国的劳动收入禀赋产生对冲作用。在这种货币政策下，整个金融环境对第一国居民相对更有利，第一国个体的福利在各种宏观经济环境下基本都好于第二国个体的福利。
3.第三种货币政策组合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此时第一国债券的实际收益是随着第一国的实际产出而波动的，第二国债券的实际收益随第二国产出的波动而波动。由于第一国的产出与第二国的债券具有对冲性，而与第一国的债券完全相关，所以，不论何种宏观经济状态，第一国会购买第二国的债券，而卖空第一国的债券。同理，不论何种宏观经济状态，第二国会购买第一国的债券，而卖空第二国的债券。
在gg和bb情况下，两国基本上是以卖出本国债券来为其买入的其他国家的债券进行融资，并且这两种债券的买卖数量基本相等，所以两国只会出现数量很小的经常项目赤字或者盈余。但是在gb情况下，由于第一国的劳动收入禀赋大于第二国，其买入的第二国债券(0.0365)要远大于其卖出的第一国债券(-0.0111)，在资本项目下，第一国是资本流出国，相应的该国在经常项目下会出现贸易盈余(0.0254)。当出现bg的情况，两国的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状况的表现和上述相反。
由于在这种货币政策组合下，第二国的个体只能通过购买第一国的债券来平滑自己的消费，第一国的个体只能通过购买第二国的债券来平滑自己的消费，两国个体面对的金融环境是一样的，所以两国的福利表现在gg和bb情况下基本相同，当第一国在gb状态而第二国在bg状态下时，两国个体的劳动收入禀赋相同，即剔除了劳动收入禀赋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后，两国个体福利也基本相同。当两国处于gb状态下，第一国的福利要好于第二国，在bg的情况下，第二国的福利要好于第一国，这主要是由于劳动收入禀赋差异造成的结果。
4.第四种货币政策组合对个体行为的影响。第一国的债券等价于第二国的债券，并且两种债券的实际收益随同第一国产出一起波动，所以两国的债券都等价于随第一国产出一起波动的风险债券。这样，两国的债券都能很好地对冲第二国的产出，第二国会买入第一国和第二国的债券，资本项目处于流出的状态，相应的经常项目出现盈余。由于这种货币政策组合使得第二国有动力购买第一国和第二国的债券，同上述货币政策组合相比，此时第二国更容易出现贸易盈余并且贸易盈余的量也是最大的；对应的第一国会卖出第一国和第二国的债券，资本项目处于流入的状态，相应的经常项目出现赤字，此时第一国也比其他货币政策组合下更容易出现贸易赤字并且贸易赤字数量也是最大。
由于在这种货币政策组合下，第二国可以使用第一国和第二国的债券对冲其劳动收入禀赋，而两国的债券实际收益同第一国的劳动收入禀赋完全正相关，第一国没有金融产品对冲其风险。所以在这种货币政策组合下，金融环境对钉住汇率的国家是非常有利的，最终使得第二国个体在剔除了劳动收入禀赋不同所造成的影响后，即在两国个体劳动收入禀赋相同的基础上，各种状态下的福利都好于第一国个体的福利。
综合而言，在其他国家采取钉住名义GDP的政策时，那些采取单边钉住货币政策的国家更容易出现更大的资本流出和相应的经常项目的贸易盈余。同时，由于采取单边钉住货币政策国家的个体会面对着更加丰富的金融品种，所以该国个体的福利有所增加。具体就中国与美国来讲，如果中国政府更加倾向于采取钉住美元的货币政策，则中国更容易出现贸易盈余，美国更容易出现贸易赤字。
在现实世界中，麦金农将这一现象称之为事实上的美元本位制，他认为，世界经济失衡的不断加剧是美元体系的必然产物。在以美元本位制为特征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国仍然承继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地位。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下的中心作用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提供了作为国际货币载体的美元资产工具；二是提供了资源配置发达和有效率的金融交易市场。利用这两项优势，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反而为其国际头寸创造了有利地位。在失去了黄金兑换的约束后，美国更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证内部平衡，而把外部失衡调节的压力丢给需要美元作为国际储备的贸易伙伴来解决。
（二）不同的资本市场完全性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分析
在实践中，由于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汇率政策采取钉住美元的政策，而美国更加关注本国货币增量的稳定性，所以本节重点考察在上述第四种货币政策组合下，资本市场差异（Φ值的变动）对两国经常项目赤字以及个体福利等方面的影响。此时两国所处的经济环境除Φ值发生变动外，两国的其他的经济参数都是一样的，除Φ值之外的参数设定如表4。
模拟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表5表示Φ值变动对第一国经济的影响。表6表示Φ值变动对第二国经济的影响。
可以看到当第二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从0.5降低到0.3时，其个体通过资本市场对冲各个状态下劳动收入的能力大为减弱，面临了更大的财富波动，风险的增加会导致该国个体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数量。表5和表6中b2的数值变化说明第二国在两种债券上（在所有的宏观经济状态下）的购买量都大大地增加了，第一国在两种债券上的卖出量也大大增加了，即资本从第二国大量流入第一国，同时较高的储蓄压低了两国债券的利率。
由于第一国大量的资本项目下的资本流入，导致该国出现了很大的贸易赤字，例如在gg状态下，当第二国的Φ从0.5减低到0.3时，第一国的贸易赤字从0.0206巨幅增加到0.3418（见表5），相应第二国迅速增加了贸易盈余的数量。在其他宏观状态下，也有类似的结果。可以看出第二国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的减弱对资本流动和经常项目的影响比上述任何货币政策造成的影响都大很多。
此时，由于第二国个体在较低的Φ值时面临了更大的消费风险，其消费波动大大增加了（例如在gg状态下，消费的波动从0.2731增加到0.3822），这大大降低了该国个体终生的效用值（例如在gg状态下，第二国个体福利从-0.5800大幅降低到-0.9494）。虽然利率下降，但模拟结果显示由于第一国个体卖空了大量的债券，所以每一期需要偿还更多的债券利息，这就导致在无限期均衡模型中，第一国的消费减少（在gg状态下从1.0190减少到1.0029），从而降低了第一国个体的福利。但是从福利降低的幅度来看，第二国Φ的降低对第二国个体福利的影响要比第一国福利的影响大很多。
当我们进一步降低第二国的Φ值时（如Φ值减少至0），两国债券利率会由于第二国更加旺盛的储蓄需求而进一步降低。第二国的经常项目盈余（第一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进一步扩大，第二国的福利水平大幅度减少（第一国个体的福利也会进一步减少，但是减少的幅度没有第二国减少的大）。
当我们同时降低两国的Φ分别至0.2和0时，两国个体都增加了预防性储蓄的需求，这会进一步降低两国债券的利率。此时两国资本市场的差距（两国Φ值的差距为0.2）同两国资本市场不完全性分别是0.5和0.3时的差距一样（两国Φ值的差距也为0.2），所以同两国Φ分别是0.5和0.3情况下的贸易赤字相比，此时第一国的贸易赤字（第二国的贸易盈余）并没有显著的变化。由于两国个体抵抗劳动收入禀赋波动的能力都减弱了，这增加了两国个体消费的波动，使得两国个体的福利都减少了。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是造成两国个体行为差异非常重要的原因。两国资本市场的差异越大，两国之间贸易不平衡的程度越大。即如果两国资本市场的完全性同时增加或者减少，两国资本市场完全性的差距没有变化，那么不会显著的改变资本流动和经常项目盈余（或者赤字）的大小。但是如果在保持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完全性不变的情况下，单独减少某个国家资本市场完全性，也就是拉大不同国家之间资本市场完全性的差距，则会显著地减少资本市场完全性较低国家个体对冲消费风险的能力，增加个体预防性储蓄，降低利率水平，同时削弱个体的福利水平，并且Φ值对个体福利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Φ值的降低会加速降低个体福利水平。
上述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家表现的大量储蓄（购买债券）与现实中国（东亚）的实际表现基本一致。很多学者对此进行的经验分析也支持了我们的模拟结果，如Modigliani和Cao(2004)、Kuijs(2005)、任若恩和覃筱(2006)、樊纲等(2009)等都认为中国的储蓄率一直较高，尤其是2000年以后，王弟海和龚六堂(2007)甚至认为2005年的储蓄率达51%。袁志刚和宋铮(1999)、刘建国(1999)、Chamon和Prasad(2008)认为中国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所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增加以及流动性约束的存在是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与中国的高储蓄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储蓄率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在不断减少，在2005年甚至出现过-2.7%的居民储蓄率，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才促使美国的储蓄率在2009年初达到4.4%。
很多学者分析了东亚（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个体平滑消费能力的影响，认为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使得个体在消费风险的分担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减少了个体的福利。这些都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如郑海青(2008)认为东亚区域资本市场在平滑GDP冲击方面的作用非常小，消费风险分担程度也相当低。Kim等(2006)同样对东亚10国的消费风险分担能力进行了研究，表明这些地区居民风险分担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些地区个体80%的GDP波动风险没有被平滑，资本市场对居民的平滑消费的作用非常小。Xu(2008)分析了中国的消费分担程度，表明中国跨省之间的风险分担能力远小于美国以及加拿大跨州之间的风险分担能力。中国居民有很强烈的动机来为个体的异质风险冲击购买保险。Ho等(2008)认为中国的跨省和跨时的消费平滑能力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有时甚至低于OECD国家跨国之间的平滑消费能力。该文还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到转型经济的改变并没有显著提高居民的平滑消费能力，在改革后期平滑消费的能力甚至还变得更弱，这些也表明中国减少消费波动的潜在福利非常大。相对亚洲而言，美国资本市场分担个体消费风险的能力较强，如Asdrubali等(1996)认为在1963～1990年美国各州居民的收入波动有39%被资本市场平滑，13%被联邦政府的税收、转移支付和以国家补助的方式进行了平滑，23%被信贷市场平滑，剩下的只有25%的风险没有被平滑。Canova和Ravn(1996)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国家，人口、财政和货币冲击造成的总量宏观消费风险基本上也被对冲平滑了。他的结论同Obstfeld(1993)、Kollmann(1995)的结论基本一致，也与Devereux等(1992)认为欧共体国家之间具有很高的风险分担能力的结论非常类似。
下面我们讨论两国贫富差距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即考察Δ变动对个体行为的影响。除Δ之外的参数设定如表7。
当我们同时增加两个国家各自的贫富差距（两国的Δ都从0.5增加到0.55）时，两国个体都面对更大的劳动禀赋风险，所以两国个体都有增加预防性储蓄的要求，增加两国债券的购买，这会压低两国债券利率（例如在gg情况下，利率从0.0420降低到0.0340）。同时第二国买入更多的两国债券，导致第二国有更大的经常项目顺差（例如在gg情况下，经常项目顺差从0.5109增加到0.5416）。同时第一国卖出了更多的两国债券，第一国出现更大的经常项目逆差。即两国贫富差距的同时增加会加剧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程度，也使得两国个体的消费波动增加，降低了两国个体的福利（例如在gg状态下，第一国个体的福利从-0.9631降低到-1.0589）。
当我们降低第一国的贫富差距（Δ为0.45），增加第二国的贫富差距（Δ为0.55）时，④第二国相对第一国更加明显的贫富差距使得第二国个体相对第一国更加倾向于购买债券进行预防性储蓄，所以导致第二国的经常项目盈余进一步加大（如在gg情况下，第二国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到-0.5695）。
尽管同资本市场不完全性相比，贫富差距对贸易赤字的影响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两国同时增加的贫富差距，或者拉大两国贫富差距的水平都会加大世界贸易的不平衡。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无限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及其数值模拟，我们发现：一国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开放情况下会显著影响国际资本流动和各国经常项目状况，同时不同的货币政策组合等因素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各国个体的行为及国家间的贸易失衡情况。加剧世界贸易不平衡的因素从最强到最弱的排序依次是：资本市场的完全性减少，两国贫富差距的增加和单边钉住的汇率政策。在所有因素中，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是影响债券利率水平和个体福利水平的最大因素。影响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是，不论是货币政策的差异还是贫富差距扩大本质都是改变了个体财富的波动情况，从而影响个体的预防性储蓄数量，改变个体的当期消费和一国国际贸易大小，而资本市场的发展能够从根本上对冲个体的宏观和微观风险，缩小个体的财富波动。所以，进行资本市场的深化，完备资本市场，会大大减少个体财富的波动，从而更加明显的改善个体的消费波动和国家贸易盈余的数量。
具体而言，资本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个体行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国资本市场的差距越大，两国的贸易越不平衡，资本市场越不完全，国家的个体越会明显增加其预防性储蓄，使得资金从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以购买债券的形式流向了发达的国家，促使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出现贸易赤字，而不发达的国家出现贸易盈余。并且由于不完全的资本市场使得该国个体的消费波动增加，显著减低了该国个体的福利。
此外，一国的贫富差距加大也会促使该国个体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加大该国的贸易盈余，增加世界贸易的不平衡程度，降低该国个体的福利。
不同的货币政策组合会使得各国发行的名义无风险债券的实际收益表现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影响个体行为和国家贸易状态。其中钉住汇率的货币政策会倾向于使该国出现一定程度的贸易盈余，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并不是很大。
从长期看，改善市场贸易不平衡的主要途径是减少世界各国资本市场发展之间的差距，尤其在金融市场欠发达地区，发展各种商业保险产品或者政府提供非商业性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提高居民平滑各个状态之间消费的能力，不仅对世界长期的贸易平衡有好处，也能降低各国个体的消费波动，增加个体的福利。同时，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减少贫富差距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体的福利，减少世界贸易的不平衡。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钉住汇率的货币政策会对世界贸易的不平衡造成一定的影响，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因素并不是影响世界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它的影响很有限。减少世界贸易不平衡的根本出路还是在于减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的差异。
（截稿：2010年6月）
注释：
①阿罗证券：又称纯证券，该证券约定在某一特定的状态发生时，交割一单位的购买力（货币）。如果该状态没有发生，则该证券的持有者什么也得不到。
②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没有给出个体决策模拟计算所使用的最优化方程、整个经济系统的静态均衡求解步骤，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③本文β=0.925的取值主要参考了Mendoza等(2009)的取值，关于σ的取值，很多学者对σ进行了估计，普遍认为理论上在1～4之间，本文参考李俊青和韩其恒(2009)中σ=1.5。
④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公民的人均收入有很大的发展的同时，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出现了显著上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和城镇家庭调查的全部数据得到的测算结果显示，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30.9%上升到2007年的46.9%（世界银行，2009）。利用最近年份有全国代表性的大规模家庭水平的数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最穷的10%的人口占总体收入比例只有1.8%，而最富的10%的人口占总体收入比例达到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