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后期士林中的退隐之风与文学创作的新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汉论文,之风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后期论文,士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2)05-0047-05
一、政治焦虑与士林隐逸之风
为适应大一统政权对思想一统的需要，董仲舒主张独尊儒术，其中对士人命运最有影响的措施，是设学校，立博士弟子举郡国贤良之士，使入太学，授以经术，学而优者入仕。（注：周予同《〈春秋〉与〈春秋〉学》认为：“董仲舒主张尊崇孔学罢黜百家，还只是表面的文章；最有关于中国社会组织的，是他主张设学校，立博士弟子，变春秋战国的‘私学’为‘官学’，使地主阶级的弟子套上‘太学生’的外衣，化身为官僚，由经济权的获取进而谋教育权的建立与政治权利的分润。说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同时武帝从仲舒言，于元光元年始，以察举制岁举一科，作为选官常制。（注：“察举制”是指统治者依照德行、经术、文法和政略标准，自下而上录用文官的制度，通过这一制度，无任何政治背景的平民、贫民以24.4%的比例，经孝廉一途经常地加入政府，并能得到升迁高位的机会。参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察举制度虽然在文帝时已经产生，但作为仕进常制却在武帝时。从元光元年始实行岁举孝廉一科，察举制就以选官常制登上了汉代仕进的舞台，成为两汉仕进制度的主体。参黄留珠《春汉仕进制度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6页。）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游走于诸侯之门的士人大量地为中央集权的政治所吸纳，并被紧紧地控制在强有力的君权之下，为之所用。这也意味着汉初“游士”时代的终结。（注：参于迎春《秦汉士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5页。）士人没有了干仕无门的痛苦，付出的却是失去个体独立性的代价。平民身份的“游士”逐渐演化为学仕相兼的“士大夫”。（注：参阎步克《士·事·师论——社会分化与中国古代知识群体的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西汉后期，社会进一步儒学化，君本臣末的关系基础上士大夫阶层的价值取向与君权的至高无上之间的矛盾必然地愈来愈突出。他们抱着“通经致用”的理想，欲大有作为，然而，他们必需绝对服从毫无限制的君权，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言必得咎、机网密布的政治艰危。同时他们还要面对外戚宦竖专权的黑暗现实。号称治世的武帝朝，因言语小故，下吏诛罚者甚众，“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注：《汉书·杜周传》，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引《汉书》同此。）；“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株连族灭者成千累万（注：《汉书·车千秋传》。）。从昭、宣时起，血淋淋的教训更多。成帝时梅福上书曰：“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又加戮焉。……愚者蒙戮，则知士深退。间者愚民上疏，多触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众。自阳朔以来，天下以言为讳，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顺上指，莫有执正……天下以言为戒”。（注：《汉书·梅福传》。）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自宣帝以来丞相一职共16人，忤逆皇帝而下狱或自杀的3人，因故罢免的亦有6人之多。二千石以下官员遭贬杀者更是不胜枚举。今据《汉书》所载，举其著者如下表：
姓名
时代
官职
获罪原因 结局
萧望之 宣元成 御史大夫、 弘恭等谗害
被迫自杀
太子太傅
匡 衡 宣元成 丞相奏衡专地盗土
罢免
王 商 宣元成 丞相遭人弹劾免相，吐血薨
薛广德 宣元 御史大夫
辞病
罢免
翟方进 宣元成 丞相灾星出，须有大 被迫自杀
臣代替皇帝死
盖宽饶
宣 郎中户将、 劝帝行儒术，怨 下狱后自杀
卫司马
谤中书宦官
贾捐之 宣元 待诏言事忤逆石显
弃市
杨 恽
宣 光禄勋
言行特异，
腰折
恃才放狂
石 显 宣元成 中书令
专权，积怨大臣 令自杀于公车
刘 向 宣元成 校书郎，
言灾异以切谏， 两度入狱
宗正弘恭谗害
京 房 元成 御史大夫
言灾异以厉谏
弃市
鲍 宣 成哀平 谏大夫、
屡次厉谏，
下狱，大学生千余人
司隶忤逆权臣上书救宣，减死一等
。坐系狱，自杀
韩延寿 昭宣元 左冯翊
遭萧望之弹劾
弃市
王 嘉 成哀 丞相进谏
下狱死
在这之后，文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应付现实，一部分人如谷永等选择了“曲学以阿世”的可耻行径，阿附权贵，失去了士人应有的操行。一部分人则抽身退隐，远离政治漩涡。这其中又有“朝隐”和“退隐”之别。所谓“朝隐”，即虽在朝廷而并不参与朝政，而是专心研究经术，心有旁骛。如夏侯胜，宣帝时因批评武帝穷兵黩武，言辞过激而系狱，后遇大赦，任谏大夫给事中，便惩于“前事”，缄口不言，“撰《尚书》、《论语》说”而终。还有袭舍，据《汉书》本传，“舍通五经，以《鲁诗》教授。”哀帝时“征为谏大夫，病免。复征为博士，又病去。顷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为太山太守……既至数月，上书乞骸骨。上征舍，至京兆东湖界，固称病笃。天子使使者收印绶，拜舍为光禄大夫。数赐知，舍终不肯起，乃遣归”。以研经著述终其生。此所谓“朝隐”。这类士大夫深知宦海浮沉的艰危，然而又不敢借故引退，生怕被皇帝识破，引来杀身之祸。他们的政治焦虑，诚如龚遂所言：“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奈何？”（《汉书·循吏传》）。
“退隐”，则是迫于政局的动荡而造成的政治焦虑，干脆选择抽身而退、保全性命。如王吉，昭宣之际以齐《论语》擢博士谏大夫，曾屡次上书，倡言礼治、任贤及重农抑商。宣帝以其言迂阔，不甚宠异。王吉由是谢病辞官，终老乡里（《汉书》本传）。再如疏广，宣帝时以善《春秋》为博士太中大夫、太傅等职，“见器重，数受赏赐”。其侄疏受同时为太子少傅，“朝廷以为荣”。然而，政治焦虑迫使正值仕途通达的疏广对疏受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以寿命终，不亦善乎！”于是“父子俱移病”而退隐（《汉书》本传）。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西汉后期士林中兴起的这种隐退之风，对通经致用、积极入世的经术之士来说，意味着在现实面前碰壁之后的自我价值观的调整，而从儒道思想的消长来说，则意味着道家思想的重新抬头，意味着道家思想从此成为士人安顿失意心灵的重要居所而得到空前的重视。
然而通经致用和忧谗畏祸的心理矛盾，决定了西汉后期士人的“隐退”并不是后世文人那样的心甘情愿和真正意义上的隐居，而是在对政治疏远的淡漠表面下，包裹着关心现实的热忱。即所谓冷眼热肠、忧愤哀怨，这一不同也构成了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主调。
二、士大夫的精神超越
面对上述时代风气，士人借以逃避和超越现实的方式，大多是研究经典和授徒述学。然而也有一些人选择了“发愤著书”、“发愤抒情”的方式，进行灵魂的自救和自我价值的升华。“寡所舒其思虑兮，专发愤乎音声”（王褒《洞箫赋》）；“遭纷逢凶，蹇离尤兮。垂文扬采，遗将来兮”（刘向《九叹》）。这一方面表明了肇始于先秦的“立言”价值观在汉代士人中的延续，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由屈原明确提出的“发愤抒情”的文学价值观在汉代的真正复活。这一传统的复活，意味着文学作为乱世里心灵无处安顿的士人“聊以自救”的手段，真正会成为哪怕是暂离功利的抒情文学本体。焦延寿和扬雄就是两个典型的个案。
据《汉书·京房传》及《儒林传》，焦延寿，字赣（贡），梁人，少家贫，以好学得辛梁王（按此梁王当为梁敬王刘定国）。王给资用，令其极意于学。后为郡史，补小黄县令。能禁奸邪，盗贼不发。爱养吏民，化行县中，绩当升迁，县中民众，上书请留。天子诏增秩，乃留。
《汉书·儒林传》载：“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焦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由此可以看出，焦氏之学，“独得隐士之说”，因其与正统易学相去甚远，以至于同时人疑其师承。他一生“或出或处”，甘于沉沦下僚，对政治的黑暗与文人的危险处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用《易》占为缘饰，自开“隐士之说”，也就不足为怪了。
焦延寿为《易》学家而带有神秘色彩，所以以往不以文学家面世，其生平事迹亦在文学史家视野之外。但焦延寿是用四言诗的形式“明人事”、“推天道”的。这一点，已为明清时的杨慎、钟惺、谭元春诸人，以及近代的闻一多等学者所肯定。杨、钟、谭三人选录《易林》中之艺术性高者入古诗选本。杨慎《升庵集》卷五三云：“《焦氏易林》，西京文辞也，辞皆古韵，与《毛诗》、《楚辞》叶音相合，或似诗，或似乐府童谣，观者但以占卜书视之，过矣！”钟惺、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说：“焦延寿用韵语作易占，盖仿古繇辞……可纯乎四言者，以存汉诗一派。”闻一多作《易林琼枝》以彰显其作诗之意，认为：“《易林》用《诗》多于《易》，盖事虽《易》，其辞则《诗》也……亦自认为诗，故曰：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大有之贲）。”（注：《闻一多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卷，第65页。）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易林》中部分作品的文学性，他总结说：
《易林》之作，为占卜也。诏告休咎，不必工于语言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诗教》下所谓：“焦贡之《易林》、史游之《急就》，经部韵言之不涉于诗也。”顾乃白稚之筮出以黄绢之词，则主旨虽示吉凶，而亦借以刻意为文，流露所谓“造艺意愿”。已越“经部韵言”之境而“涉于诗”域，诗家只有愕叹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岂能痛诘何故而坚拒之哉！
钱氏指出焦贡借卜筮而“刻意为文”，并从中流露出寻求超越的“造艺意愿”，和“涉于诗域”作诗的动机，是十分敏锐的。因此称焦延寿为隐逸之风中的文学家，亦不为过。
扬雄生活在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一生经历元、成、平、莽时期。其思想及创作可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31岁前后，为其早期，居蜀，“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作《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等。借屈原之事以自况，表达自己身处衰危之世而不能施展抱负的忧怨心态。42岁至京师后，为其中期。受帝赏识，献《羽猎》、《甘泉》、《长杨》、《河东》等赋作。表示他在思想上积极入世，试图以辞赋之讽颂，即“美刺”来劝谏君王，然而却不能奏效。46岁以后为其思想和创作的转变期。46岁时作《都酒赋》，51岁时作《太玄》、《解嘲》、《解难》、《太玄赋》，65岁作《逐贫赋》。（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扬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急剧变化的形象记录。受汉末隐逸之风的影响，道家的隐士思想在其儒道冲突的世界观中占了上风（扬雄早年曾从蜀中隐士严君平受学，本受老氏学说之沾溉）。其作品也一反前期的模拟之风，针贬时弊，关心现实，语言风格上也表现出平易幽默等特点。事实上，在这时，扬雄的文学创作和焦延寿一样，体现着西汉后期文学自嘲与解嘲，救人与救己的新的走向。
以下我们试从具体作品的比较分析来寻绎其发生的轨迹。
三、作忧患语
西汉政治“衰于元、成、坏于哀、平”（《汉书·佞幸传》赞语）。焦延寿大约生活在公元前96年至公元前20年，身历武、昭、宣、元、成五代（注：陈良运《〈焦氏易林〉的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281页。），目睹了西汉王朝从强盛逐渐走向衰弱的过程，他长期任地方小官，与社会接触较广泛、较深刻，深知隐藏在太平盛世背后的种种危机，对当时的社会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内心充满了深沉的忧患意识。昭、宣时代，西汉虽然继续向前发展，但社会的种种危机已经显露出来。外戚当政、土地兼并、横征暴敛，加上连年的天灾，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家破人亡、如困水火。但统治者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的腐败靡烂和荒淫贪戾的一贯行为，更没有引起任何的警惕。焦延寿深知政治险恶而无力改变现实，所以冷眼热肠，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深地印在他充满忧惧的心灵里，化为忧患语，在作品中以隐忍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易林》中，这样的忧患之语举不胜举。如：《大有》之《贲》：“楚乌逢矢，不可久放。离居无群，意昧精丧。作此哀诗，以告孔忧。”《小畜》之《蛊》：“寄生无根，如过浮云；本立不固，斯须落去，更为枯树。”《乾》之《谦》：“山险难登，涧中多石。车驰
击，载重伤轴。担负差踬，跌踒右足。”《乾》之《大壮》：“隙大墙坏，蠹众木折。狼虎为政，天降罪罚。高弑望夷，胡亥以毙。”
比上列语句中，已经足以看出作者畏谗惧祸、隐退全身的心态与伤时悯政的批判精神。《易·系辞传》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故《乾卦》云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易林》的作者正是继承了上述传统。因此发为忧患语，就有真实、沉郁、愤慨的语体特点。同时的辞赋中也具有这样的倾向，如扬雄的《逐贫赋》、《都酒赋》（注：参赵逵夫注《都酒赋》，见夏传才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先秦两汉三国六朝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刘向的《围棋赋》等就是如此。扬雄《逐贫赋》云：
扬子循世，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邻垣乞儿，终贫且窭。礼薄义蔽，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呼贫与语：“汝在六极，投弃荒遐。……人皆文绣，余褐不完。人皆稻梁，我独藜餐。贫无宝玩，何以接欢。宗室之燕，为乐不槃。徒行负赁，出处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体露肌。朋友道绝，进官凌迟，厥咎安在，职汝为之。……”
在扬雄，则明确主张“遁世”而“离俗独处”，过隐居的生活。同时，这一段所写的普通人的贫困与统治者的奢侈在当时是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都酒赋》是一篇俗赋作品，写水瓶与鸱夷（一种酒器）的争论，而由都酒（一种用来盛酒的大容器）作调停。今所存只是鸱夷所说的一段。鸱夷自然是夸耀自己的尊荣和达观，嘲笑水瓶卑贱愚腐，但客观上表现了明哲保身、及时行乐的“朝隐”者和克勤克俭、谨小慎微的经术之士两类人的生存状况与人生结局。这对两汉之交及东汉文学的影响至为深刻。前人多以歌功颂德目汉赋之全牛，而忽略了扬雄赋中的忧时伤国的情感的真实流露。结合西汉昭、宣之后赋风的转变，再考察这时的赋作，上述特点是十分明显的。赋家和诗人皆作忧患语，正是共同的时代背景对于文风文体所起的制约作用的表现。
四、语言风格的通俗化
《易林》中的绝大部分，以及扬雄后期的辞赋创作，在语言上都有朴素平易的倾向。这标志着西汉后期文学抛弃了熔铸经典雅言的语体风格，向着口语化、平易化方向迈进。他们往往能用日常生活中习见的词语、生活现象生动地表达出深刻的认识。这种从日常口语中提炼出来的文学语言，具有新鲜活泼的特点，扬雄的《太玄》以难懂而见称，但其中也有富于现实意义的生活语言。如云：“蛇伏于泥，无雄有雌，终莫受施。测曰：‘蛇伏于泥，君不君也。’”吴则虞以为这是扬雄借“蛇伏于泥”之象影射孝哀帝想让位给董贤的故事。（注：吴则虞《扬雄思想评议》，刊《哲学研究》1957年第6期。）再如：“次七，跙跙，闲于籧除，或寝之庐。测曰：‘跙跙之闲，恶在舍也。’”这里以“籧除”即蟾蜍入舍，讥讽董贤专权。还有如：“强，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厦微。”又“居，次四，见豕在堂，狗系之远。”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语言的“精华”，富于讽刺意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很强的形象感。以此唾骂统治阶层中的小人坏人，非常形象。他的《逐贫赋》、《都酒赋》则更为平易。这与此前及当时的骋辞大赋的典雅艰深、逞露才学的语体风格形成显明的对比。刘向的《围棋赋》、《雅琴赋》虽为残篇，但也具有这一特点。试举《易林》中例子加以说明。如《大过》之《升》云：“蛤蟆群坐，从天请雨，云雷疾聚，应时辄下，得其所愿。”再如《巽》之《噬嗑》云：“郁怏不快，为阴所伤，众雾集聚，共夺日光。”《豫》之《临》则曰：“一夫两心，拔刺不深。所为无功，求事不成。”上面所举的第一首是写农夫盼望下雨而果真如愿以偿的喜悦，但作者从下雨前蛤蟆群坐齐鸣的农村生活现象入手去写，具有很浓厚的生活气息；第二首全篇用比喻，喻体也是人们常见的；第三首则是借用了一个人们都很熟悉的生活经验来说明道理。作者的高明处在于他能留心于是，并善于将其提炼成诗语。从上文所引的《太玄》中的四言韵语、《逐贫赋》以及《都酒赋》来看，扬雄也是这方面的高手。此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刘向的《雅琴赋》、《围棋赋》，二赋虽非完篇，但从其题目和所存残句亦可推见其语体特点，如《围棋赋》：“略观围棋，法于用兵。怯者无功，贪者先亡。”都酒、围棋、雅琴及贫困等正是当时社会里失意文人日常生活的全部，扬雄、刘向与焦延寿相比，毕竟还在天子畿内，生活的面要狭窄一些，因此同样从生活中提炼文学语言，其具体表现则稍有不同。这是其大同中的小异。钱钟书《管锥编》曾对《易林》与《太玄》的语言加以比较，说：“汉人依傍《易经》，尚有扬雄《太玄经》；雄老于文学，惨淡经营，而伟词新喻如‘赤舌烧城’（《干》之次八……）、‘童牛角马’、‘垂涕累鼻’、‘割鼻食口’、‘啮骨折齿’、‘海水群飞’（《剧》之上九，亦见《剧秦美新》等），屈指可尽，相形而见绌也。”也指出西汉后期文学语言风格的平易化和生活化。应当说，此时辞赋语言的趋于平易，和创作主体受到隐逸之风影响而借诗赋抒情有关。如《易林》中《剥》之《随》：“沐猴冠带，盗在非位。众犬共吠，仓狂蹶足。”《旅》之《噬嗑》：“教羊逐鹿，使鱼捕鼠。任非其人，费日无功。”这些篇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生活细节中的幽默荒诞与不合常理的地方凸现出来，这样做，具有漫画的表现效果，使诗歌读起来既幽默恢谐，又发人深省。这主要是因为其作者长期身处底层，忧国忧民，不免热肠冷眼，再加上他又很善于从民间文学和文人辞赋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从宋玉起，辞赋中就有语带恢谐的一体，常用寓言的形式表现深刻的道理。之后西汉的东方朔、王褒等人的赋中也有这一类风格的。到扬雄晚年的创作，则更加明显，如扬雄的《逐贫赋》就是将“贫”拟人化，让作者和“贫”争执：“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情节令人捧腹，但笑声过后，我们从中悟出的是作者无法摆脱贫贱的令人心碎的现实体验。
诗赋文学以寄忧思、抒愤懑为主，而不是献给天子，以赋干仕，所以在语言的选择上，背弃经典语言而向生活语言取材。如《易林》中的《谦》之《明夷》：“虾去海，藏于枯里。街巷偏隘，不得自在。南北极远，渴馁成疾。”《比》之《屯》：“取火泉源，钓鲤山颠。鱼不可得，火不肯燃。”《贲》之《蒙》：“戴盆望天，不见星辰。顾小失大，福逃墙外。”至于应制的骋辞大赋，则仍有歌功颂德、强作欢笑的苦衷。
以上我们从时代风气和士人心态两方面入手，对焦延寿与扬雄两个文学个案进行了分析，由此知道，西汉后期之文风除因循模拟之外，也有力求新变的一面，这个新变，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批判精神的复活与文学语言的平易化、生活化两个方面。而造成这一新变的原因，则主要是政治黑暗促成的士人的政治焦虑心态，以及由此引发的士林中的隐逸之风与道家思想的复兴、士人价值观念的重构。
［收稿日期］2001-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