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权状况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藏论文,人权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人权问题的阶级性
资产阶级的人权观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之上的，本质上是用来为其统治制度服务的，尽管它相对于封建制人权观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人权观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几百年来的发展变化，已经有了一定的新的形式和特点。在形式上承认“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的“全体公民”都享有同等的“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力，人的“价值”和“尊严”均受到“保护”和“不可侵犯”，但是又试图用所谓“人权论”来掩盖阶级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享受权力的大小或多少是以金钱为法码的；谁的钱多，谁享受人权的程度就高；反之就低。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所以他们要取得政权就只有使金钱成为人在立法上的行为能力的唯一标准。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可见，在资产阶级眼中，衡量人权大小或高低的唯一标尺是金钱，而这种以金钱为轴心的人权观又是以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什么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等做人的基本权利，无不以人们所占有的财产或财富状况为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口口声声的“人权论”的虚伪性，就不攻自破了。当然也要看到，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作出了某些让步，给予劳动群众某些做人的基本权利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持社会稳定。但这种让步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统治利益为限的，一但超过了这个限度，资产阶级的人权论者就会毫不犹豫地废弃对劳动人民的一切许诺，就会公开地剥夺劳动人民做人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人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新型的人权。其突出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真正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权核心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人民不仅在法律规定上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享有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各项权利，因此，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剥去了以往人权论的种种虚伪的“外壳”，才从根本上改造了以往人权论的合理“内核”，使各族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应该享受的各项基本权利真正得到了保障。
二、西藏人权问题的提出及其背景
西藏人权问题是指我国西藏地区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问题。它同世界各民族人民一样，从人类早期脱离动物界的那一天起客观地存在并面临这一问题。但是在漫长的奴隶制、封建农奴制时代，西藏各族人民并没有自觉认识到或明确提出这一问题。
问题的提出，已是到本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自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后，由帝国主义势力插手提出并马上得到了西藏境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响应。
1959年夏、秋之间，所谓“国际律师与法官委员会”，对所谓“关于中国人暴行的许多报告和西藏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调查”，一年之后写成一篇报告并予以发表。该报告称：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不受中国统治。在谈到违背人权时，该报告确信红色中国有罪，犯下了“别的任何人和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严重罪行——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宗教集团”，并断言“这就是种族灭绝”。1987年9月底，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的兰托斯·波特和罗斯等人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了旨在“西藏独立”的联名信。同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佩尔斯提出的一项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肆意颠倒是非污蔑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并公然要求美国行政当局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11月7日，“美国西藏委员会”纠集一部分就所谓“西藏问题”在美国国会大厦前游行示威。“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竟然参加了这次活动，一些国会议员还在集会上发表讲话，甚至公然鼓吹“西藏独立”。八十年代末期，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多次在拉萨搞骚乱，肆意进行打、砸、抢、烧等破坏活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生财产安全，国务院下令在拉萨实行戒严。这一措施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可是相距甚远的欧洲议会却不顾中国方面的多次劝阻和严正交涉，竟然于1989年3月16日通过了一项所谓《关于西藏人权》的决议。这一决议无理指责中国为保障拉萨正常社会秩序和维护祖国统一而采取的正当措施，歪曲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并公然就所谓西藏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其实，只要稍微具有一点历史常识，了解一下近、现代帝国主义势力对西藏的渗透，这个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了。
从元朝开始，历代中国政府对西藏实行有效的主权管辖。直到鸦片战争前，历史上没有什么“西藏独立”的问题，藏语文里也没有“独立”这个词。自十八世纪下半叶起，在清末朝政腐败国内民族矛盾突出的历史背景下，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就图谋向中国的西藏地方进行侵略，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后，殖民主义的扩张野心就指向了中国西藏。英帝国主义分子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人员仍在西藏频繁活动，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西藏人权”的问题的一幕幕闹剧，正是在上述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而且主要是由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相交合而导演的。
三、分裂主义分子在西藏人权问题上不顾事实，大做文章
1.大搞“西藏独立”分裂祖国活动。
1959年达赖集团撕毁十七条协议，背叛祖国四十多年来一直不断地在国际上活动，为“西藏独立”谋求支持，却始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承认和支持“西藏独立”。分裂主义则变换手法，利用“民主”、“人权”，攻击“中国人在西藏侵犯人权”，“屠杀了一百多万西藏人”，“毁灭了西藏文化”，“毁灭了西藏宗教”等等。使“西藏问题国际化”的活动，是与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四十多年来，总是有某些西方人士或西方组织在背后操纵，出重金、出主意，让流亡集团在国际舆论界扯出类似“西藏民族面临灭绝”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弥天大谎，借题发挥，大加渲染，对我国政府施加压力，进行攻击。五六十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曾为西藏叛乱提供武器，为流亡集团培训秘密特工，到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开始推行“人权外交”，在西藏问题上玩弄新的花招。1989年，在我国平息拉萨骚乱和北京暴乱的背景下，达赖喇嘛连连获得美国国会人权奖、法国人权奖和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直言不讳地宣称，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达赖，是对中国政府六四平暴的“一种惩罚”。西方的某些人士和组织越来越频繁地攻击我国“在西藏侵犯了人权”，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达赖的宗教领袖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身份，为他提供活动场所，扩大他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去年以来，流亡集团利用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借西方和平演变东欧和苏联解体之机，在国际上加紧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妄图达到实现“西藏独立”的目的。
达赖曾经先后出访英、美等国，美英等主要西方国家首脑过去从未接见过达赖，而在1991年，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外长、奥地利总统和总理、瑞士外长、保加利亚总统、立陶宛总理、瑞典外交大臣和外援大臣等，分别以“私人会晤”、“宗教会晤”或公开以政府代表的名誉会见达赖。达赖得意地宣称：“现在的国际背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利。越来越多的人对西藏更关心了，尤其是布什总统和梅杰首相对西藏的事业表示了真正的关心”。还叫嚷：“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
2.利用世界形势变化，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达赖声称，西藏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斗争有许多相似之处，波罗的海国家得到帮助他也应该得到。达赖喇嘛去年四月访美时，公开抱怨美国对西藏问题关心不够，政策“不平等”，“不公开”。在对美国国会议员讲话时，他毫不隐讳地说：“对双边关系同‘人权’和‘民主’联系起来是促进真正变化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果世界真的希望在中国减少暴行，那就不能迁就中国领导人，为了西藏人民，需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更为强有力的措施，否则就不会取得实际效果。”苏联剧变后，达赖出访了蒙古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和保加利亚等国，在乌兰巴托，达赖说：“蒙古摆脱共产主义桎梏的经验，鼓舞了他为故乡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为被占领的西藏树立了榜样”。“在国际民族独立运动的影响下有朝一日西藏也将恢复失去的自由”。
达赖还利用记者招待会和会见被访国家要人、社会名流和宗教界人士的机会，极力宣扬西藏问题同世界安全相关的重要性，妄图促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3.打着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招牌，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
达赖四处游说，打着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招牌，争取同情和支持。他在访问瑞典期间，发表了《通过同情和非暴力手段争取和平》的讲话。瑞典外交大臣斯文松对达赖说：“你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你们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世界问题斗争的尊重，瑞典对中国的‘人权’形势感到不安，对西藏的现状感到不安。”
西方有些国家对流亡集团的行动大加赞赏，并以各种方式给予支持。1991年4月18日美国国会领导人在国会圆形大厅接见达赖，美参院通过了一项支持“西藏人权和自由”的决议，将每年向流亡政府在印度和尼泊尔的藏民的资助由30万美元增加到50万美元，并决定在今后三年内，允许1000名藏民移居美国。7月23日，美参院通过有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其所附加的条件之一，就是所谓的“制止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和自由的现象”，并要求停止“宗教迫害”。不过，许多国家对流亡集团分裂祖国的行为并不感兴趣，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反对。
四、目前西藏人民的人权状况
1.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农奴制度，西藏人民获得了真正的人权。
和平解放前，西藏地方长期实行政教合一，僧侣贵族专政的封建农奴制度。占总人口不及百分之五的三大领主几乎占有西藏的全部土地、草原、山林和绝大部分牲畜。旧西藏大约有300万亩耕地，官家占30.9%，贵族占29.6%，寺院和上层僧侣占39.1%，而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却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在这种所有制下，广大农奴不得不终身依附于三大领主，没有人身自由，农奴一生下来就有了主人。奴隶们见面，不是问你叫什么名字，而是问你的主人叫什么名字。农奴主对农奴可以随意使用、打骂、处罚、出卖、当作商品赠送、甚至监禁、处死。西藏地方法典保护着这种制度，它规定“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上等上级的人，命价金与尸体等重，下等人下级者命价仅一根草绳。西藏法典所制定的对农奴的挖眼、剥皮、截手、剁脚等刑法惨不忍睹、举世罕见。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定了《十七条协议》第一条就明确宣告：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而且废除了他们强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了他们在西藏的领事裁判权、外国驻兵、邮电权、海关权，建立了新的平等的协定，从而洗涮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留给西藏人民的耻辱。1959年，西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进行民主改革，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变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坚决实行政教分离原则，100多万贫苦农奴和奴隶砸碎了身上的枷锁，获得了自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友爱和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原则，形成了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庄严地裁入了《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一个民族统治别的民族，被统治民族无权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状况。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自治区有权依照当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权利；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和管理本地经济建设的权利；有依照国家法律，自主地保护、开发和利用本地自然资源的权利；有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保护、整理本民族文化遗产，发展繁荣本民族文化的权利；有保障本地方各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权利。据此，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已通过和颁布了四十多个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社会经济发展、婚姻、教育、语言文字、司法、森林、草原、野生动物和自然资源保护、文物保护等各个方面。
在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中，藏族和其它少数民族的代表占80%以上。目前，西藏自治区共有藏族干部37000多人，占干部总数的66.6%，其中，自治区一级占72%，县级占61.2%，在专业技术干部中，藏族专业技术干部已有17000余人，占总数的62%。许许多多昔日农奴的后代，成为教授、研究生、建筑师、农艺师、作家、医生、记者、艺术家和各级领导干部，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主力军。
2.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西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呈现出民族兴旺的景象。
为了发展西藏的经济，使西藏人民尽快摆脱贫困的状况，中央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援西藏。近四十年来，中央给予西藏的财政补贴累计达20多亿元；基本建设投资40多亿元；各类专项补贴仅1979—1986年即达59亿元；调运了大批援藏物资，仅1989年调运商品6.12亿元，粮食19.5万吨，石油17.8万吨。此外，还组织了大批的人力智力支持西藏，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
旧西藏没有现代工业，除了手里的转经筒外没有可以转动的机器。现在西藏建立了电力、矿业、毛纺、制革、建筑、印刷、造纸、食品等十多个行业二百六十多个工业企业，年发电量3亿多度，工业总产值达2.35亿元（1990年）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交通极为困难。现在西藏已经建有公路21720公里，桥梁720余座，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以川藏、青藏、新藏、滇藏、中尼公路为骨干的15条干线，315条支线的公路网，开通了拉萨至兰州、西安、成都、广州、北京以及加德满都的航线，昌都机场也已正式通航使用；建成了由青海格尔木至拉萨1080公里的输油管道；开通了卫星长途自动电话。
旧西藏由于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的落后，西藏人口衰减，人口素质低下，1951年西藏人口数为100万余人，人均寿命仅35.5岁；至1990年西藏人口增加到209.6万人，人均寿命超过65岁。旧西藏仅有主要为贵族官员服务的个别医院机构，缺医少药，疫病流行。1925年天花流行仅有3万多人左右的拉萨就死亡7000余人，1934年和1937年两次伤寒流行又死亡5000余人。如今西藏已建有医疗机构900个，病床5000多张，各类卫生专业人员9000余名，并且一直实行免费医疗。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西藏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农牧民人均收入达到455元，人均占有粮食250多公斤，肉食48.86公斤。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9平方米。近十年来，大部分农民盖起了新房，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迁入了新居。旧西藏百万农奴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文盲比例高达90%以上，仅有的少数私塾和学校也只为寺庙和贵族专有，具有悠久传统的藏族文化走向衰竭。现在西藏已建有大学3所，在校学生1973人，教职工1791人；中等专业学校15所，在校学生3968人，教职工1258人；普通中学68所，在校学生18.9万人，教职9072人。同时，西藏还在祖国内地的18个省市开办了西藏中学或西藏班，西藏中专班，有学生7500余人。全区现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个，业余文艺团体160余个；各类藏汉文报刊30种；广播电台七座，广播站74个；电视台两座，电视转播台98座，广播电视卫星地面接收站163座，电影放影队533个，对农牧民的放映一律免费，丰富了农牧民的文化生活。藏民族语言文字得到尊重和广泛使用，珍贵文物受到保护，民间文化得到抢救和整理，藏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
4.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保护
旧西藏是一个基本全民信教的地区，政教合一的制度在宗教内部造成森严的等级，上层僧侣享受种种特权，下层僧侣境况悲惨；各教派互相排挤，互相争斗；信教群众不堪寺院加予的重负。民主改革后，废除政教合一的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各教派平等，寺庙内部废除特权，建立民管会、实行民主管理。通过国家资助和以寺养寺等办法，减轻信教群众负担。现在，西藏的寺庙管理已基本上走向正轨，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目前，西藏总共维修、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1400多处，住僧尼3.4万人，满足了信教群众的需要。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落实，使西藏信教群众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保护，包括信这种教和信那种那教的自由选择。对于宗教界的上层爱国人士，也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妥善的安排，并且尊重和听取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说，西藏改革绝对不是对“西藏人权的践踏”，而是维护西藏人权的一场深刻的革命。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历来都是帝国主义想占而占不了的地方，他们从未放弃过使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阴谋。由于西藏民族、宗教的特点，更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西藏问题特别敏感，总想找机会插手“西藏问题”。而西藏的人权问题则成了他们的“秘密武器”。当代帝国主义所讲的人权，实质上是强权，他们打着“人权”的旗号，去干涉别国的内政，造成别国的混乱。“人权”是他们霸权的一种借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想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他们利用国内外一些分裂主义分子和民族败类，一刻也没有停止这种活动。但其终究是要失败的，不得人心的，“西藏独立”也是办不到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有人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把西藏拿过去，我看他们没有这个本事。”
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建设团结、富裕、文明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人权必然会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发展。